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丁柏铨

    采访时间：2016年7月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采访整理：卢奕、詹斯曼、丁雯琪、周伟、赵光智

    作者简介：丁柏铨，江苏无锡人，1947年6月生。1977年参加高考，翌年3月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观”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外评审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大学梦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我1966年高中毕业，当时已经准备高考了。6月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通过新闻媒体公开传播，“文革”就此开始了。聂元梓写了这张大字报，毛泽东也写了张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后者的大字报，炮打的是刘邓，即刘少奇、邓小平的“司令部”。毛泽东当时判定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号召学生起来炮轰他们，把他们打倒，这以后就开始了“文革”。“文革”的起始日期有几个说法，其中一个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实际上就是“文革”开始的标志。大学停止招生，本来要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就停止了。我本来应该于1966年9月进入大学，但由于“文革”的开始，我的梦就被打破了。

    我高中毕业到上大学前的时间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学校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旨在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问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没有话语权。

    第二段时间是上山下乡，也不能在学校一搞就搞十年，总要走向社会，当时有一个口号，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些城里的居民也提出要下乡，说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城镇居民全家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得比较早，一般是1968年的下半年。当时的学生真的非常单纯，老人家一号召，知识青年就去迁户口，把城里的户口迁到农村去，几乎是二话不说。上山下乡一干就是七八年甚至更长，有的现在还在农村，因为在农村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小孩，再返回城里难度就增加了。我从高中毕业到进大学之前就经历了这两个阶段。

    上山下乡的生活比较艰苦，我插队的地点是盐城的滨海，滨海县果林公社。名字挺好，水果的果，树林的林，但实际上不是以果和林为主。它还是以旱生作物红薯、玉米等为主。盐城是我的第二故乡，无锡是我的第一故乡。

    我们当时有个说法，现在应该还有：“金东台，银大丰。”东台是很富的，我记得有一条“七里长街”。盐城最富的是东台。现在滨海发展得也不错，盐城城区发展得更好，整体样子都和我插队时大不一样了。当时滨海农村多盐碱地，盐碱地不长庄稼，在滨海的渠北，比较多的地方种的是红薯。红薯的生命力很强，栽种的时候挖一个坑，把苗栽进去，浇一勺水，哪怕以后你不管它，最后它也能长出来。它是栽培起来最简单的农作物。现在红薯是个好东西，价钱卖得很贵，但是那时候我们一年要吃七八个月的红薯，就够呛了。红薯当饭吃的话，吃多了会胀气，现在少吃一点，有利于保健，有利于养生。烤红薯现在好几块钱一斤，那时候红薯才几分钱一斤。一年里有七八个月一日三餐都吃红薯。先是吃新鲜的，新鲜的吃完吃地窖里的。红薯要保管必须放到地窖里，地窖里的也不能放得太久。接下来就吃红薯干，红薯成了干以后可以放很长时间。主食就是红薯，大米呀，面粉呀，要来了客人才能吃。因为这是当地的稀罕之物，要用山芋干去换米面，而且要通过点关系才能换到。换的话，要去公社的粮站，每个公社都有粮站，要把这个东西用独轮车推过去，换到以后再推回来。

    红薯当地人怎么吃？是红薯加玉米屑——加工得细一点就是粉，粗一点就是屑，加浸泡后被碾碎的黄豆，放在一起煮。那个地方的人将此叫作“山芋渣子”，一烧就是一大锅，人先吃，吃剩下来的给猪吃。猪吃这个东西是相当不错的。用现在的眼光看，“山芋渣子”营养挺好，偶尔吃一个烤山芋，当然是一种享受，但问题是一年吃好几个月这样的东西，实在受不了。三样东西混在一起吃，有点甜味。有人可能会问：你不能在锅灶里面烤红薯吃吗？那也只是偶尔的事，你不能一天三顿用烤红薯作主食，那是不行的，吃多了也会发腻的。

    上山下乡时，一天的生活就像农民一样，出工干活。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去干一回活，干完了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又下地。因为天比较热，浑身汗流浃背。实在热得不行，会跳到水塘里面去泡泡、浸浸，消暑。

    住宿方面，我和同组的知青一开始住在生产队的队房里面。生产队有几间公用的房叫队房，有的是放粮食的，有的是养牛的，我们刚下乡住在本来养牛的地方。养牛的地方第一是有臊味，第二是比较潮湿，第三是还有虫，那时候睡在床板上，能看到有的虫圆圆的，趴在墙上。当时政府给每个知青一点安置费，几个知青合起来盖个小房子，砖房。当地农民住的是用土做墙，上面用茅草做顶的房子，因为墙比较厚，茅草做顶，所以冬暖夏凉。但很可惜当地不用玻璃，没有大的窗户，窗户就是一个孔。那时候都是这种格局，窗户小，不用玻璃，就一个孔开在那儿，雨天、冬天的时候窗口就用团柴草塞一下，光线很暗。后来知青来了就有了瓦房，瓦房在当地就算很不错的房子了，当地的农民是住不起的。要是在城里拿工资的，就是干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他们有固定收入，家里才有瓦房。拿着工资，到农村生活就很好，因为东西很便宜。不过再便宜，没有收入还是买不起。

    从学校直接下乡的叫知识青年，还有一些从学校毕业，在社会上没有工作也下乡的，叫社会青年，两者是有区别的。后来知识青年中有人向当时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反映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这一段时期应该算工龄，中央同意了，我们什么时候下乡，工龄就从那个日子算起。另外一部分人呢，本来就是农村户口的学生，毕业后回农村，叫回乡知青，不叫知识青年。他们后来工作，从学校回农村这一段是不算工龄的，因此他们吃的亏就更多。还有一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建设兵团有工资，因此他们只要到生产建设兵团就算工龄，而且还拿工资。他们比我们要好。整个江苏，六六届、六七届下乡的是插队知青，六八届是插场知青，插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场，他们算工龄而且拿工资。因此六八届的高中毕业生比六六届、六七届的待遇要好些。[7]

    做知青的时候，闲下来就看书。弄个小盆子，里面放上煤油，然后弄个灯芯，点着，就着煤油灯看书，不像现在，灯光明亮，而且房子也好。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煤油灯的火就这么一点点大，但是大家一闲下来还是要找书看。

    可惜我们当时接触到书的机会不多，因为在“文革”中好多书被当作“毒草”，给禁了。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大毒草”，绝大多数长篇小说都是“大毒草”，只有几部不是，是可以在新华书店卖的，比如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因此那时候可看的东西极少。绝大多数的书都被看成“封资修”，在图书馆里封着。教科书是可以接触的，但“文革”期间有些人把教科书也处理掉了。学校被称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有种说法叫“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有一种更极端的说法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然是苗，但只要是资本主义的就不要，这是很绝对化的思维。当时看的书里，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金光大道》《艳阳天》，其他的就是在“文革”之前看的了，在“文革”中这些书都找不到。你们没法想象“文革”期间销毁书、封锁书的那种情形。新华书店柜台上就那么几种书，《金光大道》《艳阳天》，其他能买到的就是修订过的《十万个为什么》。因此可以看的东西几乎没有。更不要说外国的东西了，那根本不可想象。有一段时间甚至是没法获得书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文革”中比较极端的时候，没书可看，那就只能看看教科书了，还有《十万个为什么》之类。只要有点人文的东西，有点人情的东西，都被称为“毒草”，都看不到。不过当时也有书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比如《第二次握手》，许多人争相传抄，但是被发现的话会有麻烦。手抄本相当于地下流行的书。“文革”后《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了。

    我是通过新闻媒体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那时候我已经回到城里了。我大概是1976年1月回城的，1968年10月下乡，前后共7年3个月。高考恢复的消息，电视、报纸都有，邓小平拍板，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是一件令人关注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有震撼力的事情，大家觉得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件事情不会决策得这么快。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兴奋，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圆大学梦，因为在这之前看不出有恢复高考的迹象。如果不是邓小平决策，我觉得这辈子就真的和大学无缘了。

    高考前后：整个社会都来不及反应

    1977年之前高校也招生，但是通过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方式，实际上这个起点比较低，学生的文化层次也不高。后来到1977年8月，在邓小平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专家提出来，希望大学恢复高考招生，邓小平当即拍板。这个恢复招生是要通过高考录取学生，而不是搞推荐。推荐的话有的就走后门，有的就不是按照文化素质的高低来录取学生。1977年10月初教育部发文，此后加以实施。那么所谓的七七级实际上是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春季入学的学生。1978年还有秋季入学的，就是七八级。从此以后都是秋季入学，完全恢复正常。因此1978年一年有两届大学生入学。入学早的考试在1977年进行，入学晚的考试在1978年进行。[8]

    考生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积压了十一届，一九六六届高中，然后1967、1968、1969，一直到1977年。我记得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是百分之四多一点，就是二十几个人里取一个。我们那个班上我的年龄最大，三十岁出点头。有的呢，是十七八岁，我的年龄比他们大十三四岁。我们班上有的是父亲在读大学，子女已经读高中了，这样的同学主要是农村的，结婚比较早，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小孩就十来岁了。甚至有极端的例子，父亲和儿子都是大学生。有的孩子可能是读的五年一贯制，还跳了一级，儿子上大学，老子也在上大学，当然这只是个案。

    尽管许多考生离开学校很多年，但也有的并没有被耽误太久。我们有些人时间用于搞“文化大革命”了，后来又下乡了。他们把我们被耗费的时间都省下来了。还有的考生实际就是应届生，1977年高中毕业，正好赶上，当然他们学的东西会打些折扣。当时的高考卷子相对简单，不过考相对简单的卷子也还是可以拉开档次的。

    那时候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高考，对考生没什么限制，因为恢复高考就是想解决一大批人进大学的问题，选拔人才。当时的人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十多年来大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招生。当时有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是被推荐的“工农兵”，参加了极其简单的考试，结果题目答不出来，就在卷子上写了些其他东西。他卷子的得分很低，但就是因为写了其他东西，被“四人帮”看上，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反潮流”的典型。这实际上很有讽刺意味。高考最简单的东西都答不出来，人才能不出现断层吗？邓小平就想，如果不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我们国家的人才危机就无法解决。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及纪念高考恢复三十周年的电影《高考1977》，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我从1976年回城到1977年高考期间，一直在无锡市交通局工作。决定参加高考后，单位也很支持。其实我不是他们单位的正式成员，如果继续干是可以由工人转干部的。那个时候名目比较多，其中一个名目是“以工代干”，再一个名目是“转干”，由工人转成干部。我的实际工作单位是交通局下面的港务处，港务处下面的作业区，所以我曾经是码头工人。

    我的父亲是职员，做会计工作的。1977、1978年高考已经不兴家庭成分、家庭出身这类概念了，只是在申请的表格上还是要填。但即使是“黑五类”，也没什么问题了。“黑五类”就是“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文革”中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就是表现比较好的“地富反坏右”子女。更早盛传的一种观念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反动的血统论，曾经比较盛行。但是恢复高考以后，家庭成分不好的考生也照常可以上大学，一些保密要求比较高的，政审要求比较高的专业可能进不去，但上学不是问题。那时候家庭成分观念已经大大淡化了。改革开放初期，为农村的地主、富农摘帽子，地主、富农一年一年当下去，老辈人是地主下一代是地主子女的这种情况此后慢慢得到纠正。而此前地主或富农的子女上学比较难，上好的大学更难。

    我参加的那年江苏省高考分初考和复考，共考两次。十月初确定恢复高考，十一月中旬初考，十二月份复考，然后第二年二三月份入学。我听到消息立即就忙着准备，从报名到考试，中间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系统准备。我本来的理想是考中国科技大学，那时候校长是郭沫若。中科大是我心仪的高校，但是报考理工科，要大量地回忆复习公式，我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最后就考文科了。对于应届生来说，参加理工科高考的会多一点，应届生数学物理化学公式会记得牢一点，这些东西没有一定的时间复习是不行的。当然也有理工科底子非常厚实的人，理科考得也很优秀。在这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里，我白天照常上班，下班回去复习。我没有向领导要求复习的时间，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不能因为要参加高考就向单位请假。当时的情况是，小孩刚出生不久，我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照顾小孩，照顾太太，因此就更没有时间去搞数理化公式的记忆复习。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入学的时候小孩一尺长，后来等我把爱人从无锡调入南京大学，小孩已经十四岁了。孩子刚出生我就去上大学了。我和我爱人分居了十四年。

    所以，我并没有针对高考做太多的准备。当时没有辅导资料，没有现在的冲刺班，整个社会都来不及有所反应，因此我觉得只能靠以前的积累。事实证明靠积累还行，我的母校本身就是无锡市一所非常好的中学——无锡市第一中学。我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得了无锡市的高考文科第一名，后来进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想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考出好成绩，基本上不可能。

    高考消息出来后，报名手续都比较简单，不需要审核，只要填报名表。那时候也没有网上报名，中国是1994年才接入互联网的。每个地方都有招生办公室，我们就到那里去拿报名表，填完之后领张准考证，就可以考试了。

    我们当时做的是江苏省自己出的卷子，比较特殊，有初考和复考。当时没有考英语，是后来才考的。我记得文科考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史地这四科。历史、地理合在一块儿，政治是单独的。当年的语文作文题，是以“苦战”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当时一个考场大概有四十人，两个监考老师，考场气氛并不特别紧张。也许是初中、高中阶段基础打得比较扎实的缘故吧，我觉得卷子不算太难，因此比较容易地拿到了第一名。考完之后我们也对了答案，预判一下自己答题的大致得分情况。经过预判，我当时就觉得情况还不错，不会太差，果不其然。当时没有公布标准答案这一说，在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己回想一遍，或者和熟悉的、也参加高考的人对一对。

    我在招生办有熟人，从那里知道自己考了市文科第一名。如果没有熟人，不一定能知道自己的名次，可能就只知道自己的分数。出了成绩之后媒体也不像现在一样宣传，那时候的媒体，比如《无锡日报》，也是才恢复正常工作不久。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恢复工作。他恢复工作以后大刀阔斧，抓了一些事情。媒体能自己编发、自己采写的稿子非常有限，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版面和社会新闻。这种消息当然是属于社会新闻的内容。当时的报纸更多地涉及政治，披露信息的功能发挥得没有现在这样充分，所以在报纸上得到的资讯还是比较有限。1977年、1978年相当于一个人大病以后刚刚恢复。大病初愈，百废待兴。新闻媒体远不像现在这样，一份报纸有几十个版面，当时的许多报纸只有四开四版。

    我们当时是在成绩出来之前报名的，因此这个报名也有点风险。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就近，因为有小家庭，有孩子，因此不希望离得太远，就在无锡附近吧。当时我填报的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当时称南京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当时称江苏师范学院，而且填的都是中文，也就是汉语言文学。我第一个报的是南京大学的中文专业，就考上了。录取通知书要交给系里，收去后就不再发还了。现在的录取通知书有那么一截给学生留作纪念，那时候考虑得没有那么周到，加上手机、数码相机等都还没有问世，拍照留念也还不流行。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写你被录取为什么学系什么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情味。

    大学生活：以学术为志业

    那时候我们上大学不是拖着行李箱，而是拎着行李包，那时有轮子的行李箱还不普遍。南京大学给我们寄送录取通知书，附有标签。我们用南京大学的标签托运行李，然后学校派人到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把行李用车拉到新生接待站，我们去那儿领取，就和现在差不多。家里离学校比较近的就找车送。

    那时候学校的宿舍是每间十八平方米，每间房住八个人，分上下铺，这么多人住一小间房显得很拥挤。两边是上下铺的床，一边睡四个人，桌子就放在中间。桌子的两边是可以坐的，面对面坐，还有抽屉，抽屉里面可以放东西。宿舍里也没有柜子，只是多放一张双人床，空着的床就用来放行李包。

    我们入学的时候还不需要缴纳学费，不仅不要学费，学校还给助学金、生活补贴。这个绝大部分人都有，但是额度比较小。我的是十四元加两元，十四元是助学金，两元是生活补贴其中八九元是用来支付伙食费的。我们上学的时候课本要自己买，课本很便宜，一本才一两块钱，不像现在一本书要二三十、三四十块。一个学期有好几个月，支付几块钱的教材费还是可以的。伙食费每月要八九块，那么学校给的这个钱就不能用来买衣服了，多余的钱大家就攒起来。我在大学期间会写一些稿，写完就投到报刊社，刊登到报纸或者杂志上，我就用稿费来买教材以外的东西。那时候稿费通常是一千字几块钱，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有的一千字几百元，有的一千字只有几十元，完全取决于报刊本身的经济实力。

    记得1978年的夏天特别热，四十摄氏度以上，并且这种高温天气持续了很多天。那时候我们晚上就都睡在篮球场上，每人拿一张席子垫在地上当床铺，因为宿舍里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热得无法入睡。当时一般的住户都没有空调，空调可能要到1990年代中期或者1990年代末才开始普遍使用。那时候寝室里也没有电扇，都得自己弄一个小电扇，所以夏天的时候宿舍就像蒸笼一样。后来学校提前放暑假，考试暂时不考了，等下学期开学再考。那时候也没有军训，军训应该是1980年代下半段才开始的，尤其1989年以后，军训强度加大，比如清华、北大，这些高校特别增加一年的学制用于军训。

    我在学校和同学的关系都很不错。学校的学生，学风都比较淳朴，校风很好。那时候流行“英语九百句”，南园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学生读“英语九百句”，这逐渐成为学校的风气，学校的广播台都会天天播。

    那时候学校里没有学院，都叫“系”，像“中文系”这样。物理系有三百多个教学员工，也只叫作“物理系”。那时候还有许多高校叫学院，比如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等等。中文系当时不算太小，人比较多，学生大概有几百人，教职员工有五六十人，行政人员比较少，很精干。学校的整个体量比较小，每年招生也只是两三千人，规模不大，相对其他大学来说是比较少的。中文系一届也只收四十多个人。南京大学一直没有扩招，但现在硕士生、博士生比较多，大概硕博生与本科生人数差不多，毕竟南京大学是研究型大学。

    在校期间我们经常去图书馆。图书馆借书要凭借书证，且这个借书证是手工的，不是通过电脑操作的。借书的时候拿出借书证，然后工作人员会把要借的书最后一页的登记卡取出来，在登记卡上写上借书证号码，然后把卡留下来。等到下次来还书的时候，工作人员再把卡找出来，放到归还的书的最后一页，每本书的最后一页都有一个小口袋。南京大学的校风一向比较淳朴，图书馆和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外校师生总说南京大学的学生很好学，其实在那时候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

    虽然刚恢复高考不久，参加高考的人水平参差不齐，但在大学里面并没有特殊课程，大家都在一起上课，也有选修课。那时的教学理念和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是本科生进校头一年不分专业，大类教学，但是那个时候，学生进校就直接到具体专业学习。我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上的课分为语言类和文学类。语言类的课程有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等；文学类的课程有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等。古代文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语言学里也有概论这种课，像现代汉语概论。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古代文学与古汉语结合在一起，如果古汉语功底不大好，那么古代文学也学不好。

    在恢复高考之前，也有工农兵学员入学就读，但是到七六级就终止了。高考录取的学员和工农兵学员的培养方式没什么区别，但是基础不一样。工农兵学员里也出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人才，有的后来读了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那么他们的“工农兵学员”这个帽子也就摘掉了。[9]

    那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活动，大概就是我们办的篝火晚会。当时在十一舍和十二舍两栋楼（现南京大学南苑宾馆）之间有一块空地，我们就是在那儿燃着篝火，唱歌跳舞、猜谜语等等，开展各种活动。那时我们的团支书和学生会还是蛮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经常举办这种比较大型的活动，而且我们也有相当不错的演员，比如七八级大专班的孙艳丽，她是系团总支和学生会的文娱委员（我是系学生会主席），是个文艺活跃分子，她和搭档陈宁把黄梅戏《天仙配》演得出神入化，不过她倒不是学戏剧文学的。那时候南京大学在戏曲戏剧方面有许多大家，戏曲方面有吴白匋、吴新雷，更早的还有钱南扬。钱南扬、吴白匋在这方面算“大咖”

    了，专攻戏曲研究。戏剧方面有陈白尘、陈瘦竹，陈白尘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写过《升官图》《大风歌》等名作。他在任系主任时曾经很俏皮地说过一句话：“系主任不是人干的。”意指在这个位子上，总要干许多自己不想干的事情。

    学术方面印象较为深刻的，就是学生时期发论文的事了。那时候发了不少的论文，有自己单独写的，也有三两个人联合写的，发表在多种刊物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发在北京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论文，规格比较高。它不是正式的杂志，而是出版社出的一种连续性出版物。后来我的毕业论文就发表于此，题目是《试论鲁迅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文章比较长，但却全文发表了。众所周知鲁迅是现实主义大家，那我就研究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观点本身还是有点创新性的。

    我修读包忠文教授的“文学概论”课时，曾有一处特别有感触——他讲到恩格斯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叫作：文艺批评的标准应该是历史和美学的标准。在这之前，我们沿用的文艺批评标准，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个标准一提出来，许多艺术上非常好的作品都被排斥掉了。而恩格斯提出应该坚持历史和美学的标准，对文艺作品，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准确、比较到位，不会将一些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轻易否定掉。你要否定一件文艺作品，就说它政治上不行，而其实这个政治上的不行，有的是按照阶级斗争的一套理论来的，动不动就说作品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或者阶级观点模糊，一些好的作品就被排除掉了。我听完包教授的课，受了启发，就想写一篇论文，题目是《文艺批评的标准应该回到历史和美学的观点上来》，写论文前还征求了包教授的意见，经他同意并确认他不写后，我才开始着笔，后来投稿发在了《群众论丛》上，从中我得到的一点经验就是：一个学生要善于听课，因为有的老师很有见解。听课的时候要懂得如何把他们的精髓和精见牢牢抓住并加以消化，兴许有时候，好的论文选题就深藏其中。我很多论文的选题都是在听课中得到灵感的。

    为了能更好地听课，我每次上课都会固定坐在第一排。后来当了老师之后我也会要求学生最好坐到第一排，并且我论定，坚持坐在第一排的，都是比较认真的学生，都是不想在课上搞“副业”的学生。想要在老师眼皮子底下干点私活，这是说不过去的。那些坐在后排的学生，往往是听课不专心的，这其实得不偿失，你要干私活，还要担心老师注意你。所以，一定要学会听课，包括要学会听讲座。一个老师一场讲座的信息量通常都很大，它和一般的讲课不一样，很少有铺垫的东西，拿出来的往往都是干货。提到讲座，我想起来陈白尘先生给我们做过的一场讲座。那时候我是系学生会主席，就负责跟他联系，当时《大风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邀请他给我们讲讲《大风歌》的创作过程。

    留在系里工作的决定是由系领导做，而不是本人能决定的。“从一而终”，这种分配也决定了我的一生要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回首大学四年的生活，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后悔之事，觉得过得很充实，内容很丰富，学到和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对日后的工作有很大帮助。这四年对我整个的人生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决定了我后面几十年的人生道路。虽然说经济收入不是很诱人，但是我觉得做人才培养的工作很值，我不后悔这样一种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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