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的艺术倾向就值得注目。近年来的张炜，反抗金钱、物欲、世俗，坚持文学操守，读者便也对他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值。不少行家看好《九月寓言》，它的诗化风格，块状结构，抽象化的表现方法也确有迷人处。但《九月寓言》并未超过《古船》，它甚至是某种后退和虚化，好处是作家由此确立了他日后创作的支撑点。这就是弥漫在他作品中的大地意识（他的散文如《融入野地》等就凝聚着同样的东西）。有些论者总喜欢将《九月寓言》看做民间性话语的注脚，并不确切。在张炜那里，大地意识的含义是：大地是元物质，心理场，是一种“相”，人则是大地七的一棵树，大地能容忍和超越一切欢乐和痛苦，因而大地是无言的“道”，大地上的一切，包括人、动物、空气、河流、精气，均是平等的，有生命的，应该互相宽容、亲和，大地是张炜向往的生命境界和艺术境界。在张炜眼中，大地要大于人类意识，地球意识，宇宙意识，大地带有母亲的体温和父亲的威严。如果我这样解读张炜的大地意识并将之视为他的精神价值的依托还不算歪曲的话，那么，他正是依此为凭借，写出了近来的一系列作品。然而，意识和观念并不能代替艺术创作，读《柏慧》不免令人失望，作家的心灵长吁如绕着现实的石头激起的浪花，而浪花终究只是浪花，作为长篇，《柏慧》的分量明显不足，且偏执的情绪限制了作家的视野。《家族》则厚重得多，它饱含激情的诗化倾诉，意在寻觅一种含藏在家族文化中的硬汉精神。对于张炜的文化立场，我们给予尊重，但也不是不可评说。我感到，坚持大地意识也好，张扬人文精神也好，并无必要非得将之落脚于对现代文明的排拒。大地在张炜笔下，常常化作一潭清水，一片田园诗般的葡萄园，一种童年的本真状态，一缕深深的怀旧情绪。这很美，但属乌托邦，简单地回归葡萄园显然不是现代人可靠的精神归宿，也不可能真正疗救现代人的精神疾患。乌托邦和田园梦固然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浪漫精神和理想情怀的艺术不会是好的艺术，但这种坚持倘若变成一道障壁，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控制，阻隔了他与不断变化的时代的深刻交流，成为一种自限，变得拒绝宽容，惟我独醒，无端地势不两立，那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就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了。大的艺术家既需要热烈的爱憎，也需要宽广而仁厚的胸怀。

    同是小说领域紧张的精神探索者，在南方有北村。北村虽不及张炜、张承志那样惹人注目，但在尖锐、执着、把自己强调的东西推到极端化方面，绝不逊于二张。不过，北村是现代派，他更加关注人的精神本体的矛盾，更加着眼于肉身的人在灵与肉的冲突中所经受的痛苦，更喜欢用或夸张或变形或抽象或荒诞的形式来表现。当他把他的人物置放到当下的现实生活和物化世界中加以拷问时，常常能产生惊心动魄的效果。正是他和余华等人，把隐入历史雾霭中的先锋小说重新拉回现实，使之平添了若许人间气，尘世感。北村近年发表的《张生的婚姻》、《最后的艺术家》，特别是去年发表的大中篇《水土不服》，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人的自救之途。有人说他的小说里有基督教气息，好像并非虚语。《水土不服》里的主要人物。叫康牛旺，是个青年诗人，笔名康生。这是个浑身充满洁癖的“弱的天才”，又像现代的堂吉诃德，套中人。他认为外在的世界俗恶不堪，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完全生活在梦幻中。他眼睛只盯着鲜花、海浪、冰这些圣洁的东西，认为生活就是诗，诗就应该是生活，所以他不能容忍别人开一点世俗的玩笑，动不动就翻脸，好在他为人纯真，是个“拗相公”，朋友们总迁就着他，而一遇到买面呀，做饭呀这种俗务，他就完全傻眼了。如果仅是这样，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他一到哪里，就把哪里的气氛弄得很僵，他以他的悲天悯人的痛苦相来控制他的妻子、朋友，既自虐，又虐人。他的妻子张敏。原是生性活泼的“校花”，由于倾倒于他的诗才，委身于他，但婚后那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生活，很快就使张敏如一朵萎谢的花。张敏曾有短暂的逃离，并在极偶然的情境下，一时晕眩，与一友人发生了关系，事后即向康生报告并忏悔。此事对康生不啻晴天霹雳，他决不原谅，且痛不欲生，更不幸也更麻烦的是，他自己居然也在一放荡女人的蛊惑下失了一回足，于是他在昼夜号啕之后，几经努力，终于自杀成功了。他死了不算，他的精神拷问的余波，还让他的友人苏林，妻子张敏，在负罪感中或亡故或苦度余生。

    这当然是一篇关于灵与肉的现代寓言。作者是在简单地嘲讽或者揶揄康生的不合时宜吗，并不，作者要表达的是现代人灵与肉分裂的惨相，所谓精神上的“水土不服”。康生也好，苏林、张敏也好，都不妨看作某种精神符号，康生所代表的古典主义的诗意和宗教化的纯精神，在今天完全找不到位置，只能被放逐；而苏林们拥有了大量财富，自以为可以幸福了，却又因精神没有着落而癫狂；至于张敏，就只能在物与人、灵与肉的夹缝中左右为难。乔治，桑曾说过，灵与肉的极度分裂，一面让人走向修道院，另一极则走向妓院。这种比喻，对现代国人也未必不是一种警策。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健康的精神理想，现代人该怎样调解灵与肉的冲突，应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什么样的意义，的确是最迫切不过的问题。

    王蒙的《寻湖》和徐坤的《鸟粪》也都是具有很强精神探索性的作品，且都有某种复杂性。《寻湖》这样的短篇，不可以通常意义上的短篇视之，它属于寓言式的、思想随笔式的、富于哲思理趣的短章，风格上向《野草》一类作品靠拢。“寻湖”中要寻的那个湖，究竟是实境，还是子虚乌有的幻境，就是个疑案。小说中的夫妇俩费了很大辛苦去寻湖，边走边争论方位，调整视角，逢人就打听，东奔西绕，好像要接近湖了，甚至已有环湖而行的感觉了，最终所见只是一个个小水洼，湖还是没有出现。尽管如此，两人仍坚信，“我们立刻就会找到我们心中的那个大湖了”。这是在说，一方面，人活着不能没有理想和希望的鼓舞，寻湖之举即导源于此，寻湖是人类注定要不懈追求的目标。从另一面看，寻湖又是极辛苦的事，而且可望而不可即，常常会陷于迷失和走弯路的困境，只能悬在心中，于是“湖”又可看做彼岸世界，几不可达，与人类的此岸世界相对。可是，小说写完后补缀的“后记”又说，后来找到了，已经很累，花了许多钱云云，似在说，找到的并非想像的，不无遗憾。《寻湖》这个短篇，包含着希望与现实，理想与追求，是与非，真与幻，自由与过程，存在与虚无，在与不在等多方面的暗喻和思絮，给人以理智上的启悟。短篇《鸟粪》在理念化方面绝不逊于《寻湖》，它干脆让着名的罗丹的“思想者”雕像来到现代闹市，作为最后一个思想者出现。这位思想者所能做的仍然是独自冥想，他曾经为此备享人之为人的自豪，可怜的是，现在的他非但不受尊敬，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欢乐的鸟儿们尽情地奚落他，以至他被电击、阉割，为鸟粪所淹没，他只能为无思想的苍白和世相的沉沦而扼腕长叹了，一颗孤傲的心受到重创。他弄不明白，难道他真的不再为人所需要了吗，他的位置又在哪里。他肯定认为，鸟儿们（芸芸众生之喻）的追逐感官享乐，放纵轻佻，早晚会招致上帝的愤慨而受到惩罚。但作者的意思好像又不限于此，思想者有点咎由自取，因为他只知苦思冥想而不知怎么行动，这里仍在喻示现代人的人格分裂，物的膨胀和思想的呆滞。小说呼唤缺席的思想者归来，但又对昔日思想者的迟暮之态表示失望。

    从上述这些形而上气息比较浓厚的作品可以看出，所谓文学对精神价值的探索，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其主要内容集中在对物欲与良知、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上，其主要目标是集中在寻求可资依靠的价值支撑和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这种追求是如此强烈，以致一些作象不惜采用寓言的形式和理念化的手段来表达。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向大量写实品格的作品，移向都市、乡土、知识分子、战争等题材领域，将会看到更为丰富、复杂的精神求索的文学景观。

    现在，城市化趋势日益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都市文学的发展问题也成了当代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新课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土文学甚为发达，都市文学远不成熟，现在历史要求把重心移过来，谈何容易。远如古典的市井文学暂置勿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文学热也可暂置勿论，仅就建国后来看，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覆盖下，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文化心理上并无多大区别，城市文学独立的审美品格也并未建设起来。其秘密正如有人所说，在于“市民性”的发育不足。新时期以来，虽有众多作家如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王安忆、陈建功、林希等努力续接传统，大力凸现都市文化色彩，如王朔，直面都市的底层和刻画顽主的恣肆，可谓各有贡献，但对应于当今城市化的规模，其深邃、复杂、新矛盾之层出不穷，文学的深广度就颇不相称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外敷怎样的色彩，而在于如何把握市场经济风雨中都市的灵魂和人性的变异，如何回答诸多前所未遇的新问题。我们谈论怎样不再简单化地用农业文明批判城市工业文明，而以城市人的身份阅读城市，谈论市民性和市民理想，谈论所谓世俗形象与人文英雄的换场，谈论城市里崛起的新角色，其实都是围绕着都市文学的续接传统和发展方向。张爱玲、苏青的重新走红，王安忆说她的《长恨歌》“写王琦瑶，是想写出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当也与此风有关。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透过城市这面镜子所显现的精神走向，作家对城市人灵魂的发现。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张欣。张欣并不是个具有巨大概括力的作家，她自己也一再地自谦“不深刻”，但公正地说，她确乎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作家之一。在其《爱又如何》、《掘金时代》、《岁月无敌》等近作中，她的体验丰盈，观察入微，描摹生存竞争，世态冷暖，思索清高、贞操的价值和幸福的含义，内涵甚丰，她把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揭示得充分，她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她显然不是个老练的作家，可她总能提供一些新颖的东西，这就值得研究。《岁月无敌》讲述了一个在滔滔欲海中怎样保持洁净，保持自尊，保持美感的故事。母亲方佩与女儿千姿，是两代人，两种美。方佩作为五、六十年代的歌唱家，饱历沧桑，个人生活也颇不幸，但她一直高度自尊地生活着，不阿世，不媚俗，守护着尊严和艺术，一生寂寞，内心丰富。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这一点小说最后才披露），惟一不放心女儿千姿能否自立，便拿出全部积蓄，断然带女儿去广州闯世界，欲使之走红歌坛。此举貌似出于名利考虑，其实内蕴着对女儿的锻炼考验。她这样的人，自然不全能应对今天，便与千姿时有矛盾。她要女儿坚持高品位的艺术，但为了生计，别说千姿，就连她自己也不得不到夜总会去唱通俗歌曲。千姿在女友妒忌、同行暗算中一点点地成长着，母亲的人生智慧使她早熟。方佩说过，一切荣辱都会被时间湮没，岁月无敌；但她又说，锻炼抗拒诱惑的能力，坚持诚实正直的能力，自己双腿走路的能力，哪怕你不出名，没有钱，你也能健康愉快地生活。千姿大约不可能全部接受母亲的遗训，她也只能寻求适合她自己又适应时代的方式生活，但她毕竟部分地接受了，在繁嚣中尽可能地守住了自己。

    张欣的魅力在于，她把握住了她的人物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落差中的悬浮状态和心灵困惑。周介人在谈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市民时说：“由于未受市场经济风雨的洗礼，他们对于职业自由选择，资金投向自主决定，人才自由流动，机会公平竞争，自己推销自己，风险自我承担等属于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是非常陌生的，因而他们的市民性发育得并不充分。”这些话是很有见地的。表面上看，张欣的人物似乎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在物质上生活得很不错，但从深层看，他们的心灵充满矛盾，徘徊无依，于是，张欣用善解人意的笔，关怀着她的人物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的灵魂安顿问题，这也就开了都市文学创作的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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