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能靠这几部作品来概括创作的全貌，若把新时期小说比作一条河流，如今它的流速无疑是缓慢多了。但就某种意义来说，目前的状态也是一种必然，它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所以，重要的不是寻找词汇给它下个判断，而是要在顾及到小说创作整体流程的情况下，在深入到创作实践的动态中，思索问题。
这是不可能离开新时期小说的总背景的。新时期小说的繁复多样，常使概括者无从下手。近来忽然悟到，十三年来，无非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六大流脉的升沉浮降。所谓六大流脉，有些着眼于题材，有些着眼于思潮，有些着眼于方法，虽时有交叉，但眉目清晰，纵有倒外，也不多，大体可以概括新时期小说的总体流程。倘换个角度，再看创作中的主题取向，也不是不可划分，大致有：政治主题、社会主题、人生主题、生命主题、文化或亚文化主题、非理性主题，历史主题等。这里所说的主题，是指关于价值取向的“大主题”，与具体作品的具象化主题自然有别。在上面列举的每种大主题的下面，都不难开列出一批相应的作品。比如，《伤痕》《重逢》属政治主题，《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属社会主题，《风景》《烦恼人生》属人生主题，《伏羲伏羲》《红高粱》属生命主题，《小鲍庄》《爸爸爸》《棋王》《厚土》属文化主题，《你别无选择》《黑颜色》属非理性主题，《国殇》《诺言》类属历史主题。观察这些主题的演化，交叉，变异也是很有意思的，从中也可理出一条新时期小说衍化的内在线索。
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详细反思六大流脉浮沉的前因后果，也无法细致分析各个大主题的演化变迁，那是些大题目，留待日后去做。我之提到这些流脉和主题，无非作为一种背景，免得下面要谈的问题太突兀。下面还是扣紧近几年的创作来谈。在我看来，近几年小说的总势趋，是从“主观化”向“客观化”的过渡，从“观念期”向“生活流”的过渡，从个体生命意识向群体生存本相的过渡。这样的概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囊括纷纭多样的创作现象，但作为一定时期的主导性潮流，似乎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从当前创作中拎出了几个小题目，诸如：对主题意识的再认识，典型境遇和典型状态，自然主义复萌了吗，以及问题小说会不会复兴等。也许，这些问题正可窥见当前小说创作自我调节和演变的某些轨迹。
一、对主体意识的再认识
谁都承认，新时期小说比起过去时期的小说，无论内容、形态、方法、形式、语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缤纷多姿是空前的。那么，变化的原因和核心何在？毫无疑问，主要在作家主体身上，在主体的自如，主体的开放，主体的丰富和多样上。所以，尽管对主体性的认识还有分歧，或不无谬见，但主体意识的强化毕竟是是值得肯定的进步。过去，我们确曾受到过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恩格斯批评过的，旧唯物主义者总是从客体的形式理解事物，总是忘记“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的情形，在我们这里也多有表现，我们也确曾存在脱离主体的特殊性、能动性而片面强调生活的决定性的倾向。此如，不问不同作家的不同气质、个性、风格和感应范围、感应方式，一齐下去“体验”某一方面生活的现象；在艺术方法的选择，慨括生活的方式，观察生活的视角上的一统化的现象，都曾经有过。新时期前期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它们的思想艺术成就自是不容否定的，其中生活的密度和体验深度也许为后来的某些作品所不及，但细想起来，它的方法、视角、表现方式倒确实比较单一，基本延续传统写实的道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外来的刺激”打破了原先相对单调的格局，好象在一个早晨忽然冒出许多种“意识”，如现代意识，忧患意识，忏悔意识，寻根意识，未来意识，宇宙意识，审父意识等等，多得难以计数。时髦所及，有些“意识”难免不科学，不准确，边界模糊，各执一端，但都奔涌而出。与此同时，小说创作上的各种“化”也多得惊人，如哲理化，象片化，哲理化，荒诞化，淡化，诗化，散文化等等。那个时候，小说领域确实是极写实的与极空灵的、极荒诞的与极理性的并存，各式各样的小说都出现了。在这旋转舞台后面的，是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理解、评价、把握上的多样选择。先锋往往是牺牲的代词，可资流传的精品或许不很多，但主体的活跃，创新的潮流，则对小说创作思维的开发，视角的变化，方法的选择，起到了开拓和冲创的作用，功不可没。小说的传统定义需要修改，人们开始看到小说表现生活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按说，小说创作因主体意识的初步强化就此可以节节推进，大幅度向纵深发展了吧？事实却是，前面的路并不径情直遂，繁华热闹没有维持太久，便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小说追求形而上的哲理，却没有足够的感性血肉；有些小说追求多义性的主题，反而变成无法卒读的理念集合；有的小说追求文化意识的显现，却因过分剔除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较为切实的内容变得抽象而空玄。小说固属“无法之法”。伸缩余地极大，但对某些历久形成的可读性因素颠覆过甚，致使有些小说失却起码的传达功能，所以，“小说不好看了”的说法倘不是偏执传统，也不无一定道理。当然，不可否认，另一种情况也存在着，那就是摆不脱固定的视角，打不破积久的模式，永远在自己重复自己。这些不是一时间小说创作的全部，但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过去，那种把小说作为形象地演绎流行政治命题的工具的情形，是一种非小说化，而近年来有的小说成为直接运载文化观念，哲学观念的形象化工具，也是一种新的非小说化。原因何在呢？我们以为，原因仍在作家主体身上。总的来说，主体意识的初步强化带来了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的纷繁多样，但创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特定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以及来自社会和读者的反馈，又把一个尖锐的新问题提到作家面前：怎样深入理解主体意识的强化？什么是主题意识进一步强化，丰富化，深刻化的途径？这是关系到小说创作向深化和宏阔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存在着两种偏颇。一种情形是，误以为主体意识只是作家单方面的孤立的绝对的活动，把主体等同于“自我”的凭空发挥和张扬，出现了割弃客体面对个人的意志和本能的崇拜倾向，结果是“主体”吞噬客体，排斥客体，使其创作日益走向枯竭、重复、空玄和玩弄文字游戏。这不是什么主体意识的强化，而是跨出极限后的主体的泯灭。记得刘恒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他是有憾于抽象观念对文学的强奸而转向生活化、生活流的。为什么看近几年的有些小说，我们常会产生观念、手法上去了，艺术、形象却跟不上去的感觉，好似一个头脑过大，躯体瘦弱的人呢？问题就在，观念不可能代替创作，主体意识在一个作家那里，决不是抽象观念的同义语。还有，对想象力，灵感，“陌生化”也有误解，看不到客体的制约力。我们的小说很长时期缺乏飞腾的想象，缺乏汪洋姿肆，天马行空的奇想，至于“陌生化”这一新型的艺术思维方式，就更隔膜了。新时期一些作家以奇诡的想象，簇新的感觉，让读者在惊讶和出神之迷中刷新对生活的感受，有力地打破了小说刨作的闷局。有的作者借助梦境写出了好作品。但这并非柏拉图所谓的神灵附体，而是自有其情感记忆和情绪记忆的基础、头脑加工厂的复杂运作的。如果由此得出主观可以绝对和无限，可以完全脱离客体的结论，那就只能搞出些荒唐，杂乱，不知所云的东西。
另一种阻抑创作深化的情形是，作家的主体是对外来刺激和信息的被动接受器，他有个已经定型的认识图式和表现模式，不管现实生活如何变化，不管处理何种素材，他永远拿着那个模式来消化一切外来信息，于是，他的作品也永远是一种结构，一种色调，一种味道。这时常被誉为具有稳定风格，其实主体意识酣睡，创作日渐陈旧。
这两种偏颇，即主体吞噬客体和客体压抑主体的现象，虽然只是在一部分创作中表现出来，但它已成为小说创作向纵深发展的障碍。究竟应该怎样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主体意识问题呢？主体与客体之分，其实是人类走出蒙昧状态后的一种觉悟，但在实际上，主体是须臾也离不开客体的。作家的主体能力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对象化的创作活动，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对流过程。主体是主导的方面，它可以创造、建构客体，但同时客体对主体则有制约的一面。马克思说：“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不管多么超逸、奇诡的主体，也不能不借助感性的形式，情感的符号来重现自身，超越自身。所以，主体进入客体的深度决定着主体自身的深度。一个不肯开放，不肯借鉴，不肯吸收的主体，必然是日渐衰竭的主体。主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也就必然是个双向寻找的过程，即寻找自我和发现世界的过程。它们不能割裂，只能在紧紧相依，时时撞击中进行。一旦割裂了，偏畸了，创作就会出现失重和失衡。当然，不同时期倚重点不同，倒也是自然的事。
上面，由于论题本身对科学性，严密性的要求，弄得我不得不做些枯燥的推理，但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意思也是明显的，即作家和创作都需要不断调整。如果说，小说创作一度偏重于发现自我（这是很必要的），相对疏离了对象化世界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在小说创作中的情形也就是必然的。为什么近三年来小说总体上趋向于平实化和生活流呢？为什么原先刻意追求文化意味和哲理意味的作家，转而隐蔽过于外露的自我，更加尊重描写对象，甚至一任生活的自然流泻，而很少表露明确的价值判断呢？为什么很多作品是以原生形态和“困惑”的面目出现呢？这里是不准发现作家对其主体意识进行调节的努力的。那就是试图通过扩大真实的领域和直面生存状态来推动主体的深化。如果原来是侧重主观的观念化革新，那么现在是侧重客观昀生活化的征服。船，总是在一左一右摇橹中前进的。
二、典型境遇和典型状态
有位评论家曾经这样概括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变化：“生活可以用故事来概括，但又不能仅仅用故事来概括；故事可以用人物来推动，但又不能仅仅用人物来推动；人物可以用行动来说明，但又不能仅仅用行动来说明”（周介人）。这样的概括当然是机智、简括而又思辨的，它用现象概括现象，既肯定了传统现实主义中的情节、人物、行动等要素，又指出这些要素也并非不可或缺。那么，推动这些变化的核心又是什么，他没有回答。我认为核心问题是小说中的典型问题。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在小说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至今也是不可能推倒的，但是，随着哲学、心理学、文化学对文学的渗透，随着现代主义内向化的影响，也随着各种文体“杂交”的成功，人们认识到，典型的内涵和形态是相当宽泛的，不必刻板守一。比如，心理小说中的典型可能是典型心理，诗化小说的典型可能是典型意象，散文化小说的典型可能是典型情绪等。事实上，这类越出规范的形态有些也是早已有之，不同的是，今天人们更加自觉，更多吸纳现代人的感悟，发展得更为繁富了。当然，作为小说的主体，特别是在中长篇小说里，创造深厚而又复杂的，森罗深刻社会历史内容的典型人物，仍然是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勘测一个时期文学深度的标尺。
这些问题其实已被反复讨论过了，无须多谈。重要的是，典型的祥相有如浮标，它往往反映出一个时期文学运动深层的流向和变化。这里，就有一种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近年来的一些小说中，作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疏离，出现了从典型性格的创造转换到对典型境遇、典型状态的绘制。有些作品里已看不到围绕某个中心人物来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刻划了，有些作品的人物近乎符号或类型的代表，于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定义在悄悄地推衍，变异。有些小说，你分不清谁是主要人物，每个人都参与到对一种境遇和状态的经营之中；有些小说，主要人物倒很突出，但小说并不把他作为目的，而是让他去为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还有些小说，也写个性的差异，心理的冲突，但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氛围；氛围酿足了，小说也就结束了，看完后你不再记起人物，倒是那团氛围久久压在心头。
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就可资玩味，它能够切入时代生活的内部，触及一系列精神价值问题。小说写一个戏曲世家里两代人的冲突，重点放在对境遇的观照上。不管老父赵鹞子去看坐牢的儿子，还是闯见与人通奸的女儿，或者看儿媳那张把一切道义化为嘲笑的脸，都在揭示生存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小说涉及到人性的善恶、两代人的隔膜，性爱的异变，金钱对道德感的瓦解，文化规范的失衡，做人准则的紊乱，精心绘制了一幅变革时期价值冲突的图景。这个基点决定了作者的着力点不在写静止的人事，也不再对单个人的剖析，而是在动态中尽力让我们看清我们所处的境遇，各色人物都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状态”置于首位的写法，在刘震云的小说里就推向了极致。刘震云似乎总是不满足对生活的既定解释，他要发现被我们长期忽视却又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小说《单位》就写“单位”与每个人生存的密切关系。谁能离得开单位呢，而每人所在单位里的友爱、猜忌、竞争、合作、排轧、沉浮，难道不是构成其人生活的基本内容吗？所以，与其说刘震云写了某单位里的几个男女，不如说他的主人公就是单位本身。“单位”就是一种境遇，状态和象征。他的小说《头人》，写了某个封闭乡村里的七代头人，头人的名目随时代不断变换，但基于乡土礼俗社会的狭隘的思维方式，有如怪圈，始终无甚变化。所以，这些头人尽管有名有姓，其实是为“状态”服务的符号。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是写历史，写封建世家的，这样的题材已不新鲜，若问叶兆言与往昔作家写同类题材的最大差异是什么，我觉得就在那些作家大都要写一种结果，趋势、必然性，而叶则是注重当下的状态和氛围；前者为确证目的服务，而叶则为营构状态服务；前者注重结果，而叶注重过程。
问题在于，“典型”在小说中的这种变化，究竟是创作手法和文体的变化，还是别有深刻的动因呢？可以肯定，它的根本动力来自文学思潮以至社会思潮。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一贯的探索指向，它时而表现在政治反思上，时而体现在对改革者命运的关注上，时而又上升为文化反思，甚至在新潮小说愤世疾俗、荒诞不经的表相下，也未必没有这种探索的印痕。近年来小说中现实感和世俗味的增加，原色化和生活流的泛漫，对生存本相的凝神观照，其实仍然是这一主潮的变化形态。它是在汲取了文化寻根的意向，先锋小说对生存境况的抽象思索，又以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的写实方法为主体，经过调整后的新形态。用这样的公式：现实主义+寻根意识+先锋意识=新写实，是合乎实际的。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由对单个人命运的关注转向了对民族群体现实生存相的思考，这才是小说中“典型境遇”、“典型状态”出现的真正原因。
那么，这类小说对典型的传统定义的推移和变动，能否认为已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或者，它们已失却了现实主义的品格？我想，事情不是这样。在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尊重反映论，重视理性精神，以及以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等基本属性上，都说明它们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不过，现实主义在发展，特别是在与现代主义的对立，碰撞、相互吸收中发展着。注重“过程”，探究人的生存境况（在现代派小说里多以抽象境界呈现）、开发新感性，削平高潮等等，就是现代主义的感知和表现方式了，不能说这些对小说创作没有潜在影响。有人说，近年来的新写实小说是“先锋的精神，传统的躯壳”，此说法不妨聊备一格。
三、自然主义复萌了吗？
对于近年来注重生活流和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有些评论者已经提出批评，认为它有自然主义倾向。不论批评者的意图何在，持何种尺度，提到“自然主义”，真可谓一语中的，等于找到了揭示新写实小说创作特点的钥匙。批评者所说的“自然主义”，是充满贬义的，是指呆板，冗赘，琐细，冷漠，指照相式地纯客观摹写生活，也许还指写人的动物性、生理性，掩盖了社会性。这里的“自然主义”是我们历史上批评错误倾向时常用的那种“自然主义”，其实是对自然主义原意的曲解。究竟这种“自然主义”在这些小说中表现如何，后面再谈。我也要说，这类小说确有自然主义倾向，不过我是在自然主义的原本意义和史的意义上说的。
我之认为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首先因为，假若追本溯源，作为流派的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成形以后，实际是存在两种倾向的：一种更倾向于理性概括，后来便以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表述，即所谓巴尔扎克模式；另一种更倾向于原色的甚至残酷的真实，后来把医学、病理学、遗传学观点都吸收进来，即所谓左拉模式。而近年来一些被冠为新写实的小说，倒确实靠近后一种分支，但走得没那么远，象病理和遗传之类的东西就没有，它还是在现实主义的大范畴内，更追求原色的，细密的真实。
我之认为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当今的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历史上自然主义分支出现时的情景有某些相似。当然，仅仅是相似。我们知道，作为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派生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主义并非没有积极的贡献和价值。它追求所谓无所不包的真实，绝对的真实，严酷的真实，无任何矫饰的真实，号称生活中任何范畴的事物都应逼真描写，卑污和尴尬，恶与丑陋，都有权进入文学。它的真实观是否真的那么彻底和科学，自可存疑，但在扩大真实描写的领域，全面展示人性的善恶，打开某些禁忌，开发某些题材上，对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左拉的鸿篇巨制《卢贡马加尔家族》大系列，莫泊桑的小说，龚古尔兄弟的小说，便代表着这一流派最初的创作实绩。这一流派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没有断流，世界各国的文学都有它的子遗，广义的现实主义从来都包括它，且不认为是对立的。这一流派还把笔墨伸向社会底层，好象专为了让文雅绅士咋舌似的，写矿井，坑道，酒店，妓院，贫民窟，洗衣坊，写蠕动在那里的无数卑微的生灵及其悲惨的生存。当然，它还有很多毛病。比较起来，我们的新写实小说跟它真有点相似呢。这自然是在小说美学的意义上说的，不是谈思想内涵。否则，我们是社会主义文学，怎能乱加比附。我们看，在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杀》《白涡》《伏羲伏羲》《黑的雪》中，随处可见陌生的、严酷的、以往作品中鲜见的真实，不论是因饥饿而起的凶狠、因心理挫伤而起的凶杀，因情性骚动而起的通奸，因传统伦理压抑而起的乱伦，因找不到健全精神归宿而起的自毁，都以不避讳恶与丑的、令人怵目惊心的真实度揭示出来。《苍凉青春》写知青遭遇，不避血污，但并不脏；《黑砂》写翻砂的沉重劳动；《风景》写武汉的贫民区里罕见的底层市民家庭里的“恶”；《曲里拐弯》写海碰子、煤黑子；《明天的太阳》里的赵涛和陈璐，就更是一对现代的撒旦……凡此种种，都在着力扩大真实的领域，正视恶与丑的存在。应该说，尽管如此，它们的倾向大都是健康的。它们扩大了文学描写生活的外延和能量。我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的。
诚然，这些小说中的一部分，确实过于冷静，客观，不动声色，有点儿无动于衷，也确实着重于日常的感情和感觉，有时甚至是写一种无名状态，而且也确实避免明确的思想评价，主要在人性、人情，生存状态中游曳笔墨。这是它的弱点，可是，推敲起来又未必投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它对“一体两极模式”的反拨。所谓“一体两极”，是说在一个作品实体里，为了便于突露某种观念化主题，便让“好--坏；善--恶；光明--黑暗；革新--保守；行为--动机；现象--本质”两极化模式直接对位。这种作品大家是不陌生的，它们反差分明，滤除了大量中间的层次和色调，回避了状态和过程的曲折幽微，直奔主题而去，把丰厚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在“一体两极模式”遗漏的明显空间里，正好是这些小说发挥艺术力量的所在。
然而，一些新写实小说的弱点也恰恰从这里暴露出来。如果说“一体两极模式”是一种过滤，滤除了生活的原色和鲜活，那么某些新写实小说也是一种过滤；留下了原色，感觉，密度，滤除了必要的思想元素、明朗的价值判断和艺术化的倾向性。这就不能不削弱它的思想力量以至从根本上削弱它的艺术力量。
在一些小说中，卑琐化、琐细化的偏颇值得注意，还有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也不是绝对没有。人物的卑小，事件的世俗，在灵肉关系上偏重于肉（也即自然性），大量铺排生老病死、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的几乎无事的悲喜闹剧，有可能使创作的路越走越狭。坦率地说，最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池莉的《太阳出世》，尽管有扩充生活面，把不为人注意的世俗烦恼纳入视野的长处，却也有不厌其详，不厌其烦，照搬生活，一味排除典型化以至把艺术与生活混淆的情形。他们都写出过很好的作品，之所以好就因为无名状态与本体象征的结合，指归仍在典型化。放弃或削弱了典型化，“自然主义”（约定俗成的那种）就真的来了。
四、问题小说会不会复兴？
普列汉诺夫说过：“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警醒之见。不知为什么，我在一面肯定近年来一些生活流小说的同时，又对它们的发展前景疑虑。它们的优势、贡献自不待言，但思想力度不足，似无足够力量回答时代生活的重大课题。我隐隐感到，象一切思潮和流派的命运一样，它们也是有盛必有衰，总会留下些什么，但终究要被一股新的更有活力的潮流替代。当然并不影响它的生存，只是不再扮演主角。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但总会到来。比如，进入1990年后，一些似曾相识的样式陆续出现，“问题小说”的重现就是值得注目的情况。象周天步的《天职》、彭荆风的《冠盖如云》，张锲的《戴白兰花的姑娘》、陆涛声的《最后两票》、航鹰的《过街雨摔钢崩儿》、王学东的《绿色》、刘恒的《教育诗》等，都容易使我们唤起回忆，想到八十年代初起的某些问题小说，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它们提出的是今天现实中多种多样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提问题的方式也更艺术，更含蓄了。照此看来，下个阶段是否问题小说要复兴，要成为中短篇创作中的主要声音？
我愿直率地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必须明确，我所谓的问题小说，不再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种较为狭窄的理解，我所说的问题小说是广义的，深刻的、有极大涵盖面而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问题小说。它当然具备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大胆揭示社会矛盾，敏感地突入精神价值的冲突，把干预性、歌颂性和批判性巧妙结合等特点，但又不仅如此，它极有深度地提出问题，由问题切入，却能开掘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深层，探究关于时代精神、民族灵魂，历史意识甚至人类前途的重要问题。它不会象那些因一时一事提出问题，时过境迁，问题消解，小说的寿命也终结的问题小说，而因其问题的深刻与一个长时段的精神价值相联系，即使表层的问题消失，深层的意义却不会消失。这样的问题小说，恐怕正是卢卡契所说的，“文艺作品的真正使命是提出问题”，也如勃兰兑斯所说，“文学提不出任何问题来，就会逐渐丧失它的一切意义”。在我看来，能够提出问题的时代倒不足忧，倒是希望的象征；提不出问题，甚至无问题可提，才是可悲的。
象李佩甫的新作《无边无际的早晨》，就不是原先意义上较简单的问题小说，而是我心目中的深刻化的问题小说。主人公李治国，一个吃百家奶，穿百家衣长大的农村孤儿，一个被乡土乡情的乳汁养大的农村干部，在归依乡土和背离乡亲的极复杂尖锐的冲突和撕心裂肺的痛楚中，发出了我是谁，我是什么，生在何处，去向何方的近乎形而上的问题，确实令人吃惊。农村干部提这种哲理性的问题，我还没有见过。这问题究竟是作家强加给人物的呢，还是这个人物自身奇特命运际遇、性格气质、两难处境所必然会提出的根本性疑问呢？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他是一个切断命脉，丧失家园的游魂。尽管他有无数理由为自己辩护，但良心的拷问是无情的。这部小说值得谈论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宜展开，只是作为例证。
所以，我所说的问题小说其实是具有新锐的思想箭簇，又吸收包容了这些年小说成功经验的深刻化的作品。没有思想的锋芒，不足以打破创作的温吞闷局；没有丰厚艺术内涵，不足以抵达现代人需要的审美境界。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只有历史转折关头才会大量涌现问题小说的看法，提出深刻的问题，是任何时期都需要的，苏联在整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就短篇小说而言，问题小说的分量很重。很受欢迎。我也不赞成把问题小说仅仅归结为“揭露阴暗面”。不错，这是它的职能之一，但广大的生存，转型的时代，包罗万象的人生，问题何限于此呢？
既然我对问题小说作出新的不同于原先问题小说的理解，那么我的意思其实是，具有思想锋芒的，突入现实矛盾的，广阔揭示时代生活中深隐而又重要的精神问题的作品，会多起来，也是人们期待的。我是有点相信轮回--螺旋式发展的。新时期小说经历了十三年、六大流脉的浮沉，现在确乎有点乏力了。这是否意味着第一轮的即将结束，第二轮的即将开始？十三年文学是以问题小说始，新写实小说终，那么第二轮回是否又是从问题小说开始（当然是广义的、深义的）呢？也能，很可能。就让我作一次冒险的预测吧。
1991、2、25写于安外东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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