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会欣

    郑会欣，1949年9月生于香港，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副主任。1988年12月返港定居，先后获香港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1990年起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系兼任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77年10月在教育部召开的高校工作座谈会上，邓公在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一言九鼎，决定立即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制度。就这样，1977年、1978年全国有千万以上的青年参加了“文革”后的高考，其中数十万考生通过考试进入了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这就是如今人们常说起的七七级、七八级。三十多年过去了，作为当年的一名考生，当时的情景，特别是录取前后的波折仍历历在目。我也常常对人讲，我是恢复高考后挤上这趟末班车的最后一名乘客，因为在这之后对于招生的年龄有了较严格的限制，我如果1978年不参加高考的话，那我这辈子就会与大学无缘了。

    上大学是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但是学历史却不是我最初的理想，套用瞿秋白先生的一句话，我学历史就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但自从入了史学大门，我也从来没有后悔当年的这一选择。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已直升高中，我所在的中学是省重点，又是全省五年制中学的试验学校，我的各科成绩都不错，照说高中毕业凭成绩考大学估计问题不大。当然我也很清楚，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能通过政审，上个一般专业的大学就算不错了，保密专业肯定是不能上的。然而一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破了我们这代人升学的美梦，记得北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的毕业生提出延期高考的呼吁，当时我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这一延就是十多年啊！因此高中毕业之后，等待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970年试点之后，1972年，全国各个大学开始陆续招生，说是要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知识青年中通过考核，选拔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学员。当时的招生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目的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个消息又燃起了我求学的希望，于是赶紧复习已经丢弃多年的课本，可是很快又出了个“白卷英雄”，上大学要讲究出身，要靠推荐，要有关系，那几年看到一批批工农兵学员走进大学，心中真是充满了羡慕之情。而像我这样既不是“红五类”，又毫无后门关系可走的人想上学简直是痴心妄想，因此多年来只能将求学的愿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1975年6月，我离开苏北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招工来到徐州，当上了一名煤矿工人，后来又调到供销科担任计划员。1977年10月下旬，虽然事隔多年，但这件事我记得还是很清楚，当时我到外地出差，旅途中听到广播，说是国家将从今年起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通知规定，除了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报名参加考试外，对于其他考生的年龄也应适当放宽，为此特别还提出允许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即老三届）参加考试。听到广播的一瞬间，我的求学之梦不禁又重新燃起，然而这只是个闪念，多年来招工、招生中所遭受到的一次次挫折，又很快让我心灰意冷，心想还是算了吧，何必没事找事、自找没趣呢？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我们矿上居然有十几名同事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不少就是老三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的出身也不怎么样。此时父母亲也不断给我写信，他们解放前都毕业于名校（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航空门，母亲是燕京大学国文系的高才生），当然希望他们的子女也能上大学。他们在信中说，以往因为家庭的海外关系和父母的历史问题影响了子女的上学，感到十分自责；如今国家政策放宽，凭成绩录取，为什么不去试试呢？这番话和眼前的实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终于决定报名参加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

    决心虽然下了，但是考什么专业呢？当时我在距离徐州数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小煤矿，不要说无法参加什么高考补习班了，就连一本中学的教科书也找不到。我掂量了下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谁还不会分析个形势呀），十多年来蹉跎岁月，浪迹天涯，数理化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要全面复习吧，时间又太紧张，考理科肯定有问题；好在自己平时喜欢看书，虽然不是那种有目的、有计划，或偏重于什么方向的读书，但也漫无边际、杂七杂八地看了不少书，而且我这个人的记性还不错，于是就决定报考文科。

    此时距离高考的时间已经很短了，在这期间领导还不断叫我出差，因此平时根本没有空闲，只能晚上抽出点时间看看书。说句老实话，考文科其实就是吃老底，靠的是平时的积累，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于是我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复习数学上。我那时已经在矿上从事管理工作，具备了一些经验，也挺喜欢这行的，因此想报考文科类经济或企业管理方面的专业。

    1978年7月22日（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时间、统一试卷的高校招生考试开始了（1977年是由各省分别出试题）。我们的煤矿虽然地处徐州，但却属于扬州地区管辖，矿上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南京、上海以及扬州地区各县市的插队知识青年，彼此间年龄、经历差不多，上大学也都是大家共同的理想，因此全矿有不少人报名参加这次高考。矿上还不错，专门为我们这些考生们准备了班车，考试的那几天，我们几十名同事就像古人参加科举一样，每天天不亮就从数十公里外的铜山县乘车赶到设于徐州市第一中学的考场。当我第一天走进考场的时候，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想离开课桌已经整整十二年了！我再环顾四周，看到像我这样的老考生还真是为数不少，此时心中似乎又有了一丝安慰。

    记得我们文科是先考政治和语文，考完后自我感觉还可以，可是临到考数学，有一题突然卡壳，耽误了时间，也影响了后面的考试。几天考试下来，心中还是挺懊恼的，没想到准备时间最多的数学竟然没有考好，作为“文革”前的高中生也真是不应该。后来高考成绩下来了，数学真的是没有考好，只有五十六分，所幸政治、语文、地理和历史几门考得还不错，都在九十分左右，其中历史分数最高，五门课的总成绩为四百零九分，是我们全矿考生中的状元。

    分数出来了，紧接着就是填报志愿，这可是个重要的事儿。我同家人商量，因为我考的是文科，选择的余地本来就很小，最理想的当然是南京大学，可是南京大学是江苏乃至华东地区的名校，肯定有不少人报名，我一来年龄偏大，二来又没有路子，一致认为报南京大学可能希望不大。当时正好停办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复校，我想中国人民大学本身就是文科院校，“文革”前的学员又大都是调干生，也就是说对年龄的要求应该不会太严，讲究的是有实际经验，因此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

    学校定下了，下面就是填专业了。因为数学考得不理想，所以我不敢填报工业经济、企业管理这些吃香的专业，最后选择的是农业经济。之所以报考这个专业，一是因为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确实太多，也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改革，而我曾在农村插队将近七年，有切身的体会，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这个专业较冷门，报名的人肯定不会太多，应该说机会还是挺大的吧。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报考学校的志愿表中有一栏“是否服从分配”，我当时想只要有学上就行，就毫不犹豫地填上“服从”二字。

    过了没多久，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便陆续寄来了，看到其他同事收到本省和外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先是重点学校，后是普通院校，我心中当然十分焦急，但总还是在想录取通知恐怕还在路上，可能明天就收到了。可是一天天过去，最后竟然连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南通师范专科学校这些专科学校的通知书也都寄来了，还是没有我。这时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就向我们的供销科科长请假，说我要亲自到省招办（当年江苏省招生办公室设在镇江）去查询结果。科长对我也非常同情，他说你考了那么高的分数竟然没被录取，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样吧，你就直接到镇江，顺便到镇江橡胶厂催一下货，算你出差。

    当晚我就乘火车从徐州赶往镇江，找到我父亲单位南京航空学院临时派到招生办工作的一位古老师，他帮我查了一下，然后告诉我没有被录取，虽然他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但我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同情。尽管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是非常失落和难过。这时古老师又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他悄悄地告诉我，由于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很多，成绩普遍也不错，省领导已经决定在落榜的考生中扩大招生名额，他鼓励我不要灰心，赶快回去做准备。

    后来我从其他渠道打听到，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是人民大学，所以材料最先被中国人民大学拿去，考分当然是合格的，可是由于父亲的海外关系和历史问题却影响了我的录取，但他们又不想马上将我的材料退回，因此等到最后他们决定不录取我的时候才抛出我的报名数据，可那时就连最后一批学校也都完成了招生工作。我个人的这段遭遇说明，尽管当时“文革”已经宣布结束，尽管招生的原则说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讲究出身、强调成分、注重政审那一套左倾路线还是很有市场。如果不是后来省里实施扩招的政策，那我真的就被淘汰了。当然事后回过头来再想想，幸亏中国人民大学那些人把我的材料扣下来，否则我已填写了“服从分配”，凭成绩肯定会被某一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那我就会与南京大学无缘了。多年之后，一次我与当年号称“京城改革四君子”的朱嘉明闲聊时又说起这段往事，我不禁开玩笑地说，如果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我，很可能以后就跟着你们一起混了。朱嘉明听了后赶紧说：还好没录取。

    我在镇江办完事赶紧回到煤矿，不久扩招的通知果然下来了，我又重新填报志愿。因为我考试的所有成绩中历史分数最高，因此这一次就将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首选。我想肯定是参加招生工作的那位古老师回学校后反映了我的问题，因此南京航空学院的人事部门很快就派人到徐州，将我父亲“文革”期间被审查的一些不实材料抽出来予以销毁。直到今天，我都一直深深地感谢那位与我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却古道热肠、热情相助的古老师。

    以后的事儿就很顺利了，不久我就收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告知已被历史系录取。当年全省扩招的范围相当大，但录取的都是两至三年学制的专科生，只有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校长有魄力，有远见，他决定入学两年后再从扩招的学生中进行考核，按照百分之十的比例择优选拔。因此1980年的夏天，我又通过考试进入了历史系的本科班。

    我们入学比本科班晚了两个月，1978年12月中旬，当走进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室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感到，这将是改变我人生道路的一个关键时刻；可是当时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进入大学的那些日子里，北京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这个会议的召开，却是改变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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