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高加林隐没于学和生活舞台之后多年，一个新的角色出现了，他叫李治国，他比高加林冷静、沉着、更有心计，更为狠辣，他与农民母体的关系比高加林更深切，与乡土的粘连比高加林更加难解难分，最初他似乎是重复着高加林的脚印前行，但是，他不象高加林那样多情，在两个女性的吸引下弄得六神无主，他也不象高加林那样浪漫，时时沉缅在“记者梦”、“作家梦”中不能自拔，他要实际得多，机巧得多，他沿着“仕途”艰难跋涉。高加林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终究没有走出农村，而他也绕回来过，那是为了更彻底的远离。当乡亲们送他的那块用红布包裹的“老娘土”被他的妻子扔出车窗之后，他好象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然而，他的灵魂是否就比高加林平静呢？不。这个走出去的人比绕回来的人负荷着更为深刻的痛苦，忍受着更为长久的良心拷问，在他脑海里飘动着的是一个永远的困惑：你是谁？生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叫李治国的人，就是李佩甫的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里的主人公。（刊登于九0年九期《北京文学》，九一年一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把李治国拉来与高加林比较，属轻率之举，或者对李治国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表示怀疑。我要说，这种比较不但是适宜的，而且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从《无边无际的早晨》以及其它一些作品，例如林和平的《乡长》、张宇的《乡村情感》、李本深的《神戏》、刘玉堂的《温暖的冬天》、田中禾的得失参半的《最后一场秋雨》中，我们将会发现，当代乡土小说（这个概念与农村题材小说是有微妙差异的）在人们习焉不察的迟钝中，在整个小说创作沉落的氛围中，正在艰难地向深处探索，而且在艺术视角，人物类型，切入现实矛盾的深度和揭示时代性精神困惑的程度上，初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在某些文雅之士那里，可能不屑一顾，但在我看来，倘不能及时指出这种深化的努力，便有负于众多作家在寂寞中的探求。即以李佩甫的这部《无边无际的早晨》而论，在文学和读者都颇为寂寞的今天，是很容易被湮没的，我读到它以后，深感它是近年来少见的佳作，它不啻《人生》在九十年代的续篇，所提问题却另有新意，这当然是时代生活的发展所致。此作无论人物的刻划、主题的渲染，语言的叙述，审美品格的层次，都达到相当水平。它确是平庸流风中的一个奇迹，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本来，我一直思考着也等待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近年来将怎样延续、发展和深化。有些时候我是失望的，而这部作品以及连带的一些作品，重新燃烧起我的自信：这股主潮和流脉并未间断，它只是以更深隐的形式向前推进着。而乡土小说，这个由鲁迅先生提出“乡土文学”之后，始终区别于一般农村题材小说的特定小说类型，既在现当代文学中几经变幻，又在新时期文学中微妙地存在着和发展着，于今又有了新的推进。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谈到的是：李治国的形象怎样发展了高加林的主题，它具有怎样的时代精神价值和文学价值，继而从当前创作的一些例证出发，思索一下乡土小说的深化之途。还是让我们看看李治国的生活史，情感史吧。小说以他的情感变迁为主线，时间跨度从他的出生始到他荣任县长止，历三十六年，这是经线；而纬线则是一节又一节散漫的、又是内在联系着的农村现实故事。经纬交织，艺术处理颇为成功，点面错落，人物行状波澜起伏，时而令人感叹唏嘘，时而使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低回沉思。李治国走过的，是一条奇特的人生之路；李治国的形象，也很难纳入以往乡土小说中的某一“人物族类”之中。
他的出世就与众不同。三十六年前一个寒冷的清晨，正在分娩的母亲无入知晓，便用生锈的剪刀剪断脐带，把他生在灶火边。他活了下来，他的娘却再也没有醒来。七天后的又一个清晨，他的远在平顶山煤矿的父亲，又在事故中死去。他刚呱呱堕地，就失去了爹和娘，实为人生的大不幸，但因此却又转化为他的幸运，他由一家人的孩子变成一村人的孩子，他得到了比一般孩子多无数倍的溺爱和厚待。在这贫瘠的乡村中，他本应忍受饥饿、艰窘和劳动的磨炼，可是，礼俗乡土社会固有的敦厚、善良、同情、仁爱，又给他一个逃脱贫困折磨的广大空间。他不必象多子女家庭中的孩子那样忍气吞声，他也无须为家无隔夜粮而愁苦。他生活得似乎比谁都快活而自由：吃百家奶，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其中有些情事给他终生都打下了烙印。一个是他得到了太多女性的温暖，幼时吃遍了全村所有年轻妇女的奶（这是可以记工分的），稍长又得到全村最漂亮的姑娘梅姑的照拂，他是在女人的怀抱里长大的；二是从小即享有“管人”的特权，跟在队长身后搜查敢于夹带粮食的大人小孩，被称为“二队长”；跟在下乡干部身后去挨家吃派饭，被称为“驻队干部”。也许当年的李治国娇憨之态可掬，可为村人消愁破闷，但这样优厚的特殊待遇，只能养成他骨子里的依赖性、任性和骄矜之气，他可能误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专为他一人准备的盛宴。
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困难时期他变成一个小贼，偷公社食堂的馍，偷邻里的鸡蛋，以至偷得不可收拾。为了把他拉回正道，梅姑找来三叔用皮鞭狠揍他，揍得“屁股上已血烂一片”。梅姑不忍看，转过脸去，却又助威般地喊；“打呀，老三，给我往死里打。”总算制服了他。文革中他在县中读书，成了造反司令，“威风了一条街”，又是三叔一个巴掌把他扇回去了。“这一耳光把国扇进了无边的黄土地，使他又变成了一个赤条条的乡下小儿”。不管是用皮鞭抽，还是扇耳光，其实都是不失时机地挽救李治国，否则，他或者锒铛入狱，或者声名狼藉。但李治国并不感谢，他总是试图抹去这段记忆，而屁股和脸蛋却又总是提醒着他，无法抹去。当然，乡亲们要按他们的文化模式或道德愿望塑造李治国，而李治国又千方百计要摆脱所谓“黄土小儿”的地位，他与乡土的离异已经开始了。
小说的第六至第十节，李治国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他的机运来了。三叔一直为这个没爹没娘，既聪颖又怠惰的孩子的前途担心，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公社书记大老王送礼，直至李被允诺当了个通讯员。三叔送礼的情节是备极感人的，而李治国穿上别人的绿军装去公社时的一无留恋，似乎已露出他脑后的反骨。没想到，他的政治生涯竟从公社大院开始，节节顺利，扶摇直上。他静观默察、善解人意，书记大老王曾感动地说：“知我者，国也。”更奇妙的是，在大老王因同事倾轧，处境万分危殆的时刻，作为知情人的国眼看就要起而揭发，却又在多亲们忠耿品质的暗示下，居然挺住了。这奠定了他日后提升的基础，所谓“原则问题上不含糊”。小说在一些筋节之处，大力渲染乡土的神秘力量。乡土是李治国这个虚荣的、不安分的灵魂冥冥中的保护神。
可是，对于他的保护神，对于乡土乡亲，李治国既得益于它，又逸出它的规范，甚至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升迁开辟道路。他逐渐学会了“隐藏”，变得“脸上空空的，胸中却包罗万象”；他知道了“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他猴儿似的精明，在新的生活圈子里游刃有余地生存着。如果说过去他的老师是三叔，那么现在的老师就是以“魄力”闻名的大老王。他的家乡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钉子村，上级特别派他来改变局面。他咬牙告诫自己：“你得狠哪，国，你得狠！”仅用三天时间，工作就奇迹般地结束了，他受到嘉奖。这是他用砍树、断粮，搬走东西等极端措施带来的奇效。就必须完成任务而言，他自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就手段的狠辣和决绝而言，又包藏着某种难以明言的个人企图。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李治国内心的拷问就开始了。他恐怖地感到，他欠多亲的人情债太多，无法偿还。“你是怎么长大的”这个问题，象蛇一样缠绕着他的良心，以致他的内心在淌血。
毕竟，他从村人们敬畏的眼光中感到，“他再也不是黄土小儿了”，这使他满足、自负。虽然，由副乡长而乡长而县组织部副部长，每次升迁都使他产生既真实又虚幻的感觉，他愈来愈喜欢以“乡下人”自居。他甚至悟出：“你得到了乡长的职位，可你却失去了最要紧的东西，你切断了你的根”。但是，比起权力、地位、虚荣等等更功利，更有诱惑力的东西，他精神上的忏悔终究是软弱无力的。小说的高潮也许有点人为安排的痕迹，但写来却是惊心动魄。原本尽量躲避乡人的李治国，又一次受命回乡处理一件棘手的难题，又一次陷入两难境地。他的任务是：劝说并驱散死守在祖坟地上的众乡亲，为打通一条公路扫清障碍。许多头面人物都在誓死维护祖坟的人群面前败北，无计可施，现在就看李治国如何动作了。李治国面对的“前面是活人，后面是死人，是一支族人的军团，一条黑色的生命之长河”。在这里，李治国与养育他的乡亲、乡土狭路相逢，背水一战了。他除了声泪俱下地晓之以理，又以挖迁自己亲娘的坟墓带头。最震人心魄的一瞬，是他直呼三叔的名字“李满仓”，厉声喝问：“你想干什么？市里领导都在这儿，你办我难看哩？嗯，回去；都回去！”三叔登时慌慌站起，满面羞红，象个当众被人揭了短儿的孩子。在这里，他仍然用“脸面”、人情、亲缘、多情作为武器，把恩人三叔和所有的亲人打败了。李治国由此声名大振，成为最有魄力的青年干部，很快升任为另一个县的县长。新婚不久的城里妻子欣喜若狂，李治国却“一串一串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这一次，他那种“断了根的游魂”似的痛苦更浓重了。乡人送他的那块“老娘土”本是给远行者的贵重礼物，却被妻子卑夷地扔出车窗，他要停车捡回来，又来不及了，于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个困惑，又一次浮上他的心头：你是谁？生在何处？长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
应当说，李治国的故事是新鲜的、陌生的，动作性强，饱含心理冲突的内力，非一览无余的平易之作。李治国这个人，虽被作者的写实之笔描绘得逼真可感，但细数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族类，如“阿Q类”，“闰土类”、“样林嫂类”等等，却极难找到他的伯仲。这就给评论带来了难度，使我们难以袭用惯有的思维线路给他下个判断。其实，真正的困难在于，这不是一部渲泄式，歌颂式，或鞭挞式的明晰之作，也不是一部好人坏人分明的“一体两极”之作。尽管我们看到，李治国在行动上一步步地背弃乡土，作者也不时流露出他的道德化义愤，但终究写出了较为复杂的真实，我们就不可能简单地说，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背叛者，或者忘本的小人。当然，也不可能简单地说，他是个代表历史前进力量的先进角色。小说的魅力正在这里。正如《人生》实际上是一部困惑的文学，《无边无际的早晨》也是充满困惑。虽然两位作者都多次企图跳出生活，急于下结论，做判断，但历史生活的本体性矛盾和两难处境还是把“困惑”二字突现出来。于此看来，近年来的文学愈来愈倾向予对生存状态的“中性”揭示，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要问：作者在这部作品里主要思考什么问题？这问题有没有普遍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李治国不断发出我是谁，生在何处，去向哪里的疑问，似有追逐西方哲学时髦的嫌疑，那么，这问题究竟是作者强加给人物的，还是这个人物奇特的命运、际遇、思想、性格必然会提出的根本性疑问呢？以往我们多讲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精神分裂，似乎它是知识分子的专利，现在李治国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了，它玄虚吗，还是实实在在？
只要真正进入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就不会感到突兀。我们注意到，随着李治国地位的变迁，他常常有种如梦似幻的虚飘感。新婚之夜贺客盈门，新妇又是高干之女，李治国正值春风得意，本该心满意足了吧，可他“却象是在梦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假的”，“一切应有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亲情”，人们“象道具似的笑着，笑得很商品化”。他不由自问：这就是我的家吗？周围没人的时候，他竟呜呜地哭了。因为他总觉得，他的婚札应在乡间茅屋举行，在撒满红枣、柿子、花生的土桌上，按古老仪式举行。不能说国的这种幻觉不真实。在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尽管国穿着干部的服装，熟谙“官场”的习尚和奥妙，但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农民，一个传统的灵魂。这颗灵魂虽然履行着干部的职责，甚至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但他的心态、血脉，文化心理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为了适应环境，为了满足外在的追求，他学会隐藏，掌握了一些“艺术”，备有人格面具，甚至焕发出一些才能，但他不能不为精神上的分裂、不平衡，付出情感上的代价。那种自我怀疑，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便是因此而来的。
是的，他骨子里还是农民的文化心理，甚至不无惰性。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如父的三叔、如母的梅姑们给他深刻影响。他有时烦躁地宣称“老子就是乡下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很虚荣，很爱“脸面”，去公社时为了体面，借穿二贵的绿军装，当人家索回时，他竟不肯还，嗫嚅道：“我天天在公社院里转，人前人后的”，就是不脱。他当造反司令，三叔扇他一耳光，他最感晦气的，是在女朋友姜惠惠面前丢了脸。他的“造反”说穿了，还是为了讨取姜惠惠的欢心。当然，倘若把他看作一个薄情的忘恩负义的小人，又未免有些冤枉。特殊的身世，童年的记忆，把乡亲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层，他眼前常会浮现出一个可爱的“光身系着红兜肚儿，一蹦一跳地跑进麦田的黄土小儿”的形象。他多么想回乡看看自己的亲人！有一次小汽车开到村边又开回去了。他还为乡亲准备过一些“化肥票”。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副乡长乡长之类），一想到哪家去哪家不去的为难，一想到如山般沉重的人情债，他又退缩了。为了欺骗自己，他甚至想出“乡人们对他也不是那么好”的理由。看，这是一个多么矛盾，多么复杂的灵魂！
然而，他终究又不是一般的农民，他既无三叔的忠厚，也无梅姑的柔肠，他的奋斗目标恰恰是摆脱“黄土小儿”的身份，他的“争气”的内容是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象个秋千，在三叔和大老王之间、在传统美德和干部圈子之间摆荡。在行动上，他欲离弃乡土、改换身份；在灵魂深处，他又不可能脱离乡土，他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并未超越农业文化的传统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具有现代观念的新人，尽管他不乏聪明才干。就拿他的不揭发大老王的一事来说，除了偶然因素，骨子里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核心是保护自己。他的察言观色，讲求人际关系，又让我们想起老祖宗的遣训。可是，他的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和扫除修路障碍难道不是值得肯定的举动吗？不是在推动生活前进吗？从效果看，确实如此。但作品揭示的东西要比事件本身深刻得多。首先，李治国非常注意利用血缘根基、宗族遗风、人情脸面的潜力，最后总是诱发乡人们“给国个脸气”、“别叫国作难”的宗法情感，来顺利完成任务的。其次，他的行动还具有这样的性质，那就是“天假其私以济天下之大公”（王船山语），他虽怀抱着私心，却成就了于公益有利的业绩。这就是“假私济公”的历史现象。第三，李治国在推行二项工作中，独出心裁，所采用的手段都很“恶”，事情反倒办成功了。假若他一味按三叔，梅姑们的敦厚、善心、慈爱办事，恐怕一事无成。这里，是否暗寓着这样的看法：尽管传统美德为人倾慕，但博爱仁慈的种种美德并不能使历史挪进，倒是“恶”给了社会一下又一下的推动。尝读李佩甫的长篇《金屋》，发现他对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当代农村里的各种“恶”的形成（新生力量的表现方式，传统文化的转化形式等），有过广泛的思考，这里李治国的表现，是又一种形态。
这部作品确实充满困惑。在写到三叔、梅姑等养育过李治国的乡土人物时，作者固然满怀挚爱（其中存在静止化、片面化的赞美倾向）；在写到李治国追随大老王日渐疏离乡土时，作者固然不时泄露道德化激愤，但是，作者并不掩蔽这个人物的心理真实，那就是他的精神分裂的焦灼，找不到精神立足点的惶惑，以及身与心分离的苦闷。而这种痛苦，正是每一个乡土灵魂遇合现代急遽变动的生活所不可逃避的必然。所以，若从表层结构看，这部作品的主题也许应该是：干部与人民的关系。是当“主人”，还是做公仆？一个深受乡土恩泽的干部应该怎样做人？等等。但是，它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血缘根基、人伦感情、札俗道德对出身乡土又走出乡土的人来说，是他的生命根系，面对当代社会，他永远存在一个寻找精神立足点的问题。不管他在形式上如何远离乡土，他的灵魂烙痕是磨洗不掉的。他可以利用乡土人伦情感为自己的事业铺平道路，但他自身的乡土灵魂又会起而与他的身份和行为争辩，古朴的“灵”要与功利的“内”发生冲突。和解的道路作者提不出来，也不可能提出。
分析到这里，我们该看看李治国与高加林的异同了。仅就强烈的离异乡土的欲望和个人奋斗的色彩看，他们有相同之处。但相同处仅此而已。我们很快就看到他们极大的不同。高加林是农村新兴力量的间接体现者，正如作者路遥所说，他体现了“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与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但他失败了，他的失败是因为触犯、亵读了传统美德。他企图改变城乡二元格局的固有秩序，他还抛弃了传统美德的化身刘巧珍，似乎不能不受惩罚。德顺老汉的那一番训导，虽然饱含民族的智慧，其实是要他乐天知命，息欲止求，回到人与土地的传统关系上去。李治国就不同了，他顺应着生活潮流前行，既没有高加林的想入非非，又没有高加林的新观念，只为改善一己的命运操劳。但他却胜利了。他的胜利不是冲破了传统，而是巧妙地利用了传统（人伦、乡亲、面子）。他的行动在客观上有推动生活的意义，主观上却没有任何新东西。问题在于，伴随着个人进退上的成功的是，他的精神和人格分裂的巨大痛苦。高加林是失败的成功者，个人虽失败，他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不久便蔚然成风；李治国是成功的失败者，个人虽成功，却必须忍受“断根”、“断魂”的煎熬，留下一个长久的疑问。为什么说李治国的主题是对高加林主题的发展呢？因为，《人生》虽然敏感地提出了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但它对走出乡土以后的情形太浪漫，太理想化了（这从对黄亚萍的描写的虚泛可以看出）；而《无边无际的早晨》所写的，恰恰是走出乡土之后的高加林所必会遇到的，那就是，乡土赋予他的灵魂、记忆、情感、决不可能轻易变更，假设他与黄亚萍圆满结合，他牢牢保住了记者的岗位，甚至迁居南京，演出又一幕人生话剧，他仍将长期忍受找不到精神立足点的痛苦，以至精神和人格的分裂之苦。在这个问题上，李治国如此，高加林也不能回避。如果说，《人生》只写了一幕命运悲剧--改变命运、改变生活方式而不可得的悲剧，那么《无边无际的早晨》就是生存悲剧--虽然改变了生活地位，却无法改变生存状态和精神原型的悲剧。因为它与整个民旗的灵魂暗中连接，就象无边无际的早晨般广大而深远。2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高加林一一李治国的身上挪开，考察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时，发现李治国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它反映出当今乡土小说创作的某些微妙变化。指出这些变化，也许比分析李治国其人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我认为，“乡土”这个概念是与“都市”对偶的，乡土小说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也是有差异的。追溯起来，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一番话，仍有助于大体界定乡土小说的插义。他说，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用主观或客观的方法，就往往是乡土文学。这里暗寓着一些要素，即必须是身在北京，笔写乡俗者。意思包含，作者必是写故乡农村的（对故乡不可做过于稿狭的理解），又是身在城市的人写的，也即有个“都市隐视角”存在。这就与那种就农村写农村，或写故乡之外的广大生疏的农村生活的作品区别开来了。当然，发展到当代，对故乡的理解应更宽泛，比如知青写插过队的第二故乡似也应属此列。我想，对乡土小说而言，最重要的是其中必有浓厚的乡土情感和与作者不可解的乡土渊源，特殊的风土人情自然是不可少的，同时，它写作者又有一定的时空距离，作者是用都市的隐视角来审视一切的。鲁迅先生是新文学的奠基人，非乡土文学可以框范，但他的鲁镇小说确实开辟了这个流脉的基本格局、题材取向和人物类型，多少年来，许多作品中的农民形蘸，妇女形象，乡绅形象，都是他的人物原型的衍变。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与鲁迅传统的关系至为密切，但也经历了几度变化。最初的几年，它注重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刻划人物，如事顺大、脒奂生、冯么爸们的出现；稍后，商品经济兴起，又注重在义与利，金钱与道德的冲突中写人，如王润滋。张炜，贾平凹，张一弓等人的作品；再后，“文化热”兴起，它又转而注重超越具体时空，探究民族文化心理，如《小鲍庄》《爸爸爸》《异乡异闻》《厚土》的出现。视角变来变去，对所谓“国民性”的探索是贯彻始终的。间或也有站在城乡交叉点上写人的，如《人生》等，但平心而论，这还只是一科朦胧的感悟，城乡还只是作为一种背景的转换。
就在这样的变幻不定中，河南作家李佩甫、田中禾、张宇等人推出一批新作，专写文化失范引起的困惑，且自觉把一些新的视角引入刨作。其中，对城乡二元视角的自觉运用，就很有见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城乡二元结构，是当今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至今我们还在维持，它减慢了城市化的速度，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一些社会学论文从户籍、粮食、住宅、教育、就业、人才、劳保、婚姻、生育等方面指出了二元结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抑，对人才的埋没，引人深思。从文学创作来看，不是说现当代文学没有接触这个问题，事实是，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写都市写乡镇，都未脱离对二元社会结构的观照。这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特色。试想，在没有这种深层观念的国外，人们恐怕很难理解高加林式的悲剧。问题是，我们的文学在考察人，考察社会的时候，对二元结构及其矛盾的重要性还缺乏自觉意识，所以至今鲜有全面揭示二元结构的矛盾境况的文学作品。比如农民出身者进入都市以后，大都有个背离农民或农村的过程。这里有两种背离，一是正值背离，即摆脱农村的狭隘、落后、保守，又保全农业文明的生命力，且不为都市文明病侵蚀，成为杰出人物，先进人物；另一种是负值背离，挤入城市某阶层之后，反过来抑压农村出来的人，成为无根的游魂。对此我们的文学就很少思考。《无边无际的早晨》开始涉及到这一领域。张宇的《乡村情感》和《城市逍遥》之所以有新意，也与这一独特视角有关。如果说，我们的乡土小说曾经特剐关注风土人情，关注农民问题，妇女问题，那么近年来转而思考人与乡土的关系，就是一种微妙变化。
第二，由静态的观照、揭示转向在动态中的剖析，挖掘，特别是转向对农民精神矛盾的剖析，也很值得注意。我总觉得，有很长时期，对乡土人物的精神性格有种静止化、凝固化、定向化的倾向，总喜欢把人物封闭在一定时空，按照对“国民性”，对“根”的某种理解来表现，常常忘记了人物一旦卷入新的尖锐的现实矛盾，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精神性问题。“义利之争”固然写到了现实矛盾，但那是用不变的东西与剧变的环境相撞击，仍然不是新问题。关键是能否把握人物精神深层的一些新的流向。比如，对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我们易于感受把握，对另一些人，如农村干部、青年农民，我们就比较陌生，难以深入。李治国的生存性苦闷及其人格的两重性的提出，就有另辟蹊径，开阔视野的价值。
与此密切相连的一种变化是，乡土小说中具有复杂心态，集纳诸多矛盾的干部形象多了起来。除了李治国，还可举出林和平《乡长》中的乡长梁义，田中禾《最后一场秋雨》中的丁县长等等，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相继出现了。以《乡长》而论，它堪称是《无边无际早晨》的姐妹篇，是一篇未能得到及时评论的优秀之作。梁义内心世界的复杂程度并不逊于李治国。他也自称是农民的孩子，对农民确有感情，又善于权变和笼络人心，但他开创局面何其之难，同“僚”的嫉妒，关系网的错综，吃喝的成风，土政策的多变，常把他置于极尴尬的处境。作品既写出他的魄力和智慧，又写出他的虚荣和孤独，把种种现实问题的揭露与他的心理的层层揭示交融得十分巧妙。从这样的小说可看到今天农村最新的现实矛盾，也能体味到当今乡土人物的心境。无独有偶，这个人物也提出了对人生的哲理性困惑。我认为，人物的选择倾向貌似一个创作问题，实际隐伏着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起伏变幻。为什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多写饱经苦难的忧患者，为什么改革文学多写新上任的厂长之类，为什么文化反思之作多写汉王的子孙和闰土的后裔，均有深意存焉，或者连作者也无法左右。梁义、李治国、丁县长们的出现，是为了承担更为广延的现实关系和现实矛盾，为了延伸对农民问题的思考的需要，也是乡土小说从田野遁入山林又回归田野的一种消息，与整个文坛现实主义回归的大趋势有关。
作家借人物思索，人物因作家而获生，时代则因拥有了众多血色鲜活的人物而留下自己精神历程的路标，从高加林到李治国，或者从更多人物的承传关系里，我们听到的不正是时代的心音吗？
1991、3、10写于安外东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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