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乡安顺的三一小学毕业后，上立达中学一年级，然后到省城重考清华中学。那时小学开的是“手工”课，教折纸船、做风车、扎风筝、削竹蜻蜓、糊文具盒等等，非常有趣。中学开“美术”课了，先是一位女老师暂代，头一堂课，往讲台上立张凳子，凳子上放只毽子，就叫我们画写生。顿时满教室嗷嗷叫，从来没教过，这生怎么写呀？！我做手工还不错，但对着这个立体玩意就没辙了。全班唯独蒋世煜有辙，他爸爸蒋旭英先生是画家，练过的。不久换了刘式型先生，头一节课就带着许多画片，让大家传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刻的展览入场券，上面是一辆古代战车图案，还有展名、地点、日期等文字。这是我窥向美术领域的第一眼，不觉肃然起敬。于是也找来巴掌大的木板，请刘先生画了，沿着墨线刻出来。没有油墨，就用父亲的印泥印在小白纸本上，红糊糊地呈给他看。一共大约刻过三四幅，记得有一幅是台灯和翻开的书，一幅是竖琴和“心弦之声”四个字。后来得了块稍大的梨木板，想请刘老师画上细致的山水，好好刻一幅。久久未得机会，忽然醒悟：不会画画弄什么木刻？！不如先学刻印章，反写篆字自己能对付。于是回家从抽屉里翻出块旧石头，开手刻了一枚名章，花许多功夫把宽边敲残弄缺，完了请刘先生看，果然他夸边框处理得不错。当时想不到从此就取篆刻而舍木刻了。直到五十年代初，仍未死心，精读力群先生的《木刻教程》，玩味几种刀具所刻线条的不同效果。虽以纸上谈兵终结，却大有收益。特别是他细加剖析的黑白关系和阴刻阳刻之交叉互变，对我读印刻印，简直是一把打开秘箧的钥匙。所以我之刻印，诱因实萌生于刘先生的美术课。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在回忆文章中也说：他走上美学研究道路，与式型老师带到课堂的整套《阿波罗》画报有很大关系。足见“师傅领进门”是非常重要的。不久之后，我就离开安顺，再没有亲炙刘先生的机会。他此前此后的情况，都是后来陆续听闻，直至读到这本画册，才详知来龙去脉。
刘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曾祖做过黄平县学正，祖父民国初创办安顺女子学堂，父亲是律师。外曾祖郭石农更是诗书画印四绝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天赋来自母系。三四岁去外婆家，看舅舅沛生作画入了迷，不肯回家。舅舅逗他：回家叫你爹写张“结儿子（即过继）”的帖子来，就让你天天看。他回去真要父亲写帖子。稍长，开始临摹家里收藏的字画。十七岁私自离家，要到省外求学。身上揣了几块银圆，一路与商贾脚夫结伴步行，考入向往已久的杭州艺专科绘画系，这才与父母联系。他师从留法归国的吴大羽、孙福熙，国画大家潘天寿等名师，眼界大开，技艺猛进。当时贵州极端闭塞，交通落后，家里汇出的生活费往往迟到。但物质的匮乏，有精神的丰饶做补偿。三年学成回乡，次年又负笈远游，入南京美术学院深造。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刘先生在战乱中回到贵州，从此再没有离开。作为安顺最早“科班出身”的美术家，他在几所中学任教，为偏僻小城的莘莘学子打开一扇窗口，让他们窥见了世界艺术天地的广袤和多姿多彩。这对一代人的人生道路，对一份地方文化的历史进程，都是意义深远、厥功甚伟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刘先生以参与过地下进步活动人士的身份，颇获尊重，先受任安顺中学教导主任，后调安顺中心文化馆首任馆长。在这个职务上，他本应有更好的条件从事创作、组织艺术活动，他也确实积极创作，完成了以女宣传员、买新农具、送代表上北京、争看拖拉机、扫盲夜教等农村新事物为题材的木刻作品。不料在一九五七年，竟因组织业余话剧团公演曹禺的《雷雨》，被劳教五年。当时，曹禺地位尊崇，此剧从未禁演，说是错在未经批准、擅自行动，也只是个小错误，然而就“反党反社会主义”了。释放后他失去职业，靠刻字、刷红纸、画玻璃画养家活口。画玻璃画就是在镜面或玻璃上涂抹五彩花鸟，装上框，供农村装饰新房、馈赠亲友之用。潘天寿大师的学生就干这活儿。去年，他女儿刘枫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父亲画在我心中的画》，所记一事，颇能道出刘先生那些年的处境和心况。节录如下：
记得我那时十二岁，是“文革”初期夏日的一天。由于父亲是右派，我的家也就成了“黑五类”家庭，父母怕我们到外面玩耍会受人欺负，或者招来意想不到的祸事，便常常把我们这些儿女关在家里，不准外出。那一天，我和弟弟在关上大门的家里看书。院子里闯进来一群男孩，吵吵闹闹的扔石头砸我家窗户玻璃。我和弟弟不敢吭气，打扫干净碎片，就躲进内间。不一会窗户边笑闹声又起，还伴着一股恶臭。我和弟弟忍不住出来看，男孩子们正从砸坏的窗户处往我家里塞东西。只听“卜”的一声，报纸包着的一团粪便和长长短短的粪蛆掉在窗下写字台上。我实在忍无可忍了，猛地打开大门冲出去，愤怒地把为首的男孩一推，那男孩就倒在了脚边满是水的煤坑里。男孩一身泥水爬出来，又哭又闹，不依不饶。这时正好父亲下班回来，男孩们蜂拥而上，团团围住父亲控诉。我虽感到十分委屈，却不敢上前吭声，只是提心吊胆站在一边，等待父亲的惩罚训斥。男孩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那时候个个都根正苗红，势大气粗。面对凶声恶气的孩子们，父亲没有看我，也不问事由，不问弟弟，只是无声地任由孩子们闹着。我偷眼看父亲，他清瘦的脸满是汗水，稀疏花白的头发也被汗水湿透。我突然想起父亲是在一屋三个铁桶炉的环境中刷烤红纸，这样炎热的天，父亲要流多少汗水才能完成繁重的工作？父亲似乎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也许是他压下了心里的什么，只见他的喉结抽动了几下，干裂得有着血痕的嘴唇朝两边咧了咧，对着孩子们和善地露出笑容，还时不时地发出“哦、哦”的应声，以表示对男孩子们的同情。不知为何，我心里突然十分难受。
父亲还是没有管我，完全像没有我在旁边站着似的，只顾去打水来给男孩洗干净，又去找来一件干净衣服让他换上，然后把那男孩脏了的衣服拿去洗了，湿湿地提着出来，才笑眯眯地吆喝大家拾柴升火，为小男孩烤衣服。父亲在小院折竹枝时突然崴了脚，划火柴时不小心又烧着眉，见他按着额头一跛一拐行走的模样，男孩子们就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脸上的怨怒烟消云散。火升起来了，男孩们也帮着烘烤那洗干净的湿衣湿裤。父亲就用竹枝在地上画鸟、画鱼，又说又笑逗孩子们玩，孩子们全都依偎着他，亲切成一团。见父亲和小仇人们这个样子，我感觉到是犯了大错，吓得躲进家中门后。
不知过了多久，小院安静下来。我等着父亲的责骂，左等右等都没有动静，便从门后悄悄伸出头来，蹑手蹑脚朝里间走去。
父亲像把我忘了，他让弟弟一边磨墨，一边铺纸择笔。那样子是要作画，他好久好久没作画了，今天出了这样的烦心事，反要画画。我纳闷地看着。父亲的样子十分疲惫，择好笔临窗站着，眉头紧锁，两眼凝视着窗外，好一阵过去，他才像回过神来，将斗笔朝墨盒伸去。
刘先生画了一匹马。“鼻孔似乎还在喘息，耳朵张放得十分乖巧像在聆听什么。眼神十分稚嫩却很专注地看着远方，像在审视一片绿色广袤的大地。”
刘先生在画上写了四句诗，让刘枫念给弟弟听：“大地固宽阔，方向有西东。停息详明察，以免徒奔驰。”他向小儿女解说了诗意后，对刘枫说：“你是姐姐，遇事要多动脑子，要带好弟弟。”刘枫写道：“就在父亲残留的汗迹边，我看见父亲困乏的双眼溢满泪水。”
我第一次读刘枫师妹的这篇文章和今天摘录，都止不住掉泪。
万幸刘先生熬到了“文革”收场。白毛女从“鬼”变回了人，恢复了尊严，恢复了创作的权利。画集里有一帧一九四四年的作品：几笔芦苇、半截渔舟、一只鱼篓、一只昂首向天的鱼鹰。笔墨极活，意境很好，题款却是讽喻性的：“知君过后钓潭枯”。刘先生在上端补了一段题跋：“此画写于民国卅三年即公元一九四四年。时廿八岁，值朱某为吾乡县令，括尽民脂民膏，竟得升迁。余写此略抒心中愤气。今日重见于旧货摊上，已历卅七个寒暑矣。一九八一年春式型补记，时年六十五岁。”这个县长我还记得，叫朱大昌，官声极坏，民间幽默家把每天必闻的军号声“咪哆嗦——嗦嗦哆——”，唱成“猪大肠（朱大昌）——羊杂闹（即羊下水）——”，童叟皆知。黄昏号声一起，满城争唱“猪大肠”。这幅画是刘先生仅存的早期作品，也是艺术上、内涵上最优秀的代表作。刘枫文章所讲的那幅画马，得以保存下来，收入册中，也很有价值。暮年逢太平，画的就多是梅花、牡丹之类大众喜欢的题材了。
我重见式型老师大约是在一九八〇年前后，暌违已三十余载。他还是当年温文尔雅、轻言细语的风度。此后我们通过信，他还去先父旧园，手拓吴晓耕先生撰书的《适园碑记》，拍了照片寄给我。我也应命为他刻过两枚印章，现在从画集中见到，那时手艺实在劣等，有负老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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