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一班朋友到了新亚酒店，已是8点多钟了。我看广州报纸，才知道昨天下午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就有人提起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说公然反对广东读经政策，但报纸上都没有说明政务会议议决如何处置我的方法。一会儿，吴康先生送了一封信来，说：
适晤邹海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邹吴两君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我既来了，并且是第—次来观光，颇不愿意就走开。恰好陈达材先生问我要不要看看广州当局，我说：林云陔主席是旧交，我应该去看看他。达材就陪我去到省政府，见着林云陔先生，他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计划”。他问我要不要见见陈总司令，我说，很好。达材去打电话，一会儿他回来说：陈总司令本来今早要出发向派出剿匪的军队训话，因为他要和我谈话，特别改迟出发。总司令部就在省政府隔壁，可以从楼上穿过去。我和达材走过去，在会客室里略坐，陈济棠先生就进来了。
陈济棠先生的广东官话，我差不多可以全懂。我们谈了一点半钟，大概他谈了四十五分钟，我也谈了四十五分钟。他说的话很不客气：“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这样说下去，滔滔不绝。他说：“我民国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预备回来做红军总司令的。”但他后来觉得共产主义是错的，所以他决心反共了。他继续说他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生产的政策就是那个“三年计划”，包括那已设未设的二十几个工厂，其中有那成立已久的水泥厂，有那前五六天才开工出糖的糖厂。他谈完了他的生产建设，转到“做人”，他的声音更高了，好像是怕我听不清似的。他说：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他演说这“生产”、“做人”两大股，足足说了半点多钟。他的大旨和胡政之先生《粤桂写影》所记的陈济棠先生一小时半的谈话相同，大概这段大议论是他时常说的。
我静听到他说完了，我才很客气的答他，大意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他很严厉的睁着两眼，大声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我平心静气的对他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作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类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脚，裹到把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朱夫子也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I山也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他似乎很生气，但也不能反驳我。他只能骂现在中国的教育，说“都是亡国教育”；他又说，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老实告诉他：他实在不知道中国这二十年中的科学工作。我告诉他：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也有很能做有价值的贡献的了，并且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他问：“有些什么人？”我随口举了数学家的姜蒋佐、地质学家的翁文灏李四光、生物学家的秉志——都是他不认识的。
关于读经的问题，我也很老实的对他说：我并不反对古经典的研究，但我不能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们假借经典来做复古的运动。“这回我在中山大学的讲演题目本来是两天都讲‘儒与孔子’，这也是古经典的一种研究。昨天他们写信到香港，要我一次讲完，第二次另讲一个文学的题目。我想读经问题正是广东人士眼前最注意的问题，所以我告诉中山大学吴院长，第二题何不就改做‘怎样读经’。我可以同这里的少年人谈谈怎样研究古经典的方法。”我说这话时，陈济棠先生回过头去望着陈达材，脸上做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我当做不看见，仍旧谈下去。但我现在完全明白是谁不愿意我在广州“卖膏药”了。
以上记的，是我们那天谈话的大概神情。旁听的只有陈达材先生一位。出门的时候，达材说，陈伯南不是不能听人忠告的，他相信我的话可以发生好影响。我是相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的，但对达材的乐观，我却不免怀疑。这种久握大权的人，从来没有人敢对他们说一句逆耳之言，天天只听得先意承志的阿谀谄媚，如何听得进我的老实话呢？
在这里我要更正一个很流行的传说。在十天之后，我在广西遇见一位从广州去的朋友，他说，广州人盛传胡适之对陈伯南说：“岳武穆曾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我们此时应该倒过来说，武官不要钱，文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确是我在香港对胡汉民先生说的。我在广州，朋友问我见过胡展堂没有，我总提到这段谈话。那天见陈济棠先生时，我是否曾提到这句话，我现在记不清了。大概广州人的一般心理，觉得这句话是我应该对陈济棠将军说的，所以不久外间就有了这种传说。
我们从总司令部出来，回到新亚酒店，罗钧任先生、但怒刚先生、刘毅夫（沛泉）先生、罗努生先生、黄深微（骚）先生、陈荣捷先生，都在那里。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又送了一封信来，说：
鄙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重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听先生讲演。唯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功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
1月9日午前11时
邹校长的为难，我当然能谅解。中山大学学生的两天放假没有成为事实，我却可以得着四天的假期，岂不是意外的奇遇？所以我和陈荣捷先生商量，爽性把岭南大学和其他几处的讲演都停止了，让我痛痛快快的玩两天。我本来买了来回船票，预备赶16日的塔虎脱总统船北回，所以只预备在广州四天，在梧州一天。现在我和西南航空公司刘毅夫先生商量，决定在广州只玩两天，又把船期改到18日的麦荆尼总统船，前后多出四天，坐飞机又可省出三天，我有七天可以飞游南宁和柳州桂林了。罗钧任先生本想游览桂林山水，他到了南宁，因为他的哥哥端甫先生（文庄）死了，他半途折回广州。他和罗努生先生都愿意陪我游桂林，我先去梧州讲演，钧任等到13日端甫开吊事完，飞到南宁会齐，同去游柳州桂林。我们商定了，我很高兴，就同陈荣捷先生坐小汽船过河到岭南大学钟荣先校长家吃午饭去了。
那天下午5点，我到岭南大学的教职员茶会。那天天气很热，茶会就在校中的一块草地上，大家围坐吃茶点谈天。岭大的学生知道了，就有许多学生来旁观。人越来越多，就把茶会的人包围住了。起先他们只在外面看看，后来有一个学生走过来对我说：“胡先生肯不肯在我的小册子上写几个字？”我说可以，他就摸出一本小册来请我题字。这个端一开，外面的学生就拥进茶会的团坐圈子里来了。人人都拿着小册子和自来水笔，我写的手都酸了。天渐渐黑下来了，草地上蚊子多的很，我的薄袜子抵挡不住，我一面写字，一面运动两只脚，想赶开蚊子。后来陈荣捷先生把我拉走，我上车时，两只脚背都肿了好几块。
晚上黄深微先生和他的夫人邀我到他们家中去住，我因为旅馆里来客太多，就搬到东山，住在他们家里。10点钟以后，报馆里有人送来明天新闻的校样，才知道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今天出了这样一张布告：
国立中山大学布告第七十九号
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两日下午2时请胡适演讲，业经布告在案。现阅香港华字日报，胡适此次南来接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做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合行布告。仰各学院各附校员生一体知照，届时照常上课为要。此布。
校长 邹鲁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九日
这个布告使我不能不佩服邹鲁先生的聪明过人。早晨的各报记载 8日下午西南政务会议席上讨论的胡适的罪过，明明是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现在这一桩罪名完全不提起了，我的罪名变成了“认人做父”和“以吾粤为生番蛮族”两项！广州的当局大概也知道“反对读经”的罪名是不够引起广东人的同情的，也许多数人的同情反在我的一边。况且读经是武人的主张——这是陈济棠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如果用“反对读经”做我的罪名，这就成了陈济棠反对胡适了。所以奉行武人意旨的人们必须避免这个真罪名，必须向我的华侨教育会演说里去另寻我的罪名。恰好我的演说里有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像现在的广东音是最古的，我现在说的话才是新的。
假使一个无知的苦力听了这话忽然大生气，我一定不觉得奇怪。但是一位国立大学校长，或是一位国立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主任居然听不懂这一段话，居然大生气，说我是骂他们“为生番蛮族”，这未免有点奇怪罢。
我自己当然很高兴，因为我的反对读经现在居然不算是我的罪状了，这总算是一大进步。孟子说的好；“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邹鲁先生们受了读经的训练，硬要我学孔子的“做人”，要我“以微罪行”，我当然是很感谢的。
但9日的广州各报记载是无法追改的，9日从广州电传到海内外各地的消息也是无法追改的。广州诸公终不甘心让我蒙“反对读经”的恶名，所以1月14日的香港英文《南华晨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登出了中山大学教授兼广州《民国日报》总主笔梁民志（Prof．Liang Min-Chi）的一封英文来函，说：
我盼望能借贵报转告说英国话的公众，胡适博士在广州所受冷淡的待遇，并非因为（如贵报所记）“他批评广州政府恢复学校读经课程”，其实完全因为他在一个香港教员聚会席上说了一些对广东人民很侮辱又“非中国的”（Un-Chinese）批评。我确信任何人对于广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积极的批评，广州当局诸公总是很乐意听受的。
我现在把梁教授这封信全译在这里，也许可以帮助广州当局诸公多解除一点同样的误解。
我的膏药卖不成了，我就充分利用那两天半的时间去游览广州的地方。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石牌的中山大学新校舍、禅宗六祖的六榕寺、六百年前的五层楼的镇海楼、中山纪念塔、中山纪念大礼堂，都游遍了。中山纪念塔是亡友吕彦直先生（康南尔大学同学）设计的，图案简单而雄浑，为彦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筑，远胜于中山陵的图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亡友饶可权先生）墓是二十年前的新建筑，中西杂凑，全不谐和，墓顶中间置一个小小的自由神石像，全仿纽约港的自由神大像，尤不相衬。我们看了民元的黄花岗墓，再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塔，可以知道这二十年中国新建筑学的大进步了。
我在中山纪念塔下游览时，忽然想起学海堂和广雅书院，想去看看这两个有名学府的遗迹。同游的陈达材先生说，广雅书院现在用做第一中学的校址，很容易去参观。我们坐汽车到一中，门口的警察问我们要名片，达材给了他一张名片。我们走进去，路上遇着一中校长，达材给我介绍，校长就引导我们去参观。东边有荷花池，池后有小亭，亭上有张之洞的浮雕石像，刻的很工致。我们正在赏玩，不知为何被校中学生知道了，那时正是12点一刻，餐堂里的学生纷纷跑出来看，一会儿荷花池的四围都是学生了。我们过桥时，有个学生拿着照相机走过来问我：“胡先生可以让我照个相吗？”我笑着立定，让他照了一张相。这时候，学生从各方面围拢来，跟着我们走。有些学生跑到前面路上去等候我们走过。校长说：“这里有一千三百学生，他们晓得胡先生来了，都要看看你。”我很想赶快离开此地。校长说：“这里是东斋，因为老房屋有倒坏了的，所以全拆了重盖新式斋舍。
那边是西斋，还保存着广雅书院斋舍的原样子，不可以不去看。”我只好跟他走，走到西斋，西斋的学生也知道我来了，也都跑出来看我们。七八百个少年围着我们，跟着我们，大家都不说话，但他们脸上的神气都很使我感动。校墙上有石刻的广雅书院学规，我站住读了几条，回头看时，后面学生都纷纷挤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几乎走不开了。我们匆匆出来，许多学生跟着校长一直送我们到校门口。我们上了汽车，我对同游的两位朋友说：“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讲演，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之是个什么样子；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讲演的影响不过如此。可是我的不讲演，影响反大的多了。因为广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讲演。我的最大辩才至多只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的不讲演却可以使他们想想无数的问题。陈伯南先生们真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我在广州玩了两天半，1月11日下午，我和刘毅夫先生同坐西南航空公司的“长庚”机离开广州了。
我走后的第二天，广州各报登出了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古直、钟应梅、李沧萍三位先生的两个“真电”，全文如下：
（一）广州分送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总司令、林主席，省党部，林宪兵司令、何公安局长勋鉴，昔颜介庾信，北陷虏廷，尚有乡关之思，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矣，又况指广东为殖民，置公等于何地，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遥法外，造谣惑众，为侵略主义张目哉，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叩，真辰。
（二）送梧州南宁李总司令、白副总司令、黄主席、马校长勋鉴，（前段与上电同略）今闻将入贵境，请即电令所在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公方剿灭共匪，明耻教战，而反容受刘豫张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谓公何，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员李沧萍钟应梅叩，真午。
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先生，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真电。所以1月16日《中山大学日报》上登出《古直钟应梅启事》，其文如下：
胡适出言侮辱宗国，侮辱广东三千万人。中山大学布告驱之，定其罪名为认人做父。夫认人做父，此贼子也，刑罚不加，直等以为遗憾。真日代电，所以义形于色矣。李沧萍教授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义，其实未尝与闻。今知其为北大出身也。则直等过矣。呜呼道真之妒，昔人所叹，自今以往。吾犹敢高谈教育救国乎。先民有言，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特此相明，不欺其心。谨启。
古 直 钟应梅 启
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大可以做我的《广州杂记》的尾声了。
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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