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见面之前，我早已把可能找到的先生的照片细细审视了，我想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气质的人，虽“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然而“形神兼备”却又是古典信条，谁能推翻？看先生的照片（尤其《文学沉思录》一书的扉页上那个半身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金丝眼镜框中那双明亮而充满睿智的眼睛，既是灯，又是剑，仿佛要穿透、消解一切黑暗，斩断一切魔手；其熠熠发光，晶莹而深邃，显示了心灵的光明与力量。怪不得莎士比亚云“眼睛是人类灵魂的窗户”。直面时，通过这双眼睛，你会领到许多“潜台词”——令失道者胆怯，令偷生者难以直起腰来。先生的这种“灵魂式”的眼睛，我领受过无数次了。从日常谈话到修订文稿，从严肃到诙谐……最深刻的还是我完成《审美的文化选择》一书的写作后，很希望先生为我作篇序言，国平先生也颇同意。我心里不无胆怯地提出来之后，先生转动那双灵魂式的眼睛直射着我，说“你用五分钟的时间，把大作的内容说给我听听”。拙作原是《审美中介论》的中下卷，长达五十万字，写完书之后，一放下连许多章节都记不起了。我的天呵——五分钟！我只好硬着头皮，画了两个图，指指点点，支支吾吾说了一通，总算是“自圆其说”了，但先生一直皱着眉头，细细思考，似是跟踪我的思路……那时我在先生身边的感觉（尤其在先生目光的照射下），正如旧私塾里学生背书，没有背熟却又要在老师面前非背不可的那种难堪。当然先生没有表示拒绝，但也没说“马上命笔”（后来诸多原因没有写成）。然而那双“灯与剑”式的眼睛，却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为了证实我的发见，我问过许多接触过先生的人，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先生的最大特征是那双灵魂式的眼睛。
先生有时也喜欢问问我有什么爱好，诸如打球、游泳之类。我是体育运动爱好者，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似乎在说“你看在这一点上，我比先生强呢”，殊不知先生并不示弱，他更滔滔不绝地说当年他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当领导时，带领一班年青人打排球、赛排球的热闹情景。说得好不威风呵，笑声中显示了他那春风得意的飒爽英姿。2001年我到衡山宾馆看他，闲聊之后，中午吃饭了，他说“走，下去”，一马当先，从六楼直冲一楼，脚不沾地似的，我跟不上他，便说“先生走慢点，摔跤可不得了”，他颇自信地说：“不会，不会的。”（听国平说，先生得病的前几年，每天早上先生都约他一块“快步走”，一走便是一个多小时，如风一般）那时，他快八十高龄了。没过两年，我再去看他时（住市委小招待所），却一落千丈，那可恶的前列腺癌袭击了他。走路要手杖，下楼梯要一步一步地慢慢移动……然而，他那双“灯与剑”式的眼睛仍是锐利而熠熠放光，仍能穿透黑暗，看破“谜底”。正是那天，我问他“你看电视时看的什么呀”，他又微笑地说“我看足球”，我则说，看足球最讨厌，球场大，几十人满场跑，远不如篮球排球精彩。他则说，“我专门看他们怎样配合”。这一说，我呵的一声，大有醒悟，这绝不仅仅是“足球问题”，而是“人类如何更好地活下去的问题”。
先生的兴趣很广泛，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文艺理论家、文化思想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早期还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我撰写关于先生的论文时，他把出版的小说集也寄来了，[4]那篇不足万字的《脚踪》，留给我的印象至今难忘。我常想，如果他当年走小说家的路，其成就也决不在一般作家之下。至于他的书法，尽人皆知也，不必赘述。
先生好“辩”，思维的闸门一旦打开，如长江三峡，难以拦阻。那气势、那境界，都在力求“自身的完美”。他不是那种吞吞吐吐于“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过，但是”诸如此类的圆滑家。1992年在华东师大召开了一次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年轻人一见到元化先生，个个争着和先生搭话桥、聆听教诲。会议一开始，北京一年青学者便向先生请教学术疑难问题，先生即席答复，滔滔不绝，不饮水，不休息，直陈了近两个小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只能解释为一种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先生所重者，是对人的“新启蒙”，一旦进入学术思辩，便身不由己了。
凡见面时，我都按习惯就我之阅读见闻，把那些涉及对先生的“议论”、批评，如实地转达。有人说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们把“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三大派：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他脱口而出，高声斥道“他们才是文化保守主义”。又有人说，他的文化批评“情绪化”，先生则淡然一笑置之。2002年秋，我和饶芃子教授去看他（国平先生也在旁），我又按习惯转达别人对他的议论。其中有些论者，根本就不熟悉先生的学术体系，属于无的放矢；有的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乾嘉学派的评论，先生在许多文章中从正面作了论述，尤其是其考据贡献，后来在某篇文章结尾处也顺笔写到乾嘉学派在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先生的用意，我以为是无可厚非的。但先生收笔时，考虑欠周密：文章快结束了，又拖出一个新问题来，尚未展开应有的阐释，便戛然而止。引至那些专从事“商榷”的人之“商榷”。因此我直劝先生“今后写文章，不要在快结束时，又拖出新问题来”。他颇有点不服气，又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后来我只好打断他的话，说“时间到了，去吃饭”，才暂告停止。路上饶芃子教授对我说“你不要和他争了。你说不了他，我也说不了他。见面时谈谈其他东西就行了”。
先生是国务院授予博士导师资格的最早的一批元老。先生带博士有独特的方法，亦有独特的要求。他不求多，只求精。有一次和先生谈起带博士生的事，他说“我不带多。不带则已，带，我要从头管到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呵！对比当今的博导们，一带便是七八上十个，多则十余二十个。一个学期师生难得见一面，从何谈起“从头管到脚”呢。先生的所谓“从头管到脚”，就我之所见，有几桩事至今不忘。一是“手把手地教”。我第二次在先生家中见先生时，一位博士生坐在他身边，先生侃侃而谈，时而严密，时而轻松不已，把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关节点，如春风化雨般送进学生心田中。先生不喜欢那种高头讲章、声嘶力竭的讲授法。他完全承继了韦卓民先生“手把手”地教他四书五经的那种“家庭”方式，也许这亦是一种“秘传”吧。这种“理智与情感”相融合的传授方式，大约亦是深得孔夫子养育七十弟子之妙吧。因为我坐在客厅中，先生不能让我“冷场”太久，讲授告一段落时，先生即站起来对学生说，“这是劳承万先生，得好好向他学习”，我起立还礼致谢。先生继续对学生说，“今天晚上就不留你吃晚饭了，客人来了”。先生的规矩，大约是利用一个下午的整段时间，“手把手”地“谈学”，然后留学生吃晚饭。先生想得多么周到、体贴。二是为博士生毕业后的工作单位牵肠挂肚，劳苦奔波。不管是就业于国内或国外，均是如此。先生带的博士不多（大约总共才四五个吧），但都是“精品”。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远的在日本、美国，近的在上海身边。先生心里总是牵挂着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学走路一样，走得太快的，担心他们摔跤；走得太慢的，催他们快些迈步。
我1988年提职教授，先生给我的论著作了评议。他因为太忙，嘱博士生代抄好后转寄给相关单位，但没有盖先生单位的公章，只盖了先生的私章。相关方面认为必须加盖华东师大公章才行。反反复复，跑来跑去，弄得那位博士好苦也。先生知道以上盖章问题之后，风趣地说：“公章在世界上不一定行得通，反而我的私章倒行得通。”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看着他们师徒的劳苦，真让我感动不已。
自撰写关于先生的学术论文之后，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将来你能写一本关于我的评传么？”我频频点头。但至今18年了，“评传”尚不知在何方。先生没有督促，我也就偷懒，加之90年代之后上十年时间，我都担任了学校中一些不大不小、不咸不淡的行政职务，工作较忙，也就无暇顾及“评传”了。其次，当今的人物“评传”，真如雪花飞舞、尘沙漠漠，到处堆满着，谁看？近年退休后，才忽然想起，尚欠先生一笔“债”，每当想到此，都十分内疚。但我又不愿意备受精神压力（哪怕是自生的内源压力）的折磨，所以奋笔一气写了以上这些拉拉杂杂的回忆，未知当否？只是一想到先生那约法三章：“实事求是，不要无端吹捧；不增不减，要写出真实来”，心里又是不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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