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走向天安门》

    石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我终于写完了诗集《走向天安门》。顾名思义，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经历了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征程，历史终于走到了天安门。

    本集包括七十二首短诗，其内容大致概括了二十八年中重要的前进脚步。诗集尽管薄些，但我却不想人为地硬性添加。因为，我历来觉得，诗歌与散文还是以精短些为佳。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与其拖长，不如精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主观追求，究竟是否实现了这一意愿，只能由他人去品评了。

    这七十几首诗是短诗的组合，而不是长诗的章段，但如按大致时间顺序安排，亦不难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共和国诞生历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关节”。几乎每首短诗都可以独立成章，却又自行地相互联接，交错互融。我以为这样的组合较之长诗的章段读起来是另有一种意味的。

    本集中的短诗，一章是在近年来的报刊上发表过的，但为了内容的完整与充实起见，最近这一时期又新写了一大章。也许能够看出，它们中在构思、谋篇与具体写法上并不尽相同，但时间的错落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同样是我历来认为，所谓“风格”绝不意味着千篇一律，不意味着同一作者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是一个味儿；依具体的内容、作者当时的状态，适度有所变化，不仅是正常的、必要的，对于读者，也可减少感觉上的单调之弊。当然，由于不同作者的经历、气质、心态上的不同，很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的东西，尽管有所差异，却万变不离其宗。

    如上所述，这些短诗大致是以（事件）先后贯穿排列，却也不意味只是一个纵直的线，而且还有相关的“点”，如人物。这些人物也并非是以求全为原则，而是在不同时间内由特定的感情触发写出的。其中如革命烈士中的李大钊、方志敏、杨靖宇、瞿秋白等，还有我党我军的重要人物彭德怀、邓颖超、粟裕、陈赓等，以及在特殊战线上有着特殊经历的人物钱壮飞、李克农、潘汉年等。另外，即使未做单章来写，在诗中也出现过许多位党的领袖人物，有的还在不同篇章中多次写到过。

    在诗的创作过程及编后，我思考了许多相关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写此集经过充分准备，也有有利条件，故乡是解放区和我的军旅生涯使我贴近战争。

    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应该说是自诗歌始。我的第一首诗《小马枪》就是1957年在大学时代发表的。“文革”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也是以诗为主。即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下放在工厂劳动不能发表作品时，还悄悄地写诗，自己编成了描写工厂生活的《锤声集》（这些诗成为“文革”后诗集《夜海银花》的基础）。后来虽因为编辑工作繁重及从事其他方面的创作等原因，诗写得少些，却一直未曾中辍。在此期间，也出版过《当代正气歌》等多部诗集。

    我自己很清楚：在内心深处，在一切文学门类中我其实最钟爱的仍然是诗歌。

    本诗集所反映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做了较充分的准备的，并具备许多有利条件。我自小生活在山东胶东半岛老解放区，那里自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敌我残酷斗争的“焦点”地区。至解放战争期间，我又直接投入我党领导的对敌斗争中，成为一名未正式穿上军装的小兵，而且参加了试建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尤其在1947年秋国民党军侵占我故乡期间，更亲历了蒋军和还乡团烧杀抢掠等令人发指的暴行，更加深了对战争本质的认识。我参军后做的是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司令部内的工作，对于战场的形势发展从宏观上有较多的了解，这便给我写与战争相关内容的诗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应该说，我在少年时代直接参与了缔造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工程。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但对我来说，人民解放战争是神圣的，以人民的战争对抗反人民战争是正义的，也是敌人所强加而不能不进行的自卫行动。我在诗中写到了这一点：“是真战士站过来/站在镰刀和锤子下面”“以‘八一’去回击‘四一二’/对一百天的喋血作出回应”（《南昌起义》）。

    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是在曲曲折折中碰撞而寻找到的。随后便成为最重要也是最可行的选择。“当从上海到秋收的农村/都弥漫着血腥气息的傍晚/一位留分头的气质非凡的书生/才和他的同志在岩缝间探路/终于在黄洋界找到了俯视全国的/制高点;在茨坪的窗前/麻油灯和淡淡的墨香/映出八个毛体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寻找井冈山》）。

    对于暂时还是幼弱的一方，历经艰险、九死一生是难免的。有时“只能是,以一章跃动的身躯去挡子弹/让另一章人从死神的指缝间挤过/以一章人的脊骨撑起燃烧的浮桥/使另一章人冲破吃红了眼的火网”“暂时顾不上说有几万人捐躯/重要的是突过去了几万人/有了他们，队伍就仍在前进/迤逦的脚印仍在续写历史”（《湘江之战》）。

    在军旅生涯中，特别是在司令部工作，接触过一些部队首长。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对他们的智慧、魄力、风采多有领略，这对我写许世友、粟裕等将领极为有利。“在苏中/一块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将军展开手法凌厉的切割/以我方极少的兵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成万敌军/收入囊中从来不打收条/”“一个小个子的军事巨人/一个没上过军校的指挥天才”“军事家和艺术家的完美终生/一种大写的天作之合”（《粟裕》）；“陈毅在沂蒙农家小院吟诗一首/那抑扬顿挫的四川方音/在老乡的齐鲁笑语中盘旋”（《“爬山头”的关头》）。

    既然在二十八年尤其是自1927至1949的二十二年中，两军的相搏主要是战争的方式，那么本诗集的“线”和“点”便大都围绕着军事斗争而展开。但也不排斥其他形式的斗争。如秘密战线，我写钱壮飞，称之为“革命的夜行者”：“在蛇窟里周旋/在毒液里游泳/一颗心两副面孔”（《钱壮飞》）。我还写了在国民党后方的“第二条战线”，如“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在自家门口他倒下/无声手枪不容他感受家庭的温馨/着名的春城瞬间变成严冬/百年不遇的暴雪，埋葬了一个王朝”(《闻一多拍案而起》)。我还写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田垅翻开了新的篇章/叶尖上的露珠，才映出淳朴的微笑/钉界石的歌唱般的响声，谱出/属于李有才、赵玉林他们的曲调”（《解放区土地改革》）。然而，在那个大时代中，在残酷的、黑白分明的对抗中，任何的斗争形式，都不能游离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轮轨之外，都属于整个大决战的一章，这是毫无疑义的。

    本诗集中也写了国民党的抗战行动，如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滇缅出击等。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任何的救亡行动都是应予肯定的，却又不能忽略一个原则问题：即谁是代表新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力量这一本质；更不可模糊了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谁能最终挽救中国的危亡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否则，也就不成其为《走向天安门》，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了。

    二、事件的“点”不应是过程的堆砌，志士的精神才是构建大厦的骨架

    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一种大智大勇的品格、一种视死如归的气节、一种克服千难万险去争取胜利的信念,贯穿于全集,构成为短诗的精髓。

    在这方面，最典型、最鲜明的体现则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以宝贵的生命昭然而成的革命斗争之魂，他们中的最杰出、最壮烈的突出代表，当名垂中华青史而无愧。有他们的出现，一部革命史才更加灿烂生辉，一部诗集才更能生发出高格。

    革命烈士本身就是诗魂，这首先体现在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上。今天有个说法是不相信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存在，认为非要将他们流于卑俗不可，那才能真正地表现“真实”。其实，卑俗是与真正的诗魂不能并存的。《走向天安门》中写方志敏烈士就是真正的无私精神。“又过了十四年/开国大典时/他呼吸在赣东北的一个小村/新鲜空气里/没有登上天空门城楼/但人们仰望城楼的一角/有一本《可爱的中国》。”爱国者的诗魂常在，肉躯不存，又何憾之有？

    真正的诗魂是纯净的。“为了多数人永远不再饥饿/他以干净的空腹向历史证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甘愿一无所有”，他从来无意自我扩张，从不为自己打造虚伪的光环。虽然，“他只有普通男人的身高，如果/他走在哈尔滨或沈阳的闹市里/除了敌人的密探一般人不会认出——/他就是日寇悬赏抓捕的杨司令/可是，他身躯的光彩直追云霄/连星月都会因之而增辉”“也许当事人闻不到鲜花的香味/但人间正气最喜爱与他合影，这时/谁又能测量出他的真正身高？”（《仰视杨靖宇烈士塑像》）。

    有的人，在生前并不拥有很高的地位，当时也许名不见经传，或者说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但由于他们具有非凡的节操，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表现出的誓死不屈的精神，同样为一部革命斗争史增添了灿烂的亮点。我们所看到的就不仅是大队人马奔走呼号的过程，而且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超常的英雄义举。“当时阎锡山在太原/蒋介石在南京/他们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也未必能找到这个小小的村庄/但当铡刀下落的刹那/似觉陡然地震/一个农村姑娘的目光/逼视着太原、南京的落日”（《刘胡兰》）。

    有的人，虽非殉于战场和敌人的屠刀之下，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尽坎坷，仍以对信仰无比忠诚、矢志不渝，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改初衷，以自身的大义树立起堪为丰碑的形象。“好在他是条汉子/统帅中的汉子/既爱透过望远镜观察敌情/也常常凝思人民的命运/目光穿过时空/测量着井冈——太行——上甘岭/一个赛过一个的海拔高度/他却都毅然地大踏步跨去/将凶残的敌人逐向死亡/最后他那结实的身躯/耸立在多云的庐山上/那是他生命的主峰”（《彭德怀》）；“登上雪山再走下来/灵魂都经过一次净化/陷下泥沼又挣扎上来/就经过一次炼狱的煅打/凡是攀过雪山陷过沼泽的/此后生命历程中能上能下/一把炒面一把雪咀嚼着胜利/遭遇不公正对待可笑傲落差”（《雪山·沼泽地》）。

    仅以平白的诗句来叙述事件肯定是苍白的。作为短诗，理应要求每首诗中都应有闪光的眼睛，这种诗眼透射出的光色才是真正的诗化的品格。它不仅是崇高向上的，甚至有时还是壮丽的、潇洒的。诗的精神如果不能达到相当的审美高度，那么作为诗的精神还不能产生出足够的感人力量。“他坚守/坚守到最后一分钟/或许那时他的故旧/也知道他就在这座城市/但一部胡须逆风飘洒/各自分道扬镳/总有软骨头和变节者/将膝盖卖给水门汀/以媚笑换取血腥的时辰/这时他告诉正义/为了民族的生存/不能怜惜卑微的生命/三十年代的黄浦江/栏杆曾被他拍遍/当他离开这座城市时/正是街灯惺忪的子夜/但相信那只是暂别”（《三十年代，周公在上海》）。

    至少从我主观上讲，我力求每首诗达到精神的体现与审美价值的较好统一。

    三、真正有价值的“老”题材是不会老的，关键是在“老”题材中能出新、创新。

    我从来没有觉得，《走向天安门》中所写的事件和人物已经过时。原因很简单：一切反映历史发展的正确规律、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动力量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事后的多少年仍然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所谓“老”题材只能说是它是曾经发生的事和已经过世的人。然而，它们都不是普通的事，人也是丰碑式的大写的人，以诗来写他们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对那种不朽的精神的深入开掘与对后世的巨大启示意义。

    当然，如果仅从时间的概念上说，这些题材可能是“老”了一些，而且以往的作品（包括诗歌）也有所涉猎过。如果今天再写它们，在思想高度、认识深度和艺术表现力，完全袭用前人的老俗而不能在任何地方都有所突破，那么就连作者自己都会觉得它没有多少意思，更不必说是读它们了。

    因此，我最忌讳平面铺叙，而力争从点上突破。如上所述，既是一首短诗，它本身即应是一个“点”；既然是“点”，那就必须具有诗眼。“今年一月当我走进小楼/我恍然看见会场里举起的手/每只手仿佛都是参天大树/合起来就是一片森林/这森林的覆盖面很大/后来绿化了整个中国”（《遵义的选择》）；“最难——/绷紧了神经的从容/最窃喜也最苦——/被不共戴天的敌人‘重用’/随时准备着/将危险咬在牙缝里/以必要的死去换取永生”（《钱壮飞》）；“五个人对五万万人是最小数/五万万有了五个才是真正的大数”（《删不去的“狼牙山五壮士”》）。

    力求诗的意象的可视性、可感性，而避免概念化，理想的标准是立体化。“此际松辽平原的豆荚爆裂开来/如闻当年密集的抗联枪声/1945年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镰刀与冲锋枪同时热烈收割”（《对日的最后一战》）；“于是，拉锯式的争论/无休止的修修补补/在中国四十年代的谈判史上/创下了马拉松式的纪录/那个惯穿长袍的‘领袖人物’/在树影婆娑的幽静的桂园/以浓重的浙东口音与来自——/黄土高原的客人称兄道弟/一只手貌似诚恳地勾画‘和平’/另一袖筒里藏着‘剿匪密令’/举起盈盈的红葡萄酒杯/思谋以彼方的鲜血偷换酒液……”（《重庆谈判与上党战役》）

    全面出新、创新，不能因“老”就“老”，力戒一般化。“趁夜,在敌军各部的接缝处/悄然挤过将痛悔莫及甩给‘国军’/赫赫战果也不过是:废弃的锅灶下/未燃烧完的余烬”（《中原突围》）；“所幸又过了五年/在西安骊山五间厅/枪声下遗落的假牙/嗫嚅成全民族抗战/北大营的遗恨/稍许得到了补偿”（《约沈阳北大营》）；“一路穿插步步泥泞/颍河涡河淮河……/徒步串起了十多条河流/枪弹穿梭着姓氏不同的浪花”（《挺进大别山》）；“在白色的穹窿下/连每具尸体都有表情/分不出哪是图画哪是实物/实物也是画，画也可乱真/钢铁与油彩对阵/%画笔与大炮厮拼/每个参观者都进入画面/只有本人才知他扮演何种角色”（《攻克锦州全景画》）。

    既重继承性，如传统诗词的意境、含蓄、意在言外等等，均应巧妙运用；却也不轻视现代性，对新的意象、新的手法应充分发挥其长。如，“百万星星目送四野入关/军歌镀亮了天下第一关的匾额/榴弹炮管直延伸至琼岛南端”（《啊，辽西走廊》）；“从黄显声将军到小萝头/从花甲之年到幼童的稚气/最悲壮也最足慰——/所有的烈士都与人民共和国同龄/时间：从1949年10月1日算起”（《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仰视杨靖宇的塑像/我看见四面八方的新鲜空气都向他涌来”（《仰视杨靖宇烈士塑像》）“告密者的手指/一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另一端套在狞笑着的钱孔里/获得暂时的喘息”（《方志敏和他的队伍》）；“今夜将从头开始/第一次用延河水蒸小米饭/谁知这第一缕炊烟/顽强不断/袅袅十三四年”（《到达陕北》）；“瑞金，渐远/却也使归期渐近”（《告别红都》。

    展示手法的多样性，力求灵活多变，纵横捭阖，不拘一格，竭力减少和避免单调感和单一化。如，“悄然出动的行军队伍/将夕阳一分为二/一半在缅甸密支那/一半在中国腾冲”（《云南——出击》）；“太阳点金/又是一番情景/菜花的中原弥漫成千里金黄/映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中原突围》）；“‘剿总’司令长官举棋不定/有如他的座车在北平中轴线上/醉酒般地颠晃”（《北平和平解放》）；“他太累了/安详地坐定/但激流仍从他的喉咙里冲出/如同他翻译《国际歌》时的状态/突发枪声/枪声封闭了见过列宁的人的眼睛”（《瞿秋白》）；“也许，正因为这样/当侵略者扼紧民族的喉管/汉阳造才喊出洪亮的七月七日”（《又见卢沟晓月》）。

    诗是作为文学语言艺术的最高体现。故尔，最终要在语言上见功夫，不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起码也要“不甘平庸语有神”。无论是偏重典雅：“当时古老的中国/古老得过于沉重的中国/他/喜爱抚摸青铜器的铭文/却又痛恶九鼎的重负/压折了多少苦力的脊梁”（《李大钊在1927》），也无论是偏重口语：“一发命中/——司令员最清楚/我们的炮手只有三发炮弹/本来嘛，对刽子手讲什么废话！”（《冀西涞源——阿部规秀葬身地》），“羊山集/一过黄河便碰上了硬骨头/陈再道一拍膝盖：我啃啦”（《挺进大别山》），务求脱俗，务求传神。无论是字还是意，都要尽可能熔炼得讲究些：“那年一月/天气冷得很疼”“汾河躲在雪套里/铡刀张着惨白的利口/对乡亲发出最后的通牒/残冬和阳春两个季节/此刻都绷紧了神经/在铡刀两边对峙”（《刘胡兰》）。节奏急促，声如鼓点，“从瑞金出发/指向浩渺/深夜看不清地图/只有指北针紧蹙眉头/细雨声问着脚步：去哪儿/不答/刷刷刷刷/一脚泥泞滑到湘江东岸/西下”（《告别“红都”》）。

    说得简单点儿，我写《走向天安门》之初，就是冲着一个“新”字来的，如果全是陈言老套，我就不如不说，不仅没有诗的创造，其实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诗。

    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诗，也就意味着各方面的磨练与创造，它既是凝定的，又是流动的。凝定的是表面的字句，而流动的是品味中深化与延伸，真正的好诗，意味应是无穷的，为诗者应是永不停步，力求不断向新境界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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