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女孩

    一场特殊的追悼会在山东省嘉祥县后申庄举行。死者申春玲是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但她享受了这个村最高规格的葬礼：她的三个哥哥穿上了为父母送葬才能穿的孝衣。在灵柩前长跪不起，全村老少自发地佩戴黑纱哭着为她送行。

    这位早逝的姑娘与这个家庭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只是一个连户口都没有的继女。在继父瘫痪、亲生母亲离家出走后，她勇敢地留了下来，用柔弱的双肩托起了四个大学生哥哥！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一九九四年六月，失去丈夫的母亲带着申春玲姐弟从自己的家乡来到嘉祥县后申庄。春玲的继父申树平是一个木匠，为人忠厚老实，上有七十多岁的二老，下有四个正在读书的儿子。爷爷、奶奶、继父都对小春玲疼爱有加，哥哥们更是亲热地叫她小铃铛。

    小春玲到继父家时，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由于父亲去世，这之前她只能失学在家。继父知道后二话没说，拿钱供她上了学。

    小春玲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第一学期就考了个全年级第三名，学习之余，她还抢着干家务活。帮几个哥哥洗脏衣服，帮继父抬木头、拉锯。继父逢人就夸：我这辈子有福气，天上掉下个好女儿！

    快乐的时光转眼即逝，一九九五年初夏，继父在一次施工中从三楼摔了下来，瘫痪在床，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断绝了，为了给继父治病，家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看着瘫在床上的父亲，二哥申建军率先提出辍学，父亲坚决不同意，因为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的他和老三马上就要高考了。老三、老四也要求辍学。

    正在哥哥们相争不让、继父左右为难之时，小春玲提出自己辍学，帮妈妈支撑这个家。

    然而，刚刚走出磨难的春玲的母亲承受不住灾难再一次的打击，三个月后，她带着小儿离开了危难的家。小春玲把哥哥们叫到继父床前，保证道：“爹，娘走了，是娘没良心；我不会走，我要留下来陪你们共渡难关，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这一年，申春玲十二岁。

    只要哥哥们出息了，就是小妹有出息了小春玲说到做到，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和家务，和真正的家庭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小春玲知道，这个家要想好起来，首先得让继父好起来，所以，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她一刻也没有停止为继父治病。一九九六年夏，由于天气炎热，继父的病情加重，小春玲决定带他去济宁市住院治疗。安顿好家里的事，她拉着板车上路了，八十多公里的路程她足足走了两天一夜。继父的病情稳定了，她又拉着继父回乡。刚回到家就赶上了麦收。七亩多地的麦子只能靠春玲一个人。为了抢收，她连续几天都睡在地里，累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趴在麦垛上睡一会儿，醒来后再接着割。

    这次麦收换来了全家的粮食，二哥在高考中也以优异的成绩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手捧着二哥的录取通知书，小春玲忘记了劳累，高兴地跳着、喊着。望着又黑又瘦的小妹，落榜的三哥自责道：“我对不起小妹，她为我们受了这么多苦，可我却……”说着就痛哭起来。小春玲慌了，忙拉住三哥的手劝道：“哥，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你别灰心！我受点累不就是让你们好好上学吗？哥哥们有出息了，就是我有出息了，你怎么就想不通呢！”三哥听从了妹妹的劝说，决定复读。

    接下来，二哥去上海读书的三千元学杂费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无奈之际，小春玲想到了卖血。第一次去血站，因年龄太小，医生不给抽，第二次去时，她虚报了年龄才被允许抽二百毫升血。当她拿到四百元“营养费”时，脸上的愁容仍没有散去。这四百元钱对于三千元学费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于是，她第三天又来到血站。这一次，医生说什么都不给抽了。小春玲无奈，只好跪下向医生讲述了卖血的原因。这位医生叹了一口气。象征性地给她抽了少量的血，自己凑了七百元给了小春玲。

    回到家，春玲如数把钱交给了继父，撒谎说是借的。细心的二哥从她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上明白了一切。他抓住小妹的手看了又看，又从她兜里掏出了两张卖血的收据，全家人都惊呆了……为了让二哥申建军体面地去上大学，小春玲连续几个晚上没休息，给他缝制了新棉被和新布鞋。

    你们可以忘了我，但不能忘了你们的妹妹

    哥哥们上学走了，小春玲开始盘算着怎么赚钱给继父治病，为哥哥们缴来年的学费。农闲时，她听人说苹果便宜，就跟着村里的大伯去贩水果。每天晚饭后她拉着排车上路，天亮时赶到苹果园，装上车就往回赶。壮年男子拉一排车，她也拉一排车。在路上，别人都吃苹果解渴，她却一个也舍不得吃。四哥申建华看到年仅十四岁的妹妹如此艰辛，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决定退学参军。

    四哥去部队那天，小春玲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皱巴巴的零钱塞到哥哥手里：“哥哥，这是八十多元钱，是俺省下来的，你留着零用……”

    一九九七年春节，是小春玲最快乐的一个春节。除了四哥在部队外，三个哥哥都回来了，并且三个哥哥都为小妹准备了新年礼物。继父把儿子们叫到床前，说：“你们三个哥哥做得对！玲玲太辛苦了，以后你们有了本事，可以忘了我，但不能忘了你们的小妹。”

    我们永远爱着你——亲情小妹

    在繁忙的农活中，春玲始终不忘给继父治病。苍天不负有心人，继父的病有了很大的好转。大哥申建国在完成本科学业后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四哥申建华在部队入了党，并被提拔为班长。一九九七年九月，三哥申建文高考顺利过关，被山东中医学院录取。

    一九九八年三月，奶奶突然病重，临终前，老人抓住小春玲的手说：“玲儿，奶奶这辈子不亏，有你这么个好孙女，奶奶真舍不得走呀！”说着，老人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玉手镯递给春玲，春玲没接。爷爷说：“玲儿，这原本是奶奶留给你长嫂的，可奶奶想，这个手镯最该给你，你就满足奶奶的心愿吧！”春玲含泪接过了手镯，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四哥来信了，说他原准备考军校，可知道奶奶去世后，家里又用了不少钱，他决定放弃。春玲看了信，急了，马上去信劝说，并寄去了两百元钱，让哥哥买学习资料。

    为了给四哥多筹点钱买学习资料，一九九八年八月的一天，小春玲又一次想到了卖血。在她的再三请求下，医生一次为她抽了三百毫升血，原本就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她，此时更加虚弱。她强打精神去邮局汇钱，没想到，过马路时一恍惚，她被一辆满载着钢筋的大卡车挂倒，沉重的车轮从她身上轧过……噩耗传来，爷爷承受不住打击，病倒在床。继父四度昏厥过去。三哥申建文是第一个知道消息赶到家的，他扑倒在妹妹遗体前，哭昏了过去。二哥申建军接到电报后，在火车上两天没吃没喝，哭着从上海站着回到家乡。远在西安读研究生的大哥申建国闻讯后失声痛哭，抽不出空回家奔丧的他，流着泪为小妹发来唁电：亲情小妹，你用母亲般的胸怀挑起一个沉重的家，至爱小妹，你用脆弱的双肩撑起一片希望，我们永远爱着你——亲情小妹。

    刚刚收到桂林陆军学院录取通知书的申建华同时听到了妹妹的噩耗，当场晕倒在训练场上。他也匆忙赶回了家乡。

    按当地的风俗，未成年的人死后不仅不能举行葬礼，就连祖宗的“老林”也不能入。小春玲到继父家四年，除了改姓，连户口也没来得及报，所以，她连村里的人都还算不上。可是，村里的长辈们被这个“亲情义女”的大仁大义感动了，不仅破例为她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还在祖宗的“老林”为她选择了一块坟地。老人们流着泪说：“这么好的闺女，死后再不能让她受委屈了。”

    不是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化妆品，也许小春玲一生都没见过也没触摸过！但她是世上最美的女孩。

    朋友从陌生人开始

    在我周围，一群冬季运动爱好者在冬日的阳光下闲散地游荡，他们都裹在鲜亮的围巾里，身材细长的雪橇跳滑者吸着棕红色的烟斗，乘着连橇滑行的人们竞相投掷雪球，被风吹皱了大衣的人在躺椅上晒太阳。锐利的北风夹着冷霜和快乐嘎嘎作响。每个人都在享受好时光——只除了我。

    我身边的躺椅依然空着，没有人坐。多年来，几乎没有人主动坐在我身旁。我向来缺乏那种把别人吸引来沟通心曲的能力——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而，当大卫·吉萨出现在这个晴好的雪天时，整个画面全然改观了。

    大卫·吉萨坐在了我身旁的躺椅上。

    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此人：看见他主动亲近陌生人简直是一种乐趣。他的主动示好几乎能让所有人身上裹着的那一层寒冰融化——对于陌生人，每个人身上都裹着这层寒冰。他那么容易亲近别人，真令我感到嫉妒。不过，若让我打破僵局首先对陌生人开口说话，我宁可去死。

    但我这种清高的态度并没有吓退吉萨，他将那双灰色而友好的眼睛转向我，很自然地微笑着。他并没有说出关于天气好坏这类无用的套话，也没有用自我介绍作开场白。他说话时毫不紧张或者尴尬，似乎他是在把一个有趣的消息传达给一个老朋友那样，他说道：“我发现你在观察那位古铜色的家伙修理冰鞋，他是来自纽约的学者。去年他当过‘珂尼尔’号的尾桨手，同时还充当辩论俱乐部的主席，你不认为他是美国年轻一代在牛津最杰出的代表吗？”

    吉萨的这番话立刻诱导我们进入了一个问题的讨论——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美国人之间友谊的梦想。从这儿开始，我们的谈话涉及到共同感兴趣的各个领域和特殊的信息。一个钟头之后，当我们停止谈话时，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这几乎可以视为一个奇迹。

    我干脆问吉萨，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你对陌生人谈话的秘诀是——我是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局限于熟悉的几个朋友、同类的人。我一生都在希望能够与陌生人成为朋友以拓展我的视野，激发对生活的敏感，但我总是望而却步，害怕遭受拒绝。我要怎么做才能克服这种怕遭冷遇的畏惧感呢？”

    吉萨用手将我们眼前的那群人画了一道圈子。“每当回忆起我最好的朋友当初都是陌生人时，我的畏惧就消失了。”他说，“所以，我看见一个女子在捆扎冬青树枝，或是一群男子在修理冰鞋，就想道：在我开口与他们谈话之前，他们都是陌生人，而一旦我跟他们说话，他们就将成为我的朋友甚至知己。而我，因为了解他们，将拥有新的朋友。”

    我不依不饶地说：“那么，你就不怕被别人误解吗？”“如果怀着一颗真诚而同情的心，同时又有着对友谊的渴求，”吉萨说，“对方一般不会误解你的动机。我遇见过不少表面上自负、冷若冰霜的人，我发现他们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同我一样热切地需要友情。我极少遇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欢迎。不，朋友，绝不能让畏惧成为规避的借口。遭遇新的、不平常的人物，并不比轻车熟路的老交情更危险——而它肯定更能催发激情。”随后的经历，证明了吉萨之言是多么正确。

    无论到哪里，他总能轻易地与那些不同职业的人进行对话，并且得到新鲜撩人的信息。我们曾一同旅行到一座花岗岩的采石场，看到一群人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走，还扛着红旗，像是朝着危险迈进。我们完全可以不加理会地走过去，但吉萨询问了一个扛着红旗的人。几分钟后，那个人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原来许多年前，工程师们曾在这座采石场打了50个洞，在每个洞里装上炸药，然后点燃，结果有一些引线出了问题，只有一半的炸药爆炸了。120年以来，无论怎么劝，工人都不愿接近这块地方，眼看这地方要荒芜了，而今工人们接受了双倍的报酬，向这废弃的采石场宣战，所以它又重新开放了。

    另一次，在国家公园美丽的湖畔，吉萨注意到了一个人在专心致志地画草图，吉萨很有技巧地引他交谈。吉萨发现他竟是有意思的海洋园艺家，这个人把他的想法称为“池塘构图”。他告诉我们，在环绕着古代阿兹台克首都的众多湖泊中，有不少漂流的岛屿，上面长满树和美丽的鲜花，“我相信我有了如何重建这些岛屿并使它们继续移动的方案，现在我就将我的想法画成草图，希望能引起公园管理委员会的兴趣。”

    在回家的路上，我说：“这个人和这张草图，是我遇见的最有趣的事件之一。”

    吉萨点头同意后又轻轻加上一句：“如果等待别人的介绍，再过一千年你也不会和他说话的，不是吗？”“请别取笑我，我知道我错失许多，只是不知道你是如何使他人开口说话的。”“与陌生人对话，”吉萨说，“一开始就要切入主题，那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和大惊小怪的问题只会惹人厌烦。你必须对陌生人正在进行的事情怀有衷心的关切，才能说出中肯的话来。然后你等待他的反应，他必定会作出反应，因为，他人的关切以及对他的工作表示兴趣，任何人都会感到无限快乐。譬如那个在公园画草图的人，假如他不是感到愉快，他就绝不会跟我们谈这么多话。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珍宝展示给无动于衷的人，但是一旦他看见我们从他的谈话中获得极大乐趣，他就会尽力满足我们，以延长我们的快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发现：他自己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给人以快乐。”

    我不会离开

    一天傍晚，油罐车司机马什驾驶着一辆带拖斗的油罐车开往新西兰最大的商业区。这辆车重39吨，满载着汽油。

    当车驶近商业区时，一辆出租车忽然从侧面的停车场开出，挡住了马什的去路，马什忙向侧转，从反光镜里他看见拖斗与出租车擦身而过，但当他再往前看时，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一辆小汽车正停在他前方！

    马什踩下刹车，但为时已晚，随着一声巨响，卡车撞中汽车后部，撞坏了它的油箱，汽油喷溅到两辆车上，两车立刻同时着火，油罐车的拖斗也在撞击时侧身腾起，坠下来压住了小汽车。

    马什忙用无线电通报他的同事：“布莱恩，我出车祸了！汽车着火，请立刻叫消防队！”随即他跳出驾驶室，跑向被拖车压住的小汽车。他看见拖车漏了洞，油正在往外涌，车身随时都可能爆炸！

    小汽车里有母女两人，马什赶到车跟前时，一个叫彼得拉的男人已从车里抱出母亲盖伦，扑灭了她身上的火。但在呼呼的火焰声中，马什听到有人在喊：“妈妈！妈妈！”他循声朝拖车下看，发现一个黑发女孩被压在汽车后轮和底盘之间，这正是盖伦的女儿雪利。

    马什伸手去拉她，但拉不动，她的下半身被紧紧夹在车轮和路面之间。透过底盘的空隙，马什看见一股汽油正从拖车里冒出，流向路边的阴沟。“我们必须立刻救她出来！”他大声说。

    马什跑进燃烧的驾驶室，发动了油罐车，想向前移动，但雪利在下面痛得尖叫起来。“这样没用，”彼得拉喊着，“她还是出不来。”

    一道火浪蹿过油罐车，开始朝雪利躺着的地方蔓延。马什忙从驾驶室拿出灭火器，朝雪利四周喷射，想借此赢得一点儿宝贵的时间。

    这时轰的一声巨响，拖车上的四个油箱中有一个遇火爆炸，气浪把底盘后面的马什和彼得拉冲得踉踉跄跄地退出好几步，一个警察走过来命令他们退离危险区。此刻卡车、拖车和小汽车都被漫天火海吞没了。

    “这可怜的姑娘，”马什说，“她没救了。”两辆消防车鸣着警笛开到现场，消防队员罗伊德·肯尼迪刚下车，全身的装束似乎就被大火烤焦了一样，他和队友迈克·基斯举起水龙头喷向烈火，但水柱全部被火海化为蒸气。

    消防队员心里明白，油罐车在汽油和蒸气混燃的大火中会产生剧烈爆炸，波及范围可达好几百码，在距失火现场仅100余码的商业中心，正聚集着两万多游客。更多的队员赶到了现场，好几支水龙头一齐喷向大火，但拖车上发出的一连串爆炸，迫使肯尼迪和他的队友又退了下来。当他们准备再次向大火冲击时，黑暗中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紧跟着又是一声。肯尼迪惊呆了，他发现叫声竟来自油罐车下！他目光搜索着叫声传出的地方，透过扑闪的火焰，一瞬间他发现拖车下有人在挥手，是那个孩子的手。“掩护我！”他大叫一声，冲进了火海。雪利在火海中挣扎呼喊，剧烈的疼痛和油烟使她头晕目眩。她强睁开眼，透过火焰看见一些晃动的人影，于是她竭尽全力，大声叫喊起来。

    肯尼迪冲进火中，热浪透过面罩针扎般灼着他的脸。他在拖车下找到了雪利，见她一只手紧抓着头上方的刹车钢索，臀部和大腿都被夹在轮下，双腿屈在胸前。“我害怕！”雪利哭喊着，“不要离开我！”“我保证不离开你，”肯尼迪双手抱着她说，“我们生死都在一起。”这时候拖车仍阻挡着火焰的势头，但浓重的油烟却呛得他们喘不过气。

    轰的一声巨响，周围的气浪受热爆炸了！“这下完了。”肯尼迪脑中闪过这个念头。火一阵阵扑向雪利，他绝望而无助。片刻间火势稍退，他趁机摘下钢盔，戴在雪利头上，替她拴好钢盔带子，拉下防护面罩。

    又是一股火势扑向他们，这次幸得钢盔防护，使雪利头部免遭伤害，但一阵阵爆炸使拖车不停摇晃，雪利的身体在痛苦地扭动。“我不会离开你，我向你保证。”肯尼迪紧抱住她，等待着火浪将他们一起吞没。

    但突然间一股冰凉的水柱扑面而来。“我的队友来了！”肯尼迪惊喜地叫道。

    四条水龙头一齐射向肯尼迪和雪利，每分钟有1200加仑的凉水如瀑布般泼洒到他们身上，两人竟转而因体温迅速降低剧烈颤抖起来。

    “我们派一个人进来救你。”一个消防队员朝肯尼迪喊道。

    “不，”他坚决地说，“我必须和她在一起，我发过誓的。”

    随救护车赶来的军医格兰特·彭尼波特戴上钢盔，穿上防护服，冒险冲了进去。他爬到肯尼迪和雪利眼前，却对他们的处境束手无策。他于是退出来，用无线电向等候在米德尔莫医院的外伤救护人员发报：“准备抢救一名严重烧伤和下肢压损、骨折的病人。”

    肯尼迪不停地同雪利说话，好使她保持神志清醒。“你爱看什么电视节目？”他问。他们开始谈论她喜欢的节目。雪利想：“这个人真勇敢，他本来完全可以逃出去的。”

    她时而忍不住发出呻吟。肯尼迪安慰说：“想叫你就叫吧，叫出来好受些。”她痛得无法控制，大声叫了起来，用手使劲扯满头的浓发，但她始终没掉眼泪。

    水柱的喷洒中断了片刻，火焰又扑了上来，等水柱再次射来时，肯尼迪惊恐地发现，雪利手腕的皮肉被压坏了好几层，只有少部分和手腕连着，而且，她显然已虚弱极了。

    “你喜欢马吗？”他问，竭力让她继续开口。“喜欢，可我从没骑过马。”“等我们出去以后，我保证带你骑我女儿的马。”肯尼迪一边谈，一边检查雪利的脉搏。她已经陷在这儿40分钟，她还能坚持多久呢？突然，他感到雪利的脉搏变得异常，很快她闭上了眼。“雪利，和我说话！”他喊道。她强打精神，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喃喃地说：“要是我出不去了，告诉妈妈我爱她。”说完她的头无力地垂在他的胳膊上。“她生命危险！”他向外喊道，“快扔给我一个复苏器！”他接住队友扔进的复苏器，戴在她脸上，给她输进氧气。她又睁开了眼。

    “你要亲口告诉你妈妈你爱她，”他责备地说，“我保证过我不会离开你，现在你也不要离开我！”

    救护队带来了气压袋，用来顶起拖车。气压袋是用橡胶做的，并有钢材加固，可将一节火车车厢升起两英尺，这足以让车下的女孩脱生。他们把气压袋塞到拖车的两个后轮下，然后朝里面充气，但车下的泥土已被水泡涨，有个气压袋陷进了土里。队员们又在底盘下塞进个水力夯锤，才终于将拖车渐渐升起。

    肯尼迪轻轻地把雪利的双腿挪出车轮，那双腿已被压得血肉模糊，在他手中托着如肉冻一般，紧接着他把她整个儿抱了出来。

    “这下我们自由了！”肯尼迪抱着她走向担架，见她脸上浮现出微弱的笑容，他吻了吻她的脸说：“你终于挺过来了，雪利。”此时，他自己也被油烟和冷水弄得很虚弱了，一下站立不稳，倒进了另一名消防队员的怀里。

    消防队员开始向油罐车喷洒泡沫灭火剂。几分钟后，火焰全熄灭了。

    肯尼迪的队长约翰·海兰翌日清晨查看事故现场时，看见了一幕令他终身难忘的场景：在长达70码的一段路面上，柏油全被火焰熔化了，有一片地域熔化深度达6英寸，底层的砾石全裸露了出来，但其间却有块餐桌大小的地方损伤很小，连路面的车道线也保存了下来，这正是雪利躺过的地方。

    米德尔莫医院的医生对雪利做了全力抢救，但她伤情很严重。“她仍然有生命危险。”医生对她的亲人说。整整两个星期，雪利处于严密监护之下。她嘴上戴着人工呼吸器，不能与旁人讲话，第四天早上她醒来时，她写了一个字条：“我爱你，妈妈。”次日护士把坐着轮椅的盖伦推进雪利的病房，母女俩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尽管医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消防队员不能去看望他们救出的伤员，但肯尼迪仍常去雪利的病房。他吃她的巧克力，同她开玩笑。“这孩子太爱闹。”他在她的病历上写道。

    “这是个奇迹般的姑娘，”肯尼迪说，“谁也想象不出她是怎样活下来的。”

    但雪利自己知道：“我有个保护天使，他一直守护着我。”

    圣诞节前夕，雪利伤愈出院。四个星期以后，肯尼迪实践了他的诺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牵来女儿的马，带雪利出去骑马游玩。

    棉鞋与玫瑰

    在小镇最阴湿寒冷的街角，住着吉姆和妻子珍妮。吉姆在铁路局干一份维修的活，又苦又累，珍妮在做家务之余就去附近的菜市场做点儿杂活，以补贴家用。生活是清贫的，但他们是相爱的一对。冬天的一个傍晚，小两口正在吃晚饭，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珍妮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冻僵了似的老头，手里提着一个菜篮。“夫人，我今天刚搬到这里，就住在对街。您需要一些菜吗？”老人的目光落到珍妮缀着补丁的围裙上，神情有些黯然了。“要啊，”珍妮微笑着递过几个便士，“胡萝卜很新鲜呢。”老人浑浊的声音里又有了几分激动：“谢谢您了。”

    关上门，珍妮轻轻地对丈夫说：“当年我爸爸也是这样挣钱养家的。”

    第二天，小镇下了很大的雪。傍晚的时候，珍妮提着一罐热汤，踏过厚厚的积雪，敲开了对街的房门。

    两家很快结成了好邻居。每天傍晚，当吉姆家的木门响起卖菜老人笃笃的敲门声时，珍妮就会捧着一碗热汤从厨房里迎出来。

    圣诞节快来时，珍妮与吉姆商量着从开支中省出一部分来给老人置双棉鞋：“他脚上的鞋太破了，这么大的年纪每天出去挨冻，怎么受得了。”吉姆点头默许了。珍妮终于在平安夜的前一天把棉鞋赶成了，针脚密密的。平安夜那天，珍妮还特意从花店带回一枝处理玫瑰，插在放棉鞋的纸袋里，趁着老人出门购菜，放到了他家门口。

    两小时后，吉姆家的木门响起了熟悉的笃笃声，珍妮一边说着圣诞快乐一边快乐地打开门，然而，这回老人却没有提着菜篮子。

    “嗨，珍妮，”老人兴奋地微微摇晃着身子，“圣诞快乐！平时总是受你们的帮助，今天我终于可以送你们礼物了。”说着老人从身后拿出一个大纸袋，“不知哪个好心人送到我家门口的，是很不错的棉鞋呢。我这把老骨头冻惯了，送给吉姆穿吧，他上夜班用得着。还有，”老人略带羞涩地把一枝玫瑰递到珍妮面前，“这个给你。也是插在这纸袋里的，我淋了些水，它美得像你一样。”

    娇艳的玫瑰上，一闪一闪的，是晶莹的水滴。

    靠窗的位置

    朋友从那动荡不安的耶路撒冷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带着他的妻子约见我。我们已经许多年没见面了，因此心情都颇为激动，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抽一天时间，陪他看看故乡城市的变化。

    那天，我见到了他，他显得有些疲惫，显然是没有倒过时差，但是他的兴致却是很高的，嚷着要好好逛逛。于是，我们一群人就开始在城里东游西走，谈论着许多的话题。累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挑个休息的地方坐着喝点儿东西，然后又继续逛。我们看上去像一群贪婪的观光客，迫不及待地感受着这座无比熟悉的城市的景致。朋友似乎显得更是急切，即便每次停下脚步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只要是临窗的餐桌，他都忍不住抢先地坐在靠窗的位置，不停地打量着外面的风景。

    恰巧那天，小侄子闹着要和我去逛，他年纪小，自然躁动了些，每次也抢着要靠窗坐着。但朋友总把他一提，摆到了后面，不让他靠近窗口，俨然是一个贪婪的大孩子。

    下午的时候，我们逛完了半个城，觉得该停下来吃点儿东西了，于是就找了一家比较有本土特色的饭馆坐下来吃饭。店里顾客自然很多，但非常巧的是，我们正好碰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朋友这一次还是抢先坐到了靠窗的位置，可是我小侄子这一次实在憋不住了，闹腾着一定也要坐靠窗的位置。

    于是我就对朋友说：“你让他坐窗边吧。”朋友眼中闪过一丝忧虑，说：“坐窗边多危险啊！”“没关系，这窗户这么厚实，而且都是固定好的，怎么也掉不下来的……”

    “可是……”朋友还要说话时，他的妻子忽然笑了起来，指着他的脑门说：“这里是中国啊！你真是又犯糊涂了！”

    朋友也大笑起来，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忍不住问他们：“你们这是笑什么啊？我怎么没听懂啊！”

    “他时差调节过来，脑子又犯糊涂了，连坐个窗口都战战兢兢的。”她妻子一脸爱怜地看着他，笑着解释说，“你要知道啊，在耶路撒冷是经常有恐怖袭击的，我们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活着，就连每次吃饭都不愿意挑靠窗的餐桌，如果不得不坐在靠窗的餐桌时，他总是很大男人地坐在靠窗的位置。这样的话，在武装分子当街机枪扫射中，他说不定就可以为大家挡几颗枪子了……”

    听到这里，我心里顿时涌起一阵巨大的感动，原来朋友每次抢着坐靠窗的位置，其实只是下意识地将安全留给我们，把危险留给自己而已。

    此刻的朋友，早把靠窗的位置让给小侄子，但他看上去还是有些不习惯，依旧不停地打量着小孩，眼中满是怜惜与疼爱。显然，那个硝烟弥漫的异国圣城早已经把朋友的心打磨得战战兢兢，而我却分明看见，在他这颗战战兢兢的心里，却装满着对亲人朋友勇敢而博大的爱意。

    当死神撞击友情

    2002年初春，暖洋洋的阳光映衬着湛蓝的天空，沁人的海风拂过脸颊，这是一个钓鱼的绝好天气。尼克·帕莱特向62岁的老朋友彼得·多保问道：“还没抓到什么鱼？”长满络腮胡子的多保冲他的年轻搭档笑笑，得意地甩上一条鲭鱼作为回答。尽管比他的老伙计小20岁，帕莱特和多保已成了忘年交。最近发生的一些悲剧使两人友情愈加深厚。年初，与他们俩都颇有交情的一位朋友在飞机失事中罹难；随后不久，多保的妻子在与癌症抗争了4年之后撒手人寰，尽管多保的两个儿子对父亲关怀得无微不至，帕莱特还是感受到了这位老人心中的苦痛。帕莱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此刻的好天气能使自己的老朋友心情渐渐好起来。

    多保说：“我去岛顶看看情况怎么样。”于是，他拖着渔具向小岛的高处走去，从那儿他能看见海面的整体情况，但他的鞋子被一块突出的岩石钩住。他一使劲儿，竟踉踉跄跄地栽落下来。也就在这时，帕莱特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尖叫，他没来得及转头弄清发生了什么，就感觉肩膀被撞了一下，人随之被推到了一边。是多保在坠落的瞬间把帕莱特推到了一边以免朋友被自己牵连。帕莱特惊恐地目睹着这一切：多保的身体先是摔到了陡峭的岩石上，随后是沉闷而又惊心的撞击声，是多保的头撞在了一块石头上。最后多保从200英尺高的崖顶坠入了汹涌的大海！

    “彼得！”看着多保像木头一样漂浮在海面上，帕莱特疯狂地叫喊着。一瞬间，无数念头交集在这个年轻人的脑中：他还活着吗，我该做些什么？我要冒险跳下去吗？友情很快战胜了恐惧与犹豫。帕莱特后退两步，纵身跃入了波涛翻滚的大海。帕莱特扑打着海浪，拼命地游到多保身边。此时，多保的头部已严重受伤，头盖骨已经露了出来，殷红的鲜血正从嘴角渗出，他的眼睛也因受伤而几乎睁不开了。“彼得！”帕莱特不停地呼喊着，试图使他苏醒过来，“坚持住，彼得，我们马上离开这儿！”帕莱特用右手紧紧抓住多保的衣领，然后左手划动，拼命地游向小岛的方向。

    他知道他们没有多少时间，14年的海上经历使他谙熟大海的各种情况。尽管他们目前的体温还是正常的，但由于没有防水衣、帽子、手套、鞋和救生设备，不用10分钟他们的体温就会降低，随后，他的力气将会耗尽，多保和他就会溺水或撞礁而死。两个人在海浪中时沉时浮，就像处在失控的电梯当中。帕莱特抓住下一个海浪冲过来的时机试图在光秃秃的岩石上找到一个凸起的地方，结果他失败了，海水又把他们卷回大海。当海浪又一次将他们推向高处，帕莱特设法抓住了岩石。当海水退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成功地留在了一块岩石上。“我们成功了！”帕莱特兴奋地喊道。不幸的是，刚过了一小会儿，海水又涌了上来，直到没过他们的头顶。这次他再也抓不住了，他们又从岩石上滚了下来。帕莱特的左胳膊拼命地划水，尽量接近岩石，他抓着多保衣领的右胳膊已经开始酸痛，渐渐失去知觉。他们在海水中至少已经停留了5分钟，撑不住更长的时间了。

    帕莱特从来没有觉得如此的孤单，如此的绝望。他的妻子知道他们钓鱼的地方，但还要很久她才会意识到情况不妙而去报警。200英尺高的崖顶上也许会有行人走过，但只有站在多保摔落的那块岩石上才可以看见他们。他感觉死神正向他们步步紧逼。难道要扔掉挚友，独自逃生？“不，绝对不行！多保的妻子刚刚去世两个月，他们的孩子绝对不能再失去父亲了！我也绝对不能失去多保！”帕莱特打定主意，要与多保共存亡。潮水又一次涌来，将他们冲向小岛。帕莱特再一次成功地抓住了一块岩石。帕莱特努力平复自己紧张、绝望的心情，苦苦思索着求生的办法。他记起海浪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大概7个中等规模的海浪过后，会有3个较大的海浪伴随而来。他必须在岩石上找到很好的落脚点，否则，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较大的海浪吞下去。帕莱特向远处的大海眺望，他看到了巨大的海浪。难道我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了吗？

    巨大的海浪呼啸而来，把他们推向更高。帕莱特借机拼命抓住岩石中一条细的裂缝，他把左手伸进去，然后握紧拳头来支撑。现在他仅凭一只胳膊支撑着两个人的体重，而且湿透的衣服变得越来越重。帕莱特的脚不停地搜寻，终于找到了一个支点。又一个海浪打过来，狠狠地冲击着他们。这一次他抓得很牢固，没有被卷下去。但帕莱特的力气已经快要耗尽了。“彼得，你要帮助我，”他喊道，“我一个人撑不下去了，我的胳膊失去知觉了。”帕莱特希望多保的腿能帮上忙，他用脚搜寻着其他的落脚点。“在那儿！”他兴奋地喊道，“那儿有一个洞，你正好可以把左脚放进去。”苏醒过来的多保努力地把脚向上挪了几英寸，在帕莱特的帮助下把脚放到了那个洞中。由于多了个支撑点，帕莱特的右胳膊得到了舒缓。他看了一眼多保血肉模糊的脸，意识到他的朋友几乎看不到东西，于是告诉他：“彼得，你只要把重心放到那只脚上就可以了。”休息片刻，帕莱特拖着多保艰难前进，在他们一点一点的前进过程中，可以支撑的地方越来越多，岩石也变得越来越粗糙。然而帕莱特仍然感到恐惧，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巨大的海浪重新卷回海中。他的手一直紧紧抓着多保的衣领，生怕不小心失手丢掉朋友的性命而前功尽弃。

    当帕莱特拖着多保回到岸边时，他感觉似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想起刚才在汹涌的海浪中与死神搏斗的情景，仍心有余悸。多保看起来情况更严重了，在鲜血的映衬下，他的脸苍白如纸。帕莱特把他前额绽开的皮肤轻轻地抚平，遮住露出的头骨。他用多保来时戴的那顶帽子轻轻地盖住鲜血不断涌出的伤口，然后把他的身体舒展开，使他舒服一点儿。“彼得，不要把帽子拿开。我必须去寻求援助，你一定不要乱动。”帕莱特不想离开多保，现在多保处于半昏迷状态，有可能再掉进海里，但是帕莱特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开始攀登陡峭的悬崖，这200英尺高的悬崖是对他生命极限的又一次挑战，稍不留神，他就将坠入大海，丢掉性命。锋利的礁石磨得他的手臂、大腿伤痕累累，不断溢出的鲜血染红了礁石。帕莱特忍住伤痛，努力登攀，心中牵挂的只有朋友的安危。

    地方银行职员黛比·库珀的房子就建在崖顶。帕莱特磕磕碰碰地走进房间后就瘫倒在地上。“我需要一辆救护车，”浑身是血的帕莱特低声说道，“不是为我，是为了我的朋友。”半个小时后，多保被成功地救回悬崖顶部。在救护车里，帕莱特躺在多保的身边，尽管寒冷、疼痛及乏力的感觉一齐袭来，他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因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终于战胜了死神。

    一年之后，彼得·多保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但尼克·帕莱特的胳膊和腿严重受伤，留下终生残疾。鉴于帕莱特在抢救朋友过程中勇敢、无私的表现，2003年3月英国政府授予他“勇敢”勋章。

    好心的律师

    她99岁，这是个糟糕的年纪。加州山谷小镇的人都称她为“曾奶奶”。她像是一棵历经风雨的老树，形容已枯槁，但依然坚毅地活着。

    约翰50多岁，曾是这个小镇最优秀的律师之一，但在他独生儿子打猎意外丧生之后，约翰对人生就意兴索然，整日沉湎于酒中，无精打采，业务也差不多荒废了。

    曾奶奶80多岁的时候，开始足不出户，她知道自己已染上老年人怀念往昔的习惯，于是曾奶奶决定把自己一生的色彩都写下来。她每天写一点儿，草稿谁都不让看，家里人也开始对她那台破打字机的声音习以为常。曾奶奶几近耳聋眼瞎，但心中充满勇气。

    曾奶奶99岁时，有一天她的曾孙女爱丽丝生病住院了，爱丽丝的两个小女儿被送到朋友家去住。她们是曾奶奶在世上仅有的三位亲人，但曾奶奶不肯离家去与任何人住在一起，她不愿成为别人的负担。

    一天早晨，邻居发现她虚弱地站在他的车库旁。她问，可否搭他的车到市中心去。邻居拒绝了她，当然不行！她已有15年都不曾去过大街，这一趟劳累她哪吃得消？“我还没那么老，”她气愤地说，“如果你不肯带，我就走着去！”邻居只好开车把她送到约翰的事务所。屋里破旧，人更是潦倒不堪，但曾奶奶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她带着自己昔日特有的热情对他微笑着说：“约翰，我不多耽误你的时间，我知道有许多当事人还在等着，我只托你办一件事。”

    曾奶奶在购物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厚厚的一沓纸：“我写了一部书，约翰，你想会有什么人愿意出版吗？”约翰从她颤抖的手中接过稿子，他翻阅那部原稿，许多过往风云人物的名字特别显眼，最后他抬起头来：

    “稿子很好，曾奶奶。”他发现她听不到他所说的话，于是又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道：“这部稿子好极了，我想想办法。”

    约翰开车把她送回了家。10天之后，他高兴地告诉她说，有位出版商已把那部稿子读了，认为写得十分精彩，所以先付了100元做定金，以后还有预支款要送来。那一天是曾奶奶非常得意的日子，她马上把两个小女孩接回家，又雇了一个保姆。

    约翰每月给曾奶奶送100元来，还有出版商的来信，告诉她那本书的出版进展，曾奶奶的成功也使约翰振作起来。他又怀着从前的那种热情投身于自己的工作，镇里的人又纷纷托他办案了。

    又过了些日子，爱丽丝从医院回家休养。这时已百岁高龄而且双眼全盲的曾奶奶就靠着出版商每月预付的100元养她一家四口人。全城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

    曾奶奶百岁生日的第三个月，一个早晨她没有起床。医生告诉她，她的生命只能再延续几天。她已准备好离开这世界，但是她要看到那部书出版才能闭眼。

    “你一定看得到！”约翰向她保证，他告诉她，出版社正在赶印那部书。

    曾奶奶全凭意志维系着她那游丝般的残生，在约翰把那部印好的书给她送来的那一天，她的神志已经不清醒了。那是一部很大很厚的书，封面上的书名和她的名字都是凹字烫金的。她虽然看不见那部书，却可以用手摸，她骄傲地用手指摸着自己的名字，热泪盈眶。“我到底不是个累赘。”她低声说，然后她逐渐进入昏迷状态，两个小时后她静静地去了，手中握着那部宝贵的书。

    片刻之后，爱丽丝翻起了那本书，不禁惊愕地抬起头来，望着约翰：“怎么，这本书每页都是白纸？”她大喊。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约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书。曾奶奶的眼睛看不见，打字机在行末发出的铃声也听不见。她总是一个劲地打下去，每行的末尾都是许多重叠的墨迹，整句整段漏了，她也不知道。我不能告诉她，我不能打碎她唯一的希望。”

    “可是那位书商呢？”爱丽丝不解，“书商每月付钱给她呀！”

    约翰的脸泛起一阵红晕。爱丽丝明白了，为什么约翰在律师事务所业务繁忙以后，还总是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

    患难朋友

    1971年10月1日，炎热的夏天刚刚结束，一对年轻英俊的加拿大人来到哥伦比亚的格兰西尔国家公园，打算一起攀登6700英尺高的巴鲁·帕斯山，在这里度过甜蜜愉快的假日。男的叫马尔克姆·艾斯皮斯莱特，19岁，女的叫拜波·贝克，18岁。他们一路顺利爬上顶峰，不料老天阴差阳错，突然下了一场雪，把两人困在山上。没办法，只好躲进小窝棚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雪停了，这对年轻人立即开始野游。拜波脚上穿着时髦的高筒靴，踩在融雪结成的冰面上不住地闪着趔趄。

    山上有条小道3英里长，顺着小溪蜿蜒伸向山下，一个小时后，两人沿着小路来到山腰，在此停住脚步，靠着被山风吹积而成的雪墙休息了一会儿。

    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们只穿着汗衫，把脱下的外衣系在腰上。不远处有条瀑布，携着融化的冰雪，哗哗啦啦地唱着跳着顺着山势飞流直下。两人跑到水边，撩着凉森森的清水打了一阵水仗，尔后双双重登旅途，马尔克姆在前领路。

    沿着小路走了约摸100多米的马尔克姆猛地刹住脚步，右方20米处，两头小熊正在山塘旁边嬉戏玩耍。他们昨天从望远镜里看见过一头母熊带着两头小熊，不过隔着很远，当时只觉着有趣，并不怎么害怕。可是现在说不定就有一头母熊，弄不好就是昨天见过的那头大狗熊，隐蔽在山梁后面的那片桤树林里呢。

    马尔克姆一动不动地站着，心里暗暗盘算该怎样应付眼前的情况。如果不惊动它们，也许能溜之大吉。他刚要抬脚迈出第一步，一头母熊呼地从山梁那面扑过来，同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咆哮。灰白色的皮毛在阳光照耀下油光闪亮，脊背上耸起一陀特有的肉峰。拜波知道是碰上了狗熊，别的野兽像这么大的个头没有能跑这么快的。拜波正想到这里，马尔克姆以闪电般的动作一把将她捺倒在一道雪墙之下。

    扑上来的狗熊张开了血盆大口，喷吐着膻腥的唾沫，发出阵阵短促的咆哮。眼看就要扑上来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学着鸭子扎猛，向下一蹲，躲过了狗熊的冲撞，但是却挨了重重的一击。

    他昏了过去。一会儿醒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已经被抛出10英尺以外的地方。狗熊撵上了拜波，正站在她的腿上要撕咬她的脖子，拜波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马尔克姆本能地从腰里拔出猎刀，大喝一声，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有丝毫犹豫。狗熊直立起来有7英尺高，比他重600多磅。他跳到狗熊后背上，狗熊纹丝不动。

    马尔克姆听到狗熊牙齿发出咔咔的声响，他怒不可遏，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把猎刀捅进狗熊的脖子；又蹬住狗熊肥厚的脊梁向上爬了爬，攥紧刀柄，使劲一豁，“噗”，烫人的鲜血喷浆出来，狗熊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朝后猛一摆头，匕首脱手飞出，刺伤了马尔克姆的手腕。

    这时，狂暴之极的狗熊全力对付马尔克姆，它伸出两只巨大的熊掌，把他死死抱住，血的腥气和熊身上的膻臊熏得他直想呕吐。两只大熊掌凶狠地拍打他的身体。第一掌就像摘假发套似的撕去了他的头发，连头皮也活脱脱全都扒得一干二净。

    继而狗熊又抱住他，一块朝山下滚去，一直滚到沟底。狗熊露出钉耙似的牙齿一次次地啃他的脸，弯下腰撕嚼他的脖子和肩膀。马尔克姆用拳头有气无力地捶打狗熊鼻子，然而无济于事。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马尔克姆也就闭上了眼睛，不再挣扎。他心想：完了，全完了。说来让人难以置信，狗熊见他不动弹，忽然大发慈悲，嘴下留情，拍拍他，抓起泥土和枯枝盖在他身上，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马尔克姆起初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他的身子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岸上，除了手腕痛得揪心，别的地方倒没觉着怎么样。他慢慢地挣扎出水塘，用微弱的声音喊着：“拜波，你不要紧吧？”

    拜波害怕狗熊还在附近，没敢回答。她爬到沟边，先看见一团鲜血淋漓的头发，之后又发现了马尔克姆。他的脸部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右边的脸皮整个朝后掀过去，肌肉全部裸露在外，一只眼球吊在眼眶外面。她大喊一声：“马尔克姆，坚持住，我去找人！”说完把外衣扔给他，拔脚朝山下的旅馆跑去。

    马尔克姆静静地躺了一会儿，他很想查看一下身上的伤势：手腕已经不能动弹，肯定是断了；一只膝盖脱臼用舌头舔舔，嘴里靠前的牙齿全都没有了。一只眼睛还勉强能看见东西，但是却不敢看，因为他看见自己的脸皮软软地垂耷下来。他希望这场生死搏斗根本不曾发生，仅仅是一场噩梦。

    马尔克姆倚着一截树桩坐了一个半小时，救护人员赶到出事现场，马尔克姆精神仍很镇静地说：“我很好，就是肚子有点儿饿。”他的好友高迪赶来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一个毫无血色的白生生的头骷髅赫然映入他的眼帘。急救站的医生迅速用纱布包好他的头部和腿上被狗熊咬烂的地方，用无线电招来直升机，把他送到利佛尔斯托克的维多利亚女王医院。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医生们在他身上缝了一千多针。“给他修脸简直就是玩拼板游戏。”一个医生事后这样说。

    后来，马尔克姆转到家乡艾德蒙顿的一家医院里。头几个星期处在绝对镇静状态之中，几乎丧失了记忆力，身上共植皮41处。

    顽强的生命终于开始复苏，医生保证他将安然无恙。圣诞节前的一天，护士为他换纱布，他乘护士暂时走开的时候艰难地挪到浴室的镜子前面，刚刚向镜子里瞥了一眼就几乎晕过去了：医生用胳膊上的肌肉为他安上了假鼻子，又把腿上的皮贴在脸上；没有头发，满脸疮疤。他一连几个星期拒不见人，拜波的来信积成了堆，他也不再理睬。

    但是拜波并不气馁，她一直按时给马尔克姆写信。圣诞节之后，拜波千里迢迢赶到了医院，马尔克姆内心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两人隔着纱布推心置腹地做了长谈。马尔克姆很固执，可是拜波比他更“拗”。马尔克姆心想，也许她真爱我。

    1月，一封催婚的情书飞来，驱散了他心中的阴云。

    2月，在这次不幸事件五个月后，一个步履蹒跚，体质孱弱，一脸疤痕的人在福特·兰格利火车站下了火车，一位姑娘笑容满面地急步迎上去，几天之后，一对年轻人来到珠宝店，男的为女的买了一枚结婚戒指，姑娘悲喜交集，完全被爱情陶醉了。1973年7月21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马尔克姆舍己救人的事迹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加拿大和欧洲。伦敦皇家人文协会授予他斯坦霍普金质奖章，加拿大政府也授予他勋章，并由政府出钱，请这对年轻人赴渥太华，在首都度蜜月。隆重的婚礼上，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英国女王亲手把这枚勋章授给马尔克姆。哥伦比亚卫生部还筹集了一些钱赠给他作医疗费用。

    今天，夫妻两人居住在雪雷，马尔克姆开饮食店，拜波做行政工作。他们相敬如宾，美满和睦。

    有人经常问拜波，她嫁给马尔克姆是否迫于道义的压力，她回答说：“过去我爱马尔克姆，现在我仍然爱他。生活绝不会一帆风顺，伤痕不能改变人的品德。”

    可以依靠的人

    萨克雷高烧不退，透视后发现胸部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阴影，医生怀疑是肿瘤。

    同事们纷纷去医院探视。回来的人说：“有一个女的，名叫德丽丝，特地从纽约赶到加州来看萨克雷，不知是萨克雷的什么人。”又有人说：“那个叫德丽丝的可真够意思，一天到晚守在萨克雷的病床前，喂水喂药端便盆，看样子跟萨克雷可不是一般关系呀。”

    就这样，去医院探视的人几乎每天都能带来一些关于德丽丝的花絮，不是说她头碰头给萨克雷试体温，就是说她背着人默默流泪。更有人讲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奇事，说萨克雷和德丽丝一人拿着一把叉子敲饭盒玩。德丽丝敲几下，萨克雷就敲几下，敲着敲着，两个人就神经兮兮地又哭又笑。心细的人还发现，对于德丽丝和萨克雷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萨克雷的妻子居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醋意。于是，就有人毫不掩饰地羡慕起萨克雷的艳福来。

    十几天后，萨克雷的病得到了确诊，肿瘤的说法被排除，不久，萨克雷就喜气洋洋地回来上班了。有人问起了德丽丝的事。

    萨克雷说：“德丽丝是我以前的邻居。大地震的时候，德丽丝被埋在了废墟下面，大块的楼板在上面一层层压着，德丽丝在下面哭。邻居们找来木棒铁棍撬开楼板，可说什么也撬不动，就只能等着用吊车。德丽丝在下面哭得嗓子都哑了——她怕呀，她父母的尸体就在她的身边。”

    “天黑了，人们纷纷谣传大地要塌陷，于是就都抢着去占铁轨。只有我没动。我家就我一个人活着出来了，我把德丽丝看成了可依靠的人，就像德丽丝依靠我一样。我对着楼板的空隙冲下面喊：‘德丽丝，天黑了，我在上面跟你做伴，你不要怕呀……现在，咱俩一人找一块砖头，你在下面敲，我在上面敲，你敲几下，我就敲几下——好，开始吧。’她敲一下，我便也敲一下，她敲了几下，我便也敲了几下……渐渐地，下面的声音弱了，断了，我也迷迷瞪瞪地睡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下面的敲击声又突然响起，我慌忙捡起一块砖头，回应着那求救般的声音，德丽丝颤颤地喊着我的名字，激动得哭起来。第二天，吊车来了，德丽丝得救了——那一年，德丽丝11岁，我19岁。”

    女同事们鼻子有些酸，男同事们一声不吭地抽烟。在这一份洁白无瑕的生死情谊面前，人们为自己心中无端飘落下来的尘埃而感到汗颜。也就在这短短一瞬间，大家倏然明白了，生活本身比所有挖空心思的浪漫猜想都更迷人。

    恶海求生

    在濒临大西洋的美国缅因州琼斯伯特地区的毕鲁斯岛，1991年1月，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捕捞龙虾和捡蚌的人都躲在家里避寒，如此一来北美海螺的价格高涨。青年罗格从母亲那里借来小划艇，并喊来好友菲勒，为了挣笔钱，他们顾不上恶劣的天气。

    两人开车到了毕鲁斯岛，把无锚的小划艇拖进了近乎零度的海水中。这是退潮时分，那些生有海螺的岩礁就裸露在距海岸50米的海水里。

    两小时过去了，他们争分夺秒地采挖了两座岩礁，采了近百磅海螺。两人埋头苦干，准备采完第三座岩礁就满载而归。当菲勒想把海螺送回小艇时，他大声喊：“罗格！你把船停哪儿了？”他们看到，上涨的潮水正把小艇带到大海深处。

    祸从天降！他们陷入绝境，凛冽的海风推着急涨的海水涌上岩礁，小艇一会儿便无影无踪了。罗格对菲勒说：“我们完了。”

    “别再想船了，”菲勒说，“船不会回来了，我们必须尽快游回去！”

    “不，”罗格恳求道，“我做不到！”“我们要一起走！罗格。”他们连续四次准备跳入海中，但都没成功。菲勒急了，说：“这次一定得跳，海水越涨越高，我们距岸边已两百米了！”

    他们脱掉外套，罗格跪下祈祷着，他抱住了菲勒。“你是个很棒的朋友，”菲勒说，“我相信你能行！我数一二三，你跟我一齐跳！”

    “一……二……”数到二时菲勒跳了下去。冰冷的海水让他透不过气来，随后，他听到罗格大叫着跳下来。一个人能在如此寒冷的海水中存活多久？5分钟，还是10分钟？

    菲勒在刺骨的海水中边游边回头看罗格，他担心失去罗格，自己一人逃生。

    大概游了一半，罗格的胳膊已冻得失去知觉，他只好看看双腿是否还在摆动。他激励着自己：“千万别停下，我一定要上岸！”

    菲勒先到了浅区，他转头寻找罗格。“过来罗格！”他喊着，“你能行！”菲勒湿漉漉的皮肤很快冻上一层冰，如果他的朋友在水中下沉，他准备再下水回去救他！

    罗格仰游以保持呼吸，他离岸只有15米了。冰冷的海水灌进了他的嘴里，万幸的是他的脚触到了水底。在海流的推动下，他挣扎着往岸上爬，揪住水草以免被海流卷进大海。可是，他却一点儿也爬不动了。

    不远处，菲勒认出了数小时前他们停车的小屋。他的胳膊和腿都已麻木，他只能小步挪动。岩石上落了一层又滑又凉的雪，菲勒寸步难行。他仰面摔倒在岩石上，闭上双眼，只想睡过去。他想到了罗格，他想：如果我不能站起来，罗格也完了J 他爬到车子前，多亏他把钥匙放在了车里，他发动引擎，并快速挂上一挡！

    下午14点15分，住在半里外的奥姆家的狗叫起来。奥姆打开家门，他看到一个陌生的冰人，皮肤发白闪着蜡一样的光泽，双唇变紫！“我的朋友罗格还倒在岸上！”菲勒无力地喊道。奥姆喊来妻子和女儿把菲勒用毯子裹上，他去找罗格。

    菲勒的妹妹茜蒂在毕鲁斯岛曾当过急救医护人员，当地人常打电话求她帮忙。下午14点20分，一个年轻女子打电话告诉她：“你的哥哥和一个人落水了！快来！”电话挂断了。打电话的是奥姆的女儿，她忘了把话说完。

    茜蒂只好开车去海边找菲勒的车子。她清楚，即使菲勒和朋友没被淹死，因为体温过低，生还的希望也不到50％。

    几分钟后，她在奥姆那里发现了菲勒的车子。屋里聚了十多个人，奥姆已在岩边找回了神志恍惚的罗格。茜蒂检查他们的生存迹象：脉搏紊乱，血压偏低，瞳孔放大，肌肉僵硬。茜蒂把他们移到救护车上吸氧，他们的肌肉太硬了，茜蒂小心移动，以免骨骼断裂。

    当罗格和菲勒被拉到医院，他们的中心体温都已接近34℃，他们接受热的静脉注射，并用电热毯盖好。一小时后他们出现了脱离危险的征兆，菲勒开始颤抖，这说明他的身体已有了对寒冷的感觉。不久，罗格也开始颤动起来。

    九死一生的磨难后，罗格和菲勒成了患难兄弟。

    患难之交

    乘救护飞机从菲律宾起飞的航程真是累得人筋疲力尽，我们先是在日本，然后在阿拉斯加，再在伊利诺伊等各空军基地停留，直至最后降落在首都华盛顿。

    我从华盛顿给住在纽约白原的亲属打了个电话。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被送往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然后，在1967年那个7月4日的周末后再被送到费城郊外的溪谷福治总医院。

    就在我挂断电话之前，我对母亲说：“妈妈，你最好给迪克打个电话。”他会给我的朋友传话，告诉他们我已经从越南回国，丢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他会负起责任的。

    我俩是在幼年童子军相识的，也许是小学四年级吧。第二天，我母亲和两个姐妹到迪克斯堡医院来探望我，这是我们6个月以来第一次见面。我没什么可看的：

    体重只剩下102磅，在幸存下来的那条腿上有许多大伤口，双眼深陷进眼窝里，全身到处都插满了管子。总之，我再也不是他们在我第二次去越南前所见到的那个身高6.2英尺、体重180磅、头戴绿色贝雷帽的我了。

    在我的家人离开之后，我的房间里挤满了迪克·埃利希以及由他集拢来的几位朋友。即使我当时的外貌使他感到震惊，他也没有流露出来。一年后他告诉我：“你当时看上去就像是被单上的一条卷纹，真是显得太瘦小了。”我所能记住的，只是当他腋下夹着装有6个瓶装食品的纸匣大步流星跨过门口时，我的泪水禁不住直往下淌。

    当他们要离去时，我的一位朋友斯蒂说：“你得准备好过劳动节，我们要把你带到长岛的家里。”对于我来说那是很遥远的事，当时我只希望能把我的疼痛止住。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只要有可能，迪克就从老远到医院来看望我，在路上要花掉他三个半小时。其他朋友也常来。他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他想象不到，在我的家人和熟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之后，伏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要他在那里，那就意味着比什么都重要。

    劳动节到来时，我的朋友们按原定计划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度周末。我吓坏了，我还是得离开医院这个安全地带了。于是我开始编造各种借口，但是他们来了，好歹要把我带走。

    周末过得很愉快，看来生活还不是完全那么糟糕。我甚至鼓起勇气叫迪克替我把腿部残肢上的敷料换掉。他并没有畏缩。我怀疑，如果换了我，我是否也能为他这样做。

    迪克开车把我送回医院。劳动节那天在路上颠簸了4个小时之后，他把车停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前面。我态度强硬起来。迪克假装没有注意到我的偏执，只是说：“想吃点儿什么吗？我饿坏了，开车回家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我不饿，”我答道，“我在车里等你好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双眼直视着我的眼睛。“瞧，尽管我痛恨那场战争，但你还是我的朋友，我为你感到骄傲。好了，让我们试试吧。你单脚跳着坐到轮椅里，我把你推到餐厅的座位前，你再从轮椅里跳出来，坐下，然后我们就吃东西，好吗？如果这令你太难受，我们离开就是了。我答应你，我向你保证，事情不会弄到你想象中那样糟的，不会完全是那样的。”

    事实的确像他所说的一样，情况根本就不是那么糟糕。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又一次炮火的洗礼，是第一次跳伞，第一次交火，我没有被生活淘汰。

    第二年夏天，我还继续在医院留医，但我却在海滩度过了另一个周末。那时我已经新装上了一只假臂和一条木腿。我费力地通过了到达沙滩的路。

    迪克还记得，在我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我是多么喜爱做冲浪运动，所以他问我：“还冲浪吗？”“不，我想，看看书就行了。”

    “冲浪会令你心烦吗？”他问道。“那么，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干吧。”我把假臂和假腿拿掉，扶着他的肩膀，然后单脚跳进浪涛中。我一往无前。就在那一年我迁到加利福尼亚读大学，然后又进了法学院。在后来的几年中，每当有什么事令我“心烦”时，我都像那次冲浪一样，绝不退缩。我学会了滑雪，又可以跳降落伞了，并用了三个夏季环游世界。

    从1979至1981年，我经管加州自然资源保护队，那是为18岁到23岁的年轻人做出的工作安排。在“基础训练”结束时，我总是问那些队员，他们是否看过《猎鹿人》，那些知道这部电影的人全都认为，那是一部与越南有关的电影。

    而我则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不对，那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影，是一部描述那些毫不犹疑地为你做一切事情的人的电影。”

    37年前我遇上了我的猎鹿人。谢谢了，迪克。

    永不停息的军靴

    1988年夏天，加州北部的富特布里格。作为一名中士，我自愿报名参加部队里最严格的训练之一：为期6个月的绿色贝雷帽战士资格培训。这一批参加培训的共有50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都是步兵——他们个个体格强健。他们早已习惯背着沉重的背包长途行军和野外生存。而我矮矮胖胖，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我是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成天坐在办公桌前分析情报信息。我刚到这里时，周围的人都对我不感兴趣。我一点儿不奇怪，谁愿意和一个老是落在最后的人扎堆？所以，那天，在筋疲力尽的陆地辨别方向考试之后，居然有一位叫约翰·霍尔的中士走上来和我搭话，令我不胜惊讶。头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按要求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单独露营，周围全是苍茫的群山和沼泽地，没有一点儿可以作为参照的物体，当然也不准打手电。我们被折腾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才回到营地。约翰，毫无意外是第一名，而我，照例是最后一名。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够呛。

    “我叫约翰。”他边自我介绍，边伸出手来。约翰看上去二十刚出头。他穿着合身的军装，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军靴，擦得黑里透亮。我知道他对我充满了同情，但我并不需要这种东西。

    “我叫狄克逊·希尔，”我说，“你不一定非要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们都不理我的原因。”

    我无法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但我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从小我就渴望戴上绿色贝雷帽，我喜欢听父亲讲他二战结束后在菲律宾做维和部队战士的故事。我18岁就加入了亚利桑那州国民警卫队，成为一名维和部队的士兵是我一直的梦想。

    当然，约翰并不了解这些。但他微笑着对我说话的态度令我放松。“明天你还会来这里的，后天也是，大后天还要来，一直到你毕业为止，对吗？我看出你身上有一种潜能，一定能坚持下去的。你要做的是认准前面的目标，继续做你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他鼓励我。

    训练远比宣传的要艰苦得多。除了体力上的锻炼外，更多的是意志和能力的磨炼。一天，按要求，我们在森林里露营，需要自己动手宰杀家禽家畜并准备好自己两天的食物。我挑的是兔子，想把它烤熟了吃，可是时间不够，我没能完成任务。“你该选鸡，”约翰告诉我，“而且应该煮来吃——煮起来快一些。这是我和老爸外出打猎时他教我的。”他说着返回自己的帐篷，把他的食物分了一部分给我。经他一点拨，我懊悔不已，同时，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

    时间越长，半途而废的人越多。有的没能通过战地考试，有的身体受了伤，还有的难以熬过艰苦的训练，疲惫地要求退学。培训时间过去一半的时候，只剩下175名士兵。一天，跳伞训练结束后，一个像橄榄球运动员的同伴看见了我，他惊讶地哼了一句：“嘿，你还在这里呀！”

    是的，我还在这里，挣扎着。我还是落在后面。一次残酷的山地野营训练中，我顺着一棵树颓然倒下，我累坏了，真想就这样睡上它一个星期。这时，约翰走了过来，他坐在我身旁。

    “你怎么啦？”他问。“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艰苦的训练，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约翰看着我，他拍了拍自己的军靴：“其实我们为了使自己能坚持下来，都用了一点儿小法宝。”他说，“我的小法宝是这两只军靴。我不把它们看做为站着不动而设计的，而是为我不断向前行走设计的。特别是在无法忍受的艰难中，我一穿上它们，它们就像总在提醒我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方向走，不要停下来。这是我肩上的责任。狄克逊，我想，你要做的也是继续做下一件你认定了的正确的事，只要目标正确，就值得你坚持。”

    听了他的话，我居然又坚持了下来。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的体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我甚至盼着体能考试。训练有了起色，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渐渐地，战友们开始来找我一起吃饭，侃大山。我肯确定，人们开始接受我，我逐渐地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之中。

    我不再落伍，跟上了进度，常和约翰一起跑。我们的最后一次考试是背包长跑——背着沉重的背包在山间疾跑15英里，规定的完成时间是3个半小时。约翰一直在我前面跑。一路上，我超过了一些中途累趴下了的人。即使看见别人掉队，也无法帮助他。按规定，我们得一直向前跑。不管中途发生了什么事，都得继续跑下去，直到终点。

    离终点只有15英尺了。“就要成功了！”我说。突然，我看见约翰一个趔趄，栽倒在地。“我得停下来，我得帮帮他。”我对自己说。但是我想起了部队训练的纪律，只好越过他，向终点冲去。

    到了终点，我才回过头来，约翰仍然躺在那里。军医跑过来进行急救。我在心里祈祷着：“快站起来吧，我的好伙计。”

    约翰没能苏醒过来，他死于心脏病突发。我的悲痛变成了负罪感。我的军靴底子可能是约翰眼里所见的最后一样东西。我自责，我当时为什么不停下来？

    约翰的遗体被送回了老家。在培训中心教堂，我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我心潮起伏，要是我当时停下来帮他一把，他是不是就能获救呢？军医说不能。可我仍然不能宽恕自己。

    牧师把约翰的军靴——擦得像镜子般闪亮的军靴摆在祭坛上。在它们中间，是约翰的来复枪，一顶绿色的贝雷帽端端正正地摆在来复枪上。部队决定追认他为一名光荣的维和部队士兵。我在心里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要继续做好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像约翰生前常鼓励我的那样。

    连长站了起来。我们全体立正，开始点名了。“到！”“到！”“到！”士兵们——回应着。然后：“约翰·霍尔！”

    沉默。

    连长停顿了一下，继续点下去：“狄克逊—希尔！”“到！”点名继续着，直到最后一个名字点完。连长再次问道：“西弗吉尼亚的约翰·霍尔中士？”

    下面再次一片沉默。连长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叫道：“最后一次！约翰·霍尔中士！”我笔直地站在那里，极力想忍住悲伤的泪水。我的好朋友去了，我还有力气继续坚持下去吗？

    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了放在祭坛上的约翰的军靴上，它们反射的光亮如此耀眼，我的眼睛简直不忍离开这双军靴……转眼15年过去了，我已经从绿色贝雷帽战士的行列退役。我40岁了，才重新踏进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大学生，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职业技能。在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我便会想到我的好战友约翰。

    有时，我还会把我的军靴从衣柜里翻找出来。它们已经很旧，不能再穿了，有的地方甚至裂了缝。但是它们在这里，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是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时是艰难的，但坚强的人总能熬过最困难的时期。他们的法宝就是：认准目标，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正确方向走，不要停下来，那样，你就一定会成功。

    一枚见证纯洁友情的胸针

    那一年，他遇见她的时候，他刚刚过完36岁生日；而她，还是一个23岁的小女孩，瘦削的身材，矜持内敛的性格。他第一眼看见她，心有一种微微的颤动。她是那么的迷人，一双美丽的眼睛就那样安静而有点儿无助地望着你，长长的睫毛上面挂满了无尽的忧伤。

    她让他徒生爱怜。他们都是演员。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分别饰演戏中的男女主角。那时，他已是好莱坞的大牌明星了，人们心中的偶像。而她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用现在的话说她还是第一次“触电”。因为这部戏，他们两人天天聚在一起。她在他的面前，有时候喜笑颜开，显得那么的温驯娇小；而有时候又是那么的冰冷孤傲，拒人于千里之外，仿佛没有谁能够走进她敏感而聪明的内心世界。在那次合作里，他忽然发现自己已分不清戏里戏外了。

    那是一次成功而经典的合作，每一天，他对她百般照顾，细心而充满柔情地呵护。在拍戏之余，他们常常在黄昏时分、在暮色四合的时候，沿着附近一条静静的小河散步。一轮明月升上来了，它含笑看着树荫里那两个并肩而行的年轻人。清澈而明净的河水，也一天又一天悄悄地偷听着他们的话语，被那真挚而纯净的心声打动得发出潺潺的声响。他们走着，有时候她会伸出冰凉的手来握住他温热的手。他们是不是已经闻见了彼此的心香！这是种子爱情的香味吗？让人陶醉、甜蜜、慌乱而又怅惘。

    那时候，他第一次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多么渴望得到她的爱情啊！然而，从小受到父母离异影响的她，对离了婚的他感到害怕，因而远远地离开了他，有情人没能成为眷属。

    1954年9月，当她和丈夫结婚的时候，他千里迢迢赶来，参加了她的婚礼。其实，她的丈夫，也是他后来介绍的，是他的好朋友。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枚蝴蝶胸针。

    1993年1月20日，63岁的她在睡梦中飞走了。而他来了，他来看她最后一眼，他心中那个永远娇小迷人、眼睛里总是盛满了忧伤的女孩。

    2003年4月24日，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她生前衣物、首饰慈善义卖活动。那天，87岁高龄的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前去买回了那枚陪伴了她近40年的胸针——那一年他送给她的蝴蝶胸针，现在，它温暖着他的胸膛。

    2003年6月12日凌晨，他也闭上了眼睛。在看见天国的时候，他是否也同时看见了他的天使？

    他们第一部合作的那部电影叫《罗马假日》。她是电影史上永远让人魂牵梦萦的“公主”奥黛丽·赫本；而他，就是被誉为“世界绅士”的格里高利·派克。他们超越爱情之上的纯洁友情永远让这个世界为之唏嘘动容。他们纯洁友情的故事，对现在的一些红男绿女来说，永远是一剂可以净化心灵的良药。

    友情，因为超越而变得崇高和圣洁。友情，因为圣洁和崇高才有了分量。

    军官与钢琴师

    1939年，德国纳粹军队攻占波兰，华沙沦陷。身为犹太人的什皮尔曼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自己也被迫在劳工营做苦力。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逃出劳工营，在朋友家躲了几年。1944年，苏联红军攻到波兰边境，德国军队准备撤离华沙前，放火烧毁了整座城市。什皮尔曼藏在废墟里，偶然被一个德国军官发现了，他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然而，奇迹发生了——犹太钢琴师的回忆两天以后，我走出阁楼去寻找食物。这回我想多找点儿东西存起来，那我就不用经常离开藏身地了。我发现一个食橱，里面有几个食品罐头，还有几个纸袋和小盒。我解开绳子，打开了盖子。我是那么聚精会神地翻东西，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这时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一个个子高高、风度儒雅的德国军官正倚着碗橱站着，双臂抱在胸前。

    我当即瘫在食橱门旁边的椅子上。就像梦游者一般，我坐在椅子上呻吟着，眼睛茫然地盯着这个德国军官。过了一会儿，我结结巴巴地说：“要怎么处治，你随便吧。我不打算离开这儿。”“我不想处治你！”军官耸了耸肩，“你靠什么维持生活？”“我是钢琴师。”他更仔细地观察我，显然不太相信我的话。然后他扭头看了看从厨房通往其他房间的那个门，好像突然想起一个主意：“跟我来，好吗？”

    我们走进隔壁的房间，那里显然是餐厅，然后再往里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放在墙边。军官指了指钢琴：“弹一段！”难道他不知道钢琴一响会把附近的党卫军都引来吗？我用疑虑的目光看着他，站在原地没有动。他显然感觉到我很害怕，他很有把握地说：“没关系，你弹吧。如果有人来，你就藏进食柜，我就说刚才是我在试弹钢琴。”

    我的手指头接触到琴键的时候微微抖动。这么说，这一回我得换个方法，用弹钢琴来换活命。我已有两年半没弹琴了，我的手指头发僵，上面还有一厚层脏泥，手指甲从上次大楼着火时起就没有剪过。

    我弹奏了肖邦的升C 小调梦幻曲。未经调试的琴弦发出平缓的丁丁冬冬的声音，琴声流过空荡荡的套房和楼梯，飘到大街对面的别墅废墟，又反射回来，变成了柔和而忧郁的回音。我弹完曲子之后听见楼外有叫声，那是德国人粗鲁的喊声。

    那个德国军官默默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待在这里。我带你出城，去一个村庄。你在那里会更安全的。”我摇了摇头。“我不能离开这儿。”我肯定地说。

    现在他好像才明白我为什么藏在这废墟里。他紧张地抖了一下。“你是犹太人？”他问。“是。”他刚才一直站着，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现在他把两只手放下来，坐到钢琴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好像这一发现让他思绪万千。“是，唔，”他说，“那样的话，我看你确实不能离开这里。”他好像又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藏在哪儿？”“阁楼。”“带我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到楼上。他很内行地仔细察看了阁楼。他发现了一个我还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原来阁楼上面还有一个顶层，那是用木板建的小阁楼。军官说，他认为我应该藏在这个顶层小阁楼里，他帮我在楼下套房里找来一个梯子。我上了小阁楼之后，必须马上把梯子拉上去。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付诸实施后，他问我有没有吃的东西。“没有。”我说。

    “没关系。”他赶紧说，好像想起了刚才的突然袭击，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会给你带点儿吃的来。”这时我才大着胆子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已经憋不住了。“你是德国人吗？”他的脸红了，很激动，几乎是喊着回答了我，好像我的问题对他是个侮辱。“对，我是！我为这个感到耻辱，看看这几年所发生的一切。”突然间，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就走了。

    过了三天，他又出现了。那是在晚上，天黑漆漆的，我突然听见小阁楼下面有人小声说：“喂，你在吗？”“在，我在这儿。”我回答。

    紧接着，一个很重的东西落在我的身边。我隔着外面的纸摸了摸，里面有几个面包，还有一点儿很软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用油纸包着的果酱。我很快地把那个纸包放到一边，喊道：“等一等！”黑暗中传来的说话声有点儿不耐烦。“什么事？快说。警卫看见我进来了，我不能待得太久。”苏联军队在哪儿？“他们已经到了华沙地区，在维斯杜拉河对面的普拉加区。再坚持几个星期，战争最迟到春天就结束了。”

    声音没有了。我不知道那个军官是否还在下面，还是已经走了。可是突然间他又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听见了吗？”他的声音很严厉，好像在给我下命令，他是想让我知道，他坚信战争的结局将对我们有利。这时我才听见下面阁楼的门轻轻关上了。

    单调无望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假如没有那位德国军官送来的裹面包的报纸，我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放弃希望，并像以往多次计划的那样实施自杀。他带来的报纸在当时是最新的，我一遍又一遍读着报纸上有关德国在各条战线打败仗的消息，以此坚定自己的信念。

    突击队的德国人仍照常在这幢楼的两翼干活。德国兵不停地上楼下楼，常把大包东西送到阁楼上，也常来阁楼取东西，但是我藏身的地方真是选得不错，一直没有人想起搜查这个顶层小阁楼。

    12月12日，那个德国军官最后一次来看我。他给我带来一大包面包，比上次拿来的还多，还带来一条鸭绒被。他告诉我，他要跟着队伍离开华沙了，嘱咐我一定不能失去信心，因为苏联红军随时都会发起进攻。“攻打华沙？”“对。”“可是，打起巷战来我怎么逃命呢？”我焦急地问。“如果说，你和我5年多来在这个地狱里都活过来了，”他说，“这显然是上帝的意志，他让我们活着，我们无论如何得相信这一点。”

    我们两人说了再见，他就要走了，在这最后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一直在绞尽脑汁想办法表示我的感激之情，而他却绝对不肯收下我的宝贝手表。

    “听着！”我拉着他的手，急切地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你从来没有问过，可是我想让你记住它。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什么时候能回家现在还很难说。如果我能幸存，我肯定还会为波兰广播电台工作。我战前就在那里工作。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帮助你，请记住我的名字：什皮尔曼，波兰广播电台的。”他像平时那样笑了，既表现出不以为然，又表现出腼腆和尴尬，可是我觉得自己让他感到了快慰，因为我虽身处逆境，还是尽可能表达了想帮助他的天真愿望。1月15日，华沙解放了，从而终结了我先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

    我努力去寻找那个德国军官的踪迹，但一直没能找到他。我所遇到的穿德国军装的人中唯一有人性的人——他也许平安回家了。

    德国军官的良知

    救了什皮尔曼的人名叫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德国国防军的军官。霍森菲尔德过去是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中尉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上级大概认为他年龄太大，不适合上前线，让他负责华沙的一切体育设施，这些设施都是国防军接管过来供德军士兵使用的。霍森菲尔德上尉在战争末期被苏联红军俘获，七年以后死在狱中。

    什皮尔曼在1945年开始找寻他的救命恩人，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得知，霍森菲尔德曾帮助过许多犹太人。以下是他在战时写的日记，他生前设法把日记本寄回了德国家中。

    1942年8月13日

    我们自己人当中怎么会有如此卑鄙的人呢？是不是有人把监狱和疯人院的罪犯和疯子放了出来，派到这儿来充当猎犬呢？不是的，而是我国某些显要人物教唆那些原本不会伤害人的同胞如此行事的。邪恶和野蛮就隐藏在人的心里。如果听凭它们任意发展，它们就会蓬勃生长，长出很难看的萌蘖枝条。

    我们是什么样的胆小鬼啊，认为自己超凡脱俗，可还是听任这一切发生。我们也将为此受到惩罚。我们无辜的孩子也会受到惩罚，因为我们听任这些罪行发生，成了罪犯的同谋者。

    1943年6月16日

    那些野兽认为我们用这种方法就能打赢战争。可是由于我们用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手段集体谋杀犹太人，我们已经战败了。

    我羞于走进这座城市。任何波兰人都有权利向我们吐口水。每天都有德国兵被枪杀。事态会发展得更加严重，我们没有权利埋怨，因为我们罪有应得。我每天在这儿情绪越来越坏。

    1943年12月5日

    去年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俄国人是那么强大，他们终归会把我们赶出他们的领土。德国的城市正在一个接着一个被摧毁，我们整个民族将不得不为所有这些冤案和不幸，为犯下的所有罪行而付出代价。

    张大千拜访毕加索

    1956年5月，应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的邀请，57岁的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来到巴黎。巴黎素有“人间艺术天堂”之美誉，张大千来到这里无疑是宣传中国绘画艺术的极好机会。5月31日至7月15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画展。张大千作为一位东方的艺术大师，很想和毕加索见上一面。请谁来帮助引荐呢？张大千找到了中国旅法著名画家赵无极。可赵无极为难地说：“毕加索脾气古怪，就连他的秘书也极难在他面前说话。你可是咱东方的艺术大师，万一碰了钉子，怕有失咱东方人的颜面啊！”张大千说：“话不能这么说，我只代表我个人。我拜访毕加索，只是想交流心得，切磋艺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于是，张大千又去向乔治·萨勒馆长求助，乔治·萨勒馆长摇摇头说：“对您的请求，我是爱莫能助。”张大千不死心，心说：求人不如求己。于是，张大千直接让翻译替他拨通了毕加索的电话。毕加索的女秘书接到电话，想起毕加索平素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爱好与推崇，便记下了张大千的电话号码。两小时后，女秘书给张大千打来电话说：“明天毕加索将参加邻近的瓦洛利镇陶器展览会开幕典礼，你们会场上见。”

    第二天，张大千夫妇和翻译来到瓦洛利镇。不一会儿，毕加索被人们抬在肩上拥进会场，会场顿时沸腾起来。75岁的毕加索头发花白，微笑着向人们招手致意。张大千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画家会受到如此拥戴，他惊呆了。突然，他看见毕加索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对他笑了笑，旋即又转过身去。翻译忍不住了，跑过去对毕加索说：“昨天约好了，今天与张大千见面，怎么只看一眼就走了？”毕加索说：“现在人太多、太乱，没有办法与他谈话，我明天在家里接待他。”张大千听了，非常高兴。

    7月28日，为迎接张大千的到来，毕加索一改过去在家里那种光肚皮、光膀子的形象，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了一件夹克式的条格衬衫，站在门口迎接张大千一行。张大千走进毕加索的画室，200多幅仿齐白石的绘画作品立刻吸引了他。张大千惊讶地说：“没想到您对中国画悟得这么深。”毕加索说：“请多多指正。”张大千说：“你不会使用中国毛笔，墨色浓淡难分。中国画是用毛笔蘸墨，依靠含水多少来控制深浅，从而形成焦、浓、重、淡、清五色。”

    应毕加索的请求，张大千当场写下“张大千”三个大字，笔力苍劲雄厚，墨色深浅有致。毕加索赞叹不止，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巴黎来学艺术？”张大千以为翻译有出入，不解其意。毕加索说：“不要说法国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说：“你太客气了。”毕加索更加激动了：“配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的，第一是你们中国人；其次是日本人，日本艺术又源自中国；第三是非洲黑人。除此之外，白人根本没有艺术。”毕加索缓了一口气说：“如果把东西方绘画比作一块精美的大面包，那西方的不过是面包碎屑罢了。”说到这里，毕加索笑了：“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这天，毕加索破例和张大千夫妇一起进餐、逛花园、合影留念，还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赠给张大千。

    自从在巴黎见了一面，张大千和毕加索就心心相印。后来，张大千画了一幅墨竹送给毕加索，画中的两枝墨竹，一浓一淡，一肥一瘦，一老一嫩，尽显中国画的精彩。毕加索将其视若珍宝。

    假如不挺身而出

    19世纪，在英国的名门公立学校——哈罗学校，常常会出现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不良现象。有一天，个膀大腰圆的高个子男生，拦住了一个矮半头的新生，颐指气使、蛮不讲理地命令他替自己擦鞋。新生初来乍到，不明白其中原委，断然拒绝其无理要求。高个子男生恼羞成怒，一把揪住新生的头发，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你小子，为了让你学聪明点儿，得先用拳头好好开导开导你！”新生很有骨气，尽管痛得龇牙咧嘴，却并不肯乞怜告饶。

    那些旁观的学生或者起哄嬉笑，或者冷眼相看，或者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走了之，只有一个外表文弱刚刚入学的男生，看着这以强凌弱的一幕，渐渐涌出了同情的泪水，忍不住愤怒地吼了起来：“你到底还要打他几下才肯罢休？”

    高个子男生朝那个又尖又细的抗议声望去，原来是个身单力薄的新生，就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那个新生向前走了几步，用含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毫不畏惧地回答：“不管你还要打几下，让我替他忍受一半的拳头吧！”

    高个子男生看到他的眼泪，听到这出人意料的回答，不禁愣住了，羞愧地停住了手……愤怒出诗人。第二天，那个身单力薄的新生将自己连夜赶写的一首小诗，署名“无畏者”，贴在了学校的《文学创作园地》上：

    假如有人用暴力欺凌新生，我们不挺身而出，因为我们不是新生；假如有人用暴力欺凌女人，我们不挺身而出，因为我们不是女人；假如有人用暴力欺凌老人，我们不挺身而出，因为我们不是老人；假如有人用暴力欺凌弱小，我们不挺身而出，因为我们不是弱小；假如有人用暴力奔我们而来，到了那个时候，还会有人为我们挺身而出吗？

    这首题目为《假如不挺身而出》的小诗，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从那以后，学校里反抗暴力、主持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帮助弱者的行为也日益增多，见义勇为逐渐蔚然成风。

    患难识朋友。两个新生在爱与善的基础上，在正义与勇敢的基础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莫逆之交，奋力拼搏在出类拔萃的道路上。

    当时那位被殴打的不屈少年，就是日后英国颇负盛名的大政治家——罗伯特比尔，那位挺身而出、愿为陌生弱者分担痛苦的无畏少年，就是日后扬名世界的大诗人——拜伦。

    程乃珊见派克

    正月初一早上我下楼去取信，收到一份硕大的、沉沉的、硬邦邦的邮件，发自洛杉矶。可我在洛杉矶没有朋友呀！但信封上分明写着我收启。再往左上角发信人那栏一看：啊，Gregory Peck ！我狂喜地惊叫起来。家人还以为我在楼下遭抢了。派克给我寄来一本有他签名题字的画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美国专为著名的前辈好莱坞明星出的纪念性相册，据说到目前为止只有十大明星才享有这种荣誉。相册里夹着一封信，其中有一句：“……听说你好容易收集到的我的剧照都在一场大灾难中丢失了，现在，我还给你……”果然，这本画册，登载着派克从14个月婴儿时期到1980年他各时期的工作、生活和社交照片。

    “我自小爱做梦，”我在给他的信中写道，“那位蓝衣仙女似乎很宠爱我，使我的梦不断得以实现，现在，我再次梦想，希望有一天，我，能与你面对面交谈……”

    当我应邀访美，去会见派克的前夜，我辗转不能成眠。我有过幸福的金色的童年，正当斑斓绚丽的青春向我呼唤时，1966年一场恶浪，卷走了这一切，包括我那个珍贵的梦！一本日记使我的隐私被公布于众，让人嘲笑、羞弄！他们喜欢故意践踏别人心里最珍贵的，当着我的面把我好不容易觅来的派克的相片撕毁、烧掉！我的那些同龄人们，尽管我理解你们是被愚弄了，但我永远不能原谅你们，怎能忍心践踏他人所珍藏的东西呢？我曾以为，从此我能做的，就只是养家糊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什么追求、理想、希望……岂料20年之后的今天，我重新获得了我想要的一切，又可以重新幻想、重新希望！我这才明白，我为什么会如此兴奋不能成眠，我将要去见的，不仅仅是派克本人，而是一个我曾视为可望而不可即、但现在终于让我抵达的高度！啊哈，我干得还挺不错呢！我将继续努力，向着新的高度！

    “Hello，Nancy ！”在派克的客厅里，他老朋友般向我张开双手，比我想象中还要高、还要帅，脸上显出那个我早已十分熟悉的微笑。啊，我的梦，我的梦！

    我张了一下嘴，什么也说不出，眼泪却淌了下来。他张开温暖的双臂，给了我一个父亲式的拥抱。我用手指轻轻划一下他那深色的上装，为的是清楚地感受一下指尖触过毛糙的羊毛面料的感觉，以便证实，这不是梦。

    “你曾否料到，我已不再年轻了？”他诙谐地问。如果说，白发和皱纹就是衰老的标记，他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老，但就他的光彩和魅力，则比我想象中还要充实和强烈。

    我告诉他，为了见到他，我在洛杉矶多等了两天。他夸张地一抬眉毛：“你当然得等。我们是老朋友了，从你14岁起我们就认识了。”

    我被他逗得笑了起来，面对这位第一次见面的世界明星，我一点儿不感到拘束和不安，我呷着香喷喷的红茶，吃着浇着蜂蜜的饼干，听他娓娓讲着童年的故事：他自幼喜欢狗，狗天天伴他上学，然后，狗似乎识钟点的，总是准时在他放学时到校门口去等他……他曾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怪不得他身上总有一股英武之气，且能出神入化地扮演各种军人。

    他问我看过他哪些片子，我回答的数目少得可怜。他告诉我，他最喜欢他的《罗马假日》。遗憾得很，我没看过。他还告诉我，他到过中国，登过长城，当时，廖承志先生还设宴招待过他。

    “那时没来上海？”

    “没有，对不起，那时还没有《你好，派克》呢。这次回去，你准备写什么呢？”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谢谢你，派克！》。”

    “哦，不是《别了，派克！》。”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

    然后，他牵着我的手，带我参观他的游泳池、网球场、兰花棚……“为了不至于老得太快！”他轻松地说。他以必胜和积极的态度，接受这场严峻的人生挑战。所以他的艺术生命还是如此年轻和充满活力。1977年以后他已60岁出头了，还能成功地扮演那位久经沙场的将军麦克阿瑟和《海狼》里那位退伍军人。

    重新回到客厅时，他打开那本贵宾留言本要我签名题字，我写上《温柔的爱》里那句歌词：哦，我的梦完美了！

    当我拿出我准备的礼物，一个绘有他头像的瓷盘时，他十分高兴地说，他还没有一个画在瓷盘上的头像，但是随后，他又指着盘子上的自己说：“别喜欢他，他是个坏男人！”原来，我挑选的那头像，正是《太阳喋血记》里的那个牛仔。

    他一直把我送到车旁，替我打开车门，那动作就像我早在他的电影里所见到的一样温文尔雅，他真是一位典型的绅士！

    “再到中国来，到上海来。”我对他说。“一定来。”

    “一言为定呀！”“一言为定。”就差没有勾指头了。

    在车子引擎发动的一刹那，一个新的梦又在我脑海中长出，我把头伸出车窗外，不敢肯定地问他：“假如……假如，我写了一个本子，你肯答应在里面担任主角吗？”

    “行。当然，这得是一个好的本子。”“我会努力的。”我对他、也是对自己说。车子缓缓启动了，我望着派克慢慢往回走的背影，感到从此，他不再是一团令人捉摸不定的梦，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派克，一位优秀的世界级演员，一个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的长者和朋友，一个慈爱的父亲、多情的丈夫，一位富有吸引力的男子汉！

    他又转过身向我挥挥手。“谢谢你，派克！”我在心里对他说。

    隔海相望的友情

    梁实秋先生1987年10月3日在台湾病逝的消息，震惊了大陆文坛。这不仅由于梁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更由于他的那颗始终不渝的“北京心”。他原拟次年回大陆，走北京，探亲访友。他离开故园北京将近40年了。40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岁月！北京时常在他的梦中，北京时刻在他的心中。

    在北京，我曾有幸接触过梁先生的长女梁文茜，她是一位出色的律师。1949年后，海峡两岸信息隔断，父女天各一方，思念情深，痛苦异常。后来，情况稍有松动，1971年夏天，父女二人便急切相约在美国会面，那是一场感人的情景。梁文茜给父亲捎去了北京东城内务部街梁先生故居四合院里枣树上的大红枣。先生爱不释手，老泪纵横。事后梁实秋先生将这颗红枣带回台湾，浸泡于玻璃杯中，供奉案头，足见其思乡之情深！我还见到一帧梁先生在他台湾寓所的照片，昂首站在一幅北京故居图画之前，遥望着远方。他在遥望着哪里呢？——自然是北京。他多么想早早地返回故都，再好好地看看北京，看看那座他日思夜梦的故园，看看许许多多他苦苦思念的老朋友。

    他的突然去世，不仅使台北的亲友们，也使远在北京的亲友们十分悲痛，十分惋惜。

    冰心便是这感到痛惜者中的一位。这位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字。一篇是《悼念梁实秋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是《忆实秋》，刊登在上海《文汇报》。看得出，两篇文章冰心均是和泪而作。

    冰心老人第二篇文章完稿时，我正好去看望她，成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我被这两位文学前辈的友情深深感动。也许是冰心老人刚刚完成这篇悼念文字，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她给我讲述了她和梁实秋先生的相遇、相交到相知的漫长故事……原来，梁实秋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

    1923年，在赴美留学的途中，梁实秋与冰心在“杰克逊总统号”客轮的甲板上不期而遇，介绍人是作家许地山。当时，两人寒暄一阵之后，梁实秋问冰心：“您到美国修习什么？”

    冰心答曰：“文学。您修习什么？”她反问。梁实秋答：“文学批评。”就在这之前，冰心的新诗《繁星》，《春水》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风靡一时。梁实秋在《创造周报》上刚好写过一篇文章：《繁星与春水》。那时两人尚未谋面，不想碰巧在船上相遇。在海船上摇晃了十几天，许地山、顾一樵（顾毓珘）、梁实秋、冰心几个都不晕船，便兴致勃勃地在船上办了一份文学壁报叫《海啸》，张贴在客舱入口处，招来了不少旅客观看。后来他们选了14篇作品，送给国内的《小说月报》，作为一个《海啸》专辑发表。其中有冰心的诗三首：《多愁》、《惆怅》、《纸船》。

    到美国后，冰心进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一年之后，梁实秋转到哈佛大学。因为同在波士顿地区，相距约一个多小时火车的路程，他们常常见面。每月一次的“湖社”讨论会期间，他们还常常一起泛舟于美丽的诺伦华加湖。当时波士顿一带的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美术剧院”演出了《琵琶记》，剧本是顾一樵改写的，由梁实秋译成英文，用英文演出。梁实秋饰蔡中郎，顾一樵演宰相，冰心扮宰相之女。演出在当地颇为轰动。后来，许地山从英国给顾一樵写信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冰心也调侃梁实秋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说到此，冰心老人说：“这些青年时代留学生之间彼此戏谑的话，我本是从来不说的，如今许地山和梁实秋都已先后作古，我也老了，回忆起来觉得这都是一种令人回味的幽默和友情。”

    冰心老人说：“梁实秋很重感情，很恋家。”在“杰克逊总统号”轮船上时，他就对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程季淑女士。

    1926年，梁实秋与冰心先后回国。冰心同吴文藻先生结婚后，就住在任教的母校——燕京大学校园内。梁实秋回国后在北京编《自由评论》，冰心替他写过“一句话”的诗，也译过斯诺夫人海伦的长诗《古老的北京》。这些诗作她都没有留底稿，还是细心的梁实秋好多年后捡出底稿寄还给她。

    冰心还清楚地记得，1929年她和吴文藻结婚不久，有天梁实秋和闻一多到了他们燕南园的新居，进门后先是楼上楼下走了一遭，环视一番，忽然两人同时站起，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儿就来。”不料，他们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包香烟，嬉笑说：“你们屋子内外一切布置都不错，就是缺少待客的烟和茶。”因为冰心夫妇都不抽烟，招待他们喝的是白开水。冰心说：“亏得他们的提醒，此后我们随时都在茶几上准备了待客的烟和茶。”大约在1930年，梁实秋应青岛大学之邀去了青岛，一住4年。梁实秋知道冰心从小随从在海军服役的父亲在烟台海边长大，喜欢海，和海洋有不解之缘，便几次写信约冰心去青岛。

    信中告诉冰心，他怎样陪同太太带着孩子到海边捉螃蟹、掘沙土、捡水母、听灯塔呜呜叫、看海船冒烟在天边逝去……用这些话吸引冰心到青岛去。冰心也真的动了心，打算去，可惜后来因病未能成行。倒是吴文藻由于去山东邹平开会之便，到梁实秋处盘桓了几天。

    他们接触频繁乃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的大后方。当时冰心一家借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梁实秋因为夫人程季淑病居北平，就在北碚和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同住一所建在半山上的小屋。歌乐山在重庆附近算是风景秀美的地方，冰心的居处也是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房子，可以说是座洋房，不过墙是泥抹的，窗户很小很小，里面黑糊糊的，光线不好，也很潮湿，倒是门外的几十棵松树增添了风光。

    抗战胜利后，冰心和吴文藻到了日本。梁实秋先是回北平，后于1949年6月到了台湾，先在编译馆任职，后任师大教授。这期间他们也常互相通信。冰心在她日本高岛屋的寓所里，还特意挂着梁实秋送她的一幅字。冰心得知梁实秋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十分难过。消息是梁先生在北京的女儿梁文茜当日告知冰心的。冰心感慨万端，她说：“梁实秋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是文藻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原籍浙江，出生在北京，对北京很有感情。我们希望他回来，听说他也想回来，就在他做出归计之前，突然逝世了。我和实秋阔别几十年，我在祖国的北京，他在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虽说不得相见，可彼此心里都有对方。我也常常想念他，想起我们的以往。实秋身体一直很好，不像我那么多病。想不到他‘走’到了我的前头，这真太使人难过和遗憾了！实秋是我一生知己，一生知己哪！”

    我所见的叶圣陶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是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之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但是我们的办法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刊》，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现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它去哉，由它去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一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叫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似的天真，也像小孩子似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得真快啊。”

    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酬、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叫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馄报副刑》，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从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民国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给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沉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沉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一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7点起，晚9点睡。有一回我9点10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全是因为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儿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会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沈从文两救汪曾祺

    1944年，汪曾祺从西南联大毕业，此时正值战火不断的多事之秋，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抗战胜利后，汪曾祺途经香港去上海，在香港等船时，汪曾祺落魄到了极点，手头只有很少的钱，只能住在破旧的下等公寓，与水手、跑生意的为伴。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为省钱每天不变：大米饭，一碟炒通菜，一碟在开水里焯过的墨斗鱼脚。汪曾祺后来形容自己这段生活：“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

    好不容易等到船，好不容易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汪曾祺更进一步体会到生活之艰难和谋职求生之不易。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因失业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汪曾祺想通过熟人在上海找一个能栖身的职业，人们对他表示爱莫能助。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以后，汪曾祺有点儿后悔不该离开昆明。在情绪最坏时，他甚至想到自杀。他把他在上海的遭遇写信告诉他最信赖的老师沈从文。不想沈从文先生回信把他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接到沈先生的信，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先生在信中略略说了一些他当年初到北京时的情形。那时，沈先生才20岁，冒冒失失地闯进北京城，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还不会用，却信心十足地想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天下。这些情况汪曾祺听说过，也都知道。他记得那时的沈先生经常为找不到一点儿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沈先生就围起被子，还是不停地写。只读过小学的沈先生，最终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

    沈先生的信，教育了汪曾祺，也提醒了汪曾祺，要学习沈先生利用好手中的一支笔！沈先生虽然骂了汪曾祺，但还是一心牵挂着自己的学生，为苦难中的汪曾祺着急、担忧、想办法。他亲自写信给李健吾先生，请他对汪曾祺多多关照。李先生为他找了一家私立中学去任教。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平。汪曾祺一到北平，就感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氛，时局不稳，必然造成人民生活艰难，就业不易。汪曾祺不得不再一次体验失业的痛苦滋味，不仅求职无门，连在北平发表文章也不那么容易，以致他仰天长叹：“北方不接纳我！”

    沈先生敏锐地发现自己的学生因为生活贫困，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并且找不到出路，再加上多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就容易在作品中和平时的言行中流露出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每逢这时，沈先生就用他那很重的湘西口音对自己钟爱的学生说：“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儿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经历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失业生活，最后还是老师沈从文帮助汪曾祺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的差事。对于作家汪曾祺来说，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为他增添了不少历史知识，增加了他的生活阅历。

    韦尔德的礼物

    午后的阳光下，几只蝴蝶轻盈地飞过斑驳的树影，而凯恩只是定定地望向树林深处，最后吸了两口“骆驼”牌香烟，狠狠地将烟蒂在身后的橡树干上旋灭了。“除了不幸，一切都结束了。”他的嘴角牵出一丝颓丧的苦笑，回忆又开始像那从漂流瓶中逃出的魔鬼，无情地啃噬着他的心灵……5个月前，凯恩还是华尔街上令人艳羡的商界精英，与竞争对手连连成功的交手膨胀了他的自信，而滚雪球般的利润愈加刺激了他的雄心。然而，幸运女神的眷顾不是永恒的，就在凯恩准备继续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的时候，风云变幻的交易市场上，一次投资失误引发了恶性连锁反应。短短几周之后，赤手空拳艰难打拼出的金融帝国，只剩下凄凉的断壁残垣。豪华别墅、顶级跑车、名模女伴、名牌套装……同财富一起走向他的生活的，最终又和金钱一起将他抛弃了。更糟的是，也许因为被成功的光环包围得太久，凯恩发觉，自己根本无法面对惨痛失败后的每一天，而在无数并不真诚却无比动听的恭维与赞美中，他早已迷失了可以重新起飞的支点。

    凯恩黯然回到了阔别17年的故乡——山谷怀抱中的乔奇镇。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名字，这里，除了安静，只有贫穷。少年时的他便渴望走出小镇，当他沉醉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的时候，也从未记起过它的样子。现在他回来了，不过，并不是为了追忆和怀念什么。

    这片树林位于小镇西边。凯恩抚摩着橡树皮被烟蒂烧灼后的痕迹，然后疲惫地垂下手臂，默默地想：“这是最后的旅途吧，这儿很安静，不需要太久……”

    “我说，在林子里吸烟可是很危险哪。”正在出神的凯思被一个苍老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头儿正站在身后，很机警地盯着自己。他的胸前挂着一副像是高倍率的望远镜，背后还有一支长筒猎枪。“有什么要帮忙吗？这里很容易迷路的。”

    凯恩下意识地摸了摸夹克衫口袋，支吾地应付：“手表链不知什么时候松脱了，我想应该掉在这附近，不过还没找到。”

    老头儿想了一下，然后大手一挥：“我和你一块儿找吧。这里网状的小路几乎可以通往任何地方，没个向导可不行。”说着，又打量一下凯恩，“特别是对你这样的外地人。”

    于是，凯恩硬着头皮，开始和老头儿沿着来时的小路，寻找那块根本不存在的手表。

    一路上，凯恩一直沉默不语，而那个老头儿却似乎有着很高的兴致。“叫我韦尔德好啦，乔奇镇唯一的守林员。”他的脸上泛起自豪的笑容，然后又自顾自地谈论起来，“很少有人愿意花上一半个钟头来体会树林的美妙了，其实只要细心一点儿，你就有很多意外的发现。比如有些交叉小径的卵石间能找到饼状海胆的化石，榛子上啃咬的痕迹告诉你睡鼠应该不远，蜂兰常常长在茂密的灌木丛里，欧洲蕨和月桂树丛里有时还能看到雉鸡和喜鹊……”他的语调，温和得如同谈及最亲密的朋友。

    韦尔德喋喋不休地介绍，一开始让凯恩非常不耐烦，一心盼着尽快走出树林，然后马上和他告别。可是，孩提时在林中嬉戏的场景，那短暂的、随着父母的相继病故而匆匆远去的欢乐时光，竟随着老头儿提及的每种植物和鸟虫的名字，穿过凯恩心中那扇早已尘封锈蚀的记忆闸门，依稀地再次浮现于眼前：样貌平凡的豉豆，姿态美丽的蕨草，五颜六色的小石子，慌张奔跑的四脚蛇，在老旧的圆罐子中晒干的枫叶和金龟子，偶然形成的水洼里捉到的水蝇和蜻蜓幼虫……缺少糖果和玩具的黯淡童年里，这些都是树林弥足珍贵的馈赠。

    可是，从什么时候，它们变成了轮盘赌中的号码和支票上的数字？高级会所里的咖啡红酒，百老汇中的歌声魅影，主题派对上的觥筹交错……这一切带来的欢乐与满足的回忆，在这片仿佛依然在岁月深处安睡的树林中，显得多么脆弱而苍白啊！渐渐地，凯恩放慢了脚步。

    当落日的余晖给树木的枝丫镀上金黄的线条时，凯恩向还在远处拨弄着灌木丛的韦尔德喊：“算啦，别管什么手表了。”

    看到他有些迷惑的神情，凯恩微笑着在心里说：“我想，我找到了更久以前丢失的东西。”

    “那你到我的小屋坐坐好吗？就在树林边上。”这个守林的老头儿用很大的嗓门儿问。凯恩点点头。继续走了不久，凯恩看见了他的小屋，那是一幢砖砌的房子，在逐渐西沉的阳光里发出粉红的光彩。走进房间，凯恩游目四顾：层层叠叠的书架子，摆满乌木雕像、植物标本的橱柜，都显出深厚的岁月感，但比想象中整洁得多。在松饼和奶茶的甜香中，他们度过了愉快的下午。凯恩感慨地说：“我还会回来的，因为这里有我丢失的……手表。”“好啊，”老头儿举起手中的陶瓷茶杯，“到时候，别忘了再让我给你做向导。”

    星光隐约出现在树林上空的时候，凯恩起身道别。走下小屋门口的石阶之前，他轻轻拥抱了一下韦尔德，诚恳地说：“很高兴认识了您，韦尔德先生。”

    “年轻人，还记得《圣经》中说的吗？”老头儿愉快地向他挑了一下稀疏的眉毛，“何必为衣裳忧虑呢？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有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说着，他在宽大的上衣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最后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朵木头雕刻的百合。

    最后，老头儿用干瘦的手掌拍了拍凯恩的肩膀：“希望你喜欢韦尔德的礼物。”

    凯恩把它紧握在手中，向山下的乔奇镇走去。镇上的灯火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凯恩停下来，把木雕百合放进夹克衫一边的口袋，又从另一边口袋里拿出藏了一天的水果刀和绳索，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它们远远抛进了路边的草丛……时光飞逝，乔奇镇的居民们再没见过那个失魂落魄的远游客。一个暮春的傍晚，乔奇镇西边的树林里，一个鬓边略染风霜的中年人敲开了守林人的小屋。他就是凯恩，经过11年的奋斗，他再次赢得了全金融界的尊重与钦佩。可是，门被拉开的时候，凯恩的心陡然沉重了。

    “原先住在这里的老守林人？”门里的年轻人干脆地回答，“他在5年前去世了。”却又好奇地反问：“老约翰可是个古怪人，你是他的朋友吗？有传闻说，20年前他本来在曼哈顿过得很风光，可忽然就抛下一切来乔奇镇看林子了，是真的吗？”

    凯恩更糊涂了：“他不是叫韦尔德的吗？”“哦，就说他是怪老头儿嘛。他只喜欢人们喊他韦尔德，其实，乔奇镇真正叫韦尔德的，”年轻人举臂一指，“只有您身后的‘韦尔德森林’啊。”

    沿着被积年的棕色松针铺成软毯的林间小路，凯恩无言地望向被树荫掩映的远方。在树林巨大的绿色剪影里，仿佛可以听见每棵树木最沉静的呼吸。云雀的歌唱依旧回荡在碧色的森林上空，野百合静静开放……“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有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凯恩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若有所悟的微笑。和年轻的守林员告别后，凯恩在最后一缕晚霞中，离开了这座小镇……当林中小路再次被厚厚的棕色松针铺成软毯的时候，小镇上的环境建设基金会收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神秘捐款，捐赠人的姓名和地址都没有注明，只是在一张有百合花纹的便笺上写着：

    韦尔德的礼物。

    300美元的价值

    阿伦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但是，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与他待在一起太长的时间，因为他是一个郁闷的人，如果每次与他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我也会变得闷闷不乐。

    阿伦过日子精打细算，就像他现在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面临财政崩溃一样。他从来不随便扔东西，在闲暇时也从未放松过。他不送礼，不消费，似乎不知道生活有“享受”这回事。

    他生日那天，我同往年一样，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生日快乐，阿伦。”我说。

    “人到50岁还有什么可快乐的？”他冷冷地答道，“如果花在人寿保险上的钱又要涨了，我可能更快乐一些。”

    我习惯了他的性格，所以仍然兴致勃勃地与他说了些话，最后提出请他出去吃饭。他虽然不太情愿，但还算给我面子，答应前往。

    吃饭的地点在一家环境幽雅的意大利餐厅。我点了蛋糕，在上面插上蜡烛，又请餐厅安排了几个人给他唱《生日快乐》。

    “哦，上帝！”他坐立不安，“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唱完？”

    演唱组唱完生日歌离开后，我送给他一个礼物。“你在布卢明黛尔店买的？”他看到了包装上的店名，“那里的东西太贵了！你最好把它退回去。你是知道的，那里的东西是骗富人钱的，比实际价格要高出20倍！”

    “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到那个店调换其他东西。”我看着他的眼睛说，“不过，你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把我送你的生日礼物退给商店，然后将钱还给我。”

    “其实你只要给我买一件运动衫就行了，”他说，“既实惠又便宜，最多不会超过15美元。”

    阿伦就是阿伦。三天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他将生日礼物退了，马上将把退款300美元寄还给我。

    “阿伦，”我一时气愤，言辞激烈地说，“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但是我要不客气地告诉你，你这种生活态度与其说是节俭，不如说是自私自利。我有个建议，那对你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明天，你带着这三张百元钞票到你家附近的几个商店转一转，如果你看到一个面容憔悴、衣着俭朴、领着几个孩子的妇女，你就对她说‘你今天交了好运’，然后把一张百元钞票塞进她的手里。”

    “接着，你继续在商店里走，当你看到一个老人显然是由于生活困窘而在为几毛钱与店主讨价还价或者仔细研究价格以便买到最便宜的商品时，你就把第二张百元钞票塞进他的手里并对他说‘祝贺你交了好运’。”

    “最后一张百元钞票希望你自己把它花掉。不要苦苦想着或许花更长时间、更多精力就能买到更便宜的东西。给自己买点儿真正喜欢的东西，或者去做一次全身按摩、面部护理和足疗。我想，如果你照我的建议做了，你会发现生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阿伦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他大声说：“我做到了。我按照你的意思花了那300美元。你想听一听吗？”

    “当然。”我邀请他进屋。“这真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他说，急切地想与我分享他的故事，“我不知怎么形容那位母亲的表情！太不简单了，要抚养5个孩子，最大的不会超过10岁。还有那位老人，哈，他拿到100美元时的反应就像看到了圣诞老人！”

    “最后一张百元钞票你是怎么处理的？”我问。他举起手，我看到他的手腕上戴了一只新手表。“我为你感到自豪，阿伦。”我说。他神采奕奕，高兴地说：“我知道你的用意。我长期以来总也快乐不起来，因为我从未真正喜欢过自己。”

    “阿伦，”回想起上次我们谈话的情景，我说道，“我让你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是有些过分了，但我当时对你实在是很恼火。你想，你拥有的机会和经历的人生，是许多人宁愿忍受痛苦和挫折也换不到的。我只觉得如果你更多地关心别人珍爱自己，你就会找到快乐。”

    我发现，阿伦真的从300美元的价值中认识到了人生的真谛。因为从此以后，他不但享受生活，而且给动物收容所捐过款，还资助了一位贫困的盲人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说有笑，常常忘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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