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如果不是因为一些人、一些事，就会像从没存在过，稻草人西餐厅就是个例子。八十年代在台湾红极一时的这家民歌西餐厅，如今上网去查，只能看到某某民歌手曾在那儿演唱，有关餐厅本身的出现、消失或经营状况只字没有。因为那些歌手，稻草人西餐厅成了民歌传唱的圣地。否则，没有人会记得这家餐厅。

    七十年代，原本音乐喜好跟着西方主流走的年轻人，因台湾的外部环境变迁而开始反思，“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1975年，杨弦、胡德夫在台北市中山堂以余光中的现代诗《乡愁四韵》谱曲演唱；1976年，李双泽于淡江大学演唱会台上甩掉可乐瓶，拿起吉他唱出改写自蒋勋作品的《少年中国》，风起云涌的校园民歌运动自此揭开序幕。

    一股清新的气息从校园兴起，青年们把梦想付诸词曲，透过纯洁无染、充满青春气息的歌声影响了整个世代。街头巷尾到处有现场演唱的咖啡馆、西餐厅，只要是会自弹自唱的年轻人，几乎无不带着吉他到民歌餐厅试试身手、应征驻唱。台湾大学正门对面的稻草人就是名气最大、最多人梦想登台的场所之一。

    我虽然喜欢那些歌，却绝少去听现场演唱。对我来说，听音乐是用心与歌者的灵魂对话，需要绝对的孤独，餐厅里人们走来走去，杯盘碗碟碰来碰去，感觉特别难受，我宁可透过电台、黑胶唱片与卡带去倾听。这辈子，我只替两位歌手拍过唱片封套，一是李寿全、一是殷正洋。不可思议的是，彼此之间并无联络，却在二三十年后先后皈依了证严法师，成为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志工。

    稻草人西餐厅我倒去过，为的就是民歌老人陈达。在乡下长大的他不识字、不懂乐谱，所弹奏的月琴更是无师自通，曾干过水泥工、打石工，也看过牛、割过稻草，劳动之余走遍南台湾农村演唱台湾念歌，所唱内容都是自己编的，有长篇的叙事题材，也有短篇的即兴之作，题材包括感谢、祝贺、劝世、回忆、写景与爱情，等等。

    1967年，采集民间歌谣的史惟亮和许常惠在恒春找到贫病交加的陈达，对他的歌艺惊为天人，封他为“民间音乐的灵魂”、邀他录制唱片，却没能改变老人身为一级贫民的命运，因为他那饱含原始生命力、悲凉动人的沙哑歌声，只能在文化界的小圈圈流传。1977年，陈达被稻草人餐厅请来驻唱，抱着只有两条弦的月琴即兴编词、自弹自唱，让弹吉他、钢琴的年轻歌手甘拜下风，轰动了台湾乐坛。

    我和陈达总共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1976年在恒春镇大光里他的家。在那个小镇，只要问起“红目达仔”，大多数乡民都知道，却搞不懂为何会有那么多台北人前来造访。在他们看来，会唱几句“思想起”的人满街都是。那时的陈达相当郁闷，整天幻想有仇家要害他，根本无心抱琴，想不到几个月后就来到了台北。

    在台北的那阵子，陈达算是收入比较稳定，可是情绪比在家乡更糟。人生地不熟，每天只有窝在舞台布幕之后的贮藏室，打着地铺挨到晚间上台献艺。那年他七十二岁，看起来竟有九十以上的龙钟老态。我趁采访时带他去逛龙山寺，到华西街吃点乡下野味，希望可以让他透透气，解解闷，他却咽不了几口，仿佛对外在世界已一无兴味。

    那天晚上，我在稻草人西餐厅耗了好几个钟头。那儿当然有咖啡，为了打发时间，我也喝了好几杯，但只苦不香，虽然添加了人工香料，却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新鲜咖啡豆经过精心烘焙，将生命精粹彻底释放的甘美。

    校园民歌在台湾政治气氛转变后，于九十年代开始逐渐没落，终至完全结束，成为一代台湾人的怀旧象征。1905年出生的陈达，1981年在恒春街上被游览车撞上而往生。稻草人西餐厅何时存在、何时消失，没有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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