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故事
兰州产生和孕育了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它们以浓郁的历史性、多彩的民族性和独特的地域性展示着这座城市的无限风姿。
第一，浓郁的历史性。兰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昔日的繁华与寂寞，辉煌与苦难，在历史传说故事中得以真实的再现，上古治水的禹王，汉代大将霍去病，清代名臣左宗棠等历史名人的遗迹与传说，几乎家喻户晓。其中霍去病“着鞭戳地，五泉涌出”的故事就极具历史传奇色彩。相传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西征匈奴，当大军日夜兼程由长安来到皋兰山下时，已是人困马乏，饥不可耐。于是，霍去病便命令三军在山下宿营，准备埋锅做饭。可是当时黄河河道离驻军之地较远，而且就近又没有其他水源，霍将军情急之下，当即飞马执鞭，在山坡上连戳五下，只见鞭到之处，顿时涌出五股清澈的泉水。自此之后，人们就把这片山坡命名为五泉山，成为游览胜地。这一传说虽然很具传奇色彩，但五泉山有五眼清泉却毫不含糊。它们自西向东，呈弧线形分布。头一眼位于企桥旁边，因为此泉泉水比较旺盛，曾长期给附近农家带来饮用和灌溉之利，故名惠泉；第二眼在甘露寺旁，是五泉当中海拔最高的一眼，源流虽细而大旱不竭，取“天下太平，则天降甘露”之意，唤做甘露泉；第三眼在文昌宫东侧，与其说它是泉，不如说它是井，由于方位的缘故，每到仲秋前后，月出东北，倒映泉底，皎洁可鉴，伸手可掬，故名掬月泉；第四眼在旷观楼下的岩洞内，泉底杂有花石瓦砾，传说欲求子女者，进得洞去，摸到石子者得“男”，摸到瓦砾者得“女”，故名摸子泉；最后一眼位于子午亭前，在五泉里面出水最小，也最甘美，“上人邀我烹新茗，水汲山中第五泉”，据说用此泉之水来沏四川蒙山之茶，不仅茶味醇正，而且茶色清丽，所以取名蒙泉。这些历史传说故事不仅是兰州民间文学的精华，而且为这座名城增添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浑厚感。
第二，多彩的民族性。兰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渊源和民族特色，这在各少数民族的传说故事当中得以充分体现。回族的《太阳的回答》，东乡族的《米拉尕黑与海迪娅》、《葡萄娥儿》等少数民族的传说故事流传甚广。例如《米拉尕黑与海迪娅》，又名《月光宝镜》，是东乡族最著名的民间传说故事。它叙说了一位叫米拉尕黑的英俊出色的青年猎手，用箭射下一片月亮，得到一面月光宝镜，而镜中留有一位叫海迪亚的美女的身影。米拉尕黑得到智者的指引，找到了海迪亚，以宝镜作媒证和聘礼，约定第二年完婚。但就在他们准备举行婚礼时，战争爆发了。为了保卫国家不被敌人侵犯，米拉尕黑在与心爱的未婚妻海迪亚结婚前夕毅然出征奔赴前线，一去就是十八年。战后回到家乡见未婚妻正被一伙强盗抢掠。米拉尕黑在神法的保护和指导下战胜了强盗，与海迪亚找到一处人间乐土，从此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个故事颇具传奇性，情节曲折，生动感人，并极具民族特色，是东乡族民间文学中的优秀作品。
第三，独特的地域性。兰州是在黄河母亲的深情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城市，加之其众多的名胜古迹、山川河流都是民间传说故事得以生存的优良土壤，黄河岸边的神话，五泉山、白塔山的来历，城隍庙里古老的故事，兴隆山、吐鲁沟、炳灵寺等地动人的传说，不知铸就了多少辉煌夺目的兰州民间文学。其中“白马浪”的传说就很有特色。在兰州城中，距离“黄河第一桥——中山桥”不远，有一处被称为“白马浪”的地方。相传唐僧师徒在西天取经途中，来到了黄河岸边，当时黄河水又宽又深，而且无桥无舟可渡，在搜寻之下，他们找到了一处滩浅浪急的地方，于是唐僧骑白马踏浪而过，此地故名“白马浪”。今天此处的黄河岸边耸立着他们师徒四人和白马的雕像，记录着这段神奇的故事。
这些丰富的民间故事，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寓言，都展现了兰州各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人们的爱憎与悲喜，理想与追求。在黄河岸边，皋兰山下，一代又一代的兰州儿女向他们的儿孙讲述着从他们爷爷奶奶那儿听来的动人故事，在潜移默化中他们受到了是非观念的教育，坚强意志的培养，高尚情操的陶冶，善良人格的培育，逐步成长为社会群体中合格的一员。
兰州的文人学者十分珍视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他们搜集、整理、翻译、出版这些在过去难以登大雅之堂的村夫农妇们的口头文学创作，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其文化内涵，剖析其学术价值，成为兰州民间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能够得以保留和发扬，主要得益于这些从事兰州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者。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已经有一大批民间口头创作的故事转化为书面文字保留下来。不仅有不少民间故事作品在《民间文学》、《甘肃文艺》、《陇苗》等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而且出现了许多民间故事专集，主要有：曹觉民的《避风珠》（1957），郝苏民的《金蛋》（1957），赵燕翼的《金瓜和银豆》（1961），藏族故事集《顿珠与卓玛》（1962），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肃民间故事选》（1962），赵燕翼的《花木碗的故事》（1979），魏泉鸣的《乌兹别克族寓言故事集》（1979），黄英的《九眼泉》（1981），赵邦楠的《东乡族民间故事集》（1981），郝苏民和马自祥的《东乡族民间故事集》（1981，获中国民研会1979－1982年全国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曹觉民的《火龙潭传奇》（1981），汪玉良的《东乡族民间故事选》（1982），郝苏民、薛守邦的《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1984），赵方中的《甘肃风物传说》（1984），柯杨的《中国风俗故事集》（1985），赵方中的《黄河的传说》（1985），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丝路传说》（1985），郝苏民的《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选》（1986），谷德民的《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1987，列入“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王殿的《土族民间故事选》（1987），石磊的《炳灵寺与刘家峡的传说》（1991）等等。这些传说故事专集，有的是个人搜集、整理、翻译成果的汇总，有的则是按民族、地域等不同类别，将散见于各报刊的有关民间故事或传说加以搜罗筛选，然后编辑成专集出版的集子。这批作品集既为优秀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推广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各民族、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受到了民间文学界和其他学术界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同时也成为兰州民间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文学潜能和力量。
民间歌谣
兰州民间歌谣极其丰富，多民族的不同生活内容和形式造就了种类繁多的民间歌谣作品。其中“花儿”的流行范围和流行程度最为广泛和普遍，其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的成绩也最大。
“花儿”是流行于甘、青、宁、新四个省区，由汉、回、撒拉、东乡、保安、土和部分藏、裕固等八个民族用汉语歌唱的一种格调和形态都十分独特的民歌。它按流行地区、音乐特色、演唱方式以及文学形态等的不同，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类型。
河州“花儿”，又叫临夏“花儿”，或河湟“花儿”，它的流行地区很广，主要包括我省的临夏、和政、广河、东乡、积石山、临洮、永靖、永登和天祝等县，以及青海、宁夏和新疆诸省区。这种类型的“花儿”，音调高亢、悠长，有着很强的抒情性；其文学形态的基本样式是每首四句，前两句比兴，后两句本题。比兴的意义有些对本题起比喻或衬托的作用，有的则同本题毫不相干，只是为了借韵叶律。
洮岷“花儿”则主要在甘肃省境内流行，包括临潭、岷县、康乐、临洮、渭源、宕昌和卓尼等地。这种类型的“花儿”音调高昂、旋律平直，诉说性十分鲜明，其基本样式是每首三句，第一句比兴，其余句本题。洮岷“花儿”的歌唱方式十分独特，一般采用两个歌组对唱方式，每个歌组由三个歌手分别各唱一句，共同把一首歌唱完；歌词是由歌组中一个被称为“串把式”的歌手现场即兴编出的，快捷到一首歌仅用一分钟左右时间。
流行于兰州的“花儿”，主要是河州“花儿”，它的歌词作为民间口头文学形式之一，在谋篇艺术、修辞艺术和语言艺术等方面都是独具特色的。其谋篇艺术采用了大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花儿这种民歌更加具有了浓郁的乡土气息，言词也更为含蓄风趣、形象更加鲜明生动、韵味也更是婉转悠长。河州花儿大都是由前后两部分构成，一般来说，前半部分是起兴的，后半部分则是叙说主旨的。
如：“青青的烟瓶双穗儿，水灌者凉凉儿的；维下的姊妹一个儿，心想者长长儿的。”这里用结构相同甚至字数相同的句子来起兴，和下文形成较为整齐的对仗，借以突出主人公的相思之苦，这是劳动人民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法，貌似简单平淡，实是别有一番韵味。再如：
“兰州城里兵变了，四城门上了锁了；我维的尕妹心变了，大眼睛认不得我了。”这首花儿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兴，又有比，以兵变比心变，表达了受到打击之后的失落感。还有一种整篇用一个喻体的比式花儿。如：“阿哥是阳山的枣骝马，尕妹是阴山的骒马；白天草滩上一处儿耍，晚夕里一槽儿卧下。”这里的阿哥和尕妹被比作在草原上共同奔驰的两匹马儿，白天在蓝天白云下一同嬉戏玩耍，夜晚在马槽中相伴而眠，颇具浪漫气息。此外，花儿还运用赋的形式叙物以言情。除了一些短章外，花儿中还有一些叙事的作品，多则几十首组成一个故事片段，少则七八首组成一个故事情节。比如《熬五更》、《十更传》、《十二月牡丹》等，它们以时间月令为序，十余首组成一个整体，很具赋的性质。再如近来整理的《尕豆过兰州》，是一部典型的赋式花儿作品。它不仅全篇采用赋的艺术手法叙述了尕豆过兰州的经过，而且每一首都基本上直接敷陈其事，彻底打破了前人所谓花儿中没有长篇叙事诗的说法，为发展叙事花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兰州“花儿”演唱中，以“花儿皇后”的美名享誉华夏的苏平是不得不提的。
苏平的演唱高亢、甜美、悠扬的歌声，会把你带入天地合一、牛羊攒动、无限延伸的黄土高原和湛蓝的青海湖畔，感情自然淳朴，具有时代气息。她锲而不舍地对“花儿”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潜心研究这一中国西部独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成果卓著，她大胆创新、融汇贯通各民族民歌特色，大大丰富了“花儿”的内涵，为弘扬“花儿”演唱艺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每逢节假日、春季花会，在兰州的山上、公园、茶社等地都能听到“花儿”这种高亢悠扬的旋律。
兰州的文人学者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绩更为突出。主要整理著作有张亚雄编写的《花儿集》（1940），唐剑虹编辑的《西北回族民歌选》（1950），唐剑虹、周健编辑的《甘肃民歌选》（第一辑）（1956），甘肃省文化局编辑的《甘肃歌谣》（1960），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儿》（1963），雪犁、柯杨选编的《花儿选集》（1980）和《西北花儿精选》（1987），雪犁编选的《西北民歌精粹》（1989）等等。此外，还有许多有关“花儿”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论文主要有唐剑虹的《试谈“花儿”》（《民间文学》1955年7月），汪曾祺的《“花儿”格律》（《民间文学》1979年第6期），郗慧民的《“花儿”格律与民间文学工作的科学性》（《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张亚雄的《花儿往事及花儿探源》（《雪莲》文学季刊，1980年3—4期），柯杨的《“花儿”溯源》（《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黄金钰的《试谈洮岷“花儿”的起源》（《甘肃民间文艺丛刊》1982年第2期），苏平的《“花儿”的艺术特征及演唱风格》（《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4期），郗慧民的《“花儿”的流布》和《“花儿”的衬词》（《民间文学季刊》1987年第1期、第4期）和李恩春的《论花儿流行中的曲调演变及意义》（《音乐研究》季刊1995年第2期）等等；专著主要有郗慧民的《西北花儿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魏泉鸣的《花儿新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8月），宁文焕的《洮州花儿散论》（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和王沛的《河州花儿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等等。关于花儿的整理和研究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和深入，成为兰州民间文学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除“花儿”之外，兰州当地的民间歌谣也是异彩纷呈。无论是山野之曲，还是里巷之歌都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壮阔沉郁的风格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神奇、苦难、富饶与美好。这里有脍炙人口的动人情歌，如表现诘问的《货郎子》、表现赞慕的《相亲》、表现相爱的《绣荷包》和表现思别的《山里的野鸡娃》等都是其中的佳作；有多姿多彩的生活歌谣，如表现苦难生活的《穷人歌》，描写童养媳的《方四娘》，寡妇苦歌《女人种庄稼》，劝世歌《十劝人心》和《女贤良》、新世态歌《花喜鹊》、《活人就怕老难活》和《嫁女谣》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有活泼生动的民间儿歌，如《大拇指》、《大豆歌》、《扁豆扁》、《月亮光光》、《我和张大妈》等都独具特色，还有以《林英哭湘子》和《王祥卧冰》为代表的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传说故事歌谣以及像《点灯经》和《十上香》一类的风俗仪式歌谣等等。这些民歌在兰州大地上广为流传，生生不息，作为兰州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放异彩。
民间说唱文学
兰州的民间说唱文学主要以兰州鼓子为代表。兰州鼓子名称繁异，清代和民国间艺人手抄本称“兰州古子”或“兰州曲子”，又称“兰州鼓词”。
关于兰州鼓子词的起源与产生，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起源于宋代。《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詞話》提要说：“宋末安定郡王赵令始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又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记载，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六月初一日，孝宗游西湖，说：“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说明鼓子词起源于宋代，但其形式与今天稍异。宋代的鼓子词说唱时以鼓为节奏。以同一词调重复演唱多遍，或间以说白，用来叙事写景。现存鼓子词都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写景抒情之作，多用于朝廷州府筵席宴会，有北宋欧阳修咏西湖景物的《采桑子》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编撰的《说唱艺术简史》（北京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称：“兰州鼓子源于宋代，流行甘肃兰州地区。”形成于宋代的鼓子词，首先传入安定郡，经过赵德麟加以丰富，然后再传入兰州，又吸取了当时兰州流行的“平调”、“勾调”、“当调”的优点，成为了兰州流行的十大调之一。在宋代产生，经过数百年的流传衍变，不断发展成熟，形成了今天兰州鼓子词的独特的演唱形式、曲目内容和艺术特色。另一种说法认为，兰州鼓子词可能由宋词、元曲的诸宫调演变而来，并与唐代的敦煌变文有着血肉关系。然而《兰州鼓子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却提出一种新的见解：“兰州鼓子的产生，应当在北京八角鼓、陕西眉户的成型之后，而且应该说是由外地传来，并非由当地某一人所始创……”，“由北京八角鼓繁衍而生的新型地方曲艺——兰州鼓子，大约在清道、咸前后，便开始在当地娱乐场所慢慢传唱了。”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产生年代的差异，该书明确提出了清代的道光、咸丰时期。不过，以上几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兰州鼓子的产生，绝不是一个人所能成就的，而总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形成过程。至于哪一种意见才是正确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兰州鼓子词主要有坐唱和帮唱两种演唱形式。坐唱形式，可一人自弹三弦自唱，也可多人弹唱。弹唱者应分工不同，互相配合。演唱者不穿演出服装，不化装，不拿任何道具，不拘泥于场合地点，也无身段动作，弹起三弦即可演唱。帮唱，俗称“帮腔”、“接声”或“拉哨子”，兰州皋兰县艺人称“拉坡”。这种形式继承了宋代鼓子词的“奉劳歌伴，再和前声”。有由衬字起腔的帮唱，有帮唱衬字句，还有重复帮唱句尾。其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扬琴、板胡、二胡、琵琶、月琴、箫、笛子、梆子、小铃为辅。兰州鼓子音域幽广，旋律清雅，起伏平和，适于表达喜、怒、哀、乐的复杂思想情绪和变化多样的主题内容。
兰州鼓子词传统曲目所反映的内容，多以赞颂、祝贺、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咏物写景为主，其中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占主导地位，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思情曲，如《茑茑酬简》、《独占花魁》、《宝钗扑蝶》等；一类是英雄曲，如《武松打虎》、《林冲夜奔》、《延庆打擂》、《木兰从军》、《岳母刺字》等。这些兰州鼓子在悠扬的曲调下塑造了一个个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重现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历史民间故事，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瑰宝。它们的唱词颇具雅俗共赏的特点，既有我国古典诗词的典雅自然、委婉清幽、直率奔放、幽默风趣的艺术特色，又有古朴粗俗、游戏笔墨、口语白描的民间乡土风格。它们的词句，继承和保持了我国诗词和敦煌变文的三、四、五、七、十、杂言等长短句式的特点，同时继承了依谱填词的传统。它们的韵文，讲究平仄韵辙，通用我国北方的十三辙。语言以关陇语区的兰州方言为规范。但韵辙运用既无严格限制，也未遵循一定章法，比较自由，灵活多变。每个词段，多为一韵到底。但因兰州方言字音和发声的关系，也有几个韵辙混押现象。此外，它们的音乐唱腔在漫长的衍变和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演唱实践，形成了牌调、越调、悲宫调、平调、令儿调、百合调、海调、荡调、宫调、勾调（已失传）等十大调的声腔系列，其音乐曲牌结构也分为单曲迭唱体式和曲牌联缀体式两种。
清代至民国间，演唱兰州鼓子词蔚然成风，培养了一大批像苏韶琴、张式儒、王寿山等名家。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魁世荣、邓性奄、张国良、卢应魁、米永庆、朱延明、梁海龙、李海舟等人，经常在兰州“青年馆”、“兰山学会”等地演唱，并创立有兰州鼓子词演唱研究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和支持挖掘、收集、整理兰州鼓子词。1958年，中共兰州市委员会、兰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兰州鼓子词改革发展成“兰州鼓子戏”，在兰州市戏曲学校增设兰州鼓子班，招收学员进行培训。同时还抽调音乐工作者李耀先、罗延龄与兰州鼓子名艺人卢应魁、张国良、梁海龙、王满堂等相结合，组成了兰州鼓子戏音乐研究组。并于1960年排演了兰州鼓子戏《拷红》、《三难新郎》、《一文钱》等剧目，在兰州公演二十余场，受到省、市领导、文艺界和广大观众、听众的赞赏与好评。196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兰州鼓子词曲目和音乐唱腔专集——《兰州鼓子》。在兰州鼓子的发展史上，值得一提的是老艺人李海舟，他在鼓子的搜集、整理、创作演唱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专著《兰州鼓子研究》。此书198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甘肃省第一部对兰州鼓子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八十年代以后反映现实的曲目日渐增多，例如《智取威虎山》、《焦裕禄》、《学雷锋》、《韩英见娘》等现实题材曲目都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目前兰州市七里河区王家堡村、安宁区桃海茶社、皋兰县水阜乡等地的兰州鼓子艺人，仍然坚持开展兰州鼓子演唱活动，并有不少青年人学唱兰州鼓子词，皋兰县文化馆每年组织一两次兰州鼓子演唱活动。此外，以兰州为中心，沿丝绸之路和毗邻的临洮、定西、临夏、武威和青海省民和县部分农村，每逢节假日、婚宴寿诞、春季花会，艺人和爱好者在公园、茶社、酒楼、庭院等地欢聚一堂，都在乘兴演唱兰州鼓子。这一民间说唱艺术形式正在不断地流传发展，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兰州民间文学都以其强劲的生命力，贴近大众的鲜活性，高亢粗犷的动人旋律，成为兰州文学中一颗光彩闪亮的明星，在中国民间文学这片广阔的天空中熠熠生辉，耀眼夺目。
简牍遗书文献足征
出土篇：皋兰自古有遗编
地方文献
兰州地处西部，历来是通向西域的交通要塞和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所以兰州也珍藏了许多西北地方文献，并以甘肃省图书馆所藏为最。
甘肃省图书馆自建馆至今，一直非常重视收集和保存西北地方文献，并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均先生在1944年创立国立西北图书馆（今天的甘肃省图书馆是由1916年创建的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和1944年创建的国立西北图书馆合并而成的）时就提出要以搜集西北文献，收罗西北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为基本任务之一，这也奠定了西北地方文献藏书建设的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不懈努力，甘肃省图书馆收藏西北地方文献约15000种，5万余册，拥有了在全国图书馆界占有优势的西北地方文献藏书体系，也因此成为海内外研究西北问题的文献中心。
西北地方文献的主要载体形式有图书、报刊、档案、文告、碑志、拓片、传单、谱牒、印模等。这些文献学术价值与文物价值都很高，有的甚至在国内外都是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以下分两类略作介绍论述。
西北方志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全国图书馆现存西北地方志共793种，甘肃省图书馆就收藏了682种，占79．2％，共有2257部之多。其中流传较少，文献价值较高的罕见方志就有64种。如明万历刻、清康熙增修重刻本《重修凤翔府志》、清康熙刻《静宁州志》、清康熙刻《朔方广武志》、清顺治刻《秦州志》等都是海内珍品。民国时期编修的《甘肃通志稿》无论在志书体例、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方面都堪称一流，具有代表性。
《甘肃通志稿》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开始撰修，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完成。1934年曾将已编好的《甘肃省县总分图》和《甘肃地理沿革图表》以单行本付印，其余编好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没有付印，原稿本和定稿本均藏于甘肃省图书馆。1995年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中国西北稀见地方志》本6册。
《甘肃通志稿》是陕甘分治后编修的第三部通志。全书分舆地、建置、民族、民政、财政、教育、军政、交通、外交、职官、选举、人物、金石、艺文、纪事、变异、杂记等17纲93目，共一百三十卷，约450万字。此书内容广博，考证翔实，结构严谨，为研究甘肃历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是一部珍贵的西北地方文献。
历代乡贤著述
甘肃省图书馆等处还藏有许多兰州乡贤的著述，这在珍藏的西北地方文献中，很具特色。
根据张维《陇右著作录》记载，兰州乡贤的著述十分丰富。但是，兰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火频仍，许多兰州乡贤的著述都因焚毁而散佚，尤其明代以前的著述散佚情况十分严重，只留下一些零星的记录。例如晋代郭冲的《诸葛亮隐没五事》、北魏宗钦的《沮渠蒙逊记》、北魏赵柔的《祇园精舍图偈注解》、南朝梁释保志的《文字释训》等原书虽已散佚，但在一些史书及目录书中都有记载。
《诸葛亮隐没五事》
一卷。晋郭冲撰。郭冲是晋代初年的金城人，生平履历不详。
晋代初年，扶风王司马骏带领手下诸官镇守关中时，曾讥评诸葛亮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错误地托身蜀汉而不选择辅助曹魏，结果功败垂成，劳困蜀民。郭冲却不赞同，他认为诸葛亮权智英略，非常人所及，于是撰写此书，列举了治乱世用重典，慧眼识破受曹操指使刺杀刘备的刺客，空城记吓退司马懿大军，降伏姜维、开拓边境，大败曹丕等五件世人未曾听说的诸葛亮事迹为其辩护。诸人听罢无言反驳，连扶风王司马骏也认为郭冲所言很有道理。该书两《唐书》及《通志》皆有著录，以后官私目录皆无记载，大约佚于五代至北宋初年。
《蒙逊记》
十卷。北魏宗钦撰。宗钦（？—450年），字景若，北魏文学家，金城人。初仕北凉（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太延五年（439年），魏太武帝灭北凉，宗钦归魏，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任著作郎。后因崔浩国史案株连被杀。《魏书》卷五十二有传。
《十六国春秋》曾记载宗钦在河西撰写《凉记》十卷，可见此书初名当为《凉记》。“蒙逊”为魏史追述之词。此书为宗钦仕北凉时所撰，主要记录了北凉的国史国事。该书宋以后的史书不见著录，大约亡佚于晚唐五代时期。《晋书》卷一百二十九有《北凉·沮渠蒙逊载记》，记述了蒙逊由边将直到建立北凉的一生经历，其史料来源，当多取自宗钦的《蒙逊记》。
《文字释训》
三十卷。梁代和尚保志（一为宝志）撰。保志（418—514年），南朝梁代高僧。本传说他本来姓朱，是金城人。少年出家，圆寂后谥号“广济大师”，后代续有追赠，如“道林真觉菩萨”、“慈应惠感大师”、“普济圣师菩萨”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保志撰写《文字释训》三十卷。唐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第六、卷第五十三引该书两条，从这两条引文可推知，此书是解释文字意义的训诂学著作。该书宋代以后的史书已不见著录，大概亡佚于五代至北宋初年。
《祇园精舍图偈注解》
六卷。北魏赵柔撰。赵柔，字元顺，北魏金城郡人。曾仕北凉（沮渠蒙逊）为金部郎。北魏灭凉后，内徙京师，历任著作郎、河内太守。《魏书》有传。“精舍”是佛教寺院的别称。“园精舍”之名，典出于古天竺佛教，给孤独长者将买得的陀太子园林奉献给佛祖，作为释迦牟尼居留和说法布道的重要场所。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一份《金刚经》，是由六个印张粘接起来的十六米长的经卷，卷子前边即有一幅题为《树给孤独园》图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魏书·赵柔传》记载陇西王源贺曾采佛经幽旨作《园精舍图偈》六卷，赵柔为之作注。可见，此书是赵柔为王源贺的佛经著述所作的注解。
明清以后兰州人著述逐步丰富起来，如明代正统年间的黄谏就著有《从古正文》、《字源释义》、《月令通纂》、《补辑帝王纪年纂要》、《亢仓子音释》等书，弘治年间的彭泽也著有《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等文献。
《从古正文》
五卷，明黄谏著。此书属语言文字学著作。黄谏从古文字的角度出发，以古小篆释今楷书，考证了明洪武年间的韵书《正韵》诸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书中正文每字大书，而将疏、训诂列于其字下。黄谏所论六书之义虽然正确，但是，由于他忽视了古今文字形体的不同及古今语音的演变情况，所以，虽然所费心血甚多，但意义不大。此书共五卷，分别为平声上、平声下、上声、去声、入声。有明嘉靖十五年李宗枢石叠山房刻本。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于经部小学类。
《字源释义》
一卷。明黄谏著。附录于《从古正文》之后，亦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文收录。《从古正文》一书在不同的目录书中著录的卷数有五卷、六卷之别，这是因为有的把《字源释义》作为一部独立的书另行著录，而有的则把它看作是《从古正文》一书的补充，名为《从古正文字源释义》。此书内容与《从古正文》有相通之处，它从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汉字的偏旁部首的意义和读音，以及字典中有多少字从属于这一偏旁。此外，还解释了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文字，如一、二、三、四等数字。同时，又附录了《字源释义附编》，内容和体例与前面所撰完全相同，应当是后来又有所补充的缘故。此书有明嘉靖十五年李宗枢石叠山房刻本。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于经部小学类。
《补辑帝王纪年纂要》
一卷。明黄谏著。《帝王纪年纂要》一书，为元代察罕所撰，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自远古太昊以下，直到元仁宗延祐年间，各载帝王在位年数，每个朝代之前，略述其兴废大旨。黄谏以此书记述过于繁杂，不便人阅览，于是损繁就简，续成这部《补辑帝王纪年纂要》，并且补入元代诸帝纪年，延至明太祖洪武年间。
《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
一卷。该书由彭泽辑录，张仲英参订，段坚十四世孙段心简校录。此书体例完备，前附《明史·彭泽传》及工部尚书冯从吾、河南左布政司陆渊之、肃府左长史李用中、四川按察使陈祥等人对段坚的“评论”，使读者对其生平有大致了解。在正文中，彭泽并没有逐年为谱主立传，而是选录与其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系年，详而不繁，简而有证。除此之外，与别的年谱一般录到谱主谢世后即收笔不同，彭泽又续录了段坚去世后后人对他的褒誉行为，这些续录，更厚重了谱主光辉的一生。此书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收藏。1990年，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亦全文收录。
《容思集》
明段坚撰。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刻本《皋兰明儒遗文集》辑录其文十七篇，诗二十五首。段坚的文章，文体以奏疏为主，另有祭文、记、杂论。从其奏疏及杂论的内容上，可以看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拳拳报国之心。而且语言犀利，气势逼人。
段坚的诗，主旨与文相通，多鞭挞弊政及关注民生之作，语言直白通俗，深受中唐白居易的影响。
《防边策》
明赵英撰。赵英，字储秀，号较庵，兰县人。明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授宜阳知县，擢湖广道御史，山东巡按御史。出为保定府知府，山西参政。此书记录了抵抗外寇入侵，防备边境的策略和事件。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刻本《皋兰明儒遗文集》共辑录其文3篇，其一为《城新城记》，当即为《防边策》中的作品。主要记载了为抵御贼寇而修筑新城的史实。
《考庵集》
明陈祥撰。陈祥，字吉夫，号考庵，兰县人。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山西按察司佥事、四川按察使。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刻本《皋兰明儒遗文集》仅辑录遗文一篇，赞一篇。分别为《兰州卫重疏水利记》和《段容思先生像赞》。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陈祥的散文辞约意丰，生动有致；骈文音韵铿锵，语词古奥雅正，各具特色。
《古今对韵》
一卷。明杜宣撰。杜宣，字弘化，兰县人，明天顺三年（1459年）举人，官汾州学正。此书为小学类著作，为指导学生作诗应对，掌握声韵格律而撰。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十一字对等，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可以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多方面训练。
清代兰州乡贤的著述十分丰富，如郝璧有《兰石集》，江得符有《三余斋诗草》、《三余斋存稿》等，吴栻有《云庵杂志》，杨维仁有《周易汇参》、《医学阶梯》、《伤寒体注》、鲁纪勋有《鲁氏世谱》，张振濯有《痘疹管见》，王光晟有《晚翠轩诗稿》、《国朝画后续集》，陈育仁有《防心集》，王三祝有《敏求录》，萧光汉有《松轩遗稿》，唐琏有《书画琐言》、《证道录》、《三十二书品》、《三十二画品》、《松石斋印谱》，卢政有《半读轩私警录》、《学话》，颜鸿都有《琴学简言》、朱克敬有《暝庵杂识》、《暝庵二识》、《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柔远新书》，张国常有《重修皋兰县志》、《甘肃忠义录》，刘尔炘有《果斋前集》、《续集》、《别集》、《劝学迩言》、《授经日记》、《春秋大旨提纲表》、《果斋一隙记》、《拙修子太平书》、《果斋日记》，张维有《陇右方志录》、《陇右金石录》、《甘肃人物志》、《元魏诸镇考》、《仇池国志》、《兰州古今注》、《甘肃青海土司志》、《甘肃建设专刊》、《甘肃丛书目录》、《金城周报社论集》、《陇右经学之传授》等。
少数民族文献
兰州还珍藏有许多西北少数民族的珍贵史料，有日记、档案稿本、传抄本及早年的刻本等等，主要藏于甘肃省图书馆。主要有：西夏文书记录了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的历史；《论办河南番务函札》和《办理河南野番禀详底稿》反映了清朝政府是如何处理青海蒙藏民族关系的；《钦定兰州纪略》和《钦定石峰堡纪略》，记载了乾隆时期甘肃地区两次回民反清斗争的翔实情况；旧抄本《甘乱杂记》记载了清末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情况；《龙蛇泪痕》和《庚午纪事》是民国十七年至民国十九年（1928—1930年）河州变乱时的日记；《西域图志》、《新疆图志》、《西域识略》、《新疆四部志》等刻印本和《新疆四部纪略》、《伊犁将军马广奏稿》、《筹办交收伊犁事宜奏折》等抄本材料，都是系统研究新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
西夏文书
西夏政权是由我国古代党项族建立的，与宋政权对峙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在建国前夕，就创制了西夏文字，现在发现的西夏的官私文书、佛经、史籍、法典、文艺作品、医药书籍、历日、占卜词等，多用西夏文书写。下面介绍几件在甘肃发现并藏于兰州的西夏文书资料。
《三才杂字》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西夏时期雕版印刷的字书《三才杂字》的残页两张。它出土于武威张义小西沟岘的修行洞。该书的页面四边双栏，框高18．4厘米，每半页宽13．5厘米，行与行之间有界线。用纸为麻纸，颜色稍黄，用楷书书写，文字工整秀丽。每行有12个字，每2字为一词组，每个词组之间有一定的空白间距，而两个词组连读成一短句，格式比较特殊，所以又称为《四言杂字》。此书用通俗易懂讲故事的方法叙述了一个富贵人家子弟从小到老的一生，以此来宣扬西夏社会的道德规范。现存的两页是说西夏人因出自游牧民族，从小“好胜刚勇”，“坐卧驰走”，后来汉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西夏晚期，不仅需要勇敢，更要重视儒学。所以除了运用“父母智慧”外，还要“选择师傅”，聘请儒学老师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用儒家经典《孝经》、《论语》、《孟子》等作为教材。孩子一学“便通”，改变过去那种只是勇悍好胜的缺点，变成知书达礼的人。为此，父母“欢喜踊跃，夜夜设筵，朝朝祭神”，并请来“乐人”、“舞者”，吹笛鸣鼓，唱歌跳舞，热热闹闹庆贺了好几天。孩子也很有礼貌，不论来者是什么人，都“承迎奉送，敬礼鞠躬”。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结婚。
媳妇怀孕，要穿宽松的衣服。婴儿出生后，要“沐浴洗涤”。这里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来宣扬儒家的学说、思想。
西夏文占卜词
党项族原来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对很多自然现象难以理解，归之于鬼神，所以盛行占卜。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两张用西夏文草书书写的占卜词，是1972年武威张义小西沟岘修行洞出土的。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定为一级文物资料。第一张的内容是“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恶。申日万事吉。酉日遇于贼。戌日有倍利。亥日有喜事……”。第二张的内容是：“寅后日变甲时安。已后日变了时安。申后日变庚时安。亥后日变壬时安……”上述两张占卜词用干支纪日、推算，显然是以汉族的占卜术为蓝本的，表明汉族的占卜术已深入西夏社会生活。占卜词指出的吉凶诸事，都是西夏人日常关心的事。而上述第一件卜词残存的八日中，求财的占三日——买卖吉、求财顺，有倍利。不难看出，在西夏社会中，多讲发财致富是最受欢迎的，可见西夏商业活动的日渐兴盛。
西夏文医方
据史籍记载，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羌人原来是无医药可言的，人有病，不用医药，而是请巫师送鬼；或把病人迁到另一个房子去，认为这样可以摆脱病魔，称为“闪病”。后来，通过与汉族长期交流、相处，汉族的医药知识传入西夏，有病求医的党项人日渐增多，1972年在武威县张义乡小西沟岘大山中发现的西夏文医方就是有力的证据。医方写在本地产的上等白麻纸上，因时间久远而略发黄。现存8行文字（头、尾残缺），经翻译知有三种医方。其一，治伤寒的汤药“厚罗辛麻汤”，即用厚朴、罗勒、细辛、麻黄等中草药加水煎汤服用。其二，治疗伤寒等多种病的丸药，它是用牛膝、茛菪子等中草药研成粉末，放入面糊中，制成豆粒大小的丸药。其三，单味植物用药，即用花椒皮治疗寒气。这件西夏文医方既是研究西夏医药学水平和我国各民族间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当时武威地区多发病、常见病的重要资料，是国家一级文物，现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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