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斯蒂芬·格林贝特（Stephen Greenblatt）

    翻译：刘庆龙

    莎士比亚就是将我送入伊朗的魔毯吗？四个多世纪以来，他超越了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和所有一切划定人类身份的界限，一直发挥着联系不同群体的重要的纽带作用。

    一

    2014年4月，德黑兰大学邀请我参加第一届伊朗莎士比亚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我毫不犹豫便应允了。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伊朗心向往之。多年以前，还在剑桥上学的时候，我偶然读到过一本书，那本书介绍了大流士、居鲁士和薛西斯时代的艺术作品，充满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艺术的精美图片。我被这些高雅、神奇而诡秘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了，于是乘火车前往伦敦。在大英博物馆，我惊奇地发现了有凹槽的牛角形酒器、格里芬的串珠手镯、由四匹精美的金马牵着的精巧的黄金马车，以及其他难以置信的从消失的波斯世界幸存下来的珍宝。我盯着这些，站在那里忘乎所以。

    那些宝物所代表的文化立刻吸引并征服了我。一个剑桥的朋友曾建议我读一本关于波斯的老游记。（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本奇书的名字和作者，甚至不记得自己曾经读过它，直到伟大的游记作家柯林·休布伦（Colin Thubron）最近又向我推荐了它——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于1937年发表的《通往奥克夏纳之路》（The Road to Oxiana）。）拜伦锐利的视角，以及对伊斯兰和伊朗古迹精彩动人的描述，使我愈发想要亲自去瞻仰这样一个曾经辉煌灿烂的复杂文明。

    这个愿望在20世纪中期本可以很容易地实现。那个时候，很多人会在暑假攒钱买一辆二手的大众车，驾车横穿波斯和阿富汗，绕过部落地区，由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下行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一些同学邀请我参加这样的旅行，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一直推迟这个计划，还告诉自己：没关系，还会有机会的。

    我去参加伊朗的莎士比亚研讨会，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情形是相似的，或我们潜在的价值和信念是一致的。正如主办方热情而充满鼓励的电话所表明的那样，虽然共同分享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意义深广，但这不足以弥合我们之间的不同。一个简单的例子，联名邀请我的学者中的一位曾写过《＜哈姆雷特＞中幽灵的矛盾特性》和《审美反应：读＜麦克白＞》这样的文章，也写过有关“血腥残忍的冒险主义”——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他曾写道：“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触角已逐渐伸向了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那丑恶的嘴脸上过早地挂上了得意的奸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们人数众多，到处都布满了他们的足迹和代理人”……难道那些将要迎接我的伊朗主人，那些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复杂性的学者，真的相信那些有关锡安长老会协约的荒诞故事？“华盛顿已经处于锡安主义者的掌控之下”，“华盛顿已经成为牵线木偶，其每一步决策实际上都是由锡安主义者的拉比们做出的。这些人已经打入了美国的权力和控制中心，正如波斯谚语所说：没有他们（锡安主义者）的允许，他们连喝水的权利都没有。”这是这些学者为功成名就不得已而为之的说辞，还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并不打算直接询问他本人，不过如果我这样做，他一定会像伊朗政府所做的那样，将锡安主义者和普通犹太人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别真的存在吗？诚然，他所不知道的是，十一岁的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树林里参加夏令营（Camp Tevya）时曾高唱“希望曲”（Hatikvah）。从我的作品来看，他恐怕也不得不将我视为一个犹太主义者，且经常造访以色列并在大学发表演讲，与学者进行交流。既然如此，他向我发出邀请函有何深意？

    就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刚刚结束之际，伊朗犹太社区领导人哈比卜·埃勒加尼安（Habib Elghanian）被当局逮捕，他因“与以色列和锡安主义有紧密的联系”、“与真主的敌人保持友谊”并“对抗真主及其使者”的罪名被处以枪决。在他被处死之后，大批伊朗的犹太人向外移民，仍然留在伊朗的犹太人也意识到了“与以色列和锡安主义存在联系”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此外，护照上有入境以色列记录的外国旅行者将被伊朗使领馆拒签。不过从我的情况来看，莎士比亚似乎消弭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并在那巨大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不过也许在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桥梁。由于邀请函是多人联名签署的，所以在组委会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声音，其中可能会有强硬派的成员拒绝邀请我，这样我将永远不能参会，或是根本拿不到签证。实际情况仿佛正是如此，尽管早在四月就获得了邀请并提交了签证申请，但我未从伊朗当局方面获得任何消息。几个月过去了，我几乎放弃了最后的希望。但就在11月，我计划前往德黑兰航班的前一天，我的签证被签发了。对如此漫长的延迟，当局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我乘坐德国汉莎航空前往德黑兰。在航班即将降落伊玛目霍梅尼机场时，我听到飞机广播提醒所有女性乘客：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戴头巾——希贾布，这不是习俗而是法律。乘务员也说道：“飞机上的女性乘客们请注意，在你们下飞机前必须按照要求佩戴头巾。”凌晨一点，我下了飞机，发现候机的正是那位著文谴责锡安主义者控制了世界的学者。他面带微笑，看上去彬彬有礼又友好可亲。很快我们便发现了彼此的共同兴趣——电影，于是一起愉快地讨论了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的《白丝带》（The White Ribbon），艾玛诺欧·奥尔米（Ermanno Olmi）的《木屐树》（The Tree of Wooden Clogs），和1957年的经典西部作品——《决斗犹马镇》（3:10 to Yuma）。

    我们驱车进入市内，目之所及皆是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和现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巨幅广告牌。到达旅店时刚好是两点，这家旅店之前名为喜来登，现在改名为霍马（Homa）（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当晚，尽管我知道第二天一早就要参加会议，但还是因太过兴奋而难以入眠。我躺在床上，盯着一个嵌在天花板上的铝制箭头（指示着麦加的方向），对自己即将到来的主题发言感到担心。我无意将这次演讲变成一番挑衅，而且比起自己我更担心组委会的成员和那些听讲的学生，我想如果我的演讲“出格”的话，他们中一定有人要对此事负责。但同时我也不想放任这个机会白白溜走，失去意义。

    演讲当天，当我进入大厅时，看到的是一群充满渴望的面孔；当我走下过道时，所有人都起立鼓掌，还有人用手机拍照。所有女性都戴着希贾布，其中一些还穿着卡多布；年轻的男子穿着则很随便；老师们穿着夹克，不打领带。我注意到有一些人站在人群之外，这些人看上去既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不难猜出他们的身份。演讲开始前，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同时播放充满了鲜花和风景的秀丽视频，随后奏伊朗国歌，接着是一个冗长的介绍。当我起身做演讲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感。

    莎士比亚就是将我送入伊朗的魔毯吗？四个多世纪以来，他超越了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和所有一切划定人类身份的界限，一直发挥着联系不同群体的重要的纽带作用。诚然，这些界限依然存在，莎士比亚并不能轻易地抹除它们，但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他所谓的“赎罪”的机会。这个词在莎翁笔下的意义与当今不同，他所说的“赎罪”（atonement）意指把意见不同并相互隔离对立的人聚集到一起，进行对话。

    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所谓的“对话”进行无情的质疑，来揭示当时其所服务或掩藏的意识形态，来挖掘作品的原始环境，来探寻当下其被接纳的不同背景，这是我们这一代莎士比亚研究者们要进行的工程。我们试图分辨出潜伏在剧院或出版社的那些秘密警察。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几十年来一直支撑着我和我的同事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但我们几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在面对与我们同样的困境时是如何成功的呢？

    这是我开场提出的问题，答案很简单：他是一个天才，就像在伊朗广受崇拜的诗人哈菲兹（Hafez）和鲁米（Rumi）一样。但是“天才”并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他的钦佩。我向听众们推荐了本·琼森（Ben Jonson）的观点：莎士比亚是一个“诚实、开放而又自由的人，他拥有超凡的想象力、勇敢的理念和绅士的表达”。

    琼森对莎士比亚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进行了赞美，认为他的想象力、理念和表达恰到好处。不过我更注重琼森对莎翁个性的描述：“诚实、开放和自由”。我暗示这个评价不可避免地又和政治有所关联，而后继续说道：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英格兰是一个闭塞而不自由的社会。在当时的英国，公开表达自己内在的真实想法是十分危险的。政府无孔不入地监听酒吧、旅馆等公共场所，并十分留意监听到的每一个细节。凡是有违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官方意志或违背基督教教会正统观念的言论将受到谴责，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英国警方曾向既是政治权威又是宗教领袖的英国女王汇报编剧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反宗教观点和言论，随后英国安全部门便策划了一起小酒馆斗殴事件，在斗殴中将马洛杀害。之后，马洛的室友——剧作家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也遭到了严刑拷打，不久便死去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诚实、开放和自由的品质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那些与政府和教会的观点论调保持一致的人很可能也很容易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反映出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图景。那是一个贵族血统高于一切的等级社会，民众缺乏独立意志且很容易受到非理性思想蛊惑，因此尊重秩序和等级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这种观点很难解释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有些场景。例如，在克罗迪斯谋杀丹麦合法国王的一幕中，他当着造反的民众宣称：

    国王的周围总有个神圣的篱笆

    在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妄言所谓“神圣的保护”是极不明智的，从教堂到议会，那些宣传不过是巧言令色的说辞，可以用来为任何当局讴歌。但是观看《哈姆雷特》的观众是如何理解这一幕的？罪犯克劳狄斯知道并没有神在保护那个躺在花园里憨憨入睡的老国王，他可以做的也不仅仅是偷窥而已。他假装虔诚的谎言不过是为了神化自己的权力和哄骗单纯的王后莱尔提斯（Laertes）。

    再拿《李尔王》中的一幕举例，李尔王在深陷绝望之后，遇到了失明的格洛斯特伯爵（Gloucester）。李尔王说：“一个人没有了眼睛就看得见这个世界的面目”，“用耳朵看吧”。如果用心去听，你又能“看”到什么呢？

    看那个法官怎样痛骂那个微贱的小偷。听，侧过耳朵来：换一换位置，现在猜猜看，哪一个是法官，哪一个是小偷？卞之琳版p471。

    当时的主流文化尚不鼓励个人去进行将法官和罪犯位置对调这样的思想实验，遑论聚集在剧院里的上千人。没有人在公众面前挺身而出揭露那些道德的代理人和他们所鞭笞的罪犯一样，有着相同的贪念。没有人愿意打破自己平静安定的生活，站出来坦言在那些富人的锦衣华服之下可能藏着和衣衫褴褛的穷人一样的邪恶的灵魂。没有人愿意舍弃自己的安全，像李尔王在最后一刻做的那样，高声疾呼：“屈服于政府淫威的人生像狗一样。”

    为公开表达这些想法，莎士比亚运用了许多技巧：一方面这些想法不是作者的直接表达，而是从剧中人之口说出；另一方面这些角色往往是疯癫之人；此外，剧中的李尔王并非当时当世的现实人物，而是历史人物。莎士比亚从未直接对政府当局表明过自己的态度，也没有对当时社会上针对国家和教会的批评直接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知道，尽管脚本要被审查，剧场受到监督，但只要谨慎地避免公然讽喻时事，警察很少会干预戏剧演出。

    然而“干预”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并非从未发生。令人震惊的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竟然让一个无名的仆人站出来阻止其主人——王国合法的继承人——强大的康瓦尔伯爵（the Earl of Cornwall），阻止他折磨那些受到怀疑的人。“住手，大人”，仆人说：

    我从孩提起就一直侍候你，

    可是我对你再好的效劳也比不上

    我此刻叫你住手。卞之琳版p446。

    起初，观众们一定对仆人阻挠康瓦尔伯爵施刑这样的设定感到震惊。尽管仆人最后死于剑下，但他在死前也对主人进行了致命的攻击。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在当时无名小卒对抗领主一向被视为叛国，观众们竟然还都对这名仆人表达了同情。如此直接的表现几乎是一种疯狂的设定，因为故事的时代背景虽被设为古英国，但其环境与观众所处的现实无比接近，这令人感到不安。

    莎士比亚是如何逃脱惩罚的呢？从现存信息来看，他的逃脱部分是因为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代虽然实行高压管理，但政府的监控并非面面俱到，其刑罚也并不如一些残存的资料显示得那样高效。相较官方的记载，莎士比亚所处的社会实际上可能更多元、更自由。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莎士比亚似乎将自己对时代和国家的颠覆性观念放置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图景中，在那里，他笔下的人物们不断地迫切地上演着自己的故事。同时，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让我们跨越了四百多年的历史，跨越了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始终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紧密相连。我们有义务将这些故事保存下去，如此，即使周遭险恶，我们也能寻找到一种方式，在自己的生活中自由、真诚而开放地交流。

    演讲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临近结尾时，我以为听众们可能都会急着退场。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并开始了一个更为精彩的环节——问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充满了大量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来自学生，而提问者多是女性，她们的勇气与魄力、知识与表达令我十分震惊。虽然只有极少数的老师和学生曾迈出过伊朗国门，但大部分问题都是用流利的英语提出的。对于有些问题，我甚至只能给出似是而非的回答，我记录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在后现代时期，普世性广受质疑。我们应该如何调和莎士比亚的普世性与现代理论的冲突？

    你说莎士比亚用尽一生，将自己的意识观念融入笔下的故事。我们不也一样吗？是什么区分了莎士比亚与我们？

    谈谈你的作品，与文化唯物主义相比，能否说你是在锻造新的历史主义的理论？

    在谈论文化流动性的时候，你提到了文化变革、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差异的包容性；但当谈论文艺复兴的自我建构时，你提到意识形态的东西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它是不自由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建构充满了理论的陷阱。那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受困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同时又扮演文化变革和持久性辩证关系的代理人呢？

    莎士比亚有出众的语言才能，但这怎么就能表明他的内心也在充满了热情、真诚并自由地思考呢？一个学生问：“你是否相信查理二世（Richard II）时期，亨利四世（Bolingbroke）的改革真的是想要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社会？亦或只是为了攫取财富和权力？”“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你怎么看呢？”那个学生回答说：“我认为这不过是一小撮人替代另一小撮而已。”

    二

    我魂牵梦萦伊朗已经有五十几年了吧。我的签证允许我在会议之后再待几天，会议的主办者——一位非常慈祥、友好好客的女性，帮我安排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司机，并配备了一位美国向导。我被告知不能独自游览，这很好，因为我只学了两三句波斯语。而司机侯赛因不懂英语，因此，对他在德黑兰疯狂的交通状况中表现出来的高超的驾驶技术，我不能直接表达钦佩，这很遗憾。向导哈桑，对英语一知半解。他告诉我，他出生于伊斯兰革命那一年，最初伊朗并没有太大变化，妇女不用戴头巾，所有人都可以喝酒。（当他得知我和我妻子几乎每天晚餐时都要喝一杯酒时，他看起来十分震惊。）至少对于那些我已经习以为常的宽松习惯，从宗教出发的他仍颇为在意。他一天要虔诚地祈祷数次，通常是在旅店和其他公共建筑中的“祈祷室”。在清真寺，他和其他众多虔诚的穆斯林一起热情地亲吻圣墓的栏杆，以此来获得来自圣人的赐福。但后来他得了重感冒。

    德黑兰一千二百万居民好像都在街上，侯赛因每次在德黑兰的大街上都要努力地躲闪、抢路。城市北部富丽堂皇的宫殿让位于无穷无尽的写字楼、公寓、广场、商场和巨大的营房。哈桑提醒我不要拍军营的照片，我也不打算冒着被投进监狱的风险这样做。他说这里布满了监控摄像头，它们能够分辨出任何试图在车里拍照的人。街道上，电脑、洗涤剂、酸奶的广告牌与霍梅尼的伟人画像、政治口号、美国和以色列的邪恶形象以及两伊战争中许多烈士的照片交织在一起。

    众多的烈士画像布满了德黑兰的大街小巷，在街道两旁、交通要道、建筑物边上、建筑物墙上、立交桥和人行天桥等每一个地方。灯杆上的烈士画像通常两两一组，这可能是无心的设计。其中一些画像组合颇为震撼：一个少年边上是一个强硬的老兵；一个新兵的旁边是挂满了勋章的高级将领；一个满脸胡子的战士旁边是一个长相甜美的少妇。

    德黑兰好像永无止境，但是一旦我们驶过了最后一个有烈士画像的立交桥，突然，高速公路就伸入了无边的荒漠，一直向南150公里直至伊斯法罕省的卡尚（Kashan）。卡尚以出产地毯闻名，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一块卡尚的地毯，但我此次造访的目的地并不是拥挤的巴扎，而是十六世纪的芬馨花园（Bagh e Fin or Fin Garden），它在古波斯历史上被誉为“天堂”（“天堂”是英语从波斯语中借用的一个词，其他的还有桃、柠檬、橙、腰带、长衫和睡衣等词）。如今的天堂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尘土飞扬的广场，笔直的小径两旁种满了古朴的松柏。

    对于那些习惯了罗马多利亚潘丽菲美术馆（DoriaPamphili）、伦敦英国皇家植物园（Kew）和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的游人而言，这种以广袤、苍凉的沙漠为背景的刚硬的建筑之美是很难欣赏的。但从旁边天然泉眼中流出的泉水，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创世纪》（Genesis）中那种夸张的描写：其壮丽并不逊色于四大河的源头。卡尚的花园崇尚理性和控制的美感，珍贵的泉水直接通过笔直狭窄的水道流入一个铺满了绿松石的正方形水池。此外，一个充满了历史感的浴室（或称为澡堂）也从这里取水，19世纪一个民族英雄正是在这里被暗杀（“暗杀”也是英语一个从波斯语借用的一个词）。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任何真诚的企盼在被满足之时，都会伴随着难言的失落。游览过芬馨花园之后，我心中的些微失落也不足为奇。在设拉子这座我想象中充满了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的城市也是一样，比起它落后的交通和死气沉沉的70年代的建筑，更为显眼的是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和烈士们无所不在的巨幅照片。

    不过在造访过许多地方之后，这种失落出现了一个例外：伊斯法罕，这里满足了我对伊朗的旧梦。虽然同样少有旅游信息，同样充满了伊斯兰共和国严峻的标志，但这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建筑的侵蚀。一座古桥横跨扎因代河，上面到处是独具特色的传统茶馆。激烈的卫道士担心这些空间可能成为男女调情之所，因此下令将这些茶馆全部关闭，但这座桥依然充满了欢乐的生活气息。此外，这里的清真寺、花园和公共广场都极具美感。

    在一天的游览观光即将结束之时，哈桑提议带我去教堂。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但也表示愿意放弃这次访问，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更希望去访问地图上的犹太教会堂。他吃了一惊，但马上恢复了镇定，他说在他长大的城市——马哈茂德（Mashad），他曾认识一家犹太人，但是他们已经搬走了。于是我们开始了对犹太教会堂的寻找，地图显示在城市迷宫般拥挤的巴扎集市旁边有一座，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它。售货员和路人纷纷迷惑地看着我们，哈桑向他们求助，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帮助。随后我们开始了新的“征程”，从巴扎集市走向了狭窄幽静的小路，进入了一个安静的居民社区，哈桑逐个敲门、在百叶窗外询问。最终找到了一个老妇人，她告诉我们这一地区曾经住着犹太人，但都已经搬走了，至于犹太教会堂，更是不知它今在何方。

    在我所游览过的地点中，没有任何可以同周围这些宫殿、伊斯兰学校、澡堂和清真寺相媲美。而其中最壮丽的当属谢赫洛特芙拉清真寺（the Mosque of Sheikh Lotfollah），它坐落于发罕皇家广场，波斯贵族过去曾常常在这里打马球。这座清真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圆顶与精心雕琢的正门入口是相偏离的，因此进入圣殿前需要经过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琉璃瓦色彩鲜艳，蓝绿色、绿色和赭石色的交错的枝叶、优雅的花纹、千变万化的菱形窗格组成了各种奇妙的图案。每个由拱门支撑的龛，都为钴蓝色瓷砖所包绕，上面用阿拉伯字体书写着古兰经经文。我认为古兰经的经文是所有书写文字中最漂亮的。

    我抬头望向穹顶，感觉那里悬挂着一个宏伟的、闪闪发光的金色吊灯。而后逐渐发现那里其实并没有吊灯，拱顶的金光是经十六扇窗户透入的自然光汇聚而成的。那时，大厅里还有另外一个游客，我走过去和他一起分享了那个神奇的圣景。他是一个很高很瘦的荷兰青年，在对用照相机捕捉这一奇幻景象感到疲惫之后，我们开始聊天。他告诉我他辞去了在阿姆斯特丹一家银行的工作，从荷兰一路骑行到伊朗，最终的目的地是巴基斯坦。这种冒险精神远远超出了20世纪60年代我对自己的设想，我很高兴这种精神能一直延续到他，而且比我更加勇敢无畏、更加肆无忌惮，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诚实、自由、开放的梦想，这是我曾无比珍惜的，更是莎士比亚精神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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