湨梁村手记-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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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根据我父亲生前留下的手记整理的。那天,我坐在大厅里父亲生前常坐的老布沙发上,翻阅着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跃进亲历记》。书中写道:三教堂养猪场一头母猪一胎产下62头猪仔,应城县“保证一个红苕1万斤,力争一个红苕2万斤”,亳县亩产水稻40808斤,象山县最大的一颗“卫星”亩产水稻16万斤,昌邑县的中学生提出为亩产20万斤小麦而奋斗。浮夸风、浮躁风和接踵而来的大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亳县农民因缺粮只能吃树叶、树皮、谷糠、稻壳、棉籽壳充饥,一些农民因大量吃槐叶、椿叶、蓖麻子、苍耳子中毒死亡。芜湖县殷港村殷港小队22户人家86人得过浮肿病,饿死11人。叶县旧县公社妇女得了浮肿病,子宫下垂,“不是一般的下垂,而是掉出体外,挂在裤裆里”。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偶尔听到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讲起那个年代的事情,仿佛在听一个遥远的故事和传说。

    我看到这些类似于天方夜谭的亲历记,禁不住掩书嘘唏,思绪翻滚。我深深地被那个年代忽视经济规律、脱离客观实际、浮躁浮夸及其带来的灾难所震撼。

    母亲走过来,看看我手里的书,问了问我的感受,回她的房间去了。不一会儿,母亲拿出一包用牛皮纸包裹着的东西放在我的手上,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你好好看看,整理整理,不知道有没有刊物能发。

    包裹手稿的牛皮纸颜色已很陈旧了,外面用纸绳扎着,像是一包年代久远的文物。我打开包裹,急切地翻了翻,发现是父亲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温县湨梁村当驻村工作组副组长时写的手记。手记中,父亲记录了湨梁村的一些事情和人的故事,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叫司马柳树妈的女人,父亲在很多地方都写了她。有时写得很有文采,洋洋洒洒。有时则欲言又止,几笔带过,好像有意在隐藏着什么。

    我静下心来,用了一段时间研读父亲的手记,整理出《湨梁村手记》,寄给了省里的黄土地文学杂志社,很快就发表了。

    一天,一个男人找到我。这个男人大约50多岁,波浪般的长发披在肩上,额头上勒着银灰色的缎带,戴着墨镜,身后跟着几个青年男女,众星捧月一般。他们手里拿着一本《黄土地》。那个男人说:我叫司马柳树,是湨梁村的。

    我一听是湨梁村的司马柳树,立刻紧张起来。没料到野地烧香引来了群鬼。我赶紧让座倒茶,说:我只是把父亲的手记整理整理,有什么不妥,你们多多包涵。

    司马柳树摘下墨镜,笑了。他说:薛老师,你的《湨梁村手记》勾起了我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父母之间个人的恩怨情仇已成为历史了。那时的社会太浮躁,浮躁得近似疯狂,真像我母亲当年说的王祥吹猪。不过,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说:那是,那是。

    司马柳树说:我想把你的《湨梁村手记》改编后拍成电影贺岁片,名字暂定为《疯狂的年代》,预计能收入10个亿。想请你当顾问,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我吃惊得有些语无伦次:你拍?拍电影?10个亿?

    司马柳树没有说话,他用两个手指头夹着一张黑色的名片,很优雅地画了一个圆圈,然后递给我。我看见上面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只有几个烫金的大字:中国司马懿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司马奥卡。我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噢,你就是司马奥卡?

    司马奥卡还是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司马奥卡是中国影视界的大腕,是名扬国内外的大导演,拍过很多大片和贺岁片,经常到戛纳电影节去走红地毯,有时一次轮番走好几趟,有时站在红地毯有人推他也不肯下来。可惜他拍的电影我一部也没有看过,他的大作、大名和参加戛纳电影节活动的事,我都是从报纸电视上知道的。

    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个穿着裤头、上身裸露、满身汗灰、头上沾着草屑、端着一大碗面汤和抱着一个女人大腿猛咬、咬得那个女人“娘啊娘啊”直喊的孩子,无沦如何也想不到他竟会是眼前这个著名大导。

    司马柳树半眯缝着眼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司马奥卡,我的艺名。

    正说着,和司马奥卡一起来的小伙子手机响了。小伙子捂着嘴接听一会儿,弯下腰,把手机捂着夹在裤裆里,轻声问司马奥卡:董事长,王总电话,说胡导的《人鬼绝恋》报纸上登了,一周票房收10个亿,我们的《狗马情深》两周才7个多亿,咋办?

    司马奥卡很平静,用嘴“呼呼”吹了两下手里的墨镜,说:给王总打500万,起用水军,说《狗马情深》五天票房15.763亿。

    小伙子点着头,从裤裆里掏出手机,捂着出去回电话了。

    我有些发呆,说不出一句话。脑子里发木,一片空白。过了好一阵才有些清醒。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的日记》里写有一句话: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原载《十月》2013年第3期

    原刊责编 赵兰振

    本刊责编 章颖

    作者简介:冯俊科,男,1972年参军,198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现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首都出版发行联盟主席。出版有《江河日月》《并不遥远的往事》《写在墙上的思念》《千山碧透》等文学作品集,《西方幸福论》《帝王治国策》《两槐居论稿》专著和《有话直说》杂文集等。多篇文学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读者》《中华文学选刊》《人民文学》《北京日报》等报刊。《江河日月》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

    创作谈:历史永远不可忘记

    冯俊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故乡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这些政治运动和灾难岁月对中国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给我留下了永生的记忆。

    这篇作品就是那一历史阶段生活的缩影。

    那个时期,生养我的村子千把口人,瓦房少,草房多,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对于村里人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大世界。村里的小人物们,一生都在这里劳动、流汗、娶妻、嫁汉、生儿、育女。大队书记、大队长、小队长等,都是大人物。最大的人物是驻村工作组长老靳们。这些人对村里人有生杀予夺大权。村里人看见他们就两眼恐惧,听见他们说话就两腿发抖。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浮躁、浮夸、造势、造假之风,给村里小人物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特别是在吃大食堂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人物们为了活命而得到一把麦籽、一块红薯、几穗老玉米、几棵青菜等,会被游街、批斗,有人会被逼傻、逼疯,还有人为它们竟付出生命。已经发表的作品《上吊自尽的老黑妈》《被逼疯的憨俊》和《燃烧的玉米地》中的林八爷等,都是那一历史时期的人物,都与司马柳树妈有着相同的遭遇和命运。

    规律是不可违背的。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用热情代替冷静,理想充当现实,主观扭曲客观,无视社会和经济规律,终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现代社会中,司马柳树妈的子孙们早已忘记先辈们的教训与悲剧,他们摇身变为司马奥卡,不仅重起浮躁、浮夸、造势、造假之风,而且刮得风起云涌、天昏地暗,使人们眼花缭乱、真假难辨。更为可怕的是,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司马奥卡式的人物,这些人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变换方式,有的虚报政绩,大搞形象工程;有的用苏丹红腌食品,剧毒农药种蔬菜,三聚氰胺养奶牛,瘦肉精养猪,甲醛兑白酒……我常想:这样下去,悲剧难道会避免吗?

    《湨梁村手记》只是想告诉读者: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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