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不幸常常造成文学的奇葩。

    古华的中篇小说《芙蓉镇》（《当代》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就是一部对历史进行深切的返思，对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生活进行了深刻描绘的作品。照作者说的，他唱了一曲严酷的乡村之歇。然而，严酷之中见深情，它同时又是一曲对来之不易的新生活的赞歌，倾注着作者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由衷热爱。

    这部作品写得真、写得美、写得奇。它真，它流贯着一种强大的客观生活实感，小说的人物如活人般呼吸可闻，小说的故事象生活中发生的事一样真实可信，仿佛作者只是把它们照着生活本身的模样移到了纸上，很难见到斧凿的痕迹。它非但不象过去某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用“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成结论，去过滤、宰割、砍削生活的真实，相反，它的作者有如一个勇敢的逆水行船的舟子，在历史的河道上，拨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所布下的重重迷雾，寻踪辨迹，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人物以本来面目。“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鲁迅）。它美，它奇妙地把湘南山镇的风土人情与政治斗争的狂飙巨澜糅合起来，熔于一炉，出之以一幅幅含义深邃的风俗画。那山花流水般的风俗画笔，确属罕见，也许只有到沈从文的湘西《边城》里才能找到。它奇，虽然它的人物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无非是卖米豆腐的善良女人，忠厚多义的“北方大兵”，悔愧交加的大队书记，外表混世而内心痛楚的“右派”，阴鸷歹毒的“政治女将”，象懒蛇一样依附于政治运动的“吊脚楼主”……可就在这些人物之间，在动荡的时代，展开了波诡云谲、兔起鹘落般的矛盾冲突。作者把那个时代里千奇百怪的世相生动地描画出来了。

    作者不单是写几个人的命运遭遇，他要写一个“小社会”，一个生活整体，一个艺术群体。他想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力求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围里，“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马克思）；他要艺术地探索左倾路线的来龙去脉和它危害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芙蓉镇》以卖米豆腐的“芙蓉姐”胡玉音为“引针”，缝串起与之相关的各种人物。这里有她早年的情人、如今的干哥、大队支书黎满庚；有他的丈夫、屠户黎桂桂；有帮助过她的生意的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有每圩吃一豌米豆腐的右派“秦癫子”；有她的近邻“运动根子”王秋赦；还有虎视眈眈盯着她的国营食品店的女经理李国香，以及李国香的“靠山”，县财贸书记杨民高。这些人物，各具特色，各有其代表性，他们相互关联，如网交错，不啻组成了一个“小社会”。

    我们的作者，就是站在这玉叶溪旁的芙蓉镇上，从“小社会”的旋转变化，来透视大社会、大时代的旋转变幻。他写的是小镇上的几家几户，隐现的是大时代的千家万户；他描绘的是小镇上的人生聚散，再现的是大世道的升沉浮降；他抒写的多是生离死别，儿女情长，隐括的是家国兴衰，政治风云。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的途径上，作者显示出很强的功力和不凡的魄力。

    生旦净丑业已齐备，一出文唱武打的大戏便开幕了！

    也许，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作者手中那支散发着浓厚泥土香气的风俗画笔。小说里有多少声色并作的风俗画面啊！那夹岸长满木芙蓉的一河绿波，那边远山镇青石板街上的鸡鸣犬吠，那五岭山脉腹地里悠扬的民歌，都令人神往，引人遐思。这里民风淳朴，人们有互赠吃食的乡情。每逢赶圩，更是繁华热闹。然而，作者并不孤立地写风俗，更不靠古旧的奇风异俗招徕读者。他的风俗画是流动的，渗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从中时时透露着时代的消息。就拿“圩期”来说，也真是变化莫测。解放初期是“一旬三圩，一月九集”。后来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圩期一改再改，“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是半月圩”。到了小说开篇，六十年代初期，正值元气大伤的农村经济复苏，“半月圩”又改为“五天圩”。芙蓉姐的米豆腐摊子交了好运，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可是，好景不长，行情又变，到了十年浩劫，芙蓉镇“街容”大变，变成一条红彤彤的“语录街”、“对联街”。“检举揭发箱”赫然在目，王秋赦的“民兵小分队”逡巡警戒。不要说“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们”不敢在圩场露面，就是狗、鸭、兔、蜂这类小动物，也在“四不养”的条款下销声匿迹了。此时正如小民们的一首口诀所说：“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微妙：当年是“互赠吃食”，如今是“互不串门”；原先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在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阶级阵线分明”，大家都有了自知之明，“只有十几岁的娃娃不知厉害，不肯就范，但经过几回鼻青脸肿的教训后，才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动，小小年纪就晓得唉声叹气……”而且，王秋赦又从北方取来了“真经”“忠不忠，看行动”。所谓“行动”就是“早请示，晚汇报”的一大套宗教仪式。现代迷信之风大盛，古风旧俗变成了“新”风恶俗。人们于抑郁的心情中，忽然又想起了早年间反封建的民歌，不免轻轻地吟唱起来。这些真实的风俗画面，虽写风俗的变异，实写社会的变易，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社会内容。“革命”和“造反”换来市场的萧条：“阶级阵线的分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戒备：“三忠于四无限”的誓言背后，有人却哼起了反封建的《骂媒歌》……这种“革命”的虚伪的色彩和倒退的性质也就不言自明了。作者把政治风俗化，把风俗政治化的生动描写，在作品中处处可见，透过这些描写，作者为他的人物造成了一种典型而又独特的环境，一个便于人物活动其间的氛围和舞台。

    然而，这一切毕竟还只是小镇的“外景”，是站在远处也可以望见的。要了解风俗变易的根源，只有走进小镇的内部，走进人物的命运之中，去研究这个“小社会”动荡、瓦解、重新组合的全部过程才行。构成这一卷社会风俗画的骨骼血肉的，还是“人”，是带着自己固有的复杂性的人，是人的命运的变幻，是各个人物独特命运的错综复杂的交织。构成这部小说情节发展核心的，则是左倾路线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社会主义时代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只有从各个人物命运的发展中，我们才看清了左倾路线如何凭借着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伤害着和扭曲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它如何的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在大劫大难的年月，党和人民的力量，正义和忠诚、道德和良心的力量并没有提泯，只是以曲折复杂的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了。

    胡玉音和她的丈夫黎桂桂，苦吃勤做，抓死抓活，“推米浆把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把锅底都抓穿了”，总算生意兴盛，发了一点小财。可是，他们何曾想到，恬静的生活里正潜伏着危机，他们已被当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受到严密注视，与他们有瓜葛的人，也都株连在内。李国香、杨民高，早已“洞察”了芙蓉镇的新动向，得出“地富反坏右一齐跑了出来，党内党外，气味相投、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结论。善良的人们蒙在鼓里，网已经张开了。胡玉音的新楼屋落成之时，正是李国香率领的工作组进镇之日。庆贺新屋落成的酒宴，李国香“婉言谢绝”倒不奇怪，最贪馋的“吊脚楼主”王秋赦竟也破天荒地不肯露面，不禁令人惊愕！终于，“飓风”陡起，胡玉音夫妇丧魂落魄，谷燕山“停职反省”，黎满庚嗒然若丧，秦癫子当众下跪。芙蓉镇一切都乱了！从此，开始了沿着极左的磁力线的大旋转，大颠倒。人们失去了保护，更没有力量去保护别人。胡玉音青梅竹马的干哥黎满庚，当年曾对天盟誓：“玉音妹妹，今生今世，我都要护着你。”可是，他护得了吗？他能抵御那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巨大压力吗？他过不了“你死我活”关，缴出了胡玉音托他藏匿的一千五百元，火上浇油，使那个弱女更快地跌入火坑。谷燕山帮助过全镇的男女老幼，他的存在对小镇生活起过安定、和谐的作用；他也曾帮过胡玉音，每月卖给她六十斤碎谷米。如今，自身难保，“卖碎谷米”成了头等罪过，他被困锁在楼上“反省”。胡玉音夫妇更是五内俱焚，心如油煎。他们本想靠勤劳的双手，过上好生活，可是灾星降临，连一晚上也没搬进去住过的新楼屋，就变成了“新富农”的罪恶见证。在政治风暴中，他们的精神彻底瓦解了，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子孙后代，“万一娃儿跟着大人当了小五类分子，那才是活作孽啊！”胆小怕事、忠厚木讷的“招郎”黎桂桂，终于在玉音外逃期间，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夜深沉，路茫茫，孤苦的胡玉音“潜回”芙蓉镇。昔日人们亲切的笑脸突然变作冷漠畏惧的神色，每个见到她的人，都“吓得后退一步，仿佛见了鬼一样”。丈夫死了，家抄封了，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灵魂，仿佛大地在她的脚下陷落了。她象一朵枯萎的木芙蓉花，在寒风中颤栗。这个善良的女人，对谁都无怨无恨，爱新社会，爱新生活，爱乡亲父老，可就是这样一个对谁也无害的弱女，竟被打入了罪恶的深渊！“一叶落而天下知秋”，这里，悲剧的说服力达到高潮，极左路线对人民的危害，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冷淡和可怖，得到了穷形尽相的再现。

    命运啊，谁是你的主人？除了李国香，王秋赦这极少的“幸运儿”，似乎谁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小说透过艺术形象深入挖掘的，正是那种主宰着人们命运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一镇的人望”谷燕山，是南下的老革命，为解放事业流过血，对革命忠心耿耿，总应该受到信任吧？正派公道的黎满庚，是群众拥护的带头人，总应该受到信任吧？不，这些人与“否定一切”的极左路线在感情上，思想上格格不入，这条路线是容纳不得他们的。难怪黎满庚发出了哀号：“这世上，不你踩我，我踩你，就混不下去啦！”这是一个良心未泯者的内心痛苦，但也暴露了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所谓“斗争哲学”的悖理与荒谬：“你踩我，我踩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作品还在人物命运的对比中，更深一层从经济的角度揭露了极左路线的荒谬性。胡玉音夫妇，省吃俭用，勤劳刻苦，逐渐富裕起来，可是，一个作了阴间冤魂，一个成了人间活鬼。而他们的近邻王秋赦，好逸恶劳，不事农桑，坐吃山空，仅因其“穷”而被当作“宝贝”请出来，扶摇直上，成为“运动根子”，芙蓉镇上“最革命”的代表。他得意洋洋地想：“你们这些蠢东西，土改时分得好田好土，耕牛农具，只想勤吃苦做，只想起楼屋，置家产，发家致富，哈哈，王秋赦却比你们看得远，仍是烂灶烂锅营生，当着‘现贫农’，来‘革’你们的‘命’，来‘斗’你们的‘争’！”这虽是一个农村无赖的内心独白，却把极左路线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的联系，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联系微妙地揭露出来。

    芙蓉镇这个“小社会”，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性格世界。人物性格刻划的深度，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因而，每个人物的个性愈突出，性格愈丰满，小说就愈能够广泛深刻地再现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小说《芙蓉镇》之所以使我们感到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容量，具有一般化的长篇小说都难以抵敌的密度和厚度，其根本原因，是它创造了三四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典型人物。

    它的作者是那样善于写人：他在矛盾的漩涡里写人，他在风俗画中写人，他在黑与白、笑和泪的尖锐对比中写入，他在悲剧，正剧、喜剧的交错中写人，他在“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中写人……假如要找出作者写人的一个总的特点，那我以为，他的方法是：把身份、地位、个性、气质绝然不同的人物，放置到共同的政治风暴中，观察和研究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发搅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在不同的人物内心激起的冲突和波澜，通过典型的情节和场面加以刻划，使人物个性跃然纸上。

    作品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深刻有力，是与它创造了诸如胡玉音、秦书田等颇见深度的人物分不开的。胡玉音是小说的主角，提挈全篇的人物，作者用力最多。她外貌秀美，心地善良，是个外柔内刚的年轻妇女，人称“芙蓉姐”。一方面，她柔顺，深得镇民们的喜爱。她只读过几天“扫盲班”，眼界不宽，还相信封建宿命论，所谓“克夫”、“无子”的算命者的邪说，时时在她心头罩着阴云，另一方面，对于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感情，她有执着的追求。可是，命运似乎永远在捉弄她，她不断地受到打击。她的第一次爱情，是爱上了童年的伙伴，转业军人黎满庚。然而，她是商人的女儿，听说母亲年轻时还当过妓女；对方是民政干事、共产党员，怎能匹配？以“组织”自居的区委书记绝对不允许！胡玉音呜呜咽咽，心里好痛。这第一次的打击，就来自“左”的东西，就有血统论的影子。后来，她嫁给老实的屠户黎桂桂，夫妻恩爱，紧吃苦做，盖起了新楼屋。但接踵而来的打击更加惨重：丈夫自缢，她沦为“新富农婆”。这沉重的一击显然来自极左路线。她还有过第三次苦难中的爱情，那是和她一道扫街的“右派”“秦癫子”点燃的。不可抗拒的爱火，烧灼她痛苦的心：“都当了反革命，沦为人下人，难道还能淡恋爱？还可以有人的正常感情？她好恨呀，恨自己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这一次爱情受到更长久的磨难，可是胡玉音已经在思考：“你不害人，不恨人，没有生死对头，人家还要整你、恨你、斗你！为什么？”尽管这种思考是朦胧的，但她还是从“孤女桥”边走开，抛掉了死的念头。她也被“斗油了”，“斗硬了”，软弱的胸膛里发出了对李国香之流的诅咒。她从秦书田的身上，更从谷燕山的身上，发现了自己人的价值，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在漫漫长夜里期待光明的到来。这个人物内心的贯串线索是：对幸福生活、对爱情的朴实无华的追求和这种追求不断在左倾路线下遭残踏，被轰毁的矛盾。她是一个遥远山镇里卖米豆腐的女人，她的觉醒自然缓慢，但毕竟开始了。当冰化雪消，春回大地，她的冤案得到昭雪的时候，她笑了！温存的胡玉音，“还从没在青石板街上这么放荡地笑过，闹过”……

    小说的作者，咀嚼着生活，苦苦地探求人生的真谛。仅仅写出人的独特命运他不满足，还要写出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写人的异化、扭曲和变形。你看，在一大群泥腿子农民中间，他忽然写了一个小知识分子--“铁帽右派”秦书田，而且是用那么一种谐谑、调侃的笔调。布局不可谓不奇突，手法不可谓不绝妙。这个人写得活灵活现，入术三分。秦书田混世、乐天，他任打任罚，玩世不恭。无论是跪砖头、挨批斗、挂黑牌游乡，他总是一马当先，笑咪咪，象走亲戚、坐酒席一般；“查反标”核对笔迹，让他写字，他大笔一挥写满了两张纸；让他给五类分子塑狗像，他把自己的形象塑得最生动；他还能即兴创编“黑鬼歌”、“黑鬼舞”，逗人捧腹。看来，这是个“老运动油子”。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表象，是他变形的一面，他还有未变的一面，那就是他仍然有自尊，有对生活潜藏的爱，有希望做一个有人格的人的渴望。他在深夜里偷偷哭泣，也曾长久徘徊河边。他对待胡玉音的态度，突出表现了他善良和正直的品质。自己就够不幸了，却更同情和怜惜玉音。当他看到玉音作践自己，不吃不喝，病卧床头时，从不在人前落泪的他也潸然泪下。作者以泪写笑，以笑写泪，以哀境写乐，以乐境写哀，深入刻划了秦书田复杂的精神世界。

    “扫帚把”和“青石板街”作了他和胡玉音韵媒人，苦难把他们的心联在了一起，他们共尝到一种“磨人的感情”。这一爱情，表面上是变态的、畸形的，实质是最正常、最合理，最人道的，它表现出一种抗争和不屈，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作者抑止不住自己的激情，为他们作了热烈的祝赞：“风雨如磐，浩大狂澜。雷公电母啊，不要震怒，不要咆哮；雨帘雨雾，把满世界都遮掩起来吧。人世间的这一对罪人，这一对政治黑鬼啊，他们生命的源流还没有枯竭，他们感情的火花还没有熄灭，他们还会撞击出感情的闪电，他们还会散发出生命的光热；爰情的枯树遇上风雨，还会萌生出新枝新叶，绽放出瘦弱的花朵，结出酸涩的苦果。”

    在这严酷的时代里，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哪里？“国民精神的火光”在哪里？就芙蓉镇这个“小社会”来说，“北方大兵”谷燕山就是人民眼中正义的化身。小镇上的大人娃娃都喜欢他，尊重他，把他看作“靠山”、长者、精神支柱。他排难解纷，造福人民；他几天不在，人们就望眼欲穿地盼他回来。这是一个对人民怀着深挚的爱的质朴的革命者的形象，同时又是“这一个”独特的党的基层领导者的形象。他虽有副“凶相”，其实一腔菩萨心肠。他虽然为革命立过汗马功劳，有很强的分辨美丑的本能，但文化不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并不清醒，缺乏斗争经验和策略。李国香的“政策攻心”，使他感到一股“凄楚、悲痛的寒意袭上心头”。他对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难以理解，“怎么也想不通”。只有一次，他在被囚禁的痛思中，由自己的遭遇联想起彭老总的遭遇，心境偶有相通，愤郁之情充塞胸际；但他立即感到这种想法是可怕的，危险的。这是多么符合人物性格和时代环境的真实描写呵！他痛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月，但也只能按照他的性格所特有的表现方式，“醉眼看世界”，醉卧在雪地上痛骂李国香。疾风知劲草，他对党的信念不灭，对人民的爱不灭，他与那个政治上的动摇者黎满庚不同，他的爱和信念狂风吹不灭，曲折地、顽强地表现着。只有他，敢于为一对“政治黑鬼”的结合“主婚”；也是他，把胡玉音从死神手中夺回；还是他，为了下一代的平安降生，不怕政治陷害，甘愿暂时冒充胡玉音的丈夫，把一切干系揽到肩上。这些情节都是很惨痛的，但也是很有力量的。谷燕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以他的奇特义举，显示了正义和真理的不可战胜。

    近几年文学评论者们曾不断指出，虽然已经出现了许多好作品，但我们的文学还很少刻划出复杂深刻的、具有历史深度的极左路线的“宠儿”、“幸运儿”、“弄潮儿”的典型形象，很少能够揭示出这类反面人物产生并行动起来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土壤。在《芙蓉镇》的人物结构中，既有受难者、抗争者、动摇者，也有凌虐者、迫害者。象王秋赦、李国香这种人，为什么能够坐顺风船，飞黄腾达，步步升迁？为什么他们能够与左倾路线、左倾思潮一拍即合，如鱼得水？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就之一，就是非常真实地，深刻地描写了王秋赦的思想性格与左倾路线的天然的历史联系。表面看来，王秋赦的行为动机只是个人欲望的疯狂追求；但在具体的描绘中，又时时暴露出他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恩格斯）。可贵的是，作者对王秋赦的行为动机的深刻发现和揭露，并不是从社会学的分析中获得，而是来自生活本身，又以生活本身的生动形式，“通过剧情本身”（恩格斯）再现出来。

    提起王秋赦，我们会想起吊脚楼；提起吊脚楼，又会想起王秋赦。真所谓物与神游，人与物难解难分，吊脚楼与王秋赦相依为命，吊脚楼成为刻划王秋赦最得力的“道具”。这座解放前山霸留下的吊脚棱的兴废，把王秋赦自私、低下、腐朽的破坏型的精神世界和盘托出。解放前的王秋赦，就是个“吃活饭”、“跑祠堂”的角色，不事生产，也无任何产业，属于流氓无产者型。他虽也算个“苦大仇深”的人儿，但他的“翻身观”带着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土改时让他看守逃亡地主的浮财，他与地主的姨太太勾搭。土改时分得这幢吊脚楼，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以为从此可以吃现成了。等到坐屹山空，偷偷把吊脚搂里的家什变卖净光，便又现出土改前的破落相。他埋怨政府不救济他，说这是“出新社会的丑”。他朝思暮想“再来一次土改，再分一回浮财”，甚至恨不得“一年划一回成份，一年分一回浮财”才好。“跑祠堂”出身的王秋赦，也有他的特长：每逢政治运动一来，“他必定跑红一阵，吹哨子传人开会啦，会场上领头呼口号造气氛啦，值夜班看守坏人啦，十分得力”。果然，他的“穷”，他的政治运动才能，受到李国香的赏识，被作为“运动根子”重点培养，在此后“左的竞走”中连连提拔，直到成为芙蓉镇的第一把手。一旦有权，他便露出“告密”，“出卖”，残虐群众的嘴脸。他是依附于政治运动谋生的“这一个”左倾路线需要他，他也离不开左倾路线。

    我们一面赞赏作者擅长写人的才华，一面又为一些人物未能得到准确，深刻的描写深深抱憾。本来，黎满庚是一个陷入巨大深刻的内心矛盾的人物，体现在他身上的矛盾冲突，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贯串线索是：“组织”与个人、“革命”与爱情、背叛与忠诚的矛盾，这是多少人曾在当时遭逢的矛盾啊！但作者并没有在具体的生活画面里展示他的心灵历程。小说开篇不久他就“隐退”了，绕开了巨大的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李国香一直是芙蓉镇的灾星，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人物。小说对这个政治“弄潮儿”、心肠歹毒的女人，确有许多传神妙笔。她的善于“驾驭群众、控制气氛”的本领，她的“政策攻心”的才能，她的精通罗织术，与她的沉着从容、阴暗敏感的气质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种“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压迫力。但是，这个人物的“内在依据”比较薄弱，过多地渲染她私生活的丑恶，似与性格并不和谐，且减弱了对她政治品质的深入揭露。而且作品多少夸大了她的能量，所谓一个女人“把个好端端的芙蓉镇，搞得猫弹狗跳，人言不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笼罩芙蓉镇的更为隐蔽的社会势力的鞭挞。何况，她究竟是否会长期“独处”，与那个龌龊不堪的王秋赦发生暖昧关系，也很可疑。对谷燕山生理缺陷的描写，自有作者不得不如此写的苦衷，但铺排笔墨，似可不必。

    《芙蓉镇》在艺术结构上，承继了我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特色。它结构庞大，虽日中篇，类乎长篇。以芙蓉姐的命运为主线，有机地把繁复的人物命运组织起来，环环紧扣，相互勾连，如溪涧之归长川。各个人物独立成节，而人物命运又相互交锚，共同构成一幅广阔的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全书四章二十八节，每章七节，相当严谨，章法井然。它给人物“立小传”的手法使人想起《水浒》，它的“小社会”的完整结构，又使人想到作者在学习《红楼梦》之“荣国府”、《阿Q正传》之“未庄”。它以人物为艺术结构的中心，情节只是围绕人物性格的发展，表现于叙述的内在线索上；不写某一事件的始末，各个场景在时间顺序上也并不紧密相衔。至于它的朴实凝炼而又富于乡土气息的语言，紧扣人物个性的对话，在典型场景中细腻揭示人物心理活动复杂性的特色；幽默、谐谑、调侃的讽刺手法；作者不能抑止激动感情时的睿智的、含有哲理的议论和插话等，都大人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有专门研讨的价值。它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是鲜明的。

    小说的最后一章《今春民情》，是全书重要的、有机的一章，是作者艺术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章里，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热烈赞颂了新的现实生活的宝贵价值和意义。一九七九年，粉碎“四人帮”才两年多一点，“山镇的人们恍若隔世”，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人们回到应有的位置。每个人都在重新认识历史，认识现宴，认识自己的人的价值。有罪的悔罪，有过的补过，错划错批的得到平反，作恶多端的受到历史的惩罚，问心无愧的受到尊重，吊脚楼塌了，王秋赦因永远失去“运动”铁饭碗而发疯了，李国香“转移”了，谷燕山、黎满庚回到领导岗位，秦书田当了文化馆副馆长，又去“采风”了；那“圩场”又是人潮、人海、喧闹的市声……“小社会”同时也是大时代发生了多么剧烈深刻的历史性变动！生活向前奔腾了多么惊人的距离呵！此情此景，不正是党的三中全会这一历史转折点的绝妙的活背景吗？然而，旧的阴云还没有完全消散，“人们还担心着、谈论着，极左的魔爪会不会突然在哪个晚上冒出来，掐灭这方兴未艾的蓬勃生机”。王疯子的哀鸣作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还在青石板街上回荡……这是一个既振奋人心又意味深长的结尾。

    古华同志是一位勇敢执着的探索者。他阅世较深，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有独特的见解，有满腔爱憎激情，他探索了包括“四清”运动在内的一个长时期里左倾路线的车辙。是探索，就难免有不够准确、不够成熟之处；但是，这部作品概括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有目共睹的。我认为，在反映当代农村生活方面，《美蓉镇》是一次大胆的探索，是一个人突破，也不妨看作是一个新的标志。

    一九八一年三月写于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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