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知道只有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发动人民。所有其他代表也一样清楚，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党派。最后决定委员会由三名孟什维克、三名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和包括格雷戈里在内的三名布尔什维克组成。不过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布尔什维克起决定性作用。
一旦做出决定，斗争委员会便离开了辩论大厅。格雷戈里已经当了半年的政客，已经掌握了整个系统的运作方法。现在，他不去理会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而是邀请了十几个有用的人加入到他们中间，其中包括普梯洛夫机械厂的康斯坦丁和第一机枪团的伊萨克。
苏维埃已经从塔夫利宫搬到了斯莫尔尼学院（以前的女子学校），委员会就在其中一间教室内重新召集会议，围着他们的是镶在镜框中的刺绣和少女笔下的水彩画作。
主席说：“有请求辩论的动议吗？”
这是句废话，但格雷戈里当代表已经有一段时间，知道如何避开这样的空谈。他上前一步，立刻控制了会场，让委员会集中注意力到行动上，而不是说话。
“是的，主席同志，请允许我说几句，”他说，“有五件事我建议去做。”把要说的话分成一二三点的确是个好主意，人们会觉得必须听你把话说完。“第一，动员彼得格勒的战士们抵抗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变。我们该怎么做呢？我建议下士伊萨克·伊万诺维奇把主要的兵营列出单子，注明每个兵营中可靠的革命领导人的姓名。确定我们的同盟以后，我们写信给他们，指示他们听从委员会的命令，随时准备击退叛乱分子。如果伊萨克现在就着手起草，几分钟后他就能把名单和信弄好，交由委员会批准。”
格雷戈里停了片刻，给大家机会点头赞同，权当委员会批准了他的提议，然后接着往下说道：
“谢谢。去做吧，伊萨克同志。第二，我们必须将消息发送到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是三十多公里外的近海上的一个小岛，那里的水兵，尤其是年轻的新兵备受虐待，基地因此声名狼藉。半年前水兵们发动袭击，拷打、杀害了不少军官。这个地方现在成了激进派的据点。“水兵们必须武装自己，部署到彼得格勒，让他们服从我们的命令。”格雷戈里指着一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他知道这人跟水兵很熟，“格列布同志，经过委员会批准，你可以去完成这项任务吗？”
格列布点点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起草一封信，让我们的主席签字，然后亲自送到喀琅施塔得。”
“那就请着手做吧。”
委员会的成员们都有些不知所措。事情进行得比平常快。只有几个布尔什维克没觉得意外。
“第三，我们必须将工厂里的工人编成防御小组，把他们武装起来。我们可以从军队的武器库和军工厂里拿到枪支。大部分工人需要武器和军事纪律方面的培训。我建议这个任务交由工会和赤卫军联合完成。”赤卫军由携带枪支的革命士兵和工人组成，这些人并不都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通常服从来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命令，“我建议普梯洛夫机械厂的代表康斯坦丁同志负责这件事。他了解各主要工厂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会情况。”
格雷戈里知道他正在让彼得格勒的全部人口变成一支革命大军，委员会的其他布尔什维克委员也十分清楚，但其他人能搞清楚状况吗？整个过程结束后，假如反革命被击败，温和派将很难解除他们所创造的武装力量并恢复临时政府的权威。如果他们想得如此长远，就有可能试图缓和格雷戈里的提议，或者表示反对。但此刻他们都把心思放在防范军事接管。像往常一样，只有布尔什维克有长远计划。
康斯坦丁说：“是的，我会列出一份清单。”当然，他会关照那些布尔什维克的工会领袖，不管怎么说，眼下他们是最强的有生力量。
格雷戈里说：“第四，铁路工人工会必须竭尽所能，阻止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前进的步伐。”布尔什维克曾花费巨大努力才赢得这个工会的控制权，现在每个机车库里至少有一名支持者，布尔什维克的工会成员总是自愿承担司库、秘书或主席的职责，“虽然一些部队通过公路向这里进发，但大部分士兵和他们的物资不得不通过铁路。工会可以确保拖住他们，加以持久牵制。维克多同志，委员会把这份任务交给你来完成，可以吗？”
铁路员工代表维克多点了点头：“我会在工会内部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组织瓦解叛乱者的进攻。”
“最后，我们应该鼓励其他城市设立类似的委员会，”格雷戈里说，“所有地方都应该捍卫革命。也许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能建议一下我们应该跟哪些城市联系？”
这是精心考虑的一种转移视线的办法，但他们立刻上了钩。这些人很高兴有事情可做，纷纷指出哪些城镇应该成立斗争委员会。这就确保了他们不会逐条挑剔格雷戈里的那些更重要的建议，而让它们就这样通过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武装市民带来的深远影响。
伊萨克和格列布各自起草了信件，主席在上面签了字，没再进行任何讨论。康斯坦丁列出工厂领导的名单，开始发消息给他们。维克多离开会场去组织铁路员工了。
委员会开始争论给临近的城镇写信的措辞。格雷戈里溜了出去。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防御彼得格勒和革命成果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布尔什维克掌握了这一切。
现在他亟须掌握有关反革命军队行踪的可靠信息。是不是真有部队在逼近彼得格勒南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不能等委员会做出反应。
他离开斯莫尔尼学院，穿过一座桥来到不远处的兵营。到了那里，他发现部队已经做好了打击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分子的准备。他弄到一辆装甲车，带着一个司机和三个可靠的革命士兵，驱车去了南郊。
他们的车七拐八拐，在渐渐暗下来的秋日黄昏中穿过南郊，搜寻着来犯的部队。几个小时下来毫无结果，格雷戈里认定有关科尔尼洛夫部队动向的报告很可能被夸大了。不管怎么说他都该遇到一支先遣队才是。不过，巡查一番还是十分重要，因此他坚持搜寻下去。
终于，他们在一所学校里找到了正在宿营的步兵旅。
他考虑过返回军营，带第一机枪团袭击他们。但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这办法很危险，但如果奏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流血。
他要凭自己的一张嘴赢得这些人的支持。
他们开车经过一个冷漠的哨兵进入操场，格雷戈里下了车。为了防范万一，他把步枪顶端的刺刀固定成冲锋的状态，然后将枪挎在肩头。
他自知敌强我弱，强迫自己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几个士兵朝他走过来。一位上校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中士？”
格雷戈里没理睬他，而是跟一个下士说：“同志，我想跟你们士兵委员会的领导谈谈。”
上校说：“这个旅没有士兵委员会，同志。坐上你的车赶快离开。”
虽然自己的上司在场，但那位下士还是紧张地说：“我是我们排委员会的领导，中士……不过，后来委员会被取缔了。”
上校气得沉下脸来。
这就是一场小型革命，格雷戈里心想。到底他们谁会赢呢？是上校还是下士？
又有不少士兵围了上来，想听他们在说什么。
“那么你来说，为什么要攻击革命？”格雷戈里问下士。
“不，不，”下士说，“我们是来这儿捍卫革命的。”
“有人在欺骗你们。”格雷戈里提高了嗓门，对那些旁观者说，“总理克伦斯基同志已经解除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职务，但科尔尼洛夫拒不听从，因此他便派你们去攻打彼得格勒。”
尚未明白过来的士兵们互相嘀咕着。
上校显得很尴尬——他知道格雷戈里说出了真相。“别再胡说八道了！”他呵斥道，“离开这儿，中士，马上离开，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你。”
格雷戈里说：“别碰你的武器，上校。你的士兵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他看着越聚越多的人群，“我说得对吗？”
“对！”几个人应和道。
“我讨厌克伦斯基的所作所为，”格雷戈里说，“他恢复了死刑和鞭笞。但他是我们的革命领袖，而你们的科尔尼洛夫将军想要摧毁革命。”
“撒谎！”上校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还看不出来吗？这个中士是布尔什维克。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从德国人手里领薪水！”
那个下士说：“我们怎么知道该相信谁呢？中士，你和上校说法不一样。”
“那就别相信我们任何一个，”格雷戈里说，“自己去发现真相吧。”他提高了嗓门，让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你们不必在这所学校里藏着躲着。去附近的工厂随便找个工人问问，在大街上遇到当兵的就跟他们谈一谈。这样，你们马上就会了解真相了。”
下士点点头：“好主意。”
“你们休想这么干，”上校暴跳如雷，“我命令你们全都待在院子里，哪儿也不准去。”
他犯了一个大错，格雷戈里想。他说：“你们的上校不愿意让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这不就表示他向你们撒谎了吗？”
上校手按着枪柄，说道：“这是煽动叛乱的言论，中士。”
战士们来回看着上校和格雷戈里。这是一个危急时刻，格雷戈里觉得自己从未如此靠近死亡。
格雷戈里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他竭力在劝说这些人，却没去考虑劝说失败自己该怎么办。他的步枪背在肩上，但上面的保险是关着的。要想把枪甩脱肩膀拿在手里，再去扳开那个别扭的保险栓，平举起来射击，至少要花几秒钟。而上校要拔枪射击的话，比他快得多。格雷戈里一阵恐惧，强压着转身跑掉的冲动。
“谁在搞叛乱？”他反问了一句，拖延着时间，尽量不让恐惧减弱他自信的语气，“被解职的将军朝首都进发，但他的部队拒绝攻打他们的合法政府，到底谁是叛乱者？我认为是将军，还有那些准备执行他的反叛命令的军官。”
上校抽出手枪。“快滚，中士。”他转向其他人，“你们这些人立刻去学校大厅集合。别忘了，拒不服从军令就是犯罪，死刑已经恢复了。谁敢抗拒我就枪毙谁。”
他用枪指着那个下士。
格雷戈里看出这些人会听从这个权威、自信、武装的军官。他绝望地意识到，只有一个办法能让自己摆脱险境。他必须杀掉上校。
他可以做到，但动手一定要快，不过他觉得他办得到。
如果判断失误，他就必死无疑。
他让步枪滑下肩头，完全没有停顿地直接用右手拿住了，然后使出全身力气朝上校刺去。锋利的刺刀穿破军服，格雷戈里感觉它插入了软乎乎的肚皮。上校痛苦地惊叫一声，但这一击并没有让他倒下。他拿着枪的手划了个弧形，接着扣动了扳机。
子弹打偏了。
格雷戈里使劲压着步枪，上下挑动着刺刀，瞄准心脏的位置。上校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嘴巴大张着，但发不出任何声音，随后他倒在了地上，仍然紧抓着手里的枪。
格雷戈里猛地收回刺刀。
上校的手枪从手指上滑落。
大家都盯着军官在干枯的草地上无声地扭动着。格雷戈里扳开步枪的保险栓，对准上校的心脏，近距离射出两发子弹。那人不动了。
“就像你说的一样，上校，”格雷戈里说，“死刑。”
菲茨和碧坐火车从莫斯科出发，随从人员只有碧的俄国佣人尼娜和菲茨的跟班詹金斯，后者曾是位拳击冠军，因为近视而未被部队选中。
他们在布洛夫尼尔站下了火车，这是专为安德烈王子的庄园设立的一个小站。菲茨的几位专家曾提议安德烈在此地建一个小镇，包括堆放木材的场地、谷物仓库和磨坊。但这些事情一样也没做成，农民们依旧用马拉的大车载着农产品到三十多公里外的老市镇贩卖。
安德烈派了一辆敞篷马车接他们，那个乖戾无礼的车夫板着脸看着詹金斯把一只只箱子搬上后车厢，根本没想到要去帮帮他。马车沿着农田中间的土路前行，菲茨回忆起他上次来这儿的情形，那时他是公主的新婚丈夫，村民们全都站在道路两旁迎接。今非昔比，眼下气氛全然不同。马车经过的时候，田间干活的人几乎连头都不抬，村落里的居民则故意转过身去。
这让菲茨很恼火，脾气也暴躁起来，不过，当他们来到老房子前，看见午后的阳光让年深日久的石墙散发出奶油般的黄色光芒时，他感到十分欣慰。一小群衣着整洁的仆人像等待喂食的鸭子般涌出前门，匆匆围拢上来，打开车门，动手卸下行李箱。安德烈的管家格奥尔基亲吻了一下菲茨的手，用死记下来的几个英文词说：“欢迎回到你在俄国的家，菲茨赫伯特伯爵。”
俄国的房子通常又大又破，布洛夫尼尔也不例外。双层高的大厅需要重新粉刷，昂贵的大吊灯上面积满尘土，狗直接在大理石地板上撒尿。安德烈王子和瓦列莉娅公主站在碧祖父的一幅画像下面等着，画上的人紧蹙双眉，带着苛责的目光盯着他们。
碧朝安德烈跑过去，紧紧拥抱他。
瓦列莉娅是位古典美人，身材匀称，一头黑发梳成优雅的发型。她跟菲茨握手，用法语说：“谢谢你们来这儿。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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