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文《汉声》杂志社工作的那两年（1973—1974），我天天跟同事姚孟嘉面对面。我俩共享一个小空间，办公桌对并，彼此除了埋头工作，就是抬头互望，到外县市出差总是一起，在台北采访、找资料也是同进同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过年，几乎日日都要上班，每天除了早餐自行解决，午餐、晚餐都是一块儿用。这辈子，除了内人，我还没跟其他人这么天天腻在一起过。

    他极好相处，事事为人着想，无论受了多大委屈，也能云淡风轻地一笑置之。有一回，他发现自己的设计稿被人扔在字纸篓里，满脸错愕的模样让我不忍注视。换作别人大概早发飙了，但他只是坐了一会儿，无声地将稿子捡出来，用手掌把皱巴巴的纸抹平，再涂涂画画、重新构思。

    闲来磕牙，天南地北，什么都扯，高谈阔论的总是年轻的我。身材高瘦、烟瘾跟我一样大的孟嘉兄永远微笑聆听，就算不同意我的观点，也顶多是“嗯”两声，从不反驳。对任何事都包容的他，吃、喝却是特别讲究，也不是非山珍海味不可，而是必须地道。川菜就得麻辣鲜香，上海菜就得油浓酱赤，潮州菜就得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

    他不爱上大餐厅，对菜馆、小食摊情有独钟，总是领着我往小巷弄里钻。正餐之外，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淡水河水门外的露天茶座、万华的老人茶馆。在阴凉的树下或是灯光昏暗、旧情绵绵的老木桌椅上，就着一两碟盐瓜子、带壳花生，灌上两杯连梗带叶的粗茶，真是采访空档之间最大的享受！

    我们两人都是天天装备不离身，可却绝少拿起相机拍对方，与他在一起的回忆是那么多，留下的影像却是少之又少。现在，所能找到的，就是他在咖啡馆帮我拍的一张照片。

    当时，台北有那么两三家日系咖啡馆在高消费区中山北路开张，以精致、昂贵、高品位著称。那天工作告一段落，一向节俭的孟嘉兄心血来潮，提议找上门去，好好享受一下。平时多以速溶咖啡解馋的我，立刻举双手赞成。

    那是上岛咖啡在台湾设立的第一家店面，装潢典雅、音乐不俗，环境、座位也相当舒适。由于才营业不久，每份咖啡的价格又能抵两个便当，因此生意不太好，整个二楼只有我们这一桌。咖啡是用塞风壶煮的，一人一壶，烧好了连壶送上桌，看起来不少，倒出来却只有一杯多。咖啡的香热浓醇不在话下，主要是让人感觉特别过瘾，好像被当VIP款待着。

    我们的位置靠窗，转头便可见到中山北路人行道上那排浓绿漂亮的樟树。傍晚柔和的光线透过树缝射进来，洒得室内生辉，也让人心情格外舒爽。孟嘉兄端起咖啡杯，一小口一小口地来，两眼微眯，脸颊随着口腔轻轻蠕动，再让舌尖在嘴唇上那么一舔、一抿。光是看他喝，就能对那杯咖啡的滋味儿无比信服。

    喝着喝着，他突然眼睛一亮，望着我的神情，就像在民间庙会或是传统手艺人的作坊中看到什么好镜头。“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他掏出偏爱的那部东德百佳相机（Praktica），装上最常用的卡尔·蔡司耶拿（Carl Zeiss Jena）厂出的标准镜头，对着我调光圈、对焦距，然后咔擦一声，按下那清脆的快门。

    我一直也没见着那张照片，直到离开《汉声》杂志许多年后，在编自己创办的《影像》杂志时，做了一集《向汉声杂志致敬》专号。我刻意由摄影角度来肯定老同事黄永松、姚孟嘉的成就，将他们不只定位为中国民间工艺的整理人，还是台湾重要的摄影前辈。我请他俩提供自己满意的作品，没想到孟嘉兄精选出来的十几张，竟包含了当年我在咖啡馆的留影。杂志刊出后，黄、姚两人高兴极了！认识他们这么久，还从没看过他们如此开心，在收到杂志的当天，就非要请我和内人吃饭不可。我们在一家海鲜小馆把酒言欢，说不尽的旧人往事，每个人都喝得晕陶陶地两颊通红。

    几天之后，晴天霹雳，孟嘉兄因心肌梗塞而弃世。他留给我的珍贵纪念，除了无尽的回忆，就是在咖啡馆帮我拍的这张照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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