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我从工作了九年的报纸副刊编辑岗位转到新闻记者岗位，与当下的现实社会零距离接触。这是一个将人生经验与人类经验融合的难得机会。那些年，我游走于新闻事实和小说构想之间，一边当记者，一边写小说，原有的小说构思与现实相遇，无数有质感的生活细节涌进小说构架里，替代了一些概念化的东西。我意识到，要想表现在时间和空间里存在过的人和事物，社会现实就是最好的载体。记者生涯使我再次从生活出发，重新认识一些生命场景，把过往的经验和此刻的体验融为一体，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活验证观念，用生活验证生命，用现实验证历史。
在小说中运用生活经验，并不是品质的保证，但生活经验一旦与写作相遇，会给写作者提供创作的激情，增添书写的勇气。十年的记者生涯，让我用全新的方式进入更广阔的生活场景和生命场景，以新闻的视角进入小说，从一个朴素的角度进入全新的感知世界，被真实的活力氛围笼罩，我在里面找到了感觉，也找到了逻辑。感觉和逻辑是小说品质的前提，也是我持续写作这部小说的动力。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长达十四年，动力从未衰竭。
二〇〇九年，我重回编辑岗位，小说完成了三分之二，电脑里积累了近三十万文字。这时，我就像一个农民站在秋天里，这部小说里面的重要元素，如人物、故事、结构、语言等，像农作物一样，已经从新闻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正在成熟。
人物
人物是小说的要素，新闻的主角往往也是人。小说里的人物和新闻里的人，是某种意义上的双胞胎。其中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当下的。虚构的人物的血液与真实的人的血液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流淌的时间不同，流经的方向也就不同。如果我们的视线转向过去，这样的血液像一条河流，会把一个人带离眼前的景观，进入历史的视野，让人们看到许多自己难以经历的人和事、难以置信的细节。
从新闻的角度看，他们是“人”，从小说的角度看，他们是“人物”。“人”是否能够成为“人物”，取决于他们身上的信息是否被一个写小说的人记录、提炼、融合，通过作者的想象力升华。这些信息就是“物”，与自己的经历有关，与社会有关，与时代有关。
一个采写新闻的人，只要描述这些人当下的状态、获取他们当前的信息即可，而一个写小说的人，却需要发现深层次的信息：这个人性格如何，有过什么样的经历？这些经历在社会和时代的背景下，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在记者眼里，这些人接受采访后，就会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采访工作也随之结束；在一个小说写作者眼里，这些工作才开始，作者还要去寻找这个人的往事。往事一定会有的，就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影子；往事是一种力量，是促成被采访对象从一个“人”变成一个“人物”的力量。
在当记者之前，他人对我而言，除了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面目模糊的群体。随着采访经历的积累，我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人身上越来越多的往事被我了解，他们变成了个性鲜明的个体，我的视野也随之扩展。他们身上的历史烙印和过去生活的痕迹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相遇，就像泥土与水融合，成为一种可以塑形的材料，成为小说中的人物。还有一些采访对象令我印象深刻，却无法直接进入这部小说，但他们的精神内核可以移植到小说人物身上，比如，一位下肢残疾的乡村教师行动不便，只能居住在他任教的乡村小学里，每天放学后，学校只剩下他一个人。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就用一把手锤和一枚大铁钉在教室的石头墙上凿刻毛泽东诗词，笔画深入石头至少一厘米。十几年后，教室的每一面石头墙壁刻满了毛体字。他的形象令人难忘，但《屋顶下的天空》里没有他的位置，我就把这种乡村教师特有的寂寞转化到文纹身上，他这个“人”身上的“物”，就成为书中女教师文纹的一部分。
故事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是与人类历史共同产生的，适宜于任何材料，存在于任何地方。由此看来，小说充满叙事元素，新闻也充满叙事元素。即便是一根火柴，也充满叙事元素。比如，它是怎样从树木变成火柴，这个过程，充满细节，能够形成故事。
一件饱含新闻元素的事件发生了，如果媒体没有作报道，它就称不上是一件新闻，比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经常发生各种案件，只有被媒体关注了，它才是新闻，没有被媒体关注，它就只是案件，甚至连案件都谈不上（如果当事者不报案）。当然，它还可以以另外的方式在民间传递，以传说的方式，或传说的变形——谣言的方式，虽然它不能成为新闻，但可能成为历史，也可能成为小说。
报道一个事件，是新闻的责任；叙述一件事情，是小说的责任。它们的共同点是叙事，只不过，新闻主要是用准确的叙述方式还原事件，小说则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更加内在、也更加广阔的东西。不管是用何种方式叙事，它们都是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尽一份责任。
无论哪种类型的小说，故事都是基础。新闻工作者每天面临的事情充满叙事的元素，这些元素也是小说需要的故事元素。从事新闻工作，就是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打交道，采集、发布信息。《内江日报》是一个信息汇集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看见了很多东西，看见市委、市政府在开什么会议，也看见城市和农村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城市的拆迁工地上，一个农民工利用休息时间在房屋的废墟里寻找曾经的居民遗落的小物件，他找到一些金银手镯和钻石戒指，还找到一部徕卡相机；在一个乡镇，几个警察从一个旅馆里抓住了一男一女，他们本来是抢劫与被抢劫的关系，后来却成了犯罪的同谋——一个女出租车司机被一个人抢走了钱包和手机，当她去拿回手机时，却和抢劫她的人私奔了，还给自己丈夫打电话索要赎金，说自己已经被绑架；在一个养老院里，一个退伍老兵每天用夜壶里的尿浇灌花台里一株黄桷兰，它开出的花朵，与玉兰一般大。视线如果越过时间的界限，可以看见几十年前的一个情景：解放军在一个乡镇与国民党残兵打了一仗，解放军发射的一枚迫击炮弹在一座悬崖上炸出一个弹坑，弹坑至今不长草，像一处永远新鲜的伤口……这些信息经过时间的光线折射后，在城市和乡村闪闪发亮。它们首先进入新闻的视野，然后进入小说的视野，变成故事。
那些发生在当下的事情，作为新闻见诸报端后，并不就此结束，它还有发展，还有下文，只是被人们忽略了。它们往往呈现出平面的状态，像一个平台，上面站着许多人和事件。就新闻而言，这个平台的边缘就在眼前；对小说而言，这个平台的边缘在远方。采写新闻的人和阅读新闻的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止步，写作小说的人和阅读小说的人，却另有期待，他们的眼光会越过这个平台的边缘，看看远方还发生了什么。远方发生的事情，就是平台上的人和事件的延伸与扩展，在这里，时间是主要原因。
时间永远不会停止，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时间里，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时间里。新闻只报道其中的一个片断，小说则可以把这个片断扩展，或者把它立体化，探索发生在时间深处的事情，以及发生这些事情的潜在原因，这是小说里故事的形成方式之一。从被采访对象的眼神里，从他们讲话的语气里，从我阅读的一些书籍里，或是从某个地方偶然听来的消息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事情一旦发生，很快就会在时间里消失。它的意义，在于重复提起。历史就是重复提起某一件事情，使它们变成历史；小说也是重复提起某一类事情，使它们变成故事。在当记者的日子里，我采访了无数的人，精彩的细节在他们身上不断出现，又随之消失。当我再次回顾，它们已经凝结成故事，我相信，它们还可能凝结为历史，前提是被重复提起。
在任何人身上，都藏匿着新闻，藏匿着一些故事，藏匿着一些小说，也藏匿着一些历史。无论生在活在哪一个时代，人们身上总是延续着历史的元素，每一个被采访对象都可能成为新闻的主角，从而成为故事的主角，成为小说的主人公，成为历史的一个角色。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也会忽略。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就是要凭借想象力，帮助他们找回遗落的事情，在细节中寻找象征意味和哲学意味。在人们的生活表面之下，藏着一些更久远的东西，或者凝结成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有时，我采访完毕，与被采访对象告别时，他们一旦站起来，故事就从他们身上纷纷掉落，有一些直接掉进这部小说里，如徐婕的故事，吴国柱的故事，还有旧时买卖粪肥用锅盔作为媒介的故事。当然，《屋顶下的天空》里的故事，是我一生中各个阶段汇集而来的，当记者的这个阶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里面遇到的许多故事，成了这部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构
人物的性格命运发展是形成小说结构的基础。人物的性格命运充满悬念，这也是小说悬念的意义所在。或者说，悬念依附在人物的性格命运上面，这是悬念的最佳存在方式。人物的命运脉络清晰了，小说结构的走向也随之明晰，生命力也随之产生。它们会像原始的根茎，在生活的土壤里探索，汇聚力量，最终破土而出，生长成一部小说。
《屋顶下的天空》的最初构想，是发生在一个朋友身上的故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重庆市一个青年作家与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文工团钢琴演奏员相爱，他们私奔了，最终却分手了。这根粗略的线条成了这部小说的初步构想。这个构想有天真和幼稚的成分，却是这部小说的开端。二〇〇五年，我根据已写了十多万字的小说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内容是小说的男女主角叶飘与林译苇怎么私奔怎么分手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关注，他们有意将此搬上银幕。包括导演在内的工作人员来到内江市隆昌县的云顶寨（小说中的名字是天顶寨）考察，初步考虑将此作为外景拍摄地。在云顶寨小住期间，导演有了撰写另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想：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白领，厌倦了红尘的喧嚣，努力回到自己的家乡小县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根据这个构思，我写出初稿，与导演一起完成了剧本。二〇〇六年底至二〇〇七年初，峨眉电影制片厂花了一个月时间将这个剧本拍摄成影片，并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入围了美国滨江国际电影节。这样，关于叶飘和林译苇的爱情故事没能在电影里展现，在小说《屋顶下的天空》里也没有继续下去。他们在小说中随着时间成长，最终没有在感情上走到一起，然而，小说的脉络却更清楚，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也更明晰。
在小说人物性格这个基础上，面对变幻莫测、虚虚实实的大千世界，我只能采用多重结构来搭建《屋顶下的天空》这座建筑物：当代社会中一座城市中下层群体人物的生命史，是第一重结构；女主人公林译苇撰写的以叶一峰与田单岭为主人公的小说，是第二重结构；徐婕叙述的故事，把金人立等人物引入小说，是第三重结构；第四重结构是一种隐形结构：我试图让这部小说形成一幅时代画卷——我设想，画卷的前景是一些现实生活的碎片，呈现小人物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画卷的中景由爱情、战争和死亡的历史线条组成，串联起人性深处最隐秘和最敏感的部分；画卷的远景，隐约浮现出朦胧的诗意，给整部小说罩上一层柔和的灰色。正如荷尔德林所言：“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诗意是世界各民族生活的基本色调，也许，每个地域、每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各有千秋，但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诗意。在生活中，诗意无所不在，这些诗意不会被生活的碎片掩盖，而是逐渐游离到远方，形成生命的图腾。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远方，无论他们面前的苦难有多么深重，但诗意与他们始终同在——各民族的文化就是诗意的表征。一个人即便是文盲，他也置身于文化的氛围中，被诗意笼罩，被远方吸引。而远方的色彩，都是灰色的，都是相同的。越是远方，越是相同，越是灰色。灰色是生活最本质的色彩。在色彩学里，所有的颜色调和在一起，就会成为灰色；在生活中，把一个人所有的喜怒哀乐聚集在一起，会在情感世界里融合成灰色的对应物——平静。在小说中，所有的复杂性聚合在一起，会构成沉默。沉默也是灰色的，蕴含着最朴素的诗意，它是小说中人物的远方，也是小说最好的终点。《屋顶下的天空》的第四重结构是一条无形的路径，穿越所有的复杂，经历所有的喧嚣，抵达小说的终点，也让读者抵达自己的远方，站在灰色的暮霭里，面对真正的沉默。
语言
语言要抵达的目的，是大地上存在过的事实，包括人的行为和人的思想。小说语言的风格最是多样化，但我偏爱含有新闻风格的小说语言，这样的语言具体、准确、简练、通俗，最能体现被描写对象的质感，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场景，能够凝结历史的碎片，让它们在时间和空间里显形。同时，我也喜欢诗的语言，它是物象之间有机化、戏剧化的神秘联系，游走在小说中各种人物、各种事件之间，呈现出它们的因果关系。
一部长篇小说的所有意图，要由语言来实现。除了故事、人物、结构等要素，长篇小说蕴含的缜密的思绪、微妙的感觉等，是一部长篇小说最珍贵的部分，类似一个人的灵魂。要精确地表达它们，过多的修饰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一些飘浮不定的思绪，只能用准确的词语把它们固定在一个地方，让人们仔细观看它们。熟语和形容词因其类型化的特质，作为工具显得粗糙而简陋，无力完成这个精细的任务，描述事实的新闻语言和描述某种神秘或某种感动的诗的语言，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新闻语言的特质是细致、指向性强，能够准确地表现有形的事物，而诗的语言却可以准确地表达无形的事物。新闻语言（包括方言土话）存在于小说中的第一个层面，用于叙事；诗的语言存在于第二个层面，用于探索故事的本质。把新闻语言和诗的语言结合起来，是《屋顶下的天空》的写作要求，更是生活的要求——生活是人类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本身就饱含无限的诗意，因而，在《屋顶下的天空》里，不可避免地存在诗的元素。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这两种语言融为一体，能够清晰地展示现实和历史，又可以创造清明澄澈的意境。如果要从功能方面区分一下，那么，新闻语言构建了“屋顶”，诗的语言营造了“天空”。当然，在小说中，二者不可能泾渭分明，但各自所起的作用，还是可以分辨出来。
无论是新闻的语言还是诗的语言，以及它们综合而成的小说语言，与其所表现的对象总是有距离，或者说，作者选用的语言，不能绝对精准地表达自己从生活中感悟到的东西——语言与其所指之物之间并没有绝对准确的关联，这就产生了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正是产生艺术感觉的空间，是容纳语言魅力的地方——诗的语言与所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更大，所产生的空间也更广阔，可以容纳更广阔的想象力；新闻语言与所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更小，指向性更明确，所产生的空间也就更小。大小空间交错，形成新的空间——小说的语言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新闻的元素、诗的感觉、现实的碎片和历史的影像融为一体，并互相摩擦，砥砺读者的想象力和灵魂，从而产生一种新奇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快感，这就是审美的感觉，也是艺术的魅力产生的原因。
推而广之，语言的变形产生魅力（文学），色彩的变形也产生魅力（美术），声音的变形也产生魅力（音乐）。艺术的奥秘，有很大一部分就藏匿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
《屋顶下的天空》最终在2012年12月完成，这个过程，是小说的各种元素在新闻的土壤里生长的过程，也是自我认知和完成某种体验，向时间深处行进的过程。自我认知必须在社会的大环境里才能实现，正如庄稼必须在土壤里才能生长。
庄稼的生长也是一种认知，只不过，植物生长的力量是先天设定的，按照其基因程序的遗传密码来完成这个过程。一个人在社会中成长，也在不知不觉遵循某种预先编制的密码，这些密码，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社会长期的进化发展中，人们所形成的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长期积累的生命活动的信息结晶。但在生活中，这些预先编制的密码只是基础部分。一个人要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完成自己，需要接受新的信息。一本小说要在作者的脑海里成长，需要重新梳理这些密码，融合新的信息，形成新的结晶。
《屋顶下的天空》是一部从新闻的角度写就的小说，以个人的视角从现实指向历史纵深。我试图让它远离某种模式，让叙事本身从讲述变成探寻，类似田野考察。在探寻与考察中，寻找这些密码的奥秘，寻找一些还没有被理论捕捉的存在物，让它们在语言的世界里显形。我关注过去的人们在大地上行走的方式，搜集他们逝去的声音、飘零的血液、散落的骨头，把它们还原成某一阶段的人的生活、人的历史、人的存在，并留在文本里。但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沿途掉落的生活碎片，会被现实的光芒和历史的光芒同时照亮。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就这样我们抱着徕卡相机睡去
要将我们的梦印上镜头
然后在照片里认出我们
醒在更漫长的生命里
——约瑟夫·布罗茨基
最难猜测的不是将来的事，而是过去的事。
——俄罗斯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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