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陵的原因
大明帝国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与世长辞。张居正不但是明帝国的首辅，还是万历皇帝的恩师，他与万历皇帝的感情相当的深厚。张居正的死让年仅21岁的万历皇帝悲不欲生，而更让他痛苦万分的是，张居正死后，士大夫们便联合起来展开了声势宏大的“倒张运动”。一时间，张居正成了“伪君子”、“独裁者”的代名词。
为了让万历皇帝从悲痛与愤恨中挣脱出来，新任首辅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也就是万历皇帝的陵寝。张大学士想用这一办法来分散皇上对张居正事件的不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了。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二十三日，万历宣布，自己将于闰二月去天寿山祭谒祖陵，同时在那里选择自己的寿宫理想地点。张四维随即通知礼、工二部大臣偕同钦天监官员、风水先生，到天寿山挑选。
在风水先生与钦天监官员的联合努力下，几天后，礼部就把勘察结果报告交给了万历皇帝。报告中共有三处是为风水宝地，分别为明世宗永陵东边的潭峪岭、明穆宗昭陵北边的祥自岭、东井南边的勒草洼。
报告中分析了此三处的同一性，那就是风水奇佳，实乃帝王必居之地。其实古代所谓的风水并不那么神秘，如果我们从字面上里理解，“风”就是流动的空气；“水”就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也就是说，在聚集气的同时，又让气能畅通无阻。这样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可称为宝地。
万历皇帝很认真地将报告交给定国公徐文壁与首辅张四维和司礼监太监张宏观看，并且要三人前往核查。三人报回的答案一致：吉壤，举世无双的吉壤。
万历皇帝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仅仅几天时间就在祖宗陵寝附近找到了吉壤，难道真是天意？到了闰二月十二日，他陪同两宫皇太后前往天寿山谒陵。三天后，他带领百官亲自观察那三处吉壤。
让风水先生和百官失望的是，万历皇帝看毕后，频频摇头。他虽然不懂风水，但他说此三处不是吉壤，就肯定不是。首先，他是皇帝，其次，坟墓是他自己要住的，如果他不愿意，谁也不能非要他住。
于是，这三处吉壤成了平庸之地。万历回宫后又命令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的官员见皇帝年纪轻轻，居然对这种事如此挑剔，心中不乐，就给皇上写信说：“我等无能，还是要带更多的风水先生前去踏勘，只有这样，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
万历就下谕旨：“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选取皇陵建址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麻烦就麻烦在皇帝本人有他自己的意愿，而他的意愿又没有人可以违背和说服。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通政司左参议梁子琦自告奋勇要为万历挑选“吉壤”。他说，自己从小时就对风水学感兴趣，后来还特意拜堪舆大师学习过勘察风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风水大师了。
万历大喜，也不考验梁子琦，直接就把挑选皇陵建址的任务交给了梁子琦。而戏剧性的场面就在梁子琦上任后出现了。梁子琦先后三次前往天寿山相择皇陵建址。第一次与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前往；第二次与钦天监官员和风水先生同往；第三次与礼部尚书徐学谟前往。三次前往，宝地没有找到，争执倒一次未落。
在争执声中落下帷幕
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也是风水大师，但此人性格秉直，与梁子琦常发生矛盾。梁子琦向万历皇帝告状，万历皇帝就让陈道基回了南京。
接着，万历皇帝命令梁子琦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和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等去查勘。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最后选中了形龙山、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而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
当这些吉壤呈给万历皇帝看时，万历皇帝脑袋都大了。他无法想象在那么一块地方居然有这么多吉壤，更让他气愤的是，梁子琦与风水先生们所选择的吉壤没有一处相同。他再此下令这群人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于是，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而这三处吉壤中有一处是梁子琦寻找到的。他很高兴，但这一喜悦之情没有维持多久，大学士申时行代替张四维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子。
万历皇帝随即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此三处。两天后，申时行递给万历皇帝一份意见书，上面写道：臣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也就是说，申时行不但否定了梁子琦所选定的石门沟，还将另外两处说得尽善尽美。梁子琦自然大怒，他认为，申时行本是死读书的儒生而已，对风水学一窍不通。他否定自己所选定的“吉壤”，根本就是无理取闹。一个人的技能被人否定，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不敢直接攻击申时行，而是先攻击与申时行关系比较好，并支持申时行意见的礼部尚书徐学谟。他跟万历皇帝讲，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恼火非常。万历一朝的党争在历史上相当地有名，万历皇帝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看到：“附势植党”这四个字时，就莫名地愤怒。他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马上反击，他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
可想而知，在朝中有极大影响力的申时行的这一招绝对能把梁子琦打进万劫不复之境地。几天后，万历皇帝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于是，剩下的两处吉壤只好由万历皇帝亲自定夺了。一处是形龙山，申时行用风水师的评价说就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而小峪山更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
经过仔细斟酌，万历皇帝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万历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大峪山”。
选取陵址一事这才算尘埃落定，接下来就是建陵事宜了。
“不祥”事件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七日，万历任命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负责筹建工作。工作班子的领导都是帝国举足轻重的臣子，定国公徐文壁、首辅申时行为知建造事，兵部尚书张学颜、工部尚书杨兆为总督，工部侍郎何起鸣为提督，礼部尚书陈经邦为总拟规划。
另外，万历皇帝还组织了内宫班子，由司礼督太监张宏为总督，带领几百名太监配合申时行领导的朝廷班子。
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一，定陵正式破土动工。但是，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这一“不祥”事件成了当时万历朝的重要事件。
动工不久，钦天监官员就向万历皇帝报告说，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大量石块。再继续一挖，发现石块下面又有一大石块，这就说明石块下面无土。按照风水学的观点，宝床下无土，陵基建在石头上，龙基不稳，属于“不祥”之兆。
钦天监官员的报告还没有被万历消化，有大臣就上疏万历皇帝，说陵址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
万历皇帝惊慌不已，立即跑到天寿山，查看了大峪山附近一带地形地貌，又详细询问了在场官员，怒气冲冲地回到皇宫，将那位“造谣”的大臣贬到外地。
但是，“挖出石头”确有其事，虽然没有那位“造谣”的大臣说得那么悬乎，可万历皇帝心里还不是塌实。他找来申时行，希望申时行能给他安慰。申时行果然就安慰他，说，石头大抵是土中之骨，有骨有肉才为吉壤。
这种安慰果然起了作用，万历皇帝下定决心要把建陵事业进行到底。为了让其他人安心，他说，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
同时下诏，戒以后不允许有大臣再为此事争论，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后来，认为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处罚。
一些明史学家说，万历皇帝并不是不信邪，他之所以坚定地认为大峪山是吉壤，无非是想平息朝廷的党争。他刚即位不久，就已经领教了士大夫们的拉帮结派。他们会因为一芝麻小事而互相攻击，直到把芝麻攻击成西瓜。据说，“不祥”事件后，万历皇帝在第二年曾带人悄悄又看过几处地方，但都不是很理想，这才彻底绝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
就这样，从万历十三年八月到万历十八年六月，整个工程持续了约五年时间，用去银子达八百万两。在陵墓营建期间，万历皇帝不止一次地亲自巡视工地，并对参与此项工程的各级官员给予嘉奖。
但是，“不祥”事件并没有因为他的嘉奖与陵墓完成而结束，该余波一直延续到万历二十三年。此时，定陵已建成五年。明朝的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在观看了定陵后，大声疾呼，应易地建陵。他认为，“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
时间已经过去五年，许多人都淡忘了。况且，万历皇帝此时已经不上朝，对这种小事根本不想知道，也不能知道。
万历皇帝处在深宫里，等着自己死掉然后进入那豪华无比的陵墓，去另外一个世界享受着子孙万代的拜祭，从而继续过着逍遥富贵的生活。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也没有想过，在他死后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他的王朝就被李自成击毁，紧接着又被清朝取代。而就在那个时候，许多人都讲，明朝的气数从万历时就已经尽了。依据就是他的定陵，就是发生的那次“不祥”事件。
用风水师的话来讲就是，大峪山的风水的确不吉利。因为三百年后，定陵被新中国挖掘了。有人说，定陵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是万历皇帝该得到的报应。也有人说，是巧合而已。那么，在报应与巧合之间，定陵到底倾向于哪一面呢？也就是说，定陵被挖是真的风水不好还是万历皇帝的所为惹得老天愤怒而让它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呢？
万历皇帝的“作恶”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是为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点也不好，首先是不上朝，其次是派出矿监税使与百姓争利，还有一些小事诸如立太子的情绪化等等。所以，后史学家说，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在这里，我们不想论证万历皇帝是不是好皇帝，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昏君，但其尸体现在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地下。而为什么万历的尸体却被文革时的红卫兵揪出地面，百般蹂躏呢？
或许，“杀人父，人杀其父”这句话大概能解释万历皇帝尸体的下场。当然，这只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断。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就能得到报应的话，那世界上也不会有这么多恶人了。
万历皇帝在位时做了几件大恶事，就是，挖别人的坟。
太监陈奉就是他的手，他用皇权的脑袋指挥着或是默许着这只手去干那些被老百姓称为“丧尽天良”的事情。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万历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做出把怀孕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天地间的事能被他想到的，他就都把这些事情做了出来。
为害人间的同时，陈奉又把魔爪伸向了阴间。他是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太监，不信鬼神；他同时也是个恶魔，遇人杀人，遇鬼杀鬼。在湖北，他把境内的诸墓一一发掘，盗得财宝无数。可笑的是，开始时，陈奉并没有盗墓的念头。而他有这个念头却是在处理一件盗墓案时萌发的。
有一次，下属呈给他一份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与贪臣。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
陈奉立即派人把徐鼐等捉来，先是一顿板子，接着就是要他们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万历皇帝心里暗喜，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黄金。遂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
陈奉办理完这个案子后，得知了皇上龙颜大悦，他敏锐地嗅到皇帝高兴的原因。于是，他开始对他权利范围内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没名的坟墓全部开挖。
民人掘墓“得黄金巨万”的信息竟然能够诱使办理此案的官吏亲自挖掘坟墓，从而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发掘，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
在帝制时代，杀老百姓未必能引起公愤，因为老百姓在帝王眼里是最无意义与价值的一种动物。可是如果对死人动脑筋，就要考虑一下后果了。死人虽然不能讲话，但在“慎终追远”的帝制时代，自有活人会为死人说话。
先是百姓们对陈奉大怒但不敢言，巡按御史玉立贤上奏万历，请皇帝下旨停止陈奉的盗掘行为，但万历皇帝不理睬。有官员出面反对这种事，百姓就壮了胆。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百姓冲击陈奉的办公室，陈奉脑袋后面挨了几砖头逃出了武昌。但不久，他又带领一批军队回来了。因为有了军队，陈奉更加肆无忌惮。大有挖地十尺，挖尽死人财宝的气势。
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又向万历上奏，揭露陈奉“威吓诈骗官民，犯上违制自称千岁”等罪行。当时的大学士沈一贯也代表群臣请求将陈奉撤回，以免在湖北闹得无法收拾。但万历皇帝全都置之不理，这种靠山的态度决定了陈奉的挖墓野心，最终，他野心勃勃地将目光投向了显陵。
显陵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里面的主人是朱翊钧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嘉靖皇帝在老父亲死后就为老子修筑了显陵。显陵的营建断断续续长达47年，规模宏大，陪葬丰厚。可以说，这是一座王陵。
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动它。可动这座王陵不像动其他墓一样，即使万历皇帝默许了，朱家其他子孙也未必肯允许。陈奉先是在显陵附近的枣阳矿山日夜动工，接着，派出人手通过矿工挖掘出的洞，转到另一面进行盗掘。
当地知县王之翰知道陈奉的德行，派出人侦察后发现陈奉果然用心不良。他立即进言阻拦，结果，陈奉先他一步让万历皇帝逮捕了他。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万历皇帝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仅是召回了事。据说，陈奉两年之后离开湖广，将搜刮来的金银财宝用船只运出时，舟船首尾相连，长达数里。
仔细一想，万历皇帝也很有意思，连自己的祖坟都敢挖，这不但是大逆不道，还是丧尽天良，猪狗不如。
也许，正是因为他有这样丧尽天理的行径，所以在三百多年后，自己的陵墓也被掘。“报应”之说可不信哉？
试想，明朝十三陵，为什么被挖的是定陵？当年的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时是否想到过万历这个“罪过”，还是歪打正着，“不小心”挖到了定陵？
挖掘定陵：玄机重重
在十三陵中，定陵的规模仅次于长陵，在其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曾遭受过三次大火，地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明末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门，攻下十三陵。由于崇祯皇帝曾经挖过李自成祖宗的坟墓，李自成就以牙还牙，让士兵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城墙与城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
过不久，清人入关，由于崇祯皇帝对其祖先——金人的陵墓进行过挖掘活动，所以，他们也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并放火焚烧了定陵和德陵。庆幸的是，定陵明楼异常坚固，大火对它并不能起作用。而且，没有人知道它的入口，所以，它短时间内还算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先是批准挖掘长陵。但经过许多无用功后，又人就把挖掘定陵的提案交到了中国政府手上。于是，定陵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挖掘的古代皇陵。
但是，挖掘工作并不顺利。1956年5月，试掘工作正式开始。但是没有人能找到它的入口。大概是老天一心想要让万历皇帝付出他应该付出的代价，当考古队在定陵宝城挖掘时，一处城砖脱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在此下手，探沟刚刚挖到1米多深，就在宝城内侧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块砌在墙里的石条，擦去石条上的泥土，3个刻在石条上的字显露出来：“隧道门”。
挖掘队伍欣喜不已，经过十几天的挖掘，在城墙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券门，同时在探沟的两侧发现了两道砖墙，两墙之间形成一个隧道，伸向宝城的深处，挖掘队判断这就是通向地宫的隧道。为减轻挖掘工作量，考古队没有继续第一条探沟的挖掘，而是在第一条探沟的延长线上挖开了第二条探沟。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后，第二条探沟一直没有新的发现，在第一条探沟中曾经出现的隧道砖墙也奇怪地消失了。
四个月后，挖掘工作出现新了转机。有一天，在第二条探沟的深处，一个参与挖掘的民工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上面刻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明朝人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这块石碑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考古队在通向宝顶中心的方向开挖了第三条探沟。到第二年5月，考古队穿透厚厚的土层，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在金刚墙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许多人都认为，这应该就是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
一般情况下，金刚墙是皇帝陵墓地宫的防护墙，墙后便是地下玄宫，可以说找到了金刚墙，就是找到了地宫。可以断定，进入圭形门券，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下玄宫了。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
但是，越是接近目标，发掘人员的心情就越紧张。在他们印象中和一些传说里，皇帝的陵寝都有机关和毒气。他们虽然不是报着盗墓的心态而来，但机关和毒气并不知道。
正当这些人惶惶不安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个老头，神秘地对他们讲：“我家藏有祖传陵谱，说的就是这定陵。你们知道吗？这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上面有一只小船，要想见到万历皇帝的棺椁，必须乘舟而过。有一万丈深沟，沟底铺满铁刺，上面铺一条翻板，要想渡船过河、踏板越沟，必须是生辰八字相符者才能成功，不然小命不保……”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这些希奇古怪的东西，但是，他们对历史还是有敬畏之心的。西方的金字塔以及其他的大墓，有的确实埋有盗墓者的尸体，但这些盗墓者的死因是由于墓中内在的力量冲击，还是外在力量所加害，谁也不知道。特别是盗墓繁荣昌盛的中国，坟墓里有多余的死尸现象极为平常。有的墓一打开，里边就有三四具盗墓者的尸体。但从多数尸体的形状、神态和墓葬的环境可以断定，大都是外来力量的侵袭所致。
对于首次科学的发掘，玄宫里到底有什么，谁都不想猜测。据说，古人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变质，会放些保护性的药剂，这些药剂和地宫的腐料气体相混和，变成一种致人性命的毒气是很合情合理的。另外，据一些史料记载，唐以后的诸家皇陵大都有暗箭、弓弩，这种冷兵器虽然在现代兵器面前不堪一击，可暗箭难防。况且，从来没有人盗墓后会说里面有什么暗器。
传言和野史吓不倒伟大的科学工作者，胆怯与惊恐是要被优秀科学工作者唾弃的。因为不信鬼神，中国人才敢挖掘皇陵，因为报着考古的光明正大的目的，所以，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挖别人祖坟。
为稳定发掘现场情绪，郭沫若、吴晗、邓拓、郑振铎先后来到发掘现场并告诫科学工作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做好妥善准备，以保证人身与文物的绝对安全。”
学医出身的郭沫若还有具体说法：“古墓有尸毒，你们必须注意。”为具体防范进入地宫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危险情况，发掘委员会为工作队配备了防毒面具、马灯、矿井安全帽、胶皮手套、福尔马林等。
在拆除金刚墙时，发掘人员戴上了防毒面具，将里面的砖抽出来后，并没有暗箭射出，只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从洞口“哧哧”的窜出，一直持续了好久。
就这样，在谨小慎微的拆除，万历皇帝和他的地先宫殿展现在了科学工作者的面前。等待万历皇帝的将是什么呢？
万历皇帝的骨架
人们发现万历皇帝和他两位皇后的棺椁时，棺椁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在精心的准备后，考古人员打开了万历的棺椁。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棺椁。打开棺材以后，人们看见它凸凹不平，上面盖着一层金被，金被也部分糟朽塌陷了。考古人员开始对棺椁内的文物进行逐层清理，一直清理到第11层，才找到了万历的尸体，尸体已全部腐烂，只留下了一个干枯的骨架。
据后来统计表明，地宫中出土的文物达3000多件，其中除少量祭祀用的礼器，绝大多数都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随葬品里有被称为冕的皇冠，还有一些为皇帝专用的铠甲、腰刀和弓箭。在棺椁中发现了用150根细如丝发的金线制作而成的金冠，还发现了4顶皇后戴的龙凤冠，用黄金、翡翠、珍珠和宝石编织而成，其中一顶镶嵌着3500颗珍珠和各色宝石195块。大量的丝织品让人们眼花缭乱。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这些财富，许多丝织品被拿到地上来转瞬间就失去了色泽，转而成为灰烬。
随着万历皇帝陪葬物的悲惨结局的出现，万历皇帝的尸骨也开始了他的厄运，确切地说，是他报应来了。首先是，他的形象被北京博物馆人员修补成了地主形象。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钩鼻子下挂着一张血盆大口，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左腿长，右腿短，身体极不平衡地站立着，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他的两个皇后则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冶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
形象被毁后，他的报应依旧继续。过不久，“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小将冲进定陵，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抬出广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随后将三具骸骨焚烧。除尸骨被焚烧外，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也被烧成灰烬。万历皇帝在大火熊熊中又死亡了一次。已经过去三百年，他为他三百年前所做的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但是，恶魔即使被乘除或是被钉死，他的恶毒的灵魂也不肯放过平定他的人。1990年秋，当专家学者到定陵重新寻找当年定陵被挖掘的历史资料时，听到了一个恐怖而又令人不解的消息：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大家见到这块表面虽剥蚀、整体却完好的棺木，如获至宝。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请人打做棺材，以备后事。第一具棺木制成后，老太太蹬腿归天；第二具刚刚完工，老头子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
是传说还是真实，已无须较真。定陵和他的主人遭受到了如此凄惨的命运，理应向人间讨回点公道。
它与它主人大概是幸运的，毕竟，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挖掘的古代皇陵。这份荣誉就值得任何人为它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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