那一瞬间，我的意识有些模糊，书桌上的台历静静的，一动也不动，伸手将它翻过去，才发现清明已如期而至，外婆的身影在这静夜里若隐若现，似一个温馨而又久远的梦。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始终穿着自己缝制的浅蓝色老式对襟衫和布底鞋，腰间系着黑底白花的绣花围裙，她喜欢把头发绾成一个髻，然后再戴上用青布缠成的包头，那包头对我来说是无比神圣之物，因为外婆轻易不让我们碰触。外婆是个极爱干净的人，每次洗完头，都会把包头布打开，洗干净，晾晒在屋檐下的铁丝上，一圈又一圈，缠缠绕绕，足有一丈多长。晚上，外婆干完农活回来，就会挽起袖子，把晒干了的包头布平铺在桌子上，反反复复地对折，等折到合适的宽度，再根据头型一圈一圈、紧紧实实地缠成帽子的形状，用针固定好，放在床头的柜子上。每到这时，外婆的心情总是很好，口里哼着自编的小调，我们于是就耍赖向外婆要包头戴，外婆拗不过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宝贝戴在我们头上。
小时候，我一直对自己有两个外婆，一个外公，三个舅舅，三个姨妈，三个小姨的事感到好奇，但是每每张口问，便会遭到妈妈严厉的呵斥：“小女娃娃家不要多嘴多舌，两个外婆都是亲外婆，所有的舅舅姨妈都是亲人。”于是我就只得闭嘴，悄悄地坐在一边，默默地猜想外婆的经历。
据说外婆的前夫是外公大伯家的儿子，婚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我们家乡自古就有“哥死嫂配小叔子”的习俗，因此外婆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外公，并生下了姨妈。外公的一生颇为传奇，跟着马帮赶过马，被国民党抓过壮丁，在外婆之前还有过两个妻子：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四川，有一个早死，另一个好像是作风不正，被外公休了。在外婆生下姨妈后不久，外婆的小叔子也死了，长辈们怕家产落入外人之手，就按照习俗把外婆的弟媳也嫁给了外公，这就是我的小外婆。小外婆带来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另外两个姨妈，家里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姑嫂之间，夫妻之间，姊妹之间，各种矛盾细微地存在着。外公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周旋于各种矛盾中间，自然不容易，加上大大小小的孩子陆续降生，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外公的脾气开始变得异常暴躁。还好我的两个外婆相处和气，才没有助长外公的这种暴脾气。外婆出身于贫穷人家，端庄贤淑，勤劳善良；小外婆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裹着小脚，心灵手巧，虽有些大小姐脾气，却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据说我的两个外婆从来没有公开红过脸，也没有大声争吵过，对十个孩子也都视如己出，一视同仁，无论是谁的孩子犯了错误，都可以管教，有病有痛大家一起照顾，尤其不准十个孩子在家里分谁和谁更亲，因此兄弟姊妹间一直相处得很融洽。
从小我就听妈妈说，他们家规矩甚多，家教森严，比如，除夕夜盛饭，中间要留出“谷粒堆”；大年初一定要早起，不准大白天睡觉；女孩家不准夜不归宿，不准披头散发；大人说话小孩子不准插嘴；进门不能踩门槛，更不能站在门槛上；女孩家坐站都要把双脚并拢，不能跷二郎腿，不准左右摇晃等等，谁要敢违抗，外公就会用他的老烟锅头敲过去。我的两个外婆都是极善良的人，不管是谁的孩子挨打，看着外公教训得差不多了，另一个就会主动站出来制止。挨打最多的是大舅，因为他调皮捣蛋，老闯祸。有一次，外公把他关在堂屋里用抵门杠打，剩下的九个孩子围在门外哭的哭，嚷的嚷。小外婆因为顾忌大舅是自己生的孩子，出来说话怕外公骂她护短，外婆听见大舅叫得凄惨，就跑出来骂外公，直骂到外公停手为止。
那时候的农村异常贫穷，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连连不断，我无法想像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这个特殊的大家庭还能母慈子孝，夫唱妇随，姊妹和睦，相互帮衬着过日子。我更无法想象外婆在那样的大家庭里，所吃的苦，所受的委屈，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食堂化，外公和外婆都差点累死、饿死，文化大革命时，外公又差点被斗死。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外婆就带着姐弟三人搬出来单过，外公对他们的照顾也就越来越少。妈妈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吃过“沙老树”的根、朴树叶、面蒿和野菜，也吃过胡萝卜叶子拌饭。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不识字，却很会讲故事，直到今天我也还记得外婆讲的“小叫花子讨饭，理连理”、“穷孩子煮老变婆”、“不孝子背老木妈”、“牛郎织女”、“槟榔成为救兵粮”的故事，我从外婆的故事里懂得了真善美，学会了孝顺父母。我从外婆零零星星的记忆里，听到了“红军过路”“国名党抓壮丁”“藏粮食”、“土改”“工作组”“食堂化”等词语，外婆讲得最形象的就是“老蛮子”抢粮食。外婆说那些人扛着枪，说着村里人听不懂的话，他们一进门就拿枪筒抵着老百姓的脖子，叽里呱啦地嚷着“急膳圆”。外婆说她不知道“急膳圆”是什么，只知道他们来了就抢猪鸡牛羊、肉和粮食，她觉得“急膳圆”就是吃的东西。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只要听见风声，外公就带着家里人把粮食背到村子下面的瓦窑沟里藏起来，只留“憨大姑妈”在家里和他们周旋。“憨大姑妈”是个哑巴，面对枪筒，不管不顾，只管拿着棍棒跟他们比划，外婆说即使他们藏得很远，也能听见“憨大姑妈”“叽里呱啦”地和那些“老蛮子”吵架的声音。关于这一段记忆，外婆描述得很具体，每一个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脸上的表情异常凝重，眼里充斥着愤怒和悲苦，尤其是说到“憨大姑妈”，更是绘声绘色，充满同情。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老蛮子”究竟是什么人，但是根据外婆的描述和她出生的时间来推算，这一段“老蛮子抢粮食”的故事应该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些所谓的“老蛮子”，有可能是小股的日本兵，也有可能是盘踞在山上的土匪。外婆的一生是悲苦的，也是寂寞的，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很少来，来了也是坐会儿就走。姨妈和妈妈相继成家后，外婆就和舅舅相依为命，也许因为孤单，也许是因为家里贫穷，舅舅竟然莫名其妙地变得有些神经质起来，他开始夜不归宿，到处乱跑，有时会半夜三更地跑到我们家来。外婆的日子变得更苦，每天除了干农活，还要找舅舅，生怕他有什么闪失。后来，经过调理，舅舅终于恢复正常，并且在我四岁那年，娶回了舅母。我依稀记得舅舅娶亲那天外婆家异常热闹，院子里用松枝搭着“亲棚”，门楣上栓着大红花，长长短短的唢呐欢快地吹着，亲戚朋友们纷纷前来道贺。外婆穿着浅蓝色的衣衫，戴着青苏苏的包头，拉着我的手，站在院墙外的山桃树下迎接新娘子，那时桃花开得正艳，外婆开心地笑着，口里不停地说着吉利话，这是我见过的外婆最幸福的笑容。
但是这种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舅舅婚后的第二年，我的哥哥就淹死在水库里，妈妈几近崩溃，常病不起，爸爸要去上班，于是外婆就开始在她家和我家之间来回奔走。那时候外婆已经六十多岁了，她家和我家隔着两道山梁，中间有两条河，路线相当于一个大写的“W”，外婆不辞辛劳，每隔两三天就来一回，帮我们洗衣服，做家务，浇菜园。但是厄运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哥哥离开后的第二年，我和舅舅相继住进了医院，病情疑似当时流行的脑膜炎。一个星期以后，舅舅因高烧、吐血不止，不治而亡。舅舅的离开，对外婆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她开始变得意志消沉，神情恍惚，背越发的佝偻，听力也在逐渐下降。外婆不再自己缝制浅蓝色衣衫，不再一颗一颗地用布条扭盘扣，她的包头缠得不再那么紧实，围裙上不再有花朵，她只是每天机械地做着家务，照顾着两个加起来还不到六岁的孙女。所幸的是，两年以后舅妈经人介绍招赘来的舅舅，对外婆很是孝顺，说话轻言细语，有好吃的都留给外婆，有病有痛背进背出，娘俩儿相处得比亲生的还好。小外婆所生的七个孩子对外婆也是犹如亲生母亲一般，过年过节，生招满日，都要来看望外婆，嘘寒问暖，四姨和小姨家就在村子里，隔三差五的总会来陪外婆聊会儿天，唠会儿嗑。外婆晚年的日子因为有了这么多孝顺的儿女而变得不再寂寞，渐渐地，我又听见了外婆朗朗的笑声，她又开始坐在院墙外的山桃树下给我们讲“小叫花子”和“老变婆”，那些白色的花朵又开始出现在她的围裙上。
外婆，我在心里深深地呼唤，眼里涌起湿湿地东西。倒一杯白开水，静静地斜倚窗前，婆娑的树影透过窗户印在墙角的绣架上，那棵我刚绣了一半的山桃树，似乎瞬间开满了花朵，外婆的身影若隐若现，远远的，我似乎听见外婆又在一声一声地呼唤我的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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