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报馆，除宿敌，这些事吴四宝、佘爱珍也曾动手干过，但总叫人觉得干得不痛快。因为这些报馆大都在租界之内，行动起来难免碍手碍脚。去年夏天，砸《导报》，砸《大美晚报》，佘爱珍都亲自参加了。砸《导报》是因为它替共产党说话，鼓吹“全民族团结抗日”，报馆里混进了共党分子。至于《大美晚报》，还有《华美晨报》、《中美晚报》、《新闻报》等等报纸，都打的是外国人投资的旗号，其实是中国的抗日分子在办报，处处与汪主席的政府作对。什么“沪西歹土”，又什么“歹土”里住的都是“三点水”，这些名词就是这些报纸最先创造出来的。“三点水”指什么？指的就是汉奸。玩这种文字游戏，你们谁比得上我胡兰成胡大主笔？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不砸你们砸谁？
想起去年佘爱珍率领弟兄们潜入租界砸报馆的故事，真乃又可笑又可气。那次行动是去年的7月22日，本来选定的袭击目标是《大美晚报》，没想到《大美晚报》的人已得到了消息，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弟兄们正顿足泄气，佘爱珍说道：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既然来了岂能空手而归？你们给我抬头看，马路对面还有一家报馆，报名叫《中美晚报》，与《大美晚报》只差一个字。“大美”也罢，“中美”也罢，反正都不是好东西，正好“中美”现在有人，我们就冲进去先把“中美”给砸碎！
也只有佘爱珍有这样的智谋，换了别人带队能如此机敏果断？但是令人懊丧的是，弟兄们正大打出手干得痛快，公共租界的巡警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跑来了！他们抓走了几个弟兄，并将弟兄们关进巡捕房。佘爱珍也险些被抓，幸亏她会巧舌急辩。她说：我一个女流之辈，手无缚鸡之力，我敢来打架吗？我不过是出于好奇进来看了两眼，我这眼睛犯了租界的哪条法律？
租界里的法官们不仅不给日本人和汪主席脸面，反倒拿这事大做文章，以“行凶滋事”罪对“76号”的弟兄们判刑。胡兰成闻听此事好不生怒，立即起草一份申诉书交吴四宝，向法院提起上诉。李士群也不怠慢，写信给审理此案的刑庭庭长郁华，要求他撤销原判并赔礼道歉。信中恐吓说：望君三思而行，否则休怪无礼！这郁庭长郁华竟不识时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76号”立即采取行动摸查这个郁庭长的背景。郁华，字曼陀，浙江富阳人氏，排行老大。他的三弟不是别人，正是被日本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左翼作家郁达夫。胡兰成当然也早闻郁达夫之名。这个左派文人，他是郭沫若在东京读医科大学的同窗好友，并曾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就职，积极鼓吹抗日。去年（1939年）年底，他跑到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晨星”副刊的主编，写了大量的抗日文章，还被推举为华侨抗日救国委员会执行委员。尤其令胡兰成嫉恨的是郁达夫居然桃花运走红，与一位小他十余岁的美女结为伉俪。这美女名叫王映霞，不仅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容，还是个毕业于杭州师范学校的才女。郁达夫前去新加坡办报，王映霞也一同前往。胡兰成虽被称为“大众情人”，但这种才子佳人式并且引起社会轰动的浪漫得可以写成传奇故事的美妙爱情他至今还没享受过，遗憾之余，不能不对郁达夫又眼红又仇恨。
郁华居然敢与大日本帝国作对，又有这么一个混账三弟，留他在世上干什么？暗杀郁华的地方选在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他前往法院上班的路上。杀手是经过吴四宝佘爱珍亲自挑选的，计划又是佘爱珍亲手制定的，因此马到成功，枪响人倒，郁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死了（六年之后，1945年8月，郁华的三弟郁达夫也在苏门达腊被日本宪兵杀害。郭沫若闻讯后悲愤地写道：“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天皇拿来上绞刑台！”）。
佘爱珍虽然诡计多端，但是，如果不是租界内的各种特别制度限制了“76号”的行动自由，吴四宝和佘爱珍又何必费这么多周折呢？现在可好了，有了佘爱珍的大闹租界，就为“76号”大大地赢得了胜利，租界警方不得不同意“76号”的人可以带车带枪自由出入。看今后的租界之内，到底是谁的天下！
胡兰成在上海的公馆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美丽园，离静安寺和愚园路都不远，家务事由他的老婆全慧文和亲侄女胡青芸料理。难得有几日清闲，他每日里喝喝茶，翻翻自己的旧文章，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越来越觉得如今的日子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公元1906年2月，胡兰成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个叫胡村的村庄，排行老六，名蕊生，字兰成。嵊县与蒋介石的家乡奉化紧邻，因此胡兰成曾以此为荣，多次在与人比阔时抬出不凡的出身地，说道：“你们某某地出了个某某人有何了不得，我还是蒋总司令的同乡呢！”当然鱲，自从投靠汪精卫主席后，他再不与蒋介石攀老乡。
胡兰成的家可称得上是人丁兴旺，仅他这一辈就有兄弟七个。他祖父是做茶叶生意的，并且自己家里有制茶的机器。祖父去世后，家道渐渐衰落，以至生活拮据。好在他于十二岁时过继给了一户姓俞的无子女的大财主家当义子，得益于义父义母的关爱，他不仅衣食无忧，并且在求学的路上一路春风。他十三岁那年才正式入公学读书，但他天资聪颖，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接着进绍兴城读高小，又读一年中学。再接着是更上一层楼，由舅家表哥吴雪帆引导进杭州城，考入蕙兰教会中学。在校数年，每年寒暑假大都在义父家度过，过的是锦衣玉食“小官人”似的快乐日子。
在蕙兰中学读书期间，胡兰成还有一桩幸事，那就是结识了表哥吴雪帆的同班好友斯颂德，并且也与颂德成为朋友。斯家是大户人家，颂德的父亲曾任浙江省军械局局长，家里还经营有人力车公司。颂德的母亲乃敬佛行善之人，出手大方，仁义厚道。颂德的姨娘十分年轻漂亮。颂德的小妹妹也活泼可爱。在往后的日子里，胡兰成便与斯家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兰成在蕙兰中学读到四年级，眼看就要毕业了，却因在校刊上发表一篇披露某青年会干部账目不清的文章而得罪了教务主任。最后事情越闹越僵，结局是他被开除。他倒也满不在乎，回家乡后就娶媳妇当新郎，然后留在家乡当小学老师。是年他二十岁。新媳名叫唐玉风，是由父母做主定下的婚事。婚前他也曾随大哥到过一次唐玉凤家，借口是买茶叶，实为偷看未来的老婆长得漂亮不漂亮。可惜唐玉凤躲躲闪闪，害得胡兰成并没看清她的面目，因此，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叹息道：“千万年里千万人之中，只有这个少年便是他，只有这个女子便是她，竟是不可以选择的，所以夫妻是姻缘。”
唐玉凤后来为胡兰成生有一儿一女。胡兰成留在家乡胡村教书一年，次年春天应聘到杭州城站邮局当邮务生。没干多久，因得罪局长被开除。回家乡闲居两月，百无聊赖，他决定到北京求学。到了北京燕京大学却未能成为学子，只是在副校长办公室当抄写员。如此一年下来，感到前途渺茫，不如回家抱孩子。此时儿子已满周岁，还没取名字呢！回到胡村，胡兰成为儿子取名胡启。无所事事的日子难熬，不久他又离开家乡到南京求职。无果，就跑到了杭州，住进读蕙兰中学时的学长斯颂德家当闲客。这一住，就住出了风流故事。前文说过，斯家是有钱人家，并且斯母又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如今斯父已去世，人力车行仍在，家里家外之事由斯母当家。胡兰成虽是走投无路入斯家的闲客，但斯母仍将他当亲生儿子看待。斯家的儿女，称呼之中都带一个“官”字，以示亲切尊重，例如斯颂德被称为“颂德官”，斯颂德的小妹妹斯雅珊被称为“雅珊官”。现在胡兰成住进来了，斯母告知全家人都尊称胡兰成为“蕊生官”，足可见斯家对他的恩德之真之厚了。
斯颂德如今已在光华大学读书。颂德官的妹妹雅珊官年方十六岁，正值豆蔻年华，生得活泼可爱，于是就成了胡兰成追逐的目标，常对她明里暗里挑逗。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胡兰成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我仿佛存起坏心思，虽然并没有事。我是在她家这样彼此相敬，不免想要稍稍叛逆（好一个‘稍稍叛逆’）。原来人世的吉祥安稳，倒是因每每被打破，所以才如天地未济，而不是一件既成的艺术品。”如此说来，不是蕊生官的失礼，而是斯家人的大错特错了！
斯家大院里还有一个女人，引得“蕊生官”胡兰成心猿意马，她就是斯颂德的庶母范秀美。这位范氏秀美，是斯颂德父亲的小姨太，年纪轻轻，才只二十三岁，膝下有一七岁的亲生女儿名叫言言。一见到范秀美，胡兰成的心跳就加快了，正如他后来在文章中所写：“姨奶奶亦如此，只出入时遇见叫我一声胡先生，我却因她年轻，生得明眸皓齿，雪肤花貌，说话的声音娇亮使人惊，每回倒是不好意思也叫她。”
胡兰成常对范姨奶奶眉目传情，虽然暂时得不到回应，但心里已是春意盎然了。又有活泼可爱的雅珊官常在身前身后，这斯家大院真如大观园令人留连忘返了。就连杭州城也变得美丽无比，叫人乐不思蜀，于是他笔下又有了：“杭州城里艳阳天气，六街如画，吴山上有蜂喧蝶飞。”
但是好日子不长久，斯颂德终于从大学给胡兰成写来一封信，请他离开斯家。胡兰成虽恋恋不舍，但也不得不走人。斯母依然宽厚待人，设馔为胡兰成饯行，并赠他五元银元作回家路费。
胡兰成回乡下呆了半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他心有所念，终于又重返杭州，硬着头皮走进斯家继续当闲客。有着一颗菩萨心肠的斯母仍然接纳了他，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地，后来沾沾自喜地著文述道：“其后大约过了半年，我又来杭州，仍住在斯家为客，这路费也只有我的厚脸皮，可来得也自然，斯伯母亦毫无芥蒂，相敬重如故。梁元帝采莲赋：‘畏倾船而谊笑，恐沾裳而敛裙。’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是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
重返“大观园”，日子过得好不快乐。这时他的舅家表兄吴雪帆已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任校长，邀他到该校教书。胡兰成虽舍不得离开斯家，但也不好意思长期白吃白喝，只得又与“大观园”作别。斯母又一次为他饯行，陪席的还有姨奶奶范秀美，这一陪，只陪得胡兰成心里更添多情的挂牵。
胡兰成在外面的花花世界里快乐潇洒，而他的妻子唐玉凤却在乡下上奉老母下养儿女，起早贪黑勤劳持家毫无怨言，她哪里知道丈夫在外的所作所为。胡兰成在中山英专干了一段时间，转往萧山县的湘湖师范任教。在“湘师”，他对人言说他没有妻室。忽一日，一位农村妇女怀抱一个小女孩来找胡兰成，这便是唐玉风和女儿胡棣云。胡兰成好不恼怒又好不尴尬，“我见玉凤来到，吃了一惊。学校里女同事与同事的夫人都摩登，玉凤却是山乡打扮，但我惭愧倒不是因为虚荣势利。往年我在蕙兰中学读书时，一次父亲看我，我亦不喜。”第二天，胡兰成就把老婆赶走。
唐玉凤满怀热情来见丈夫，没想到遭此冷遇，回到胡村后就一病不起，很快就撒手而去。临闭眼的时刻，她渴望见丈夫一面，但胡兰成却不在身边。唐玉凤一死，不久小女儿棣云也夭折了。无牵无挂的胡兰成决定远行，经表哥吴雪帆的同学崔真吾介绍，他离开浙江，到达广西梧州，继而又到南宁。在南宁一中教书一年，再到百色继而柳州，一晃就是五年光景。
在南宁一中时，胡兰成看上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同事李文源。他借与男同事打赌为名，要当众抱住李文源亲嘴。“是时已快要打钟吃夜饭，南国的傍晚，繁星未起，夜来香未放，亦已先有一种浓郁，李文源房里恰像刚洒过水似的，阴润薄明，她刚洗过浴，一人独坐，见我进来起身招呼，我却并不答话，抱她亲了一个嘴，撒手就走了。”亲嘴倒是亲过了，但他并不打算娶李文源为妻，因为他听说李是共产党分子，闹不好会惹杀身之祸的。
亲嘴事件实在有伤风化，因此胡兰成被校方解雇，不得不离开南宁。他很快又相中了一位名叫全慧文的女子，并迅速与她成婚。婚后，全慧文接连生育了一儿一女。但胡兰成的心情却越来越郁闷，不仅仅是越来越不喜欢拖儿带女的黄脸婆全慧文，更因为哀叹怀才不遇，这教书匠的生涯何处是尽头？
机会终于降临，1936年春夏之交，经崔真吾推荐，胡兰成兼任《柳州日报》编辑。他抓住这难得的机遇，连连为报纸写稿，用他纵横捭阖运用自如的文笔讨论国是评品政局，以求得到政治实权大人物们的赏识。不久，李宗仁、陈济棠等人在两广发动“六一事变”，要求蒋介石抗日。胡兰成急忙写文章攻击兵变，并大骂不拥护中央的地方武装势力，以此向蒋介石讨好。可叹蒋介石并没看到他的文章，因此也就未能发现他这个难得的政治人才，他反而弄巧成拙得罪了广西军方，被桂林驻军司令部抓进牢房。偷鸡不着反蚀米。但胡兰成毕竟不同凡响，他有一支巧言善辩的生花妙笔，他己意识到今后的富贵荣华甚至身后美名都得靠这支笔了。他在狱中给桂系军政首脑第二号人物白崇禧写信，他知道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爱惜人才，尤其看重文人。他的信写得洋洋洒洒，声明他所批评的地方武装势力是指共产党，而广西军队是国人仰之的正规军。他为广西的将军们大唱赞歌，言辞委实感人。这封信果然取得了奇效，白崇禧不仅命令放了胡兰成，还送给他五百大洋。
胡兰成有了白将军给的五百大洋，脸上好不光彩，于是带着妻儿衣锦还乡。途中，他遇到了老熟人古泳今，二人促膝交谈。古在《中华日报》报馆任职，此报是汪精卫名下的报纸。这时的汪精卫虽尚未公开投日，但已在散布“和平救国”理论了。古泳今知道胡兰成笔杆子厉害，就请胡为《中华日报》写稿。胡兰成回家后就动笔，为汪精卫的理论高唱赞歌。两篇文章连发，不仅引起汪精卫注意，就连日本人也惊喜地发现了政治新秀，把他的文章在日本的报刊转载。
胡兰成一举成名，时来运转，《中华日报》诚聘他任职。于是他来到了大上海，成为汪精卫麾下的大秀才。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同年11月《中华日报》停刊，社长林柏生到香港办《南华日报》，继续为汪精卫的政治主张鼓与呼，胡兰成也被聘为该报编辑。除了办报之外，胡兰成还要给汪精卫写政治报告，并参与汪精卫写作班子的工作，因此就越来越被汪精卫青睐。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宣布脱离重庆国民党政府另立炉灶“和平建国”的主张。何为“艳电”？这是从古诗韵中取得的雅意，韵书中的第十二辙第二十九韵是去声字“艳”字，这“艳”字便代表了12月2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以标榜汪精卫周围的文人的学识之高雅。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0日在《南华日报》隆重推出，同时也发表了胡兰成以“流沙”为笔名连夜赶写的配合文章《战难，和亦不易》。如此一来，胡兰成就更加成为汪精卫的心腹之人了，汪夫人陈璧君亲自到香港看望胡兰成，命令林柏生夫妇安排最好的医生给胡兰成治眼病，又把胡的工资一下子涨了好几倍。这还不算，汪精卫还每月发给胡兰成两千元的“机密费”。
接着，汪精卫决定《中华日报》复刊，亲命胡兰成为总主笔。胡兰成此次回上海，可真是鸟枪换炮了，他鞍前马后跟随汪精卫，成为汪的大秘书。家庭生活也焕然一新，老婆全慧文早已令他厌恶了，因此就娶了个比自己年轻十余岁的小妾，她名叫应英娣，舞女出身，美丽又妖娆。现在，胡兰成对这一妻一妾做了合理安排：全慧文留在上海带孩子，应英娣随胡兰成住在南京。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10日，星期一，由胡兰成精心打造的《中华日报》复刊号登台亮相。头版头条，刊登的是汪精卫的重要长篇文章《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
报纸同时也在重要位置发表胡兰成写的“编者按语”（即复刊词）。胡兰成写道：“汪先生发表艳电，建议和平，方冀和平可致，国土得而恢复，主权得以确保，则抗战之目的已达，建国之大业可期。……今当复刊，适逢汪先生此文，示全国以和平反共之途向，授同人以救党救国之方针，拨乱反治，转危为安，唯此一着，谨为刻诸篇首，借作复刊之前奏。”
幸福的日子过得快，1939年宏图大展，1940年风光无限。新年伊始，胡兰成的百余篇反共、亲日、和平建国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战难和亦不易》，汪精卫亲自为此书写序，可见胡兰成在汪主席心中的地位了。汪主席还多次接见胡兰成，情挚意切嘱道：“兰成同志，我把宣传的事托给您了！”
胡兰成毕竟是个文人，并且是个聪明绝顶的雅文人，他明白“汉奸”的名声到底不是好名声，是要遭世人唾骂的，因此不可把卖国的嘴脸表现得太露骨。婊子立牌坊并非是办不到的事，胡兰成为了避“卖国”之讳，竭力把汪精卫的行为说成是“爱国”，并提出了“争取主动的和”这一新鲜遁辞。有了“主动”二字，“和平建国”的美丽牌坊不就立起来了吗？心照不宣的汪精卫对胡兰成感激涕零，在给胡著序言中夸道：“胡兰成同志于声明以后发表许多重要论文，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极深刻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的和’，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
胡兰成在政坛上是如沐春风，在情场上更是如鱼得水。南京有秦淮河，六朝粉黛依然香浓。上海有四马路，中西合璧佳丽如云。新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哪一个不喜欢这些地方？上自汪精卫、周佛海，下至丁默邨、李士群，又有哪个没有几桩风流韵事呢？至于胡兰成，那就更是无须说了，不然怎会得一个“大众情人”之雅号？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