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后军士们分别接到了命令。每个排都得去城里的一个守卫点——不仅是桥梁，还有路口、车站和邮局。警戒岗通过野战电话相互联络。国家首府像一座刚被攻克的敌方城市一样被保护起来。最糟糕的是，机枪团要在可能出现混乱的地点架设机枪。
格雷戈里把命令转达给手下的战士们，所有人都惊呆了。伊萨克说：“沙皇难道真的要命令军队用机枪扫射自己的人民？”
格雷戈里说：“如果他这样做，战士们会服从吗？”
格雷戈里愈发感到兴奋，同时也十分害怕。罢工行动让他欢欣鼓舞，因为他知道俄国人必须向他们的统治者挑战，否则，战争还会拖延下去，人们继续挨饿，弗拉基米尔将来也不可能过上比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他们这一代更好的日子。正是这种信念让格雷戈里入了党。另一方面，他暗暗希望士兵们干脆拒绝服从命令，这样不用流太多的血就能引发革命。但是，当他所属的部队奉命在彼得格勒街头搭建机枪掩体时，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想法太愚蠢了。
俄国人民真的能够逃脱沙皇的暴政吗？有时这看来似乎是白日做梦。然而，其他国家发生过革命，推翻了他们的压迫者。就连英国人也曾杀死过自己的国王。
彼得格勒现在就像火炉上的一锅水，格雷戈里心想：锅上冒着丝丝蒸汽，不时泛起暴烈的气泡，表面弥散着滚烫的热流，但下面的水没什么动静，越是盯着越不开。
他的排被派到塔夫利宫，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夏日行宫，现在属于软弱的国家杜马。上午周围很安静，即使在挨饿，人们星期天也要睡一会儿懒觉。但天气持续晴好，中午时分他们便开始从郊区聚集过来，步行之后再乘坐电车。一些人聚集在塔夫利宫的大花园里。格雷戈里注意到，他们并不都是工人。还有不少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学生，以及一些看上去生活优渥的生意人。有的人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参加政治示威，还是来公园散步的？格雷戈里觉得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弄清楚。
在宫殿入口，他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报上刊登过他的照片，让那张英俊的面孔被人熟知，他认出那是劳动派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劳动派是从社会革命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温和派系。格雷戈里向他打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沙皇今天正式解散了杜马。”克伦斯基对他说。
格雷戈里反感地摇了摇头。“沙皇的典型做法，”他说，“镇压抱怨的人，而不是解决他们的不满。”
克伦斯基猛盯着他看，也许是没料到一名普通士兵能做出这样的分析。“相当正确，”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代表不会理睬沙皇的敕令。”
“那又能怎么样？”
“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当局设法恢复面包供应，示威就会慢慢平息。”克伦斯基说完便进去了。
格雷戈里不知道这些温和派是怎么考虑的。如果当局有能力恢复面包供应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而是要定量配给？温和派总是凭空期望，不顾事实。
正午刚过，格雷戈里就看见了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的笑脸。他星期天通常都跟他们在一起，但他原以为今天见不到他们的。弗拉基米尔看上去健康快活，让格雷戈里大大松了一口气。显然这孩子经受住了这次感染。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卡捷琳娜敞着外套，显露出丰韵的体型。他真希望自己能去爱抚她。她笑盈盈地看着他，让他想到躺在床上时她吻他脸颊的滋味，心里猛地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渴望。他实在不愿意错过今天下午的拥抱。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问她。
“是我运气好猜中了。”
“很高兴见到你们，不过你不该来市中心，这儿很危险。”
卡捷琳娜看着在公园散步的人群：“我觉得挺安全的。”
格雷戈里也不能再说什么。眼下这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骚乱的迹象。
母亲和孩子去冰冻的湖边散步了。看着弗拉基米尔蹒跚着走开，几乎马上就要摔倒，格雷戈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卡捷琳娜把他扶起来，哄着他继续往前走。他们看上去那么脆弱，不知又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回到原地后，卡捷琳娜说她要带弗拉基米尔回家睡午觉。
“走僻静的后街，”格雷戈里说，“躲着点儿人群。真说不好会发生什么。”
“好的。”她说。
“保证？”
“我保证。”
格雷戈里这天没有看到流血，但晚上回军营后从其他分队那里听到了不同的消息。在符印广场，士兵们接到命令对示威人群开枪，有四十个人被打死。格雷戈里感觉仿佛有只冰冷的手攫住了他的心。卡捷琳娜也有可能被杀，如果她当时正走在大街上！
其他人也一样怒不可遏，食堂里顿时群情激愤。格雷戈里受到大家情绪的鼓舞，站到一张桌子上承担起组织者的义务，让战士们轮流发言，保持秩序。晚餐很快变成了一场群众性集会。他让伊萨克先说，后者是编成团足球队的明星，大家都认得他。
“我参军是为了杀德国人，不是杀俄国人，”伊萨克的话赢得了下面一片赞同的呼声，“游行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要得到面包！”
格雷戈里认识团里的所有布尔什维克，他接连叫上几个人发言，但他也谨慎地请其他人说话，避免显得偏向哪一方。通常士兵们表达意见时都很谨慎，担心自己被告发而受到惩罚。但今天他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发言人是雅科夫，他个头高大，长得虎背熊腰。他站在格雷戈里旁边，眼里含着泪水：“他们命令我们开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上去无法提高自己的声音，房间里安静下来，其他人都在紧张地听着，“我说：‘上帝啊，现在请指引我吧。’我心里倾听着，但上帝没有给我答案。”人们沉默着，“我举起步枪，上尉大喊大叫：‘开枪！快开枪！’可我该用枪打谁呢？在加利西亚，我们知道谁是敌人，因为他们在向我们开火。但今天在广场上没人攻击我们。很多都是妇女，有些还带着孩子。连男人手里也没有武器。”
他陷入了沉默。战士们一个个像石头般呆立着，仿佛稍微一动就会打破魔咒。过了一会儿，伊萨克催问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雅科夫·达维多维奇？”
“我扣动了扳机。”雅科夫说，眼泪落在他浓密的黑胡子上，“我都没去瞄准。上尉冲着我叫嚷，我开枪只是为了让他闭嘴。但我打中了一个女人。一个姑娘，是的，我想她大概十九岁。她穿了一件绿色的外套。我射中了她的胸口，鲜血染红了外套，红色淹没了绿色。然后她就倒了下去。”他当众哭了，然后喘息着说，“我丢下手里的枪，想跑过去，想去帮帮她，可人群冲着我涌了过来，一阵拳打脚踢，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用袖子擦了擦脸，“这下我麻烦了，因为弄丢了步枪。”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十九岁，”他说，“我想她也就十九岁。”
格雷戈里没注意到门开了，基里洛夫中尉突然出现在那儿。“从该死的桌子上下来，雅科夫，”他喊道，然后看着格雷戈里，“还有你，别斯科夫，你这个捣乱分子。”他转身对着其他士兵，他们正围坐在三脚小桌边。“现在统统回自己营房去，”他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再在这间屋子里耽搁一分钟，就得挨鞭子。”
谁都没有动。士兵们一脸蔑视地看着中尉。格雷戈里心想：兵变会不会就这样开始了？
但雅科夫还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已营造出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他笨手笨脚地从桌子上下来，紧张随即解除了。基里洛夫旁边的几个人站了起来，面色阴沉但又有些害怕。格雷戈里继续挑衅般在桌子站了一会儿，但他发觉战士们此刻的愤怒不足以攻击一位军官，因此最后也从桌上下来了。人们开始离开房间。基里洛夫站在原地，眼睛瞪视着所有人。
格雷戈里回营房不久，熄灯的铃声就响了。他作为中士的特权是在寝室的尽头占据一块单独的空间，有一道帘子与外面隔开。他能听见战士们的低声交谈。
“我就不会朝女人开枪。”一个说。
“我也不会。”
第三个声音说：“如果你们不开枪，那些狗娘养的军官就会说你违抗命令，开枪打死你。”
“我要故意打偏。”又有一个人说。
“他们会发现的。”
“你必须把枪口对着人群的脑袋上方一点点。没人会发觉你在干什么。”
“我就是这么想的。”另一个声音加入进来。
“我也是。”
“还有我。”
到时候看吧，格雷戈里这样想着，慢慢进入了梦乡。摸着黑说话都挺有骨气，天亮以后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
星期一，格雷戈里的排通过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前往铸造大桥，受命阻止游行队伍过河进入市中心。这座大桥长约四百米，横卧在一个个巨大的石头桥墩上，像一艘困在冰河上的破冰船。
今天的工作跟星期五一样，但命令有所不同。基里洛夫中尉向格雷戈里下达了指令。这些天来他说话时脾气都很坏。军官们大概也跟手下的士兵一样，不愿意跟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绝不能让游行队伍过河，不管是从桥上还是从冰上，你明白吗？如果有人违抗你的命令，你就开枪。”
格雷戈里心里不屑，但嘴上机敏地回答：“是的，阁下！”
基里洛夫重复了一遍命令，随后就不见人影了。格雷戈里觉得中尉很害怕。毫无疑问，无论他的命令是否被执行，他都要负责任。
格雷戈里无意服从命令。他打算跟游行的领头人交谈，让追随者们趁机越过冰河，就像上星期五那样。
但一早就有一队警察加入了他们，队长竟然是他的宿敌米哈伊尔·平斯基。这家伙看上去根本不缺面包吃——他那张肥脸比以前更圆了，那身警服都快被撑炸了。他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器。那个长得像黄鼠狼的尖脸搭档科兹洛夫这次没有跟来。
“我认识你，”平斯基对格雷戈里说，“你以前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做工。”
“后来是你让我应召入伍的。”格雷戈里说。
“你弟弟是个凶手，不过他逃到美国去了。”
“随你怎么说。”
“今天谁也别想过河。”
“那可不好说。”
“我希望你们全力配合，听清楚了？”
格雷戈里说：“你不害怕吗？”
“这帮乌合之众？别傻了。”
“不，我是说将来。如果革命成功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你一辈子都恃强凌弱，打人，骚扰妇女，还收受贿赂。难道你不害怕有一天遭到报应？”
平斯基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格雷戈里：“我要举报你从事该死的颠覆活动。”说完，他便走开了。
格雷戈里耸耸肩。眼下不像过去，警察不能想抓谁就抓谁。如果格雷戈里被关进监狱，伊萨克他们就会造反，军官们很清楚这一点。
这一天静悄悄开始了，但格雷戈里注意到只有零星的工人走上街头。许多工厂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燃料开动蒸汽机和锅炉。其他地方在闹罢工，员工要求提高工资应付飞涨的物价，或者要求给冰冷的车间安装取暖设备，在危险的机器旁边加装安全护栏。今天看来没人去上班。但太阳还是暖烘烘升了起来，人们不准备待在屋里。到了上午十点左右，格雷戈里看到一大群穿着破烂工服的男男女女，沿着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走了过来。
格雷戈里手下有三十名士兵和两个下士。他让他们一字排开，每排八人站成四排，拦在大桥尾部。平斯基的手下与之人数相当，一半步行，一半骑在马背上，站在道路两侧。
格雷戈里焦急地凝视着迎上前来的人群。他无法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他可以象征性地抵抗，防止流血事件发生。但他不知道平斯基会做什么。
游行的人群更近了。大概有几百，不，应该有好几千人。大多数人戴着红色臂章或红丝带。他们打着横幅，上面写着“打倒沙皇”和“面包、和平及土地”。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抗议，格雷戈里明白了：一切已经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游行的领导者们走在队伍前面，格雷戈里发现自己的战友们越来越紧张了。
他迎上前去，吃惊地发现走在最前面的是瓦莉娅，康斯坦丁的母亲。她的灰白头发用红头巾扎住，手里一根粗重的木棍捆扎着一面红旗。“你好，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她亲切地说，“你要向我开枪吗？”
“不，我不会，”他回答，“但我不能保证警察也不会。”
瓦莉娅停下了脚步，但其他人继续向前，被后面成千上万的人推动着。格雷戈里听见平斯基催促骑兵往前站。这些马背上的警察被称作“法老”，他们带着鞭子和警棍，最让人痛恨。
瓦莉娅说：“我们只想要谋生，养家糊口。难道你不想吗，格雷戈里？”
示威者没有正面跟格雷戈里手下的士兵对峙，也没有试图越过他们走上大桥。相反，他们在大桥两侧的河岸边扩散开来。平斯基的法老们慌忙沿着纤道来回走动，似乎想拦住人们去冰面的路，但他们人手不足，无法组成一道屏障。不过，示威者中也没有人轻举妄动。一时间双方呈僵持状态。
副队长平斯基把扩音器放到嘴边，喊道：“往回走！”那东西不过是一块圆锥形的锡铁皮，只有一点点扩音效果，“你们不能进入市中心。大家按顺序返回工作场所。这是警察的命令。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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