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干，一看那样就想吐。我蹲在地上，头深深埋在胸前，大泪去小泪来。
“你坐在这里干啥，振江？”不知什么时候，身后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
我站起来转过身一看，原来是董叔。
我用袖子擦擦眼泪：“队长安排我出猪圈。”
董叔拉我一把，说：“来，坐坐，咱爷俩拉拉。听说你回来，想抽空去看看你，一直也没捞着。
我坐在董叔旁边，说：“我爹活着时，常和我说起你。”
董叔递给我一支他卷好的烟，又给自己卷，一边卷烟一边说：“那可是，那可是。”董叔深深吸一口烟，又说：“好孩子，你年轻，日子长着呐，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队长叫咱干啥咱干啥。毛主席教导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人间正道是沧桑。古人还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啊。你这有文化的人应该比我更明白。”
我用力点点头。
我用两天的时间，把猪圈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昏暗的灯火下，几名社员围在记工员旁边查对工分。我也凑上去问记工员：“出猪圈记几个工？”
记工员说：“2个工。”
我说：“听说出猪圈每年不是记3个工吗？”
记工员回答：“这是队长让这么记。”
这时，队长正好进门，我迎上前去问：“队长，出猪圈记几个工？”
队长回答：“2个工。”
我说：“往年不是记3个工吗？”
队长说：“一年一个样。”
我说：“总要有个原则吧。”
队长说：“对你这种人还讲什么原则。”
我感觉所有的血液都涌上脑门：“我怎么我，我一不偷二不抢，男不盗，女不娼，哪里比别人差啦？”
“他娘的，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双料的。啪——”他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打得我眼前直冒金花；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胸膛上又挨了重重一拳，我摔倒在地上。
平时，我的心里就像装着炸弹，这一下子像点燃一根导火索，终于引爆我胸中的那枚重磅炸弹。我爬起身一个箭步朝那个庞然大物冲去，随着一声闷响，队长重重地栽倒在地上，我顺势骑在他身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拳头上，像武松打虎一般，我高高举起拳头，狠狠地打。要不是社员拉着，看那样非打死他不可。
这一夜，我是在噩梦中度过的，他想队长不会善罢甘休。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这一夜出奇的平静。第二天也安然无恙，照常出工，好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第二天晚饭后，通知我到大队开会。会场在村东头那棵老榆树底下，社员们各自带着座位三三两两走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黑压压一片。主席台上坐着队长和驻村干部。
人员差不多到齐后，队长扯着嗓子喊道：“右派分子张振江滚上来。”我走到主席台上，面朝社员，低头躬腰，垂手站立。驻村干部大声说：“今天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我那见过这种阵势，两腿直发软，两个膝盖禁不住哆嗦，心突突突要跳出来。队长声嘶力竭地又喊道：“一定要树贫下中农的威风，灭阶级敌人的锐气！批判会正式开始，请大家踊跃发言，老账新账一起算，连他爹那个老地主的老底一齐揭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我体似筛糠，脸色蜡黄，暗想今天大难临头，不死也残。会场上鸦雀无声，出现短暂的沉默。又等一会儿，见没人发言，队长点名：“李光刚你先说。”李光刚摸半天后脑勺吭吭哧哧地说：“我，我，我也没啥说，非让我说的话，我年轻那时，穷得娶不上媳妇，是他爹给我娶的媳妇。”“哈哈哈……”社员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笑什么笑，谁让你说这个的！”队长气急败坏地说。“别的我没啥说。”李光刚嗫嚅着说。“王大根你说。”队长又点名。“那年咱村下涝雨，把我的房子冲倒，是他爹给我盖起新屋。”心直口快的王大根机关枪似的说。有的社员想笑没敢笑出声，有的社员趁着夜色，搬起板凳偷偷溜走。“冯哲你说说。”队长左挑右拣又点名。“我在他家当长工是不假，他爹待我很好，拿着我像儿子一样，我一辈子……”“得得得……上一边凉快凉快去，越说越不像话！”队长粗暴地打断冯哲的话。
这时，驻村干部指指坐在前面的董叔说：“董贤书，你说说昨天的事。”董叔拿着旱烟袋慢腾腾地站起来说：“让我发言，那我就说几句，社员们都知道，出圈这个活是又脏又累，幸好咱队往年有地主分子，年年是他干。队里给他记3个工，凭良心讲，咱在座的社员，给你记10个工你干不干？在这里我不是替阶级敌人说话，正因为我们不愿意干才让他们干，这就是对他们的改造。就拿这个右派分子来说吧，出圈两天，早出晚归，一身臭粪……”没等董叔说完，驻村干部又点名让李大叔发言。李大叔嗓门洪亮地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按劳取酬，对阶级敌人也要给一条出路，不能一棍子打死。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这个小右派年纪不大，脾气不小，队长对你无产阶级专政你要服从……”
李大叔正要继续往下说，驻村干部却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我站在主席台上，人都走光，还不相信是真的，这叫个什么批判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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