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兰州碑林的了解大多是通过阅读由流萤所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塔影河声——兰州碑林纪事》一书获得的,也正是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才逐步认识到流老在兰州碑林的整个建设过程中,白天四处奔波,晚上挑灯夜战,一边建设碑林,一边又为碑林“树碑立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文化事业的确需要有强烈的事业心、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有大文化的人才能去做,才能做成,也才能做好。可以说,《塔影河声》是一部甘肃书法史,也是一部甘肃艺术史,更是一部甘肃文化史。
流老的敦煌情结
兰州碑林主体建筑草圣阁的二楼,陈列着兰州碑林的三个精品,即《淳化阁帖》、敦煌写经、秦汉简牍,这是兰州碑林最有特色的碑刻,尤其是敦煌写经和秦汉简牍是第一次被刻成石碑供人们观赏,这在碑刻史上应该是一个创世之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界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有一个说法,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在日本”。
流老曾出访日本,也曾接待过日本的敦煌学学者。他发现,在日本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数很多,他们对中国敦煌的研究也很热,其中有的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每年来敦煌旅游的日本客人的数量特别大,他们中有来过好几次的敦煌学教授学者,有耄耋老人,也有中小学生,敦煌的神秘令他们垂青、向往。敦煌是甘肃的,当然是中国的,但也是世界的,对敦煌学的研究,也应该是不分地域、不分国界的。为什么有“敦煌学的研究在日本”这一说法呢?不是说在甘肃、在全中国没有研究敦煌学的专家了,主要是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历史上在甘肃、在全国,潜心于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不少,其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比如,陈寅恪先生是我国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首先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对敦煌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学生季羡林则完善了敦煌学的学科建设,使之成为国内外的显学。季羡林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得到世界学者的认可。
2005年6月17日,甘肃日报原总编辑刘爱芝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报社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前往吊唁。作为刘爱芝的生前好友,王锡龄同志也专程去为刘爱芝送行。当时,在北京检查身体的流老和夫人李凡英也前往刘爱芝同志家中吊唁,并敬献了花篮。备受病魔折磨,身体已经很虚弱的流老又遭受痛失老领导、老战友的打击,心情无比悲痛。在我们离开北京前,我和王锡龄老先生专门去甘肃驻京办事处——敦煌大厦看望流老夫妇,没想到,我们的这次见面,竟成了和流老的永别!他当时说的一些话令我们非常感动,他说,“爱芝走了,迪民(阮迪民是甘肃日报社第一任社长)还在,我一定要抽时间到西安看看他。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定期把过去的老领导看一看。”
接着,他把话题又转移到兰州碑林上,他说,为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敦煌,了解中国国学大师、敦煌学学者对敦煌的有关论述和研究成果,起初选定了35位,后来确定了14位,把他们用毛笔书写的有关敦煌的内容刻到兰州碑林,这可以使兰州碑林关于敦煌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可喜的是这次来京,得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已经找到的就有6位已故国学大师的有关敦煌学的珍贵遗稿,他们是陈季侃、陈垣、陈寅恪、胡适、袁同礼、张澍,还和季羡林老先生见面长谈了一次,收获颇丰,受益匪浅。他在说话中间,说胃不舒服,还吃了几片胃舒平,其实我们很清楚,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不是几片药能够缓解的,看着他老人家疲乏而又欣慰的样子,我心中很是酸楚,很是难过。王锡龄同志是流老的老部下,因为碑林建设,他们两个来往甚多。可这次探视流老,自始至终,老王没有说一句话,情绪很低落。
出了宾馆,我才发现老王两眼浸满泪水,他长叹一声:“老流的病是为碑林累的,太可惜了!不然的话,他还可以为甘肃做好多事情。”据兰州碑林的同志讲,上述国学大师关于敦煌的遗稿在流老亲自选定后,已于2006年上半年雕刻成碑。2005年7月6日,流老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8月20日回到兰州家中,“国庆”节长假之后到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查,发现病情加重,随后就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不知道他住院的消息,也有许许多多的生前好友因医院谢绝探视而留下终身遗憾。
巍巍草圣阁,滔滔黄河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流老走了,留给社会的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怀念的太多太多。正如流老的生前好友、甘肃日报的梁军所说:“碑林在山上,流萤在心中。”每当我经过白塔山、黄河边,或乘车经过南滨河路时,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兰州碑林,恍惚间流老还在为碑林建设忙碌着……
兰州碑林记
雒青之
黄河百折,演化五千年文明;金城嵬然,锁定两千年盛衰。
登临白塔山顶,金城颜容历历在目。广厦如林,大道如织,车辆如梭,草木葳蕤。五彩斑斓的组合画面,为金城兰州陡增秀色。洋溢着现代节奏的一方名城,却依然可以感触到历史底蕴的深厚隽永。
君不见,西固黄河南岸,金城滥觞于此。汉武帝之雄图,霍去病之勇威,皆彰显于斯。黄河古渡口,当年战马嘶鸣,战车隆隆。曾记否,多少历史载荷,逐水东流?
君不见,金城之东的榆中苑川,十六国之西秦国都勇士城,即建构于此,至今遗址存焉。当地农人耕耘,犹有故国遗物出土,似在诉说着那遥远的辉煌。
金城兰州,经世世代代生民的苦心经营,成为与大河相依的西北重镇。虽然经济腾飞尚待时日,但在文化上决不屈降一格,而能尊崇传统,与时俱进,傲然于黄土高原。现由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出自无名氏之手的《金城览胜图》,可以清楚看到,城垣规整,门楼巍峨,街市纵横,屋宇栉比,寺庙森然,佛塔林立,俨然一派文明之盛景。据史载,兰州当时著名的寺庙就有“三观九寺八庙”,可见香火之盛。惜哉,随着岁月流逝,城垣不复存在,寺庙佛塔也十不存一,文物古迹尽多毁损。面对滔滔母亲河,时人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总有一种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眷恋。我金城兰州之荣盛,岂能独秀出于钢筋水泥,而失文化宝典于今朝?贤者哲人,又岂能坐失而不顾?
否!所幸者,有碑林出。
兰州碑林,坐落于黄河北岸白塔山之西峰,依山而立,摩天抱岭。主题建筑“草圣阁”雄踞其中。飞檐临空,层楼迭累,直逼云天。隔岸遥望草圣阁,巍巍乎凌驾上苍,疑是“滕王阁”、“黄鹤楼”再现。东西裙廊,左右联袂、环抱楼阁;轩、院错落其间。楼阁昂然,游廊回曲,使主体建筑雄险处显露宽坦,劲动中内寓含蓄。碑林入口的牌坊、影壁,中间的宽广草坪,以及北端环翠山巅的重檐六角亭、摩崖石刻,精心构织了一座高山流水,阳春白雪而又平易近人,雅俗共赏的文化建筑群落。
甘肃自古文墨芬馨。不计其数的文人墨客、迁客骚人,贤达俊士,在这块文化底蕴极深的热土上留下了翰墨文章。此建兰州碑林,以草圣张芝为旗帜,以地域文化为标志,广搜博征,集伟人、名家、士子墨宝之大成。缜密定稿,继之觅富平凤凰山之石,征四方知名刻工,镌于贞石,总成碑林。
观夫兰州碑林,立于高山之巅,接临“白马浪”滩,遥对南山,自成高标。淳化阁帖,博大精深,誉满海内外;《西狭颂》、《西夏碑》,国之珍宝,难得一睹。尤以秦汉简牍、敦煌写经勒石,开国内碑刻之先河,凸现兰州碑林之品位。徜徉兰州碑林中,环顾四周碑文,或书坛圣哲,或伟人领袖,或陇上英才,或近、现代名士,洋洋洒洒,林林总总,如碧海之皓月,如河汉之群星。游人登临,观河临景,把扶揣摩,恍然天上人间。其必曰,兰州文化名城,诚不我欺!
兰州碑林,肇建者谁?会宁流萤也。流萤先生,一生热衷于碑帖文化,求学、工作之暇,时常寻访断碑残碣,乐此不疲。继而觉悟甘肃文化底蕴雄厚,名士遗存墨宝不菲,何不建设碑林以彰子孙?继而将此宏愿鼓吹之,虽十年未成,终有不悔,励精图治,以期成事。
先生离休之后,再接再厉,借改革之东风,得各方之支持,事竟成。碑林遂建矣。然此一偌大工程,起始则百难纷至,诸绪如麻。先生不畏之,广借人缘,动员大众,亲自躬行,不遗余力,为碑林的顺利建成一一铺平道路。
先生革命一生,动乱之年目睹祖国文化遗产破坏之惨烈,遂有收拾金瓯之宏愿。碑林即立,先生亦遂愿矣。功德圆满,善莫大焉!
昔日金城览胜,南山五泉,素孚盛名。五泉山之兴盛,缘于名士刘尔炘。20世纪初,兰州邑绅刘尔炘捐资白银四万两,呕心沥血,遍访江南名园,独出心裁,钩天绣地,将破败不堪的五泉山建造一新,诗情画意迭现,遂成陇上名园,亦为兰州之标志。黄河北岸之白塔山,虽亦知名,然比肩五泉,终稍逊矣。
今碑林屹立于斯,独成西部一景。挟长风,临大河,遥对五泉山,形成抵角之势,使南、北文化景点协调对称,蔚为大观,托举起金城奋飞之双翼。果若先生地下有知,亦当合掌赞贺矣。
壮哉金城兰州!
永兮兰州碑林!
2002年10月18日
人世有终芳流无竭
汪志刚
流萤老是我最钦佩的一位老领导,虽然他老人家已于2005年11月23日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映在我的脑海中,每当我想起他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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