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打进来后，有个叫太上一郎的军官请姥爷去治病。他得的是一种奇怪的病，还没一个人能治。村民们都说凭姥爷的脾气，杀死他他也不会去，鬼子扬言姥爷要不去，把全村的男女老少杀个一于二净。乡亲们群情激愤，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姥爷什么也不说，仅仅笑笑而已，就不慌不忙地去治病。经过三个月的治疗，那个鬼子军官的病奇迹般地痊愈。为此，姥爷落下个“汉奸”的骂名。
有一年，姥爷被土匪绑票，要五十担豆子赎人，不然就杀人。村民们纷纷要求挨家挨户凑。姥爷捎回信，不要村民的一分一厘，变卖自家的家产、良田赎人。家人不敢不听，含泪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人赎回来，家也破败下去。一家人哭哭啼啼，姥爷说，哭什么哭！钱是人挣的。谁知，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在后来闹土改划成分时，被划为贫下中农，全家老老少少，躲过了那场“风暴”的摧残……
雨过天晴夕阳西下的傍晚，地上还存着一洼一洼的水。我坐在右边，猪被捆在左边，小舅用小推车推着我和我家的猪，迎着彤红彤红的晚霞，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一步一打滑地走着。身后，爹、娘把门窗统统封死，全家老小背井离乡去逃荒要饭，不然，就要挨饿。我小时候，父母亲经常要去外面的世界逃荒要饭。每当这时，姥爷就让小舅把我接到他身边。姥爷对父母说，别的我帮不了你们，把老大接来我养着吧。我的童年是在姥爷身边长大的，我怀念与姥爷相处的日子，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我爬屋上墙把东屋的屋顶踩下个大窟窿，我把一只抱窝的老母鸡摁在水里活活淹死，我偷喝他的白酒醉得胡言乱语……那些该打屁股的行为，非但没使他怒气冲冲，反而让他大笑不止。姥爷的晚年患半身不遂症。略见好转后，姥爷喜欢晒太阳，他总是叫我给他拖那把八仙椅，那时候，我还搬不动一把椅子，就一点一点地往门口的太阳地里拖。冬日里，在那排年久失修的北屋门口，一个耄耋之年脸上布满老年斑的慈祥老人，坐在八仙椅上闭目养神，旁边坐着一个天真幼稚的小孩，小孩不大的眼睛瞪着未知的世界。
姥娘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姥娘姥爷年老体迈，吃的、穿的、用的都指望几个舅舅，再添上我这么一张嘴，就更紧巴。可是，我在姥娘家却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有不少人问我：“你想家吗？想你娘吗？”我都是说：“不想、不想。”好多人跟姥爷和姥娘开玩笑说：“外甥是狗吃饱就走。”我一听到有人这么说，心里就很不高兴。当时虽然还闹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但一听到把我和狗联系到一块，就猜测准不是句好话。
晚上睡觉时，我脱得光溜溜的，泥鳅一般钻到小舅的被窝里和小舅闹。小舅就用他钢针一样的胡碴亲我，扎得我又疼又痒。我就大喊大叫着爬回姥娘的被窝。有时候，姥娘拍打着我，用她那张一说话就漏风撒气的嘴唉声叹气地说：“也没给你小舅巴结上个人成个家，老了谁管他？”我一边伸出小手，给姥娘擦着浑浊的泪水，一边说：“姥娘你放心，我管我小舅。”姥娘便破涕为笑说：“傻孩子，你长大娶上媳妇，别忘你小舅就中啊！”小舅便在一边没好气地说：“你光絮叨些这干啥？娘。”
每当刮大风下大雪的时候，姥娘总是说：“也不知道你娘他们到哪里要饭去了，这个天能要到饭吗？住在哪里？”有时，我分明看见姥娘偷着哭。
我大学毕业后，去了西部一个城市工作。挣钱后的第一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小舅汇去三百元钱。并暗暗发誓，以后每年都要给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小舅寄几百块钱回去。第二年我谈女朋友，经常要买这买那，钱显然不够用，但我还是紧紧手给小舅汇去几百块钱。第三年我准备结婚，需要买的东西太多太多，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沙发、床、音响、家具……单位上年轻人结婚都爱攀比，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必不可少。可我没有钱购置那么多东西，只买几件必备的生活用品举行婚礼。不是我不想，而是我没钱。尽管如此，我仍然给小舅汇去几百块钱。紧接着是房改，要交几万块钱，我又没攒下，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才凑齐。过年时，爱人说：“你看咱还欠人家那么多钱，今年你就先别给舅寄钱。”我想想也是，就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咬咬牙给舅汇钱回去。有孩子后，上有老下有小，花钱的事更多，但不管事再多，钱再紧张，我汇钱的决心从未动摇过，年年如此。其间，小舅几次写信来不让我给他汇钱，说他不缺钱，我都没听，我了解善良的小舅。后来，妻子又失业，全家指望我一个人挣钱生活，我还是坚持给小舅汇钱。
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舅病重，速归。我风尘仆仆赶到病床前时，小舅已奄奄一息，说不出一句话。听说我来到，他奇迹般睁开眼睛，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在我饱经风霜的脸上抚摸几下，哆哆嗦嗦地从褥子下面，摸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怀里。我一层一层地揭开一看，竟是一个存折—一我汇来的钱全在上面，一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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