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的潜力比人们预料的要深厚得多。当他接着把《双猫图》、《寻访画儿韩》、《那五》、《铁笼山一曲谢知音》等作，一件件抖落出来的时候，人们这才看清，他的创作素材的“箱子”比较阔气，里面玩意儿不少，他仿佛不经心地拿出几个人物，几件“行头”，就够耐人咀嚼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从《寻访画儿韩》到《那五》的创作。起先，《寻访画儿韩》令人叹绝，可是旋即听说，与它情节相仿的小说同时又有几篇，这多少令人有点儿扫兴。有人以为邓友梅大约也是道听途说，照猫画虎而已。然而，孰料三个月后，邓友梅又把《寻访画儿韩》里一个叫“那五”的不长进的八旗子弟单独“拎”出来，设立专章，写出了中篇小说《那五》，令人倾倒。现在看得明白，他不是那种靠听了几段趣闻轶事就来写小说的，而是胸有全稿，心中有个社会面，有个世态图卷，有个人物班底。否则，故事你编得出，人物基本轮廓你画得出，却断不会有自己独特的“复述生活”的方式和风格，断不会有这种“京味”纯正的语言。
邓友梅本人并非旗人，原籍也不在北京，何以有此手笔呢？看他写出《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看他写出《喜多秀美村》、《万浪桥》，看他当年写出《在悬皇上》、《沂州道上》，人们都容易理解。因为他曾经是新四军中的一员；早先被抓到日本当过“华工”；解放后进过文学讲习所。可是，人们恰恰没有注意到，他在童年少年时期，居留京津地区，解放后又有较长时期留在北京，反右后一直在基层劳动。粉碎“匹人帮”之前，只有很少人知道他的下落。据说他住在陶然亭一带的民房里，过着类乎隐居实则深入民间的生活。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一度的委屈辛酸，长期与劳动群众的同甘共苦，不可能不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当我们看完了《在悬崖上》再接着读《双猫图》，且不说风格的变异，那对人生的理解真不知深刻了多少倍！
该怎样称呼邓友梅从《话说陶然亭》到《那五》这一组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作品呢？它们与邓友梅的其它作品在人物、题材，语言上遇异其趣，它们与目前创作中可以明确划分题材的作品也大不一样。邓友梅好象在用另一支笔，另一套语言写作，他涉及的是一个独特而又广泛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要在题材上归类还不大好归。这些小说里，有与工业沾点边的人，如《双猫图》中的人物，但要划归所谓“工业题材”则未免可笑。也有与商业沾边的人物，如《寻访画儿韩》中的人物，倘若归入所谓“商业题材”恐怕也勉强。真可谓无类可归。这种“无类可归”，恰恰说明它们触及了一个在今天还没有得到充分描写的题材领域。我们还会突出地感到，这些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有着某种取材和艺术表现上的师承关系。那些古典小说，曾经是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的产物，所描写的是城市各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大多“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语）。由此来看，姑且把邓友梅的这一组小说称为“市井小说”，或“民俗小说”，倒也容易意会。
这些小说的题材和人物，确实处于与多方面生活和人物衔接的“边缘”状态。这是一个有着特定的历史沿革、风俗习尚的题材领域。旧北京城，乃帝都皇城，封建社会给它的大街小巷播下过许多趣闻秘事，也造就过一代又一代的各色市井人物，这里，历史的沉淀物比较厚重，陈旧的意识和生活方式，至今还有最后的地盘。但是，北京又是新中国的首都，革命发祥地之一，对新事物格外敏感，新思想、新人物的力量更为强大。于是，新旧交错，人事沧桑，使这块地面堪称一面时代的镜子，足以折射出丰富的历史生活的色彩，足以折射出社会的演进，人情世态的变迁，风俗习尚的移易。已故人民艺术家老舍，便是一位制作北京风俗画的巨匠。他善于通过三教九流人物生活的变迁，再现社会生括的巨大变迁。他的方法，则往往是“侧面地透露一些政治的消息”。（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邓友梅的这些小说，不但注意继承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而且受到老舍现实主义作风的显著影响，他确实也主要采用“侧面透露”的方法。
“侧面透露”不是唯一的艺术手法，却是一种符合小说艺术规律的高明方法。处理得好，同样能和那种正面描写政治斗争的作品一样，网罗宽广的社会生活，取得甚大的容量。试看《话说陶然亭》，它所“透露”的“政治消息”还少么？小说开头，对“公园”里从“开园”到“静园”游客随时间更替，有规律的变化情况的精细观察描写，就暗暗透露着那个窒息时期的社会气氛。接下去，妙趣横生，写“老管”想找个清静地方练功而不可得的苦恼：你走进树林刚要作深呼吸，来了几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左边一个喊“谢谢妈！”右边一个唱“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我辟着地雷啦……”当年在清晨到过陶然亭的人，绝对承认作者描写的真实。简洁几笔便叫人啼笑皆非，用不着“渲染”、“形容”已可深感那年月折腾得让人没法安生。再接下去，越发奇怪，四个练功老人，朝朝相遇，却互相不通姓名，仅以“茶镜”，“胡子”之类代称，处得十分亲热，“一块溜早二三年了，谁也没打听过谁的姓名住址”。读到这四个人“闻鼻烟”，打喷嚏，念书，拐弯抹角地发议论，我们已完全沉浸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氛围之中了。这开篇不久的三个转折，真可称为绝妙的“三重奏”。这几位老人似乎在尽力逃避现实，逃避政治，好象隐姓埋名的“商山四暗”；其实，他们无不以曲折的方式关心政治，评论政事，表达愤懑。“人民的意志”以奇特的形式由他们深刻地转达出来。当公园外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公园内则是一粟（即‘胡子’）挂画（即那幅在天安门广场挂过的画）、子良（即‘茶镜’）弄箫（即在广场吹奏过的调子）、老管献酒、将军显形，人民的心曲在这公园的角隅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这是一篇以轻松的形态蕴藏激烈的主题的作品。
《双猫图》同样力透纸背。它照样是在“侧面透露”，在貌似闲适的、轻松的形式下，透过人物的苦笑，微笑，直到纵声大笑发掘深刻的社会内容。它和《话说陶然亭》一样，也是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激情潜藏在人物的心底。不过《话说陶然亭》主要表现为一种披带枷锁的愤懑和向往，而《双猫图》则主要表现抛掉精神枷锁后的兴奋和献身的决心。前者是对“四害”的反抗之歌，后者是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深沉赞歌。
把《话说陶然亭》和《双猫图》衔接起来，有点象姊妹篇。我们会发现，作家对一些不大为人注目的市井人物，作过“长期跟踪”，精细观察，尤其注意这些人物的心理变化，感情波动。而这些人物，大多经历过新旧时代，他们的心灵上既有旧意识的灰尘，也有新思想的印记，所包含的社会性很丰富；作家描写他们，往往能够挖掘出比一般人物更深刻的社会意义。鲁迅通过阿Q反映辛亥革命，通过农家场院的小小风波透示张勋复辟的闹剧，老舍通过程疯子（《龙须沟》）歌颂新中国……邓友梅所走的，也正是这些前辈大师开创的路子。
到了《寻访画儿韩》和《那五》，作家便把大量旧的社会相，大批旧式人物推出来了。其人则有八旗后裔、梨园子弟、丹青妙手、古董贩子、富豪遗孀、流氓无赖、落魄文人、票友、郎中……应该说，这些人物的生活，今日看来虽觉新鲜，其实是以前许多作品描写过的，特别在晚清小说乃至民元的“礼拜六小说派”的作品中，都有过类似的生活内容。这里就有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邓友梅的这些小说，一扫旧日市井小说的陈腐观念和封建思想。作家从旧生活中提炼新的人物，对人物既倾注了感情，又绝不与他们站在同一的思想水准线上，而是：同情而不迁就，嫌恶而不失真，欣赏而不全部肯定。作家以清醒的、俯视的姿态，来重新评价那久已逝去了的生活，对那种落后的、迷信的、猥琐的，狡诈的人物，给予无情的嘲弄和批判，对那种美好的、善良的人和行为，则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肯定其应该肯定的东西，力求从旧生活中开拓出新境界，提炼出严肃的、积极的、发人深思的主题。
《那五》便是一篇把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与严肃深刻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佳作。作品塑造了一个可笑可怜可悲可叹的八旗子弟的形象--那五。八旗子弟中的不长进者是什么样子，《那五》让我们窥见了他们的尊容。作家一层层地扒开了这个贵胄子弟的外衣，就象丁聪供小说的绝妙的题头画一样；给扒光了，从而显出了这中国式的没落贵族，封建阶级末代子孙的软弱、卑怯、酸腐、清高、虚伪。他会什么呢，会吃、会喝、会玩、但也可以说什么都不会，软弱到没有意志，没有血性，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劳动能力。他所依傍的贵族家庭败落了，留下的一点遗产早被他“象卖豆腐似的一块块切着卖完”了，最后的可怜“遗产”就只剩下一副贵公子的作派长相和酸溜溜的家世优越感，不得不到人欲横流的旧社会上混世，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五卖古董蚀本，买小说险些遭打，捧角儿被扒光了衣服，只是觉得那五无能，感到滑稽好笑，那可就辜负了作者的一番苦心。作者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大家看，是用喜剧来寄寓深刻的思想。小说通过一系列叫人哭笑不得的情节、细节，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揭示了一个卑怯的灵魂，暗示我们，那种脱离了劳动，带着没落阶级烙印的贵胄子弟们，不但在行为上是废物，他们的精神也已经枯竭，失去了任何活力和创造性，只剩下一个皮囊。这里是包含着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的。陈毅同志的“劝儿诗”中说“莫学纨绔儿”之“纨绔儿”，指的正是这类角色。周总理曾语重心长地提醒，希望我们的子弟，千万不要变成八旗子弟，指的也正是这类角色。那五是作家的新的观点铸造的一位有着深刻现实意义和久远的警世价值的人物。
《那五》充分显示出，邓友梅是一位十分重视人物性格刻划的作家。邓友棒谈到他的创作见解时说：“要自成一家，就必须有你自己创造的人物，除了你，别人没有的人物。”（《谈短篇小说创作》《山东文学》六月号）也许由于作家把人物描写作为他创作的最重要的任务，于是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出现了人物大于主题，形象超过思想的情况。对《寻访画儿韩》就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按表达主题的要求来看，小说的布局有点本末倒置，头重脚轻。这种看法可以聊备一说。因为小说的立意在于“寻访”，在于新的政策感召人心，冲毁了个人的恩怨得失；觉醒了的人决心为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为祖国的文物事业以尽绵薄之力。而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却与“寻访”无关。但作家有自己的着眼点，他倾心于人物描写，要刻划出栩栩如生的“画儿韩”的形象。那里最能突现人物，就在那里落笔；至于直接涉及主题的笔墨占多大分量，他考虑得并不多。事实上，这篇小说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画儿韩”其人，而首先不是它的主题思想，或者说，它的思想意义留给我们的印象，反而比较淡。
那么，作家是怎样刻画“画儿韩”的？他的这一类小说在创造人物上有什么主要特点呢？正如不少评论指出过的，邓友梅在人物描写上继承了我国“说话”艺术的传统。所谓“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放下拜，再欲决腿，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者汗下……”（《古今小说序》），正说明了“说话人当场描写”的效力。这种“当场描写”，一般总是摒弃静止地刻画人物，分析心理，而在情节的进展中，靠动态、细节、对话来写人，它善于把环境描写、情节发展、人物言行综合地融汇贯通在一起，创造出有声有色的人的形象。《寻访画儿韩》的情况正是如此。且看“入话”第一句：“掐指一算，这一带足有三十年没来过”，便起笔不俗，引入想听下去。接着，自然而然地引出“三十多年前一场恶作剧”，从“当画”、“作寿”、“辨画”，“焚画”、“赎画”，这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情节中，刻露尽相，出伏含讥，精巧细致地“画”出了“画儿韩”这个艺高胆大、仗义疏财、狡黠机警、风流倜傥的文物典当行业老手的动人形象。特别是先“辨画”后“焚画”两节描写，笔下生风，语言圆熟流利，人物呼之欲出。如果说《寻访画儿韩》与《那五》情节的因素比较多，着重在行动中写人，那么《话说陶然亭》和《双猫图》则着重于心理描写，但这种心理描写全然是中国作风，并不直接写心理，而靠细节、对话的自然流传。不管是侧重行动，还是侧重心理；作家都是依仗“白描”达到刻画入微的境地。
既然是“说话”，是“当场描写”，就有个“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语言风格的问题。古典话本主要诉诸听众的听觉，要靠语言粘住听众，故而对语言的要求十分苛刻。一部作品有无民族风格，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驾驶语言的功力如何。邓友梅这一组市井小说民族风格鲜明突出，是与他在语言上的刻意求新不可分的。他说：“我现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我写了小说以后，把我惯用的语言抹掉，换上我平时不大用的语言”。他还说，“我自己凡能用细节，动作的，决不用形容词”，“形容词太多，引不起形象感”。（以上均引自《谈短篇小说创作》《山东文学》六月号）他所追求的目标是简洁、洗炼、流畅、传神。正如老舍说过的：“真正美丽的人是不多施脂粉，不乱穿衣服的”。
在这几篇小说中，邓友梅也确实在竭力抛弃“公用”语言，在抛弃用形容词和修饰语编织的华丽大氅，代之以带着尘土味儿和唾沫星儿的活的语言。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例如《那五》的开头一节，没什么形容词，却把一个贵族之家的败落活现出来。再如那五来到天桥“捧角儿”，通过他的眼睛，徐缓有致地点染出天桥的衡景，全是经过提炼的活生生的口语。
通体来看，作家对语言的追求是三化：时代化、性格化、地域化。努力做到写哪个象哪个，装龙象龙，装虎象虎。再提高一步，还要争取做到“话里有话”，含蓄而有后劲。比如《寻访画儿韩》里那五赎画时与“画儿韩”的对白，可以说做到了“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鲁迅语）。自鸣得意的那五与成竹在胸的“画儿韩”，一个催得急，一个稳住劲，唇枪舌剑，暗含讥刺。待到“画儿韩”收回钱，把假画扔给那五时，那几句话掷地有声，直臊得甘子千无地自容，达到了高度个性化。他在一个小小的场景里，通过个性化的、富于韵味和节奏的“京腔”，活画出三个不同性格人物的嘴脸来。当然，对语言的学习是个没有止境的课题，目前邓友梅的语言初步形成了风格，但也不难发现一些瑕疵和生硬之处。
邓友梅的市井小说还没有完，他的《清明上河图》式的世态图卷还在扩展之中。他的这种艺术创新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正如我们肯定北京作家群中的许多作家的创新一样。读者在拭目以待，盼望看到邓友梅的新“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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