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跳了起来：“怎么回事？”
“我哥哥！”
“他还活着吗？”
“是的，他受伤了。”她哭了起来，“他们截掉了他的一只胳膊，不过他正在康复。哦，可怜的安德烈。”
菲茨拿过电报读了读。上面还提到安德烈王子已经被送回布洛尼尔的家，那是他在莫斯科东南部坦波夫省的乡村庄园。他希望安德烈真的在康复。很多伤员死于伤口感染，截肢有时也不能阻止坏疽的蔓延。
“亲爱的，我非常非常难过。”菲茨说。茉黛和赫姆站在碧的两侧，也在尽量安慰她。“上面说接着会有封信寄来，可天知道多久才能到这儿。”
“我一定得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碧抽泣着说。
菲茨说：“我会请求英国大使进行详细的调查。”尽管目前是民主时代，但伯爵仍然拥有一些特权。
茉黛说：“我们带你回房间去吧，碧。”
碧点点头，站了起来。
菲茨说：“我现在必须动身去西尔弗曼勋爵的晚宴了——博纳·劳也要去的。”菲茨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保守党政府的部长，任何和党魁谈话的机会都要争取，“但我不参加舞会，直接回家。”
碧点点头，在别人的陪同下上了楼。
格洛特走了进来，说：“车子已经备好了，阁下。”
去贝尔格雷夫广场的路途很短，菲茨坐在车上琢磨着刚收到的消息。安德烈王子从不善于经管家族的土地。他大概会拿自己的伤残做借口，懒得操心这些事务。家产会进一步衰败下去。但菲茨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伦敦，什么忙也帮不上。他感到既沮丧又忧虑。那里随时会陷入一场无政府的大混乱，安德烈这种懒散怠惰的贵族恰恰为革命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他来到西尔弗曼的宅邸时，博纳·劳已经在那儿了，阿伯罗温的下议院议员、凯尔特矿业董事长珀西瓦尔·琼斯也已到场。琼斯一向狂妄自大，今晚混在贵宾之间更是显得不可一世。他正在跟西尔弗曼勋爵谈话，两手插在口袋里，背心外面露出一条长长的大金链子。
其实菲茨没什么好惊讶的。这是一次政治性的晚餐，琼斯在保守党的地位正节节上升——毫无疑问，他也希望博纳·劳成为首相后，自己能获得一个部长职位。尽管如此，这场面也让人感觉像是在狩猎舞会上遇到了自己的马夫。菲茨惶然不安，布尔什维克可能已经蔓延到了这里，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革命，而是偷偷摸摸地攻陷了伦敦城。
在餐桌上，琼斯说他赞成让妇女拥有选举权，这又让菲茨吃惊不小。“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菲茨问。
“我们对选区主席和代理进行了调查，”琼斯说，菲茨看见博纳·劳在一旁点头，“他们以二比一的比率赞成这个建议。”
“保守党吗？”菲茨难以置信地说。
“是的，伯爵阁下。”
“为什么？”
“这项法案仅仅赋予三十岁以上，且是户主或户主妻子的女性选举权。大多数工厂女工都被排除了，她们一般都不到这个年龄。而所有可怕的女知识分子不是单身便是住在别人家里。”
菲茨吃了一惊。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原则对琼斯这种暴发户商人来说根本不成问题。菲茨从没料想过选举的后果。“我还是不大明白……”
“大多数新选民将由家庭中成熟的中产阶级母亲组成。”琼斯以一个粗俗的手势从侧面弹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菲茨赫伯特伯爵，她们是国内最保守的群体。这项法案将为我党带来六百万张新选票。”
“所以，你支持妇女参政？”
“我们必须支持！我们需要保守的妇女。到下次选举时，还会有三百万工薪阶层男性新选民，他们中的很多人当过兵，不会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的女性新选民会超过他们。”
“但原则上应该是男人！”菲茨强辩道，但他已经觉出自己要吃败仗。
“原则？”琼斯说，“这是实际的政治。”他不屑地朝菲茨笑了，激怒了后者，“不过，恕我直言，你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伯爵阁下。”
“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西尔弗曼勋爵说，他像一个善解人意的主人那样，尽量缓和这场冲突，“这就是我们从政的原因。没有理想的人才不会干这个。不过，我们必须面对选举和舆论这两大现实。”
菲茨不想让自己被贴上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的标签，便连忙说：“当然，我们的确如此。不过，妇女地位的问题涉及家庭生活的核心，我认为这对保守党来说十分重要。”
博纳·劳说：“这一问题仍然是开放的。国会议员要进行自由投票。他们会听凭自己的良心做出决定。”
菲茨顺从地点了点头，随后，西尔弗曼开始聊起法国军队兵变的事。
整个晚宴菲茨都没再说什么。这项法案同时获得艾瑟尔·莱克维兹和珀西瓦尔·琼斯这两种人的支持，让他感到些许不祥。它可能会获得通过，这种可能性太危险了。他认为保守党应该捍卫传统价值，而不是被选票获胜这种短期因素左右。但他明白博纳·劳不这样想，菲茨也不想显得与他人步调不一致。结果是他为自己没能彻底坦诚而感到羞愧，这种感觉让他讨厌。
博纳·劳一走，他也马上离开了西尔弗曼勋爵宅邸。他一回家便上楼了。他脱下外套，穿上丝绸睡袍，然后去了碧的房间。
他看见她坐在床上，正在喝茶。她之前肯定一直在哭，不过已经在脸上扑了一点点粉，换了一件花睡衣，外面套着蓬蓬袖的针织短睡衣。他问她感觉好些没有。
“我太伤心了，”她说，“我只剩下安德烈一个家人了。”
“我知道。”她的父母都已去世，此外再没有别的近亲，“的确让人担心，不过他会渡过难关的。”
她放下茶杯茶碟。“我一直在苦苦思考，菲茨。”
她说出这种话来，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请握着我的手。”她说。
他用两手握住她的左手。她还是那么漂亮，尽管眼下的话题让人伤心，但他同样感到一股欲望的波动。他能感觉到她手上的戒指，那是一只订婚钻戒和一只黄金婚戒。他有一种冲动，很想把她的手放进自己嘴里，去咬拇指上的嫩肉。
她说：“我想让你带我去俄国。”
他心里一惊，不觉松开了她的手：“你说什么？”
“别拒绝我，好好想想，”她说，“这很危险，我知道。但不管怎样，现在就有数百个英国人待在俄国。大使馆的官员，商人，在那里执行军务的军官和士兵，还有记者和其他人。”
“那宝宝怎么办？”
“我也不愿意离开他，不过保姆很好，荷米亚对他也很尽心，一旦有事，茉黛也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们还需要签证……”
“你可以找人帮忙。天啊，你刚刚才跟内阁成员吃过饭。”
她的话不错。“英国外交部可能让我写个报告，记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我们还要经过农村，我们的外交官员很少去那种地方。”
她又拉过他的手。“我唯一活在世上的亲人受了重伤，有可能死去。我一定得去看看他。拜托，菲茨。我求你了。”
事实上，菲茨并非不愿意去。他对危险事物的理解已经被战壕里的经历改变了。毕竟大多数人都在炮击后幸存了下来。去一趟俄国虽然冒险，但相比之下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他还是有些犹豫。“我理解你心里很急，”他说，“让我先去调查一下。”
她把这当作同意的表示：“谢谢你！”
“先不要谢我。我得先弄明白是否可行。”
“好吧。”她显然已经认定这是肯定的回答了。
他站了起来：“我要准备睡觉了。”说着，朝门口走去。
“等你换好了睡衣……请回这儿来。我要你抱着我。”
菲茨笑了：“一定。”
在议会辩论妇女选举权的当天，艾瑟尔在靠近威斯敏斯特宫的一座礼堂举行了一场集会。
她现在受雇于全国制衣工人联盟，他们一直希望聘请一位像她这样的知名活动家。她的主要工作是在东区的血汗工厂招募女性成员，但工会认为不但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上为其成员争取地位，同时也要在工作岗位中争取权益。
与茉黛关系破裂让她十分难过。也许伯爵的妹妹与其前管家之间的友谊一直存在某种虚假性，但艾瑟尔曾经希望她们能够超越阶级划分。然而，在内心深处——茉黛都没意识到，她相信自己生来就要指挥一切，而艾瑟尔则只能服从。
艾瑟尔希望议会投票在集会结束之前进行，这样她就可以直接宣布结果，但辩论持续了很久，会议不得不在十点钟宣布结束。艾瑟尔和伯尼到白厅一个工党议员常去的酒吧里等待消息。
十一点酒吧快要关门的时候，两位议员急匆匆进了门，其中一个看见了艾瑟尔。“我们赢了！”他喊道，“我的意思是，你们赢了。妇女赢了。”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通过了条款？”
“以压倒性的多数，387比57！”
“我们胜利了！”艾瑟尔吻了吻伯尼，“我们赢了！”
“太棒了，”他说，“尽情享受胜利吧。这是你应得的。”
他们无法喝酒庆祝。战时新规则，不准在规定时间外贩卖酒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生产力。艾瑟尔和伯尼于是去白厅坐公交车回家。
他们在公交车站等车，艾瑟尔心情激动：“真让我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多年了，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
一个过路人听见了她的话，这个高个子男人穿着一身晚礼服，走路拄着一根拐杖。
她认出了他，是菲茨。
“别那么肯定，”他说，“我们在上议院会否决你们的。”
1917年6月至9月
沃尔特·乌尔里希爬出战壕，冒着生命危险步入无人区。
弹坑中长出了嫩草和野花。眼下是温和的夏夜，这片区域以前属于波兰，后来划归俄国，现在又被德国军队占领了一部分。沃尔特在下士的军服外面穿了一件不伦不类的外套。他在脸上、手上涂了泥巴让人无法辨认，还戴了一顶白帽子，权当投降的白旗，肩上还背了一个纸板箱。
他告诉自己没什么可害怕的。
俄军前沿在暮色中隐约可见。这里好几个礼拜都没放过一枪一炮了，沃尔特觉得自己的出现只会引起好奇，而非受到怀疑。
如果他猜错了，他就必死无疑。
俄国人正准备进攻。德国侦察机和侦察分队分别报告说有一批新增援的部队部署在前线，装运弹药的卡车正在卸货。这一消息也被那些被俘的俄军士兵证实了，他们饿得要死，只为讨到一点吃的便穿越前线投降了德军。
即将发动进攻的证据确凿，让沃尔特很失望。他原以为新的俄国政府无法继续作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大声呼吁和平，洪水般散发报纸和小册子——这些都是德国人付的钱。
俄国民众不希望战争。戴着单片眼镜的外交部长帕维尔·米留可夫宣布说，俄国依然期待一场“决定性胜利”，此言一出，愤怒的工人和士兵再次走上街头。装模作样、负责发动新一轮攻势的年轻陆军大臣克伦斯基下令恢复部队的鞭笞刑罚，恢复军官的权威。但是，俄国士兵真的会冲锋陷阵吗？德国人需要了解这一点，于是沃尔特决定不惜一切去弄个清楚。
各种迹象都有。在某些前沿地段，俄国士兵升起白旗，单方面宣布停战。另一些地方显得十分安静，严守纪律。沃尔特决定亲自走访一处类似的区域。
他终于离开了柏林。或许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对她的父母直言相告不会有什么婚礼了。不管怎么说，沃尔特再次回到了前线，负责搜集敌人的情报。
他把箱子换到另一个肩膀。现在，他可以看见五六个脑袋探出壕沟的边沿。他们都戴着帽子，俄国士兵没有钢盔。他们盯着他，但并没有用武器瞄准他，至少现在没有。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就算死了，至少他跟茉黛在斯德哥尔摩共度了美妙的一夜。当然，他想活下去。他期望跟茉黛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希望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德国完成这一切。但这意味着首先要赢得战争，继而又意味着他必须冒生命危险，因此他别无选择。
尽管如此，进入步枪的射程之内时他仍感到心里一阵发凉。要是有个士兵想瞄准他扣动扳机，那简直是太容易了。毕竟他们就是来干这个的。
他身上没有携带步枪，他希望这些人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他在皮带后面塞了一把九毫米的鲁格，但他们看不见。他们能看到的是他扛着的箱子。他希望这箱子看上去毫无伤害。
每移动一步，他都为继续活着而心生感激，同时意识到自己更加接近危险了。他达观地想，任何一秒钟都潜伏着危险。他不知道一个人是否能听到杀自己的枪声。沃尔特最担心的是被打伤，慢慢流血死去，或着躺在一家肮脏的野战医院感染致死。
现在他可以看清一张张俄国人的脸，看见兴奋、新奇和惊叹的表情。他心急地寻找着恐惧的迹象——这是他面临的最大危险。一个吓坏了的士兵可能因为紧张得受不了而开枪。
最后，他只剩下不足十米了，然后是九米、八米……他来到战壕的边沿。
“你们好，同志们。”他一边用俄语说话，一边放下箱子。
他朝靠近自己的一个士兵伸出手。那人不由自主地伸手把他拉进了战壕。一小群人聚集在他的周围。
“我过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他说。
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大多能说点儿德语，但士兵都是农民，没几个人熟悉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沃尔特小时候学过俄语，他父亲强令他学好外语，以便日后进入部队或外交部。他一直没什么机会使用俄语，但他能回忆起足够多的词汇应付这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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