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阴阳交接》，想表达一种死的幽默。我用这篇小说发明了一-个词：“死道主义”。
人死如虎，死者为大，于是死就有了魅力，有了力量。古人有“修死不修生”的说法，会生不如会死，生得好不如死得好。死还可以给活着的人留下许多空间，让活人可以吃死人，可以利用死人整活人……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留在阳间的争斗也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和整法。所谓一死百了，哪有那么容易？了不了，死道大有可为。周围的人可以利用一个人的死大做文章，一波三折，唱念作打，一把鼻涕一把泪，各有巧妙不同。据说包拯有一个阴阳枕，躺上去可以自由地来往于阴阳两界，各种治丧委员会（或组）就是这样的阴阳枕。不过并不情愿，有时甚至苦不堪言。
《长发男儿》有纪实性，小说中采用了“国宝”级的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先生的真实姓名。这是因为我若杜撰一个像她这样的女武生，没有人会相信，小说将失去应有的感染力。有时生活的真实性和离奇性要比作家所能够虚构的有意思十倍，天才人物的本身就是历史和社会的天才创造，任何杜撰在这样的创造面前都会显得虚假和拙劣。因此许多表现名人生活的艺术作品，都采用真名实姓的传记方式。我实实在在地端出裴艳玲先生的大名，首先是让人们相信现实生活中确有这么一个人物，然后才能对她发生兴趣。何况她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称得上足主人公的人，有非常独特的吸引力，我的想象无非是让她由舞台的中心成为小说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的中心。
《燕赵悲歌》是一部很普通的小说，发表几年后却成了中国一个著名村庄的宿命。一些介绍这个村庄兴衰的刊物和书籍大量引用《燕赵悲歌》里的话，好像是这部小说提前预见了这个村庄的命运。
这让我惊诧不已，有时甚至怀疑自己的文字里真有这样的神秘性？
或许中国的文字确有某种为人所不知的神秘性……因此我的自选集里不能不收进这部作品，它在我的创作生涯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收审记》是我的“饥饿综合症”系列中的一部。现代人的饥饿有多少种，实在很难说清：精神饥饿、人性饥饿、情感饥饿、皮肤饥饿、消费饥饿、土饿、洋饿、不饥不饱和半饥半饱的饿、什么都不想吃的饿……种种私欲、色欲、贪婪、仇恨、嫉妒、误解、恐惧，构成了现代人的“饥饿综合症”。
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和急剧淘汰的时代，无论干哪一行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就算不错了。因此，编这样一本自选集，就成了对我的挑战。这些小说大多发表于二十多年前，最近的也完成于十几年前，中国社会出版社和他们的编辑却坚持认为还有出版的必要，相信还会有读者。我除去感激他们的美意，还期待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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