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当重视和研究的文学现象。我有幸在新时期一开始时就参与了文学活动，也有幸身处文学活动的中心，伴随着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潮起潮落走到今天。

    十多年来，我有过文学编辑的经历（在《文艺报》工作四年）；也有参与机关工作的经历（从1983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至今）；这其间，边工作，边写作，一直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发生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我写作并发表了计约百万余言的文学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尽管有一半的文章是关于小说的评论，但现在回想起来，最使我动情的还是撰写那些有关报告文学创作的文章，参加那些有关报告文学创作的活动。可以说，在1985年前后，当我分明地意识到报告文学在整个文学创作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重要地位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把关注文学的视点移向报告文学方面，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热情投向十分活跃的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中来了。我写了为数不少的有关报告文学创作、作家作品评论的文章，用心地关注每一个新的作家、新的作品的出现，关注每一个创作新动态的发生及演变。自认为是报告文学的一个最热心，最用心的读者。这本书中所集录的这些文章，就是我对报告文学感受与理解的主要部分。从中，读者也许可以了解我的报告文学观，感受我对报告文学的热情。同时，也是可以从这些文章中了解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发展演变的脉络的。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方面为自己在把握认识报告文学的现时状态的用心感到高兴，同时也为经常是在匆忙中追踪报告文学的动态表现而写的这些文章，欠缺必要的理论深度和更多一些的细致分析颇多遗憾。这些年来，报告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有许多的发展、创新，这为其理论建的准备了非常肥沃的土壤。可惜的是，在不少人的观念中，还依然用早些年间人们对报告文学的那种理解来看待认识今天的报告文学。所以，就对今天的报告文学有了些不适应，因这些不适应的存在也就有了一些并非完全合理的非议。而要解决这些不适应和非议，似乎只能依赖于理论上的辨析和澄清。然而，比起创作实践的丰富繁荣来，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明显滞后。也出过一些史学性的专著，但以我看来，这些著作在报告文学的观念上还嫌陈旧，作者对史用力甚殷，但其最大的缺陷是对现实的、及活生生的报告文学创作现象研究总结不到位。因此，我期待在尽早的时间内，报告文学创作在理论建设上能有所作为。但同时，我也希望在这种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中，能够充分地注意到报告文学的特性，不要把报告文学简单地视为完全纯粹的文学，不作区别地把它与小说、诗歌、散文等相提并论。要充分地意识到报告文学在创作的过程中，乃至作品内容上与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种种真实性联系与影响。报告文学的特殊性只一般地从现实性、真实性和文学性上是很难讲清楚的，它带有极强的个性化成份。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不一样，这个题材和那个题材就不同。经常是因人而异，因题材对象不同而各不相同。理论的规范往往是对规律性的寻求和运用，但报告文学创作常常是很不易去进行规律要求的创作活体。这一点是因为创作要不时被社会现实生活所左右的结果。越深入报告文学创作的内里，对这一点的感受就会愈加明显。

    我的这本《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得以出版，是件令我十分高兴的事情。这首先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家们，若不是他们乐意为这本有特色的书提供方便的话，在当今这个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时期，我的这些文章还不知要放多久。此前，我在编辑出版评论文集时，特意放下有关报告文学的文章不收就是想有机会把此类文章专门集为一册。如今，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扶助，这一目的得以实现，真是幸甚！

    本书中的文章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性的论文；第二部分是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第三部分是带有述评性的研究和应邀所写的一篇专论（这篇文章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不是我有关报告文学评论的全部文章，但主要篇章都在这里了。需要说明的是，报告文学本身还是一个更多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对象，因之，我对它也不免有个不断认识理解的过程。在这些文章中，有着前后不尽吻合的看法，我未一一修改；希望读者以近期所见为准便是。这样既可反映文章原貌，也许还能透露出一点报告文学变化递进的消息。

    最后，我要特别向我的“乡党”何西来先生表示感谢。他在百忙中仔细审读书稿并作序，对我鼓励甚多，让我感动。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所有报告文学界的朋友；向所有给予这些这：章的写作发表以帮助的编辑朋友；向将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劳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家们表示诚挚的谢忱！

    李炳银199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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