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可以非常温柔、耐心，当她面对从劳改营逃出来的病人斯黛拉时。这个好几次从劳改营逃出的小女孩，浑身像长满了利刺，却只对芭芭拉一个人抱以莫名的信任。斯黛拉抽取脊髓时，芭芭拉将她的头搂在怀里，柔声安慰她，那形象仿佛一个母亲在呵护自己的孩子。
她也可以非常炙热，当她与自己的男人约会时。她奔跑着扑进那个男人的怀抱，男人来自西德，一个被一堵高高的柏林墙分隔开来的地方。他们只能在郊外的树林里短暂见面，迫不及待地亲吻、搂抱在一起，享受片刻的欢愉，或是在宾馆偷偷摸摸地约会，避开他人的眼目。在这些时刻，芭芭拉才仿佛还原了性别，还原成一个有温度的女人。
芭芭拉在人前披挂起的冷漠铠甲，无关性格的内向外向，无关人性的善恶，只是因为她的生活处在被监控中。“以前的囚禁把她的生活弄得支离破碎了。”很难想象，一个时刻被监控的生命，可以自由舒展快乐地生活。也就难怪，在芭芭拉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安德烈第一次送她回家时，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你是被伪装过的。”她已无法相信任何人。在高压监禁的状态下生活，信任他人成为一种疑难。
芭芭拉住处的楼下，经常停着一辆黑色汽车，只要芭芭拉从官员的视线中莫名地“消失”几个小时，回到家的她必定会受到一番严密的搜查。她的包、行李箱被随意打开，衣服一件一件被从头摸到尾。而她本人，则由临时叫来的女官员，在卫生间里让她脱光衣服，用那双戴上手套的手仔细地搜查一遍。
在整个过程中，芭芭拉没有丝毫的反抗，她只是表情冷漠一言不发，黑眼睛深沉而冷峻。她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这种不告而至的强行搜查。但是，暗中，她在反抗——她筹划并等待着逃往西德的时机。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柏林发表演讲，题为《我是一个柏林人》。此时，在东柏林、西柏林这对一胞兄弟之间，已经竖起了高三米多、戒备森严的柏林墙。而墙的两边，许多家庭的亲人不得相见，许多恋人必须忍受分离的痛苦，许许多多人的自由意志成为空气中的泡影。
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分裂，仿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残留下来的一处巨大伤口。不同的意志、不同的理念分别在墙的两侧施以统治。东德政府严禁东柏林人进入西柏林，但东柏林人却用尽各种方法希望突破此墙的拘囿，他们翻墙、乘热气球、挖地洞、潜入运河、跳楼、开汽车撞关卡……有人成功，有人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直到1989年，柏林墙才被一拥而上的人们拆除，次年德国终于获得统一。
柏林墙是“冷战”时期的标志，也是自由被囚禁、生命被奴役的象征。德国影片《芭芭拉》（又名《女医生的秘密》）中的女主角，就是千千万万希望从东德的囚禁和奴役中逃出的代表之一。她不被政府允许填写迁离申请，因为“工农阶级资助了您的学业，现在到了您回报给他们的时候了”，只有以自己方式寻求逃离。
芭芭拉来到这个卫生所，她身边的人已经被提前告知了她的身份、过往历史，医院的同事、租住房的房东都担负着对她进行监视的责任，还有将监视作为本职工作内容的政府官员。在专制的世界里，没有自由的容身之地。监视成为常态，搜查成为常态，囚禁成为常态。与之对应，戒备成为常态，不信任成为常态，冷漠失语成为常态。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保障自身的安全，芭芭拉不得不避开人际间的交往，宁可独来独往，将自己隐藏在冷漠盔甲的背后。
在地下室找到的一辆自行车，让芭芭拉有了逃出监控的可能。她骑着这辆车去郊外，拿到一包钱和一张约定会面的纸条。纸条被她撕成碎片丢到了火车的窗外，钱则被藏在郊外乱石的下面。那里可以辨识的标志，是一个硕大的木制十字架。风，这自由的象征物，激荡着野地里的林木，吹起群鸦的鸣叫，吹翻了自行车，也吹拂着一个女医生不为人知的秘密。
“离开托尔高，离开这该死的国家。”托尔高，一个极端左派的劳改营。这该死的国家，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却到处存在监视囚禁奴役的国家。斯黛拉向芭芭拉倾吐的心愿，其实就是芭芭拉不曾与人言的心愿。也正因为此，芭芭拉对斯黛拉抱以同情和怜悯，她在斯黛拉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
面对西德恋人的表白，“我可以来你这边，和你一起生活……和你一起在这里，我会很幸福的。”芭芭拉回答，“你疯了，你在这儿不会好过的。”只有亲历过的人，才知道精神被压迫、捆绑的痛苦，那甚至是爱也无法拯救的。在这份恋情中，爱有几分，对逃离的渴望有几分，孰轻孰重？唯有芭芭拉知道。她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逃离东德，而诸多东德女人与西德男人恋爱，就是想以此为跳板，跳过高耸的柏林墙，脱离苦海。
同事安德烈以自己天性中的温暖，时不时向芭芭拉投来关注的目光，伸出扶助之手。芭芭拉尽管会生硬地谢绝，但没有谁会拒绝真诚的温暖和真心的交流，即使是有过特殊经历、被特殊对待的芭芭拉，她的心也在慢慢地融化、软化。
安德烈因为一桩医疗事故被下放到这家卫生所。作为掩盖这桩事故的条件，“他们还希望我能随时交换机密，并且向他们上报情报。”需要上报的情报，包括那些企图自杀的人、从劳改营逃出的人、被监控对象的动态……原来，安德烈也是一个因曾经的过失而被国家机器胁迫的人。他向芭芭拉坦言了这一切，开始赢得芭芭拉的信任。
撇开这一附加的身份，安德烈是一个待人温情、有同情心、有责任感、也有生活情趣的男人。他不肯敷衍对待每一个病人的病情，利用休息时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事物葆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对于芭芭拉，安德烈有善意的提醒，有切实的帮助，他希望帮助芭芭拉恢复正常的生活，但他并不知道芭芭拉的秘密。芭芭拉以一个怀有秘密的女人的微妙心态，既抗拒着他的关心，又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
从芭芭拉对待斯黛拉的方式，可以看出她其实是个内有温情的人；从她对待服药跳楼青年马里奥的方式，可以知道她有着极好的专业素质和极强的责任感。她对弱者，对被压迫者始终抱以同情，对施加和参与迫害者，则抱以无声的蔑视。像她这样的人，原本应该拥有更幸福的生活。
马里奥被救活，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的他，却被发现丧失了情绪。他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喜怒爱憎，那些让人之为人的复杂而微妙的情绪。影片的这一情节，是否寄放了某种喻意：在东德监禁高压的政治生态下，如芭芭拉之类的人，其实已经丧失了自由表达情绪的可能，他们的隐在病征和马里奥一样。
因为马里奥的病情，四处寻找安德烈的芭芭拉，在咖啡馆与官员不期而遇，原本以为被背叛的芭芭拉，却看到安德烈并不是来此与官员会面，而是在治疗他病重的妻子。在这里，芭芭拉看到一直恪尽职守、森严对待她的政府官员，也只是个普通人，有忧愁的普通人。安德烈之所以帮助他，也正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而非他官员的身份。在安德烈眼里，只有病人、非病人的区别。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芭芭拉在不知不觉间对这个男人生出了暧昧的情感，在她即将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
此时，不知是出于即将逃离的放松情绪，还是对这个男人不由自主的好感，让芭芭拉露出了笑容，可以算得上灿烂的由衷笑容。影片不动声色地将芭芭拉送至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真正爱情的到来，一方面是身心自由的可能。为爱而留，还是为自由而出走？
斯黛拉的再次出现，成为一枚砝码，让芭芭拉最终做出了选择。她将难得的离开东德的机会留给了斯黛拉，这个急需帮助的弱女子，而自己选择了留在墙的这一边。
此片获得了2012柏林影展评审团大奖、最佳导演奖。影片的叙事不是浓墨重彩式的，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有静默的情绪流淌。许多情节只由片言只语的对白和无声的场景、微小的细节交代，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观众自己去填补，仿佛一篇剪裁得当、留白高明的心理小说。
比如，芭芭拉在郊外与男友约会时，被人从树边挪到小路旁倒在地上的自行车，莫名瘪掉的车胎，是否代言了无所不在的监视，和填满内心的恐惧感？
比如，西德男人约会时带给芭芭拉的西德香烟、丝袜，这些生活物品，在东德的稀缺品，是否表明这恋情中除了爱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当芭芭拉弹奏着安德烈给她的琴谱时，那暖黄灯光下的面容，激情的手势和旋律，是否泄露了她真实的内心，和内心的渴望？
比如，在安德烈的实验室里，悬挂着伦勃朗的画《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对于这幅伦勃朗的成名作，安德烈有自己的关注点，刚刚被绞死的阿里斯·金特，不合常规的解剖步骤，被错置的左右手，众人目光聚焦的解剖学教科书，“伦勃朗的画上其实包含了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只有他们能看到，就是那本教科书上的《手的结构解剖图》，由于这么一个错误，我们就不会一直盯着医生的眼睛看了，我们会去关注他，阿里斯·金特，这位被害人，我们应该关注他，而不是边上那些人。”
这无疑是对伦勃朗这幅名画的另辟蹊径的解读。相信有其深意在，却未能被我们完全领会。对于一部影片，我们看到的部分和我们没有看到的部分，才构成了它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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