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和长崎遭受到的极为恐怖的摧残在整个世界留下了阴影。本来就有许多人视科学为威胁，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威胁突然变得更为真实、更为直接和更具灾难性——不仅针对那些对科学早有芥蒂的人们，而且针对所有人。突然，某种新的灾难似乎一夜间降临，永远地改变了这个世界。正如广岛的一切所显示的恐怖情景那样，随着一架飞机的逼近，一声警报的响起，一个按钮的按下，死亡和摧残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发生，如此突然，如此迅捷。
反对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但是和平的庆典过于短促，在广岛和长崎之后，和平一词已失去了某种可靠性。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已经画出了一条新战线，这一令人不安的战线叫做“冷战”，在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和一度松散的盟国，美国和苏联，像是两个巨人站立于战场的两端，各持摧毁对方的武器，双方都知道报复是即刻和致命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很容易毁灭整个世界。谁都不愿离开这一魔鬼之道。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是不是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死亡和摧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快、更残酷地逼近世界各国，所有这一切人们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都市和城镇会在一瞬间从地球的表面消失。无数人口会在一眨眼之间被烧成灰烬，代之以蘑菇状的乌云。
“我变成了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神”，当试验用的原子弹在特林尼特引爆时，奥本海默在报告中这样宣称。这位才气横溢、被良心折磨的科学家并没有夸大他对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所作的贡献。他是为了帮助他的祖国和自由世界，做了他清楚地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他要把他的余生尽其所能用于挽回自己造成的破坏。现在美国和苏联竞相制造更大和破坏力更强的炸弹。在物理学家泰勒的领导下，美国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枚氢弹，借助于氢的重同位素的核聚变，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形珊瑚岛上进行试验。它相当于数百万吨TNT，其破坏力超过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上千倍。“氢弹”成了世界词典的一部分。学龄儿童接受了安全教育，学会如果在上学时遇到“氢弹”投下，如何保护自己。当然这一教育并没有什么价值，无非是在心理上放心而已，更多是让父母放心，而不是让被恐吓的儿童放心。许多家庭在后院修建了“轰炸避难所”，而知识界则在哲学上对这类避难所的伦理意义进行过多评述。试问，你让不让邻居进入你的避难所？如果他们硬要进入，你怎么办？你真的想走出来，在一个被破坏的世界里生活吗？这些问题和避难所一样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极其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避难所有什么好处。
电影工业反映也许还强化了冷战年代公众的恐怖，它不断地提供科幻恐怖题材。（编剧们构思的）原子辐射的巨大效应产生的各种丑陋、畸形发展的怪物在电影院和车载影院的屏幕上横冲直撞。“科学太放肆了！”广告这样吼叫，“有好些事情人们是不想知道的！”如果“疯狂的科学家”不是直接或间接产生了这些怪物或其他给世界找麻烦的方式，他们也被描绘成难以相信的天真、粗劣或者令人讨厌的人物，而军人或其他坚定的英雄则与好莱坞炮制的致命和丑陋的东西进行战斗并且战胜了它们。
它们是致命和丑陋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公众想象的“疯狂的科学家”创造了弗兰肯斯泰因那样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创造者的怪物，这些怪物只是对乡村城镇进行威胁，而20世纪50年代电影中所创造的巨型蚂蚁、蜘蛛和“原子人”则威胁要摧毁地球上所有的东西以及地球本身。人们在冷战的压力下处于紧绷状态、经常受到有可能整体毁灭的威胁，在一个被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支配的世界里，个人因感到无法控制自己命运而沮丧，这时人们发现，电影中的幻觉无论是走向胜利或者失败，至少提供了某种解决办法。
正当科幻电影反映了某种世界潮流以及对科学的不信任感时，1957年发生的一件和科学幻想类似的惊人事件使公众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个嘟嘟作响的小物体突然出现，这是夜晚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环绕地球轨道的一颗新星。它的名字叫人造卫星一号，是苏联发射的。
世界的面貌在许多方面从1957年10月开始转变。不久，人类第一次从宁静的太空看自己的星球。两个超级大国开辟了冷战的另一个战场。苏联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围绕地球的轨道，但是美国的火箭制造者并没有落后太多。美国、苏联和英国在1945年战争行将结束时，都抢着争取德国科学家。德国可怕的V2火箭设计师名列最需要的名单之首。德国首席火箭科学家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意识到他的火箭制造团队对苏联和美国的价值。他和他的小组的许多人预想到在美国会生活得更好，于是他就带了一个大型分遣队向美军集体投降，而其他人则投降了苏联。两支人马都相当秘密地离开了德国。
这一竞赛的直接产物是所谓的导弹，可用于携带大规模的、能迅速杀伤对方的破坏性武器。然而，布劳恩以及小组的关键成员早就有了更大的梦想。布劳恩从小就梦想把人和火箭送上太空，而不仅是敌方领土。美国和苏联当局也都把眼光转向太空，不仅是出于军事考量，也是为了壮大声势。将会是谁率先打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壁垒，迈出走向太空的巨大一步，从而最先显示其超级实力和知识呢？
随着人造卫星一号的上天，苏联赢得了所谓太空竞赛的领先地位。锐气受到挫伤的美国，在经过几次灾难性和高度公开的失败之后，最后还是设法把自己的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突然间，所有的眼光似乎都转向太空，并再次转向科学。苏联和美国的教室里都加强了科学教育。向年轻人展示和吹嘘科学项目的“科学博览会”不断普及，声望与日俱增。尽管“氢弹”的幽灵依然存在，但现在整个世界都把科学看成是英雄。两国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我们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家”。在两个超级大国里，公众都知道“我们的科学家”是最优秀的科学家。美国总统肯尼迪意识到采取大胆和令人注目的姿态有着巨大的宣传价值，于是在1961年5月5日宣布，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地带回地球”是国家的目标。冷战仍在继续，太空竞争在加温。1969年到1972年，是美国太空计划的辉煌日子，在6次太空飞行任务中，有12位美国宇航员曾在月球表面行走。
苏联在送人上月球的竞争中明显受挫，于是宣称美国的飞行无足轻重，它更多地关注宇航员在太空的长期逗留，这种飞行将为苏联的太空计划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人类要生活在运行于轨道上的永久太空站上，这些信息是必需的，这类太空站既可民用。也可军用。
尽管初衷源于国家荣誉、宣传和军事机密的需要所推动，但美国和苏联的太空计划也为科学打开了新的时代。随着“猎奇性”逐渐消退，把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又返回的阿波罗计划，在公众的漠不关心中平静地收场。再有，美国宇航局把重心转移到能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上，吸引了经费和公众的注意。然而，许多其他的纯科学使命扩展了科学的范围，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月球漫步者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先驱者、探测者和航行者命名的太空计划送出了无人太空船，它们满载科学仪器，不仅用于研究太阳系中的行星，而且也研究太阳系中的许多卫星。机器人“眼睛”和电子传感器给地球上正翘首以待的科学家送回了大量图片和信息。小型机器人“登陆者”不仅在火星表面登陆，而且在上面缓慢地爬行，揭开了这颗“红色”行星的许多秘密，又展示了新的奥秘和问题。被人们高度关注的“轨道中的眼睛”——哈勃空间望远镜，把它的触角指向遥远的星系和宇宙深处的黑暗星空，回答各种古老的问题，又提出新的问题，询问有关宇宙本身的诞生、生命和可能的死亡。
当21世纪开始时，科学似乎正处于新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不仅属于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也属于揭示原子深层结构和夸克奇异世界的粒子物理学家；以及探讨遗传秘密、借助遗传工程来设计和理解生命本身的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20世纪结束时，科学与社会之间那种不稳定的关系又一次卷土重来。随着科学对生命和宇宙知道得越来越多，对于许多人来说，它的语言和器具似乎过于强大、过于聪明，也过于深奥、过于远离大众，它与可以信赖的平凡世界之间的关系似乎是脱钩的。许多人对这一世界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无法在传统宗教或科学中找到安慰而感到失望，他们不仅开始远离科学，而且开始亲近科学在传统上的老对手：神秘主义和迷信。尽管许多人享受和欣赏科学带来的许多好处——从即时全球通信到快递服务，从衣服容易洗涤到宇宙天体的绝妙图片——但很少有人发现科学的过程在于一种乐趣，也很少有人欣赏科学最基本的方面，欣赏它解决问题和作出发现的方法和途径。也许在21世纪到来时，这一切都会改变。
科学、后现代主义和“新世纪”
在过去50年里，就在科学不断深入探究自然奥秘的情况下，1995年在美国还召开过一个大会，讨论捍卫科学的途径，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为什么要捍卫科学呢？因为相当部分受过教育的公众正在与科学渐行渐远，转而信奉各种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奇异信条。
尽管对科学和技术有不少负百看法，21世纪的公众还是普遍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MP3、DVD之类的灵巧设备。即使在观赏山顶自然美景的徒步旅行者也要随身携带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手机、电子记事本，甚至膝上电脑，没有科学和科学家，这一切技术都不会存在。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份报道所述，“来自美国各地大约200位深感不安的科学家、医生、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参加了这次在纽约科学院召开的为时三天的集会，交换观点、筹划策略。会议亮出的口号是‘借助科学和理性起飞”’。该报的解释是，“科学方法论的捍卫者被迫奋起抗击信仰疗法、占星术、宗教原教旨主义和超自然的庸医术”。
当天发现这样的新闻，读者想必尝到了某种时间之旅的奇异滋味，好像世界倒退到100多年以前。从表面上看，世界肯定是处于20世纪。就在2001年，在科学和技术的作用之下，日常生活的景象远非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普通公众所能想象。汽车飞驰在繁忙的都市街道上，街道两侧随处可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在建筑物的上空，喷气式飞机把旅客从一个机场运送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城市运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在建筑物的里面，办公室人员和住户居民用无绳电话或手机给顾客或朋友打电话、通过电视看新闻，用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向世界各地发送电子邮件，还可以从几千英里外立即收到报纸和杂志的电子版。人类可以在月球上漫步，也可以打碎原子，运送机器人探测器去探测行星，人的寿命比以前延长一二十年。
那么，这200位参加纽约会议的科学家、医生、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以及更多没有参加会议、但也同样深切关心的人，他们忧虑的是什么呢？
根据1990年盖洛普民意测验：49％的美国人相信超感官知觉，21％的人相信有来生，17％的人相信他们曾经与死去的人接触过，25％的人相信有鬼神，14％的人相信闹鬼，55％的人相信魔鬼实际上存在，14％的人在最近曾经咨询过算命先生，25％的人相信占星术，46％的人相信巫医或精神治疗，27％的人相信过去外星人曾经访问过地球。2001年做的更近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中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人数增加了，特别是在精神治疗方面增加到54％，与死者通信增加到28％，相信闹鬼的人增加到42％。还有人估计，美国人每年花几十亿美元用于草药、针灸疗法、顺势疗法，以及其他各种身体和心理的产品和服务，这些统称为另类健康疗法。
显然，当21世纪来临之际，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或者对科学感到极度不安，或者反对科学。这不仅是对科学的攻击，也令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感到不安，而且还是对科学方法论本身，以及对诸如“客观真实性”、“理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有效性的沉重的打击。
《纽约时报》在那篇会议报道中继续写道：“许多人说，危险正在日益逼近，理性的构架已经四分五裂……再有……在美国和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这种抵毁科学的认知障碍，最终甚至会摧残民主本身，因为民主正是依赖于公民达到理性认识的能力。”
有一些争论涉及局势是不是真有这么严重，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会认真考虑放弃科学或把它作为废弃的思想扔到垃圾堆里去。然而，参加纽约会议的与会者大多同意，此种关切有深层次的原因。尽管“理性的构架已经四分五裂”的说法过于严重，但在受过教育的人士中间，毋庸置疑，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确实已将矛头都指向了科学。
新闻报道中所说的“认知障碍”指的是什么呢？尽管它的症状一目了然，原因却各不相同。然而，大多数观察家普遍指出这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被称为“新世纪”的流行社会现象，在20世纪后半叶席卷西方世界；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大体上是一种纯理论哲学，在同一时期占据了许多学院和大学。
尽管精确的描述往往会因人而异，不过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步入正轨。它起初发端于许多学院和大学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是对“现代主义”哲学及其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一种反作用，这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已初见端倪。尽管它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贴有不同的标记，但其核心却是这样的主张，人们不可能通过自己不够完善的感知能力来真正认知这个世界的实在。因此，我们对于世界所做的任何陈述，无论科学还是文学，最多只是我们关于世界所做的一些解说，或者是一些故事，基于我们学过的文化和语言，它们教我们如何观看和描述世界。我们认为我们知晓这个世界，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或其他文化关于“真理”和“真实性”本质的假设。所以当人类感知它时，人们能够感知的唯一方式——宇宙只不过是叙事体系的一种庞大集合，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依赖于产生它的文化先天就有的偏见。既然不存在一个唯一“普遍有效”的真理（因为每一个关于“真理”的命题，其含义和解释必定植根于它所处的特定文化之中），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确立哪一个“真理”凌驾于其他之上。我们能做的顶多就是认识到，每一个叙述就其自身而言都是真实的，它不能凌驾于其他叙述之上，包括被称为科学的叙述。这样一来，在极端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占星术和天文学一样都是合理的科学，美国土著的原始传说也和现代“西方科学”所提供的解释一样有效，而与鬼魂谈话也和电话里的谈话一样真实。
参与纽约会议的科学家所关切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许多学生缺乏批判性的思考，在他们通过学院或大学进入日常世界时，往往采取了后现代的态度。正如一位持有批评态度的观察家所谨慎指出的那样，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可能在教室里进行过有趣的讨论，但它顶多只是“在真实世界里绝对没有用处的……智力泡泡糖”。尽管这种说法也许太过粗糙——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某些领域里谨慎地使用它，有可能是对傲慢自负和沙文主义的一种纠正，但当推向极端时，这种态度有可能会使批评能力走向丧失。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加上“新世纪”的社会时尚，产生出一种哲学上的混合物，它不仅向科学家，而且也向20世纪末许多其他思想家发起警告，只要他们仍然相信人类具有理解世界的理性能力。
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不存在普遍真理，而“新世纪”的追随者坚持说有一个普遍真理，但不能被理性思维发现。取而代之的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是放弃理性，采用灵性。
和后现代主义一样，要精确定义“新世纪”运动也有困难，但是可以大致将其定义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一种广泛多样化的联盟，这些人都相信通过灵性觉悟可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转变。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传统宗教的，但作为一条普遍规则，“新世纪”信徒都相信，宇宙并不是没有内涵和目的的，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灵性上的相互联系。“新世纪”也许看到了社会、政治和精神混乱的尽头并因此而展望一个社会、政治和精神和谐的新时代。至少，那是许多“新世纪”追随者的哲学保护伞。
尽管追溯这样一种分散无序的运动的历史最多只能通过偶然事件（许多“新世纪”的信念，例如信仰疗法、转世和个人寻求特殊灵性和通灵“能力”，可以追溯至好几个世纪之前），但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它主要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运动。20世纪60年代在年轻人中盛行的反传统文化，媒体称之为“嬉皮士”和“佩花嬉皮士”，这些人以占星术中的“宝瓶座”作为自己的象征符号，因为根据占星术中的流行说法，宝瓶座代表和平与和谐。因此，每当日历翻到新的宝瓶座时期，许多人相信世界将会经历一场巨大的精神觉醒——这一觉醒将会带来和平与和谐，首先是对个人，然后通过个人行为影响世界。有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这样唱道：“这是宝瓶座时代的开始。”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运动在吸毒和媒体炒作的氛围中自我消亡，它的许多追随者返回到社会中，承担了传统的社会角色，然而他们却继续持有这场运动的许多信念，并且仍然支持其许多要旨。
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运动有一个重要因素来源于对东方宗教的借鉴和改造。这一兴趣在70年代跟一种所谓的“超个体心理学”的趋势相结合，把个人的精神健康提升到极端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新世纪”运动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60年代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和曾经的逃避现实者现在不仅有了稳定职业，而且，在社会上占据要职，这些情况起到了为“新世纪”现象推波助澜从而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效应的作用。
确实迎来了轰动效应，1980年，弗格森（Marilyn Ferguson，1938—）的《宝瓶座同谋》（TheAquarian Conspiracy）一书论证说，世界正转向精神和谐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通灵”（与精灵接触，精灵就是不再活着的个人——这是19世纪通灵术运动的现代形式）、水晶球、意识提升和其他各种活动，发现他们的个人灵性。这本书的畅销令人吃惊。这是上百本类似流行读本中的第一本，它们塞满了整个80和90年代书店的书架。1983年电影明星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1934—）写的自传《超级女绑匪》（Out on a Limb）据说卖出了300万册以上。麦克雷恩在随后出版的书中详细叙述了她个人参加“新世纪”运动的经历和她的强烈信念，从通灵、轮回、超感知觉和太空来访者到草药、神游太空和信仰疗法。她还叙述了下列信仰，如预感、鬼魂、水晶球的神奇功能以及一度贴上“神秘的”、“超自然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等标签的好几种其他思想，这些思想现在都在“新世纪”的更“值得尊敬的”标签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麦克雷恩的《超级女绑匪》还改编为电视，由她主演，后来还写了另一本关于影片制作的书。显然，“新世纪”成了一桩大事情！在《宝瓶座同谋》出版之后的几年里，弗格森、麦克雷恩和其他“新世纪”作家开始占据书店里越来越多而且显著的部位，要比那些科学书籍引人注目得多。也许它们正好代替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占据了同样的书店中曾经被称为“神秘学”的部分。
麦克雷恩等人主持的信息和“灵感”讨论会吸引了大量参与者（麦克雷恩的讲座一个听众席收300美元）。不止一家的大型公司邀请“新世纪”发言人向它们的雇员作演讲或者主持讨论会。
弗格森在《宝瓶座同谋》中把“新世纪”称为“没有领导人但有强大的网络……是给美国带来根本变化的运动。它的成员已经跟西方思想的某些因素决裂，他们甚至割断了与历史的继承关系。”
到了2002年，美国有线电视中最流行的两个节目：“与约翰·爱德华一起超度”及“与詹姆斯·范·普拉一起超越”，涉及一对超凡魅力的人物正与听众中死去的亲属“通灵”。这些“新世纪”的灵媒成了国内杂志的主要作者，撰写畅销书并且在网络电视和广播节目中作现场访谈。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报纸和杂志广告、电视商业广告和“商业信息片”大肆炒作下述现象：从“心灵热线”到“心灵治愈”课程，以及冥思、草药与针灸的奇迹。“假日讲座”和周末“精神聚会”吸引数以百计的出席者。许多正规的护士学校和医务学校开始讲授“治疗性按摩”，这种治疗方法只需要从业者感觉患者的“气味”，在不接触患者身体的情况下，仅靠操纵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能量场给病人治病。
少数丑闻也许会使这种行骗伎俩的高额效益打点折扣。200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克劳小姐”在她提供的“免费朗诵”的心灵热线业务中，利用虚假广告、假票据，募捐活动等形式，使顾客耗费过多电话费。然而由此产生的丑闻引起的仅是同情，认为那是被告的公关事务。
“新世纪运动”尽管没有领导者，却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精神领袖，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一运动只不过是捡取了历史长河中的各类秘术和超自然信念进行重新包装以适于现代消费而已。和“治疗性按摩”一样，“新世纪”信念的许多基础涉及科学上仍然未知的力和普遍的能量，信徒却声称它们存在于每个生物体中并渗透于所有的存在之中。正是这些力，通过冥思而释放，用于康复治疗，因超感知觉而唤起，被水晶球和锥体所引发或放大并且集中。
对于许多批评者来说，“新世纪”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古老的迷信和庸医，只是换上了新的包装，差别就在于“新世纪”的思想向公众中受教育阶层的渗透程度大大提高，它更容易被这些阶层接受了。极为非理性的想法，以前只是躲躲闪闪，或者在具有相似思想的一小群人中说说，现在却成了餐馆里、机场沙发上和电视访谈节目中的热门话题。以前曾经被冠以“神秘的”（意即“隐晦的”）事物，在20世纪末竟成了思想交流场所的日常话题。
正当纽约会议把注意力聚焦在后现代主义和它对科学及科学方法论的直接打击时，“新世纪”在社会各个阶层里用它无所不在的影响以某种方式发起了更大的恐吓。正在新潮的购物中心里采购的普通夫妇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后现代主义”或者“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方法），或者在学术界中如此常见的任何其他什么主义，但他们仍然会偶尔停下来看看健康食品柜台、挑选各种草药，这些草药号称能够治疗百病，从肌肉酸痛到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不能集中。走过几家店铺，他们可能会多看两眼磁性鞋垫，据说这种鞋垫有助于减轻双足的疲劳。然后他们会停下来进入一家书店看看，买上一本由最新的流行电视“频道师”所写的书，或者被一家音像商店吸引，租一套录像或者DVD，据说它提供了UFO绑架者或者通灵宠物“真实而精彩”的故事，或者租一套可以为提高个人超感知觉能力提供指导的录像。
有些人论证说，正是科学的成功导致许多人离它而去。当科学不断剥去这个世界上的幻想和迷信时，许多人感到需要在宇宙及其个人生活中寻找更多的意义和目的。技术，尽管使亿万人生活变得更容易，但也使很多人感到失落，在现代世界的熙熙攘攘中感到自已无足轻重。
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功，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失去个性化的例行公事。当家庭医生那双给人带来安慰的手被远距离的，并且出于经济考虑的卫生维护组织的官僚体制所取代时，他们感到被遗弃了。随着医学变成庞大的事业，许多人开始感到失去了与医生和护理人员的个人接触，从而失去了个人对自己健康需要的控制。另类医学——“新世纪”中心理念之一，似乎令他们再次体验到治疗师那双能带来平静和保障的手，从而对自己的健康恢复信心。
传统的宗教在20世纪末对许多人来说也失去了吸引力。尽管原教旨主义者和富有魅力的教会人士发现自己争取到了皈依者，但大部分公众不再把自己当做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者其他传统宗教团体的成员。民意测验表明，西方世界大多数人仍然声明自己是“相信上帝的”和信教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把自己归为“年轻的职业中产阶级”的人们，宣称他们没有传统宗教信仰。
我们对“为什么”和“之所以”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是对大多数对此关切的人来说，直接的问题乃是：科学和理性思维正处于直接和间接的严重打击之下，不仅在局部，而且遍及社会的大部分。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应该如何行事呢？在纽约会议上有一个坚定的声音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哲学教授格劳斯（Barry Gross）。他经常写文章捍卫科学和理性思维，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信念，他认为科学家和支持理性思维与科学方法的人们应该挺身而出。他在会议上论证说，科学的捍卫者应该跟“反科学的队伍”战斗到底，并且“动员人群中的其他人起而反之”。格劳斯强烈地反映了许多与会者的观点，他强调说：“科学家必须把一部分力量用于系统地反抗科学的敌人上。”
蒙特利尔的马克吉尔大学哲学教授和基础与哲学研究组主任本纪（Mario Bunge，1919—）直接针对某些大学部门热心于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现象，说道：“有些教授是被雇佣、被唆使，或者得到权力认可来教授这样的内容：理性没有价值、经验证据没有必要、客观真理不存在、基础科学沦为或者是资本家的或者是男人统治的工具……拒绝一切知识的人在过去的500万年中照样努力地学会了许多东西。”
许多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哲学家已经开始采取坚定的立场。1976年，由当时的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库兹（Paul Kurtz，1925—）领头，参加者还有若干著名科学家，他们共同组建了“对于超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调查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CSICOP）。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活跃和坦率直言的组织，有多达100多个分支机构。除了出版名为《怀疑的调查者》（The Skeptical Inquirer）的月刊和发起一系列针对伪科学和超自然声明的科学调查之外，还成了后现代主义运动和新世纪思想的公开反对者。它召开的讨论会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其中包括世界上一流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进行有价值的意见交换，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坚定地与他们所认为的非理性与反理性这一社会上的危险势力进行战斗。再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级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平常因过于专注自己的工作而难得有机会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到了21世纪初，都开始大声抗议对科学和理性的攻击。
未来将会获得胜利。世界将会继续重视理性思维、科学和一切辛苦得来的进步吗？这些进步是由热心的人们从启蒙运动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奠定的。21世纪的“新世纪”会不会逐渐倒退到黑暗和迷信的时代呢？
还有，21世纪的复杂世界能不能保存这个传统，或者人类最大的希望是不是还在于持续不断的奋斗——利用所有的智慧与理性力量来面对并且理解来自自然界的挑战，有时则是来自那令人迷惑的人性的挑战。
对于科学，回答是清楚的。但是，当时钟敲响新时代的黎明时，要赢得它所需要的社会支持仍然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结论
向远方航行
回顾20世纪的后半叶和21世纪的开始，容易看到，科学家跨出了巨大的步伐——突破性的发现，装备知识巨库，填补信息鸿沟，向着激动人心的新领域进军。21世纪开始之际，我们面临着许多崭新的问题——正是迄今为止获得的大量知识提出了这些问题。在过去50年中，科学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一个奇异的领域，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奇异和激动人心，因为它们都涉及宇宙最基本的问题，而我们正是生活在这个宇宙之中。认识这些新领域——亚原子粒子物理学和标准模型、大爆炸和膨胀宇宙、太阳系（远的和近的）、地球、DNA和RNA、病毒和逆转录病毒、遗传工程，以及其他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由此可以看到超越我们自身及利益之外的世界，我们成为宇宙中更有学识的公民，成为宇宙中更和谐的一员。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还学会欣赏历代科学家揭示的知识的巨大价值，从中学习，并且不断提问，因为运用这一力量——运用我们智慧的力量——正是我们能够赋予自身也赋予世界的最大礼物——这正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本质。
从真正的意义上看，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科学的未来。我们依赖知识作出有见识的决定，我们也依赖科学的成果获得知识。我们作为公民执掌缰绳，因为许多（并不是全部）科学现在既需要有组织的团队合作，也需要昂贵的设备，因此它们需要来自政府和各界的支持，以便进行各种尚未有答案的巨大项目。
在21世纪需要作出许多艰难的选择。要对科学知识的用途做出明智的决策，取决于我们是否对其后果和伦理学有深刻的了解。我们站在一个关键的点上，它前所未有地令人振奋。不管我们是否选择亲自从事科学工作，我们都已经成为一项伟大事业、一项与人类最有关系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
从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晚期
（公元前322年—公元1449年）
由于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进入鼎盛时期。他最著名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试图用体力来征服这个世界，正如亚里士多德尝试以智力来征服这个世界一样。但是在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去世后，古希腊显赫的日子过去了。然而，在亚历山大的军队所到之处，在我们今天称之为泛希腊化地区，他到处播撒希腊文化的精华，在埃及还建立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宏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见证了希腊思想的最后繁荣，这座图书馆毁于公元前48年。随着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25—约前270）和佩尔加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约公元前262—前190）的辉煌工作，希腊几何学达到顶峰。尽管很少有思想家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雄心勃勃，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不过希腊人开创的事业正是在后人那儿得到了纵深进展。
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为现代科学上足了马力。
阿基米德和直接观察
也许古代最伟大的“实干科学家”（working scientist）和数学家是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公元前287—前212），他是西西里岛叙拉古人。阿基米德对几何学作出过许多原创性贡献，但是不像同代人，他还是一位实干、动手的思想家，他把聪明才智用到许多兼有科学和工程特性的问题上。
阿基米德曾经致力于π值的计算，他的结果要好于古代其他数学家。除此之外，他还热衷于机械制造。据说，他发明或完善了许多战争机械，其中包括抛石机。他还设计了具有特殊构造的镜面，在叙拉古港口把太阳光聚焦到敌人的战船上，使之燃烧从而摧毁了对方的作战能力。
他最先懂得如何确定重心，并据此推出杠杆原理。据说，他曾经如此吹嘘：“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动地球。”他曾在叙拉古街上裸体奔跑，喊着“尤利卡！”（意思是“我找到了！”），据说这一情节发生在这一时刻之后：就在泡澡时，他发现了浮力定律。
虽然著名的阿基米德螺旋，一个中空的螺旋圆柱，旋转时会把水抽上来，这可能是阿基米德从古埃及人那里模仿过来的，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古希腊一罗马最杰出的科学和工程精英之一。
阿基米德在当时已很有名，他死于公元前212年罗马人洗劫叙拉古时。据说，罗马将军曾经向他的士兵下令，不要伤害阿基米德，而要给予尊敬。然而，有一个罗马士兵正好撞见阿基米德，当时阿基米德正全神贯注在沙砾上画几何图形，而他所在的城市正在燃烧。据说，阿基米德不耐烦地向士兵示意，要他离开。同样不耐烦的罗马士兵举剑结束了阿基米德的生命。在听到这一悲剧之后，罗马将军悲伤地给阿基米德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与此同时，在边远地区，例如爱琴岛上的萨摩斯，土耳其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地的其他科学家，把他们的高超技能用于天文学，这一为世界上所有文化所共享的普遍科学。
宇宙
在天文学领域，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310—前230）和喜帕恰斯（Hipparchus，约公元前190—前120）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宇宙性质的探求。经过托勒密（Ptolemy，约100—170）的加工，这一探求导致一个系统的理论，尽管仍有缺陷，但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流行，直到迎来文艺复兴时期和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为止。
尽管阿里斯塔克斯的工作今天已经少有保存，他的个人生平更鲜为人知，我们还是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数学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天空，他推测太阳是一个大火球，比月亮约大20倍，也比月亮远20倍。虽然这一数值太小了，但是他的论证却是如此的严密，以至今天许多科学家相信，如果他有幸用上今天的现代仪器，他一定会得到更为正确的结论。阿里斯塔克斯还得出了结论，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宇宙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太阳和众恒星并不围绕地球旋转，而是地球、月亮和众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观点，但很遗憾，他从未找到证明他的猜想的途径。在大多数人的常识看来，如果地球真在运动，应该能感觉得到，于是，阿里斯塔克斯的这一说法似乎无足轻重。
喜帕恰斯和托勒密
喜帕恰斯，通常被认为是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处于宇宙中心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阳。他对恒星作了许多重要的观察，据此编制了最早的精确星表。对于科学史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喜帕恰斯试图解释，为什么他对天空的观察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即天体以完善的圆形围绕地球运动。例如，如果行星与太阳一样，取同样简单的轨迹运行，但为什么它们看起来会不规则地在天空漫游呢？毕竟，“行星”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漫游者”。于是喜帕恰斯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太阳和月亮以中心偏离地球的圆形轨道运行，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围绕地球这一中心而运行。他认为，行星围绕地球的运行是一个大圆，同时行星还有另一种小圆运动，实际运行就是类似于环状的运动。这些小圆套上大圆的模式，他称之为本轮模型。这一思想，被两个世纪后的托勒密采纳，在之后许多世纪里一直是主流天文学思想。
喜帕恰斯以观察为基础，编制了一个最早的精确星表。这是19世纪的一张插图，展示他在亚历山大城天文台上观察恒星。如果喜帕恰斯是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那么，正是托勒密，使得喜帕恰斯的许多思想具体化，并且还综合了许多其他人的工作，建立起一个以他名字而命名的体系，该体系一直持续到1543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把它推翻为止。托勒密大约出生于公元90年，出生地也许是埃及，他可能是希腊人，也可能是埃及人，总之不得而知。（但是他不是埃及托勒密皇室成员，这个家族正好在他出生之前居于统治地位。）他在自己的书中，今天被称为《天文学大成》（Alrnagest），给出对于宇宙的看法，其中托勒密总结了古希腊对天体运动的大部分想法。按照托勒密的说法，地球是位于宇宙中心的一个球体。已知的行星以及月亮和太阳，全都围绕地球而运行，从地球上来看，它们的排列秩序依次是月亮、金星、水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运行轨道则是偏心圆和本轮模型的复合体。不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似乎意识到携带行星的球壳并不是真正的实物，而只是方便直观的数学表达。如果托勒密把天球当做真正的实体，他就不得不凭空再来解释他的小“环”如何与行星相互作用。然而，许多采纳托勒密体系的思想家却是继续把亚里士多德的天球看成是真正的实物，同时又采纳喜帕恰斯-托勒密的本轮模型。显然某种澄清和清晰的思考是完全必要的，尽管托勒密体系有明显的弱点，但这一概念在许多世纪里却成为标准的宇宙观。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理论能够全面战胜阿里斯塔克斯等人的宇宙模型，并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占据如此多人的头脑？为了理解这一点，请大家回忆他那严谨的推理体系，亚里士多德解释了几乎全部的自然奥秘，足以使古希腊人满意。更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简单和显而易见的观察，他的体系提供了一种所谓好的“常识性”的解释。人人都看到石头落地、烟尘升起、太阳和恒星围绕地球旋转。他的目的论满足了人们寻求宇宙中目的和意义的需要，相对于尘世生活中的不完美，那完美的天空和天球又提供了某种和谐之美。
至少对于天文学家而言，当他们试图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对天体运动进行精确的观察和预言时，问题就接踵而至。托勒密提出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既保持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精神，又能对行星运动给出更精确的预言？《天文学大成》相当数学化，托勒密仔细计算了许多考虑到的现象。它纠正了许多问题，并且为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家提供了更有用的方法。
事实上，在几乎14个世纪里，托勒密的工作成为天体研究的扛鼎之作。在他生前，经典希腊文化的辉煌时期早已不再。罗马时代开始于凯撒大帝（Augustus Caesar，公元前102—前44）的统治，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因向外扩张而欣欣向荣。但是罗马人更擅长于处理实际事务，诸如工程、财政和行政管理，而不是从事科学。随着公元5世纪罗马的衰败。从前在它版图之下的许多区域，西方文明和精神随之走向低潮。
来自东欧和西亚的民族开始横扫欧洲大陆。法兰克人从莱茵河谷推进到法兰西。盎格鲁人涌人英格兰。有一些部落，诸如伦巴人和勃艮第人，在欧洲各地从事游牧业，而匈奴人则定居在东欧，汪达尔人在非洲安营扎寨。相比于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这些部落的文化更为原始。在英格兰，盎格鲁人建设新城用的几乎全是罗马城市舍弃的砖，因为盎格鲁人没有掌握制砖技术。大多数现存的基础设施，例如桥梁和道路，仍投入使用，尽管有些已被损坏。当年位于罗马政府心脏地区的论坛如今成了放牛的地方。在亚历山大城，宏伟的图书馆毁于一旦。世代积累的知识和记录遗失了。
但是，尽管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遭到破坏，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希腊一罗马时期的其他作品还是得到了保存并留传下来，这主要靠了阿拉伯学者。
阿拉伯科学的兴起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的追随者，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结果带来了希腊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融。来自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的科学和上述所有区域的希腊知识相混合。贸易通道不只是交流货物，也交流思想，于是在公元400年，数学和天文学的通俗知识出现了。希腊文取代拉丁文成了通用语言。在罗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统治期，公元330年，罗马帝国从罗马迁到了新建的君士坦丁堡（现为伊斯坦布尔）。
于是通用语言——贸易和学术语言——开始变换。一支分离出去的基督教派，叫做聂斯托里教派，定居于叙利亚，他们把圣经和其他基督教文献译成了叙利亚文（一种当时在叙利亚运用的古亚拉姆语言）。他们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其他人的希腊哲学著作译成叙利亚文。这个民族到处迁移，又在印度和中国定居，随身带去了他们翻译的书籍。
直到公元7世纪，除了在连接罗马与印度的红海线路上经商，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社会居于次要地位。但是，随着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在阿拉伯半岛建立起伊斯兰教，情况开始有了变化。针对希腊一罗马和波斯帝国，伊斯兰信徒开始发起一场大护教战争，在50年内，他们的影响范围从巴基斯坦扩大到非洲和西班牙，轻而易举地使当地的居民转而信奉伊斯兰教。由于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受到压迫和重税盘剥，这些地区的人民欢迎穆斯林的统治。在许多情况下，伊斯兰当局保留当地的管理措施，用当地语言处理事务，并且宽容各种不同的文化。尤其在埃及和叙利亚，直到11世纪，希腊语还继续被当做官方语言。
一阵清风再度袭来，正如希腊文明的早期，由于摆脱了宗教带来的文化束缚，人们得以重新培育起对于科学的新兴趣。到了公元4世纪，有些基督教徒开始压制希腊哲学，公元529年，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关闭所有他认为是“异教”的学校，即使雅典的学校也无一幸免，那里的学校可追溯到柏拉图时代。雅典的教师们逃到叙利亚的鸠地霞浦（Jundishapur）城，在那里重新建立学校，并且把以前翻译成叙利亚文的希腊著作再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的翻译家也参与进来。在保存过去记录的同时，阿拉伯、希腊和叙利亚三种传统相汇合，开启了科学探求的新里程。
在伊斯兰统治区，科学的成长发生在8至12世纪。在此期间，第一批大学和科学团体在此建立起来。这些机构鼓励学者考查古希腊的文献，尽可能有所改进。他们的态度是尊重有知识的主体。
对化学的兴趣源于这一信念：金子来自更基本的金属（炼金术）。与早期化学观察相关的知识大多来自阿拉伯炼金术师，例如：哈扬（Abu Musa Jabir ibn Hayyan，约721—815），或者以他的拉丁名字杰伯尔（Geber）称呼。尽管炼金术的信念最终把科学家引到了死胡同，但他们在追逐幻想中的金子时却发现了许多物质。炼金术的基本词汇也都是来自阿拉伯文。例如，炼金术（alchemy）这个词本身和蒸馏器（alembic），即加热物质的坩埚，都是来自阿拉伯文。有500多项工作曾经归功于哈扬。但是近来历史学家指出，某些被认为属于哈扬的手稿，反映的时间跨度却是从9世纪直到12世纪。其中详细描述了测定金属特性的实验和化学过程。除了这一观念之外，即通过某些有待发现的过程，其他金属能够转变成金子，他们还探讨了这一理论，说的是所有金属都由两种基本金属——汞和硫黄构成，这个思想原先是由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
阿拉伯天文学家表面上极为看重托勒密的宇宙体系，但实际上他们还在做严密观测，并且制作精致的天文学表。这些工作的动机，以及从事三角学、代数和几何学，特别是球面几何学的最初动机来自他们的宗教。祈祷必须面向麦加方向，对于远在西班牙的托莱多或者埃及开罗的信徒来说，这尤其是个挑战。人们必须精确地知道麦加的方向以及准确的时间。还有，阴历和阳历之间的差异在确定节目的具体日期时也带来了麻烦。所以，阿拉伯的天文学家建造了比以前大得多的天文台；其中有一些——后来建造的——今天还耸立于印度的斋浦尔和德里以及中国的一些地方。他们的仪器也高度精确，并且做出了优秀的天文学表。
当基督教的军事力量把阿拉伯居民赶出西班牙时，欧洲科学家们却从他们留下的详尽天文表中获益殊多。一般说来，对天文学的兴趣（对天体的观察）大部分源于占星术。但与此同时，一批实实在在的天文学工作完成了。然而，没有一个占星家对天文表满意，因为失误屡屡不断。他们认为，肯定是计算不精确，或者观测还不够仔细。在世界范围内，天文学家和占星家（实际上他们是一回事）都是如此之肯定，认为错误一定是发生在天文表中，以至于经过好几个世纪他们才认识到，在恒星位置和人类命运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在光学领域，阿拉伯科学家也作出过原创性的重要贡献。在埃及物理学家海赛木［AbuAli al-Hasan ibn al—Haytham，约965—约1039，也可称之为阿尔哈曾（Alhazen）］之前，科学家们普遍都同意柏拉图的论点，即视线是从眼睛发出的。海塞木正确地推断出，眼睛能够视物是因为光线进入了眼睛。他运用几何学和解剖学解释了视觉的细节，并通过推理和实验作出这一结论。他也许是欧洲人最熟悉的阿拉伯学者了。他在光学上的工作深深地影响了后来所有对光之本性的研究。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动乱中，基督教会为西方世界的整合付出了经久不懈的努力，在此期间，教会赢得了相当的权力，并且控制了大多数西方学者的思想。尽管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官方教义大致吻合，但也存在不少严重和令人不安的分歧。
哲学家阿维罗伊（Averroes，1126—1198）是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学者。他教导说，宗教和自然哲学都是寻求真理的重要方式，但是他怀疑，两者能否融洽地共存于一个单一的体系中。
诸如阿维罗伊这样的阿拉伯学者在中世纪对世界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贡献，而且还是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在中东的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埃及的开罗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阿拉伯的思想家都热忱地采纳希腊的科学传统、保存亚里士多德及其学生，以及其他希腊思想家的著作。在12—13世纪里，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在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接触中，许多希腊科学著作为西欧学者所了解，然后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拉丁文是当时欧洲通用的学术语言）。
经院哲学家：停滞不前的一代
在中世纪欧洲，有一批基督教僧侣经常被人们称为“经院哲学家”，这与阿拉伯科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过分推崇不无关系，因为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看成是自然界所有知识的基础。用阿维罗伊的话来说，亚里士多德“掌握了全部真理——所谓全部，我指的是人性，正是人所能把握的内容”。正是这一思想，长期以来被中世纪欧洲修道院和学术机构中的学者所认同和赞赏。
在中世纪，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著作被教条式地奉为圣贤之言，其他杰出的希腊思想家也有同等待遇。在生命科学领域，盖伦（Galen，约130—200）的医学著作和第奥斯科理德（Dioscorides，活动于约50年左右）与普林尼（Pliny，23—79）的著作，都成了标准、教条、受尊重的参考书。
毫无疑问，盖伦是继希波克拉底（Hippoe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之后最著名的希腊医生，公认的西方医学的奠基人。盖伦虽然是希腊人，不过却在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及其继承者统治下的罗马行医。罗马当局仅允许他对动物作解剖，但是他却通过动物解剖来广泛研究人体解剖学。他首次鉴别了许多肌肉，并且是最早证明脊髓重要性的人之一。盖伦大部分的著作得到了保存，尽管也有错误，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不过对于那些试图重新点燃西欧知识之火炬的人们来说，他是一位备受尊重且当之无愧的权威人物。
第奥斯科理德是盖伦之前的希腊医生，他写下了第一部药典（有用药物及其制备目录）《药物学》（Demateria medica），这部书一直保存到中世纪。普林尼编纂了37卷目录，有关自然界和动物界的趣闻逸事，取名为《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这部书今天叫做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eHistory），书中包括许多有用的描述，也有许多荒谬的过于简化的错误。就像亚里士多德、第奥斯科理德与盖伦的著作一样，它也在中世纪经院时代被奉为权威性的金科玉律——古代无可怀疑的智慧。
只回顾中世纪后期经院学派所做的（或者未做的）大量思考，人们未免会有失望之感。大量的内容相当愚蠢，甚至在当时的某些批评家看来也是荒谬不堪。许多时间都消耗在仔细阅读和解释古希腊的文本上，而不是直接从自然界得到答案。例如，有一位批评家抱怨说，他的同事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争论马有几颗牙齿，逐个查寻古代文献，其实他们只要走出去，撬开马的嘴巴看看就行了。当然，从6世纪希腊-罗马时代的结束到10—15世纪的经院哲学时代之间，自然哲学的原创性思想几乎完全没有。在此期间，基督教会占据支配地位，它与我们现在叫做科学的东西格格不入，人们一心关注的只是以最佳方式去研究所谓“上帝”的世界。我们必须记住，大多数经院哲学家只不过是这样的学者，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理解古人留下的信件，并且使得这些伟大作品中的古人思想流芳百世。由于欧洲各国教会大学和官方教义控制着大多数教学和学术思想，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天文学家、医生等，很难摆脱古代信念对他们的束缚，尤其是如此之多的信念还与强有力的官方教会广泛联合。
到了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教会大学里已牢固确立自己的地位，然而，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却为亚里士多德与官方教义的分歧而感到不安，他尝试把两者揉入一个综合体系里。经过艰巨的工作以及对亚里士多德文献的编辑整理，阿奎那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尽管这一学说令更为纯正的亚里士多德学者感到不安，但它却满足了教会的要求，因而成为官方教义。例如，按阿奎那的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原始推动者”可以看成是“上帝”。天空是完美而和谐的，天球的运动可以看成是按照天使的意愿完成的。对于许多基督教徒来说，到了中世纪，地球又一次不再看成是球形，而是平面的，它的创造过程被想象成和圣经上描述的完全一样。
有一些思想家——诸如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布里丹（Jean Buridan，约1295—1358）、奥卡姆（Ockham）的威廉（William，约1285—1349）、库撒（Cusa）的尼古拉斯（Nicolas，1401—1464）以及其他人，读者可以在本书的后面部分陆续见到他们——反对和质疑古希腊人的至高权威。但是对于中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来说，他们发现仅仅相信已有的东西，反倒让人心安理得。对于那个时期的思想家，能够拜倒在希腊巨人的足下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于后人来说，只有攀登，而不是站在前人的肩上，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
科学在印度和中国的发展
科学的早期发展绝不只是局限于地中海岸周边的少数社会。与此同时，其他文化在技术和科学上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其中的某些与西欧原有的概念和理论相汇合，结果产生了科学革命。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谓的阿拉伯数字系统，基于十进位制，由印度思想家最先提出，它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吠陀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抽象的印度数字系统经过阿拉伯学者传人中世纪欧洲。
印度学者在语言及其结构与发展的研究上也非常优秀，语言学在印度科学中的地位不亚于数学和几何学在希腊科学中的地位，它是逻辑思想和探究的源泉。印度人在数学领域里，诸如代数，也相当成功。在保健与医学领域，他们提出了详尽的知识体系。他们认为人体由五种元素混合而成（很像希腊的元素）——以太、空气、火、水与土——正是它们令人类成为有知觉的存在。当空气、火和水（也可称为风、胆汁与黏液）等元素在人体中失去平衡时就会引发健康问题。印度人发明了草药疗法和外科疗法，这是印度草医学传统（以2 900年前写下的印度草医学为基础）的一部分，它寻求恢复人体中各种元素的平衡。早在2 500年前，他们就意识到一种被称为阿努（anu）的微小构造块是所有物质的基础——类似于希腊的原子论，尽管他们对物理学从来没有多大兴趣。然而，大多数印度科学的发展局限于本土范围内，所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发展影响不大。
中国早期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往往早于西方取得类似的突破。但是除了少许例外，由于地理隔绝（陆地上巨大的山脉和无法越过的海洋就像是一道道屏障），亚洲人作出的大多数发明和发现并没有融合到西方文化之中，直到西欧的科学革命之后才打破这一格局。
不过人们认为，古代中国哲学家所建立的一种理论有可能是第一个化学理论。希腊和中国都有一种用手头现成的自然物质来模仿血液的做法。在希腊，人们利用氧化铁，也叫做红赭石，与死人的骨头摩擦，以产生红褐色。在中国，人们利用硫化汞或朱砂，结果产生更鲜艳的红色。用硫化汞做实验，硫化汞加热后产生一种易点燃的黄色物质，同时还有一种发亮的流体状物质。这三种物质——红色的硫化汞和它的成分：硫（会燃烧的黄色物质）和汞（发亮流体）——被认为是三种基本物质，是真正的元素。发亮流体被认为是阴性或雌性。会燃烧的黄色物质被认为是阳性或雄性。当两者结合，阴阳处于平衡状态，就得到了生命所必需的血液或生命液（life blood）。一位科学史家指出，这一点与化学的实质何其相近：当汞与硫化合时，元素就在硫化汞化合物中达到了平衡。这一观念显然是通过阿拉伯人才从中国传入西方世界的。
大多数学者把丝绸、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归功于中国人，西方只是引入了它们。亚洲的发明家在技术和农业领域有无数的贡献，并且在科学的不少领域遥遥领先，在观测、逻辑、数学和数据的组织与收集上手段娴熟。
例如，中国天文学家很早就进行卓越地天文学观测，他们有规律地观察和记录新星和超新星（恒星由于爆炸产生大量明亮炽热的气体，因而在夜空中突然发亮），其中包括1004年、1054年、1572年和1604年的超新星。这些现象大多完全被欧洲天文学家忽略或者错过了。他们束缚在亚里士多德的天空十全十美的思想中，以至完全没有记录1054年的特大超妙闻（Susruta）是印度文化“黄金时代”里医学著作的作者和有名的外科医生，他最早描述了麻风病并介绍消毒伤口的方法以防止感染。新星。这一记录仅在中国和日本存在。中国地理学家制作了最早的精确地图，他们的地图绘制传统大大超过西方，那是因为西方的宗教压制了精确的绘图法。早在公元100年，张衡使用坐标方格用于绘制地图，大大改善了精确度。气象记录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16年，尽管显得粗糙。北宋科学家沈括在11世纪时已提出这一设想：山脉是大陆板块的抬升，而大陆以前是海底，这个事实在西方直到19世纪才得到承认。
但是直到17世纪以后，由于航海的进展打破了隔绝，世界其他地方才能够从中国的科学发展中受益。从那时起，两大传统最后汇合成世界科学。然而在此之前，由于诸多不明原因，中国没有经历类似于欧洲科学革命的过程。也许，世界观的伟大觉醒带来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现代科学在西欧的诞生，这些需要诸多因素的汇合，而它们恰好最先在14—17世纪的意大利，随后在法国，西欧的其他地区发生了。无论如何，在那段时期里发生的一切，永远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探索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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