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说我病了。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此刻我在这家医院里。那天晚上玛格达认为我要自杀，便把我带到了这儿。第二天我试图跟她说明那不是我的本意。她不明白我只是太累了所以才失去了意识。其实她本可以把我送到随便哪家医院，但她们不相信我，说镇静剂和酒精混合服用是可以致命的，而我是明知故犯。

    我在这儿很好。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片灰色之中，跟我的心境正相适宜。今天早上我看到其他病房的女人都比我更糟糕，有一个在哭泣，另一个在呕吐。我看到有人的胳膊和腿耷拉在床边，心想她们是不是已经死了。至少这里的病房和床单都很干净。根据看到的植物种类，我猜测我们是在山脉附近，位于这个城市的高处。我连问都没问过，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只需要面对护士，她试图抢走我的香烟。那包烟可是我跟玛格达求来的，几乎是从她包里抢来的。我可不能让护士得逞，我明明白白地跟她说要是她把烟没收了，我就马上离开。奇怪的是她竟然接受了。如果跟精神病人打交道，她就得习惯这种好斗性。我像我母亲对佃农讲话那样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她说话，竟然很有成效。她们不会再阻止我吸烟了，毕竟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事了。

    我一个人在病房里待了一整天。天黑了下来，我感到悲凉。然而无所谓。我太想休息了。如果医生能给我开点安眠药就太好了。我会跟医生要求，可能他也会同意。那样的话我就能在拉斯美伊萨斯醒来，并像斯佳丽·奥哈拉那样，说上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诊断结果模糊不清。癔病、自恋、自我毁灭。一半人不都这样吗？他们被关起来了吗？现在可能他们会说我酗酒。我不是酒鬼，我像其他人一样喝威士忌，偶尔在感到不安时，酒量翻倍。只是这样。我也没有毒瘾，我会为了爱情多姿多彩，吸一支大麻；为了某些夜晚没有尽头，嚼一口古柯。仅此而已。床头柜上的药片是每个即将四十岁还依然单身的女人都会服用的，不含苯丙胺和巴比土酸。有些只用来让关节放松，有些在睡梦叫嚣着远离时，把它们拉回来。没别的。

    是的，他们说我病了，说我应该“照顾好自己”，重新成为被社会接受的人。他们说了好多话。说我是个自我主义的魔鬼，所以我没有子女；说我用光了全世界所有的精力，只为了与众不同和高傲好斗地施加力量，这本是男人才做的事；说我谈过太多唾手可得的恋爱，现实的却少之又少；说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经历，做自己的主人，而我终有一天会惊恐地证实，我的经历只能通过男人讲述，那时就太迟了；说我没有定位，因此我征服了这么多男人，其中缘由是只有他们的目光反射着一个形象；说如果我孤身一人，就会自我抹消，看不见自己；还说我不是好人。这让我再次确认他们讨厌我，因为我对人不一视同仁，兴趣索然，不同情普通人；因为我对真相直言不讳，而这在别人看来是专横霸道。他们说我冷漠，我没有建立和组成家庭是不正常的，我热切寻找外部的热量，想用它来消融内部的坚冰，然而我却畏惧寒冷；说我无法感知，我灵魂周围包裹着巨大的外壳，连沸腾的油也不能使之融化；说白马王子曾经来过，想要拯救我，我却没给他机会；说我的一大罪孽是无法去爱，我耗尽了所有动力，所以跌进了这个男人坚实的怀抱，想在那儿休息，却连休息都不会；说我原本是圣杯牌的女孩，开心的女孩，现在我可真的要转向关注痛苦了。

    好吧，他们说了那么多。我对判定谁说的对不感兴趣。那儿有他们，心理学家。这一长串抱怨和欲言又止的话的结果取决于我是否有机会把我的狂乱用语言阐述清楚。但他们说他们知道我得了什么病，无须来听我要说的话。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再喋喋不休，从此闭口不语。尽管没人听我讲话，但我有自己的诊断。

    我生来就有迈达斯国王的能力，可以点石成金。我用尽浑身解数留在光芒中，直至冻结。

    我没被上帝的恩惠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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