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俄罗斯民族至上到各民族一律平等
俄罗斯民族在沙皇时代被视为上帝的宠儿，在社会生活中一直享有特权地位。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宝座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马克思主义者在把这一转变通过法律制度加以确立的同时，充分利用俄罗斯民族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引导先进的俄罗斯民族支援和帮助落后的非俄罗斯民族，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俄罗斯民族至上论的否定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所在。列宁和斯大林高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旗帜，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同时，致力于克服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
（一）“各民族一律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
大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完全平等，任何民族都不应该享有特权。列宁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本国各民族一律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消除民族之间的种种隔阂”。[147]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内，不管是大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尽管大民族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可能会高于少数民族，但大民族不能因此而享有特权，因为“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是同完全平等的原则密切联系着的”，[148]否则就与民族平等的原则相背离，而且还不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实现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为此，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明确表明：“对少数民族不能有丝毫的压制、丝毫的不公平！——这就是工人阶级民主的原则。”[149]并且在自己的旗帜上郑重写上：“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任何民族，任何语言都绝对不能享有任何特权。”[150]概而言之，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承认民族和语言的平等，不仅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同志般团结一致的利益也要求各民族的最完全的平等，以消除民族间最微小的不信任、疏远、猜疑和仇视。”[151]
实现民族平等，必须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各民族间在政治上法律上都成为平等的关系。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真正实现民族平等的目标，“需要我们给文化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以真实的、经常的、真诚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帮助”，[152]就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具体来讲：
一是先进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列宁认为，实现民族平等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平等，但事实上却是不平等，为了实现民族平等，我们就应该从事实上不平等这一起点出发，用过程中的不平等即大民族对自己采取不平等而对少数民族采取优待、援助等措施，来提高少数民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从而否定事实上不平等这一起点。为此，大民族首先要接受这一思想观念，即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中实际形成的不平等。为了提高大民族工人阶级的思想认识，列宁多次强调，大民族的工人阶级必须对少数民族作某些让步，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或让步来抵偿他们在过去历史上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不信任、猜疑和侮辱。1919年3月，列宁在他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指出：“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绝不是像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从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是不能实现的），而是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接近和融合起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工人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如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对犹太人，鞑靼人对巴什基尔亚人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153]在1923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他进一步告诫全党：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提高各落后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乃是全党的一项迫切任务。因此，全党同志务必在思想上统一起来，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和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最终实现各民族间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平等的目标。
二是要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多方面援助。列宁主张大民族、先进民族要从财政上、技术上和人力上提供无私的援助，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真正做到以让步来帮助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进步与发展，消除民族间的不信任；要把土地归还给本地居民，使他们同俄罗斯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土地权；苏维埃政府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和语言，以实现法律上规定的民族平等权利。在列宁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俄共（布）十大提出了通过先进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民族及其工人阶级对后进民族的无私援助，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方针，同时还决定在边疆地区建立工矿企业，把一部分大型的工业企业由俄罗斯中部地区转移到各落后的共和国，在派去科技管理干部的同时，培训当地的民族工人干部。在《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列宁还特别强调指出：“鉴于乌克兰的文化（语言、学校等）多少年来一直遭受俄罗斯沙皇政府和剥削阶级的摧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责成全体党员用各种办法帮助铲除妨碍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在乌克兰地区的俄国共产党员应切实保证劳动群众有用本族语言进行学习和在一切苏维埃机关中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应坚决反对人为地把乌克兰语排挤到次要地位的企图。”[154]正是通过采取这些经济、科技、人才、文化、教育等措施来援助少数民族地区，才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是要努力加快落后民族的自身发展。列宁认为，对少数民族进行多方面的援助是大民族、先进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这种援助毕竟只是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种条件，能否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尽快发展起来，迎头赶上先进民族，关键还在于后进民族的自身发展。因此，必须着眼于“造血”的角度来对他们进行援助。为此，他要求各少数民族地区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本民族本地区的发展战略，切不可“抄袭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和我们的策略产生的条件及其结果”。[155]为了切实增强少数民族的发展后劲，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文化，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56]为此，必须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加快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工业企业中，要任用当地的工人和干部，以便从实践上培养人才。人才是最宝贵的东西，有了人才，就能使少数民族地区尽快发展起来，从而赶上先进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真正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了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斯大林提出了以下措施：其一，要改善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状况，扩大使用当地语言的各级学校网。其二，“俄罗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在边疆地区、在文化上落后的各共和国……内建立工业基地”。[157]其三，要“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使他们有可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158]其四，根据民族生活习惯的特点进行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如为当地居民开办工艺学校和技术学校、为当地居民开办农业训练班、给当地居民发放低息农业贷款等。
（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团结构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理论。一方面，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战略思想。随着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整个世界已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都是被压迫民族”。[159]英、法、美、俄、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解放运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过去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变成了为推翻帝国主义反动统治而同无产阶级并肩战斗的重要方面军。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空前地高涨起来。在这种革命形势下，为了推进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列宁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战略思想。
另一方面，列宁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实现民族团结必须坚决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民族团结的大敌，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原因就在于：一是民族主义者主张“民族至上”，抹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二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不惜牺牲全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民族主义鼓吹民族至上，以全民族的代表自居，往往打着全民族的旗号对外实行民族侵略、民族压迫。但是，当它遇到帝国主义强国的进攻时，它就实行民族投降政策，不惜牺牲民族利益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三是民族主义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实行强制的民族同化、民族歧视政策，在国外则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政策。对于民族主义的种种危害，列宁一言切中其要害：“民族主义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东西，民族主义是一种陶醉于华而不实之词的极度的疯狂”，[160]“任何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间起极大的腐蚀作用，都会使争取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161]
反对民族主义首先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俄国主要表现为大俄罗斯主义。历史上，沙皇政府大肆宣扬“黑帮”的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不仅对其他民族造成了极大的民族伤害，而且在俄罗斯的劳动者中也造成了严重危害。由于大俄罗斯主义在历史上的根深蒂固，致使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大俄罗斯主义还在苏维埃的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并不时流露着。由于大俄罗斯主义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列宁指出：“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只要大俄罗斯共产党人“稍微有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就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会带来很大的害处”。[162]但是，大俄罗斯主义的根深蒂固决定了其残余影响和“腐蚀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除的”，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自觉同大俄罗斯主义划清界限，做到敢于和善于同大俄罗斯主义交锋，做好与其斗争到底的心理准备。当然，反对民族主义也必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同样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障碍，它对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为此，在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问题上，共产党人也必须立场鲜明，给予坚决的批判和反对，决不可迁就纵容，姑息养奸。当然，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即基于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特别是作为大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而形成的，因此共产党人对地方民族主义应采取有别于大民族主义的策略。
斯大林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民族团结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民族团结以及各民族走向联盟的问题。一方面，要按照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行各民族的自愿联盟。各民族的联盟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斯大林就指出：“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163]当苏维埃俄国打退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平息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后，斯大林总结这三年来的革命经验时指出，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在于各民族的团结和联合、相互支援，就在于各民族共和国在军事上的联盟，“如果没有俄国中部和俄国边疆地区的相互支持，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俄国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铁爪下解放出来”。[164]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单独的苏维埃共和国都不能认为自己能保证不会在经济上枯竭，不会在军事上被世界帝国主义打败”。因此，“无论从军事方面或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苏维埃格鲁吉亚和其他一切苏维埃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各苏维埃国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互相支援是这些国家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165]在各民族走向联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三大障碍：其一是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的存在和影响，其二是十月革命前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其三是各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消除阻碍各民族走向联合的这些障碍，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使各民族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成为人们所了解和亲近的政权；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部应当有各民族的代表参加，以此造成使各个共和国的需要和要求都能无条件满足的环境；必须在苏维埃的中央最高机关中设立一个能够反映所有的共和国和民族的需要和要求的机关。[166]
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斯大林在列宁关于反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专门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有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在苏维埃俄国主要表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三个企图，即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别；企图准备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企图破坏民族平等权利原则，破坏党关于民族化与报刊、学校及其他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化的政策。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是，力图独树一帜并在本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力图抹杀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力图用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潮流的方法来防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力图漠视那些使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接近和联合的东西，而只看到那些能使他们彼此疏远的东西。[167]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实质决定了民族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破坏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无产阶级民族纲领，阻碍着各民族的自愿联盟事业，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因此，必须对民族主义予以坚决的打击。一是重点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由于地方民族主义是由大俄罗斯主义引起的，是“一种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畸形的防御形式”，因此“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做坚决斗争就是铲除民族主义残余的最可靠的手段”。[168]只要无产阶级集中自己活动的全部力量和斗争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就能打垮大俄罗斯主义，与此同时，反俄罗斯主义的地方民族主义也就自然被打垮了。二是实现苏维埃机关的民族化。所谓苏维埃机关的民族化，就是在各级苏维埃机关中，保证有各民族的代表参加，在民族共和国苏维埃机关的组成人员中，要以当地的少数民族为主，在各民族共和国的学校、党政机关中，要使用当地群众所懂得的语言，在适合本民族生活习惯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把苏维埃政权从俄罗斯的政权变成各民族的政权，变成所有共和国特别是那些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落后的共和国的劳动群众所亲近、了解和爱戴的政权。”[169]三是设立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二院即民族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肃清民族主义残余，保障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又一项重要措施。因为民族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仅能反映所有劳动者的阶级利益，而且还能反映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没有这种不仅反映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且反映特殊的独特的民族利益的代表，那就不可能管理这样的国家”，[170]也不可能肃清民族主义的残余、实现各民族拥有平等管理国家的权利。
（三）“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列宁、斯大林阐述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问题。
为了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列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民族平等作为各民族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本身就内含着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权利。只有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反之，只有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各民族平等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民族团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反过来，当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经济生活越丰裕，教育文化事业越繁荣，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也就越有保障，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也就越强。由此可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第二，必须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不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生产力也是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它决定着民族的内部结构即生产关系，决定着民族的精神面貌，决定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维护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发展繁荣，归根到底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决。列宁在《给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中就指出，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资金，利用同意大利、美国等国家进行商品贸易的机会，尽力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利和灌溉业。为了使社会主义拥有先进的生产力，他认为必须发展大工业，“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171]社会主义既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制度、消灭私有制并建立公有制，也要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和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生产力水平低下、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为了发展大工业，他主张厉行节约，通过大量积累资金，来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172]只要生产力迅速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富强、各民族的繁荣昌盛就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保障，列宁对此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满怀信心地说道：只要“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一切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潜力”，我们就可以向所有的人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的前途的发展阶段。”[173]
第三，必须关心各民族的具体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各族人民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民族差异的长期存在，又决定了各民族具有各自的具体利益。列宁认为，维护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必须关心重视各民族的具体利益。为此他指出：“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就是创造条件来排除在这一方面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顾虑，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174]因此，为了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维护各民族的安定团结，就应该关心各民族的利益，通过满足他们的具体要求来调动各民族参与国家管理和建设的积极性，发挥各民族人民的创造性，从而为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必须对落后民族进行无私的援助。在社会主义阶段，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先进民族必须对落后民族进行无私的援助。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少数民族生活在边疆等偏远地区，生产力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其社会发展状态处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这就与生活在中心地区的先进民族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落后、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为了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和繁荣，先进民族应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出发，对落后民族进行无私的援助。这种援助包括政策援助、经济援助、文化援助、人才援助、教育援助、科技援助等多种形式。对大民族、先进民族而言，这种向落后民族提供的无私援助，好像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的手段是为了实现平等的终极目标，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因为“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175]为此，先进民族就应该对落后民族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就应从多个方面对落后民族进行无私的援助，从而最终达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为未来各民族融合为一体创造条件。
斯大林基于对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状况的认识，提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必须“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使他们有可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176]
一是要改善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状况，扩大使用当地语言的各级学校网，支持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要“不断地坚定不移地使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内的国家机关和党机关民族化，就是说在文牍工作方面逐步使用当地语言，负责工作人员有义务学会当地语言”。[177]无论在诉讼方面或在学校中，都不得强制采用任何‘国’语！每个区域选择一种或者几种适应当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语言，并且在一切社会机关和政治机关中都要遵守少数民族语言和多数民族语言完全平等的原则。“让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起来，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以便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创造条件。”[178]
二是要采取多种措施来培养和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必须使边疆地区的一切苏维埃机关，即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直接政权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尽可能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当地人组成”；“必须把当地人民群众中的一切优秀人士吸收到这些机关中来”；“必须把当地劳动群众吸引到国家各个管理部门（包括军事部门）里来”；广泛地创办用当地民族语言授课的各级各类学校，以此来培养党的干部、国家机关干部、经济管理干部以及各种技术干部。[179]
三是要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水平都比较落后，因此他们还不能充分享用法律所赋予的平等权利。为了贯彻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纲领，真正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胜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真正地和长期地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发展文化和经济，帮助他们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180]
四是要从各民族地区实际出发，调动各民族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边疆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必须“学会十分灵活地吸收各民族中一切比较忠顺的分子参加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向他们让步，学会既能灵活地同党内的民族主义做坚决斗争，又能为吸收本地人和知识界等等中间的一切多少对我们忠顺的分子来参加苏维埃工作而进行同样坚决的斗争”的本领，充分估计到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并抛弃那种企图搬用中部工业区经济建设办法的思想观念。持有这种思想观念的同志“不懂得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是相差很远的。此外，他们还不懂得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彻岑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兹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因此斯大林认为：“如果不适应当地的条件，不周密地考虑每个国家的各种特点，就办不成任何重大的事情。”[181]另一方面，为了“促进这些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82]就必须“取消旧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或者是在内战环境中所造成的各种各样形式上和实际上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妨碍东部各民族在摆脱中世纪残余和已经被摧毁的民族压迫残余的道路上发挥最大的主动性”。[183]
二 苏维埃政府主导的“救世”实践
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了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苏维埃政府发起了支援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轰轰烈烈的援建运动，顺应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中传统的“救世”论观念，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热忱，同时也体现了国际主义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民族团结与民族互助。
（一）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苏联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经济十分落后，许多地区的民族工业长期处于空白。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等民族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经济形态之中，而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等和雅库特人、楚克奇人、布里亚特人以及北方与西伯利亚的一些部族处于原始的自然经济、游牧经济和渔猎经济形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指出：在6500万非大俄罗斯人口中，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和亚美尼亚以外，剩下的约3000万主要是突厥语系人口（土耳其斯坦、阿塞拜疆大部分、达格斯坦、山民、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无产阶级，多半还保存着游牧经济和父权制氏族生活方式（吉尔吉斯、巴什基尔、北高加索），或者还没有完全脱离半父权半封建的生活方式（阿塞拜疆、克里米亚等），但是已被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总轨道。
为了尽快改变民族地区工业落后的局面，消灭民族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搬迁工厂、派遣技术专家和干部及工人、财政支持和免税及信贷优惠等多项政策性措施。
首先是有计划地在边疆地区建立工业，把工厂搬到原料地去（在土耳斯坦、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高加索建立纺织、毛纺、皮革工业等）。[184]俄共（布）十大召开后，一些工厂开始从俄国中部迁往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达基斯坦、吉尔吉斯、花剌子模和布哈拉。一家纺织厂、文具厂和纤维素厂搬到了土耳其斯坦。木材加工业比较发达的阿尔格尔斯克把一个锯木厂搬到了塞尔提夫卡尔，这是科米自治州的第一个锯木厂。在阿塞拜疆建立起制呢厂、毛纺厂、农业机械厂，在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附近建成水力发电站。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和落后地区工业发展的建设力度，决定利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丰富煤炭、矿石产地，在东部建立苏联第二个煤矿钢铁中心，为此制定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计划，在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州建设苏联第二个煤矿钢铁基地。1932年，在乌克兰的第聂伯河上游的扎波罗热附近建成了欧洲最大的列宁水力发电站。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在苏联东部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巴什基尔、远东地区、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建立新的工业基地；要加强在中亚、西伯利亚、南高加索的棉纺工业建设；在白俄罗斯建立麻纺基地；在吉尔吉斯、南高加索建立甜菜基地和若干糖厂；在伏尔加河中游、鞑靼、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带、南高加索、卡累利阿、摩尔曼斯克边区、远东、西伯利亚东部等多为非俄罗斯民族居住的工业落后地区，广泛开展工业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重点的机器制造业、发电站、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制造业等方面的新建企业，大多都分布在鞑靼、巴什基尔、哈萨克、中亚、南高加索、西伯利亚、远东等地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内。
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为1913年的12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为22.2倍，亚美尼亚共和国为22.3倍，格鲁吉亚共和国为26.4倍，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为160倍，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为242倍。在革命前只有游牧的畜牧业、原始农业和手工业的一些民族地区，在苏联中央政府主导的援助下，也建立起自己的燃料动力基地、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纺织工业和各种日用品、食品工业。过去经济十分落后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等民族共和国的金属加工工业，1937年的产量是1913年的18倍，1940年的电力生产和棉布产量，与191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30倍和15倍。[185]卫国战争爆发前夕，苏联政府决定将工业中心向东部转移，在1941年7月至11月共转移了1523个工业企业到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及中亚各国。这些工业企业的迁入，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苏联工业化政策及多项援助政策的推动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一些农牧业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实现了工业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飞跃。
其次是派遣了大量的俄罗斯技术专家、干部和熟练工人到民族地区，支援当地的经济建设。为加快民族地区工业建设，苏联中央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从苏联中部发达地区抽调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专家、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一五”期间仅向土库曼就派出各行各业技术人员2.5万名，在乌克兰的列宁水力发电站建筑工地上，几乎包括各个民族的工人和专家，其中俄罗斯人占了32％以上。[186]为了开发边疆地区，苏维埃政府还号召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移居中亚、西伯利亚等地区。1928-1936年，在政府的组织下，迁往中亚各国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族移民就达170余万人。[187]与此同时，随着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计划的实施，除政府派遣的人员外，大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奉献精神，自愿来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库兹涅茨克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就从3000多人的荒凉小村庄变成了有17万人口的新兴城市”。[188]
再次是财政支持和税收及信贷方面，对民族地区采取了倾斜政策。1925-1926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关于正确组织北方边区贸易并保护当地居民免受私人资本剥削的办法》和对北方的各少数民族予以免税的决定。“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固定基金的增长为289％，中部发达地区的固定基金增长为199％，而外高加索联邦共和国则为302％，乌克兰为308％，白俄罗斯为442％，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为494％，哈萨克为549％。[189]塔吉克斯坦建设投资的78％由中央财政提供，而且不向中央政府上缴利润；“二五”期间，乌兹别克2/3的建设资金支出由中央财政提供，个别年份土库曼共和国的财政预算中只有10％多一点来自本共和国收入。
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和奉献精神，在苏联中央政府的主导下，俄罗斯民族为推动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是苏联最大的民族和经济最为发达的民族之一，而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却始终处于全苏中等水平。据统计，俄罗斯每年向其他共和国输出的产品要比输入的新产品多300多亿卢布，1988年俄罗斯联邦工农业的全部利润的61％都必须上缴联盟中央，支援落后的加盟共和国和民族。[190]苏联政府主导的对民族地区的援助，旨在一定时期内拉平各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消除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但这种政策的长期实行，引起了俄罗斯族及其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民族的不满。如俄罗斯居民认为支援其他民族太多，成了为其他共和国“服务”和“输血”的大奶牛，认为自己吃了亏；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居民与北欧发达国家相比，感到自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苏联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拖了“后腿”。乌克兰人也认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受到其他落后民族牵制，影响了乌克兰的发展。这些不满情绪无疑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活及地方民族主义的滋生埋下了种子。
（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在沙俄时期被视为劣等民族、下等人，他们不能接受正规教育，更不能在政府机关中任职，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干部极其缺乏，甚至个别地区存在零的状况。为此，苏维埃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第一，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胆任用当地的民族干部，要在各非俄罗斯民族地区“设立使用本族语言的、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经济和政权机关”。[191]1923年4月，俄共（布）十二大决议进一步强调指出，“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机关主要应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风俗习惯的当地人组成”。[192]1923年6月，俄共（布）十二大第四次会议讨论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民族问题纲领草案》提出，“党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当地居民的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中培育和发展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年轻的共产党组织，用一切办法协助这些组织站稳脚跟、受到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并把即使在开始时为数不多而是真正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干部团结起来。只有当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组织在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巩固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才能在这些地方巩固起来”。[193]
第二，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党员，注重吸收农民参加国家管理。苏联共产党组织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党员数量少、民族干部非常缺乏的实际情况，提出通过放宽入党标准、简化入党手续的办法来壮大少数民族党员队伍。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决议指出，由于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党务工作存在着特殊条件和特殊困难，因此应对这些地区党员的入党手续加以简化，“入党介绍人减为两年党龄的党员两名，新被接收入党的预备党员经党的区委委员会批准”。[194]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少数民族党员比例小、数量少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据统计，1946年，少数民族党员达180万，占全苏联党员数量的32％，20世纪50年代初，少数民族科技管理干部就已增加到6.6万人。[195]
第三，建立共产主义大学、党校，培养和造就少数民族干部。为了满足苏维埃国家建设对新型民族干部的需要，1921年至1923年先后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共有7所分校）、土耳其斯坦列宁工农共产主义大学（后更名为中亚列宁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宣传员高等学校等。苏联党和政府通过建立共产主义大学等途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迅速改变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小、数量少的状况。如193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8865名工作人员中，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有1886名，占22.5％，在吉尔吉斯斯坦占20.6％，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区委书记中，83％是当地人。
建立和完善各级党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苏联党和政府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1946年8月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训练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的工作的决议》指出，为了大大提高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必须在最近3-4年内使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区的党和苏维埃的主要领导干部都经过党校和进修班的轮训。为此，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由中央干部部直接领导的高级党校，专门培养州、边疆区、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联共（布）州委会、边疆区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设50所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的党校，专门培养区和村一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1956年，苏联党和政府又成立了30所跨州和跨共和国的高级党校。1956-1958年，苏联成立了52所苏维埃党校，用来培养农村地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各级各类党校为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46-1956年的十年间，各类党校共培养6.38万名学员，其中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地方党校培训的5.5万名学员，占86％。[196]
（三）推行语言平等政策
为了推进各民族实现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苏维埃政府倡导和实行各民族语言平等、任何民族任何语言都不享有特权的语言政策。围绕着这一政策，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发展民族语言，保障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权利。
第一，制定各种法律和政策，保障民族语言文字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1917年11月15日，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明确提出，废除任何民族的一切特权和保证少数民族的自由发展。这里就包含了废除俄语的特权地位。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和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都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巩固使用本民族语言。各民族语言的平等权利也得到了宪法的确认和保障。1922年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规定，联盟的法令和决议用各加盟共和国通用的文字公布。1924年通过的苏联宪法第34条也明确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以及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与决定，以各加盟共和国所通用的文字（俄文、乌克兰文、别洛露西亚文、格鲁吉亚文、阿尔明尼亚文、突厥—鞑靼文）刊行之。1918年，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发表的公告规定，政府机关、法院、学校和文化机关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并允许出版用民族文字印刷的书籍和报刊。这些法律、政策的颁布和制定，为民族语言文字享有平等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
第二，创造和改革文字，体现民族语言平等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各民族的文字工作。在沙皇统治时期的100多个民族中，只有19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其中有的民族文字拼写复杂，不易掌握。为此，苏维埃政府专门做了研究，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对一些结构复杂的文字加以改革。自1922年阿塞拜疆的穆斯林民族使用的突厥文字改为拉丁字母开始，一些民族文字的改革相继展开，到20世纪20年代末，除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和犹太语外，其他的文字都改为使用拉丁字母。根据1918年10月俄罗斯联邦人民教育委员会在《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决议中提出的政府要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的主张，由人民委员会、人民教育委员会、科学院、著名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为诺盖人、卡巴尔达人、车臣人、列兹金人、哈卡斯人等52个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在语言平等政策的推动下，截至1932年底，就连涅涅茨族等13个北方小民族也拥有了自己的文字。
第三，开展扫盲运动，推动民族语言的学习和应用。语言文字是人们交际的工具，如果多数居民不识字，语言文字不仅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而且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针对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俄国文盲和半文盲比例大、数量多的基本状况，俄共（布）把扫除文盲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1919年12月26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扫除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居民的文盲》的法令规定：扫盲运动的“目的在于提供给共和国全体居民自觉地参加国内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共和国全体居民年龄从8岁至50岁，凡不能读不能写的，必须学习识字，至于学本族语还是学俄罗斯语，可以听各人自愿”。[197]为了加强对扫盲运动的领导，还成立了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扫盲工作非常委员会。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少数民族中识字居民的比例迅速提高。1926-1932年，塔吉克斯坦的各类扫盲点由63个发展到3300个，脱盲人数达到13万多人，其中妇女就有2万多。[198]
第四，培养非俄罗斯学校的师资队伍，促进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播和发展。根据1925年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为非俄语民族学校培养师资》的法令，一些高等学校成立了民族语言系，专门培养民族语言师资。如在喀山大学成立了马里语、乌德穆尔特语、楚瓦什语系，在萨拉托夫大学成立了布里雅特—蒙古语系。1924-1925年，培养民族语文师资的师范院校有36所，1930年发展到85所。1929-1930年，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成立了8所民族师范学院，另外在24所俄语学校中设立了民族系。[199]
第五，兴办各类学校，推进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胜利后，学校作为传播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阵地，受到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为了发展民族语言，苏维埃政府要求各民族地区的当地学校使用民族语言教学。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20世纪20年代后期鞑靼语学校所占比率由20年代中期的34.8％提高到54％。1926-1927学年，格鲁吉亚的大多数学校都使用本族语教学。除此之外，还有128所亚美尼亚学校、87所阿塞拜疆学校、63所德语学校、3所犹太语学校。1929-1930学年与1928-1929学年相比，俄罗斯联邦自治共和国中用本族语教学的学校增长了83％。[200]
（四）赋予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在沙皇时代是俄罗斯族的特权。十月革命后，在民族平等政策的推行下，各少数民族同俄罗斯族一样，也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为加强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建设，苏维埃党和政府采取多项措施。
第一，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各民族的受教育权。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俄国中部地区情况相对好一些，但高加索、西伯利亚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极为落后。针对这种教育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的实际情况，俄共（布）中央对民族地区实行了教育援助政策。如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群众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1）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他们民族生活条件的苏维埃国家制度；（2）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使用本族语言的、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经济和政权机关；（3）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俱乐部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4）广泛地建立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首先是为吉尔吉斯人、巴什基尔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达格斯坦人建立），以便迅速培养本地的熟练工人，以及培养苏维埃党务工作人员担任各方面的管理工作，首先是教育方面的工作。”[201]1931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听取哈萨克苏维埃政府关于共和国苏维埃、经济和文化建设状况的报告后做出决议，要求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加大在哈萨克的教育支持力度，保证自1931年开始，哈萨克斯坦地区同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一样，实现普及教育。
为了保障各民族的受教育权，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1936年的苏联宪法、1977年的苏联宪法都有专门的条款，确认各民族劳动者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增加教育预算和拨款，扶持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初期，在国内政局尚未稳定、外部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国内出现大面积饥荒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就从极为有限的财政预算中拨出专款用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1918年至1919年间，苏维埃政府拨款在塔吉克创办了73所小学；1924年在帕米尔创办了历史上第一所小学。20世纪20年代初，苏维埃政府拨款80万卢布，为乌克兰的学校印刷教科书。30年代初，乌克兰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90％以上。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5年用于教育的国民投入比1924年增加了47％，马累自治共和国1937年用于教育的投入比1933年增加了393％。40年代以后，苏联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更为重视，用于教育事业的预算和拨款大幅增加。如1940年，苏联政府对哈萨克斯坦的教育拨款为6.86亿卢布，20世纪50年代增加到13.6亿卢布，增长了1倍。即便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府仍然拨出许多经费用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除了初级教育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发放助学金外，对于经济极为落后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的大学生，政府专门出台政策，不仅免除他们的学费，而且国家还出钱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第三，采取特殊措施，加快民族教育建设。在民族教育建设的初期，民族学校师资短缺、民族语言教材也严重不足。俄共（布）组织教育人民委员部、民族事务部及各民族的教育学、语言学专家，集中力量编写相关的民族教科书。1928-1929年，远东地区一些小民族的教科书公开出版，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通古斯语（埃文基语）阅读课本》《那乃语阅读课本》等。1932年，第一批楚克奇语、科克亚克语、埃文基语、鄂温克语、那乃语、乌德盖依语、尼福赫语等书籍出版。[202]为了解决民族学校师资短缺的困难，1925年，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专门发布了《关于为非俄语民族学校培养师资》的法令，要求高等院校成立民族语言系，建立专门的民族师范院校，为民族学校培养师资力量。随后，一些高等院校开始设立民族语言系，民族师范院校也逐步建立。1924-1925年，培养民族语文师资的师范院校有36所，1930年发展到85所。1929-1930年，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成立了8所民族师范学院，另外在24所俄语学校中设立了民族系。
第四，大力发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事业。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非俄罗斯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量的支持和援助。随着全苏联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也茁壮成长起来。如在中亚地区，1920年9月7日，在国内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列宁签署了建立国立塔什干大学的决定。[203]随后，以国立塔什干大学各系为基础，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相继建立了15所高等院校。到1940年，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就开办了128所高、中等专业学校。[204]塔吉克共和国高等学校在1929年仅1所，在校学生300人；1940年达到6所，在校学生2300人；1989年时，高等学校达到10所，在校学生6.55万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乌克兰的高等院校数量从39个增加到203个，白俄罗斯从4个增加到31个，格鲁吉亚从6个增加到20个，乌兹别克从3个增加到31个，哈萨克从1个增加到10个。在1932-1933年度，全国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50万人以上。[205]1940-1978年，全苏大学生总数增加了5.3倍，而少数民族共和国白俄罗斯则增加了7倍，土库曼斯坦增加了10.1倍，立陶宛增加了10.4倍，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13倍，吉尔吉斯斯坦增加了16.1倍，摩尔达维亚增加了18.7倍，哈萨克斯坦增加了22.2倍，塔吉克斯坦增加了22.6倍。
第二节 苏联卫国战争与俄罗斯民族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法西斯的彻底被打败是与苏联人民的伟大牺牲特别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所蕴含的救世精神和牺牲精神密不可分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同仇敌忾、全民皆兵，在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召唤下，无论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是莫斯科的普通市民，无论是前线的红军战士，还是后方的女游击队员，他们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苏联人民正是以俄罗斯民族的钢铁意志和铁血精神，战胜了开动战车并碾压无数国度的法西斯希特勒，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巨大贡献而赢得了世界大国地位。
一 俄罗斯民族钢铁意志铸就巾帼英雄
《小路》是一首著名的具有俄罗斯民歌风格的军事歌曲，诞生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不仅曲调优美，而且歌词也动人心魄。其歌词这样写道：“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啊，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啊，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纷纷雪花掩盖了他的足印，没有脚步也没有歌声。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在这大雪纷纷飞舞的早晨，战斗还在残酷地进行。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我的小路伸向远方。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啊，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啊，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歌曲描写了年轻的姑娘追随心上人，一起上战场抗击敌人的场景，这实际上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民族女性乃至苏联各族妇女同胞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祖国领土、反抗外来侵略的真实写照。
在抵御法西斯希特勒侵略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期间，苏联红军伤亡很大，但兵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其原因一方面是苏联妇女积极动员家人入伍参战，另一方面是妇女们自己踊跃报名参军。根据统计，当时有200多万妇女报名参加红军，成为苏联红军的有生力量。战争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著名女英雄，如临死不屈的女游击队员卓娅·卡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完成810次战斗飞行任务的女飞行员玛丽娜·切奇涅娃，女侦察员妮娜·格涅里斯卡娅，女狙击手娜塔莎·科夫朔娃、玛丽娅·波莉万诺娃、塔季扬娜·伊科斯基丽娜，等等。
卓娅·卡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当法西斯的铁蹄踏向苏联领土时，俄罗斯民族精神在年仅18岁的卓娅身上陡然体现出来。作为一名中学生和共青团员，她报名参加了游击队，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时不幸被捕，法西斯匪徒对卓娅严刑逼供，虽受尽折磨，但她宁死不屈，决不吐露半点秘密。临刑时，她对德国军人高喊：“你们可以把我绞死，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有两万万人，他们会为我报仇的！德军士兵们，趁现在还不晚，赶快投降。胜利是属于我们的！”[206]女英雄卓娅的墓碑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新圣女公墓，卓娅的雕像中展现的大义凛然、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和当时18岁的她被德军绞死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根据苏联作家鲍·瓦西里耶夫创作的同名小说而改编的电影。影片讲述的是一群女兵在男准尉的带领下与法西斯侵略者英勇战斗的故事。影片中5名女兵搜捕德寇，最后都先后倒在战争中的血泊里。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本不应该有女性参与，但俄罗斯妇女也具有捍卫祖国领土、反抗外敌侵略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也成为一支参加战斗保家卫国的生力军。5名女兵参加战斗并壮烈牺牲，这其实是俄罗斯妇女乃至广大苏联女同胞勇敢战斗、保卫祖国的一个缩影。
在整个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哪里有战事，哪里就会闪现着苏联妇女的身影。无论是明斯克、基辅、斯摩棱斯克、敖德萨、列宁格勒、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刻赤的保卫战中，还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中，苏联妇女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有50万妇女在前线挖掘战壕，修筑防御工程，占到了构筑莫斯科工事的所有民工中的3/4，志愿从军的人像洪流一样涌进了人民自卫军的军队。女游击队员与男同胞一样，不分昼夜地站岗放哨，保卫工厂和弹药库，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截获敌军情报，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袭击敌军的后方。
在基辅保卫战中，在16万多人修筑防御工事的队伍中，妇女占到大多数。另外，基辅人组建的13个歼击营和19支民兵队中，妇女也不在少数。在保卫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中，柳德米拉·米哈伊尔洛夫娜·帕夫利琴科是基辅大学历史系的女学生，面对德国法西斯在家乡燃起的战火，怀着诚挚的爱国热情，她毅然投笔从戎，成为苏军赫赫有名的女狙击手。在敖德萨战役中，她射杀了187个敌人。在参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击毙了309名德军官兵，而且向沾满500多名法国、英国和苏联士兵鲜血的德军36名王牌狙击手讨还了血债。[207]由于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她成为第一个被罗斯福总统接见的苏联公民。
著名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历时900多天，法西斯军队的围困战破坏了公共设施、饮用水、能源及粮食供应，但苏联妇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苏联红军共同守卫家园。战争伊始，面对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报名参军上前线的妇女达4万人。为了战胜严寒和饥饿的威胁，挫败德军困死列宁格勒人的企图，广大妇女与列宁格勒的其他军民一道，在拉多加湖冰面上用生命开辟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之路”——冰上公路。当1944年1月列宁格勒的围困被解除时，在列宁格勒部队中的女兵超过了2.2万人。除此之外，随着伤病员的大量增多，妇女积极投入到救助伤员的行列。经过列宁格勒市红十字会的培训，有42129名女护士和女卫生员被输送到野战部队和地方防空部队。[208]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转折性战役，苏联红军以47万多人的牺牲坚守住了这座英雄的城市，扭转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局。为了捍卫斯大林格勒，广大城乡妇女以高昂的斗志伸入到前沿阵地挖掘战壕，修筑防御工事，她们修筑的3条防御工事总长度达478公里。与此同时，妇女们积极参与到救护伤员的行动中，战地医院每天都有500多名女护士救护伤员。在1万多名官兵的防空部队中，有一半多属于女性。仅1943年1月底，第125女子飞行大队执行了50多次战斗飞行任务，向敌军投掷炸弹14.98吨。[209]
游击队是战斗在沦陷区的一支机动力量，其中女游击队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女游击队员和女地下工作者密切配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摧毁敌军车辆。据统计，她们共炸掉1.2万座铁路和公路桥梁，炸毁敌人1万个火车头和11万节车厢，颠覆2万多列德军军车和货车，毁坏坦克和装甲车2300多辆、毁坏飞机1100多架，击毙、击伤和俘虏150万德军。战斗在沦陷区的游击队和地下组织四处活动，打击敌人，牵制住了德军大量兵力，有效缓解了正面战场上作战红军的压力。为此，德军被迫抽调大量的兵力保护其交通线。如1941年莫斯科会战期间，德军出动30万正规军保护其交通线。翌年秋，德军动用15个正规师、10个警备师、27个警备团、144个警备大队对付游击队，游击队拖住了苏德战场德军陆军兵力的1/10。[210]
据统计，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共产生了89位获得金星勋章（同时也获得列宁勋章）的女英雄，她们中的女英雄玛利亚·谢尔盖耶夫娜·波罗维琴科参加战地护士时还不到16岁。她们中有31位是女飞行员英雄，有15位是女医护人员英雄，有3位是女机枪手英雄，有6位是女狙击手英雄，有2位是女坦克兵英雄，有2位是女通讯兵英雄，有27位是女游击队员英雄，有1位是女侦察员英雄，有2位是女政工干部英雄。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反抗侵略、捍卫民族尊严而诞生的伟大女性。
二 后方亦是战场
为支援前线，保障军队的后勤供应，在战争非常时期，广大苏联妇女同其他劳动者在工农业生产的各条战线上忘我地工作，在“生产如同战斗”“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为了祖国”等振奋人心的口号下，肩负起生产建设的重担，为保障前线红军官兵的武器、弹药、军服和粮食的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苏联的战时工业生产中，苏联妇女成为重要的生产力量。为了扩大生产，满足红军对战略物资的需要，1942年2月14日，苏联政府发布命令，要求16-55岁的男子和16-45岁的女子必须应召参加军事工业。广大妇女同胞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她们在各工矿企业里刻苦学习科学技术，熟悉工作流程，在较短的时间里，她们就成了战时工业生产的主体力量。
各行业工人自发倡导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来提高生产效率。在采煤业，苏联各煤矿发扬斯达汉诺夫精神，竞相开展采煤竞赛，并涌现出一大批采煤标兵和先进集体。如顿巴斯煤矿的女子井下装煤队通过探索新式装煤法，完成生产任务的2倍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在库兹巴斯“季明克”煤矿，马莉雅·科索戈罗娃领导的采煤队在采煤工作量上一路领先。在车梁宾斯克煤矿，亚历山德拉·索勒达托娃领导的采煤队1944年提前一个半月完成生产计划。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女工以采煤女工为榜样，纷纷通过劳动竞赛的方式来探索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途径，如库尔干纳农机厂索菲亚·波洛弗妮娜领导的女子车工队通过探索，达到每个人能够看管2-4台机床。[211]在莫斯科国营第一轴承厂女工叶卡捷琳娜·芭雷什尼科娃率领的女子刨工队向全国工人发出了“节省人手、支援前线”的倡议，并且该队身体力行，主动减员增效，3个人超额完成6个人的任务。她们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青年工人的积极响应和热烈的支持。
苏联迅速掀起了减员增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群众运动。为发挥青年的先锋带头作用，在6个月时间里就成立了15780支青年先锋队，为前线节省出5万多名工人。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里，为了支援前线，退休的老工人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他们和几千名女职工加班加点地战斗在生产一线，生产的坦克、枪炮等武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红军的手中。正是后方群众忘我的劳动，尽管苏联国民经济在战时困难面临困境，但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却大大提高。仅1944年，黑色金属的生产差不多增长了1/3，煤增长了31％，电增长了21％。1941-1944年，全国飞机的生产增加3倍，坦克增加了6-7倍，各种大炮的生产增加了5倍。苏联军队的武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超过了敌军的武器。[212]
在战时的轻工业和纺织业生产中，苏联妇女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因为在轻工业和纺织业的工人中，女职工几乎占到了3/4，有些地区和工厂的女职工所占比例更高，如格鲁吉亚共和国的轻工业中女职工占到79.9％，伊万诺夫州的纺织业中女职工更是占到90％。为保证苏联红军在冬季穿上棉衣，莫斯科等地纺织业、服装厂的职工连续加班加点，把赶制的棉衣、棉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莫斯科纺织厂的女工在1941年冬季到来之前，就把生产的48.7万件棉裤、26.4万副棉手套和2.1万件棉背心等送到了红军部队。在莫斯科遭受敌军重重围困的时候，虽然很多纺织厂等都已迁离莫斯科，一部分工厂的技术骨干也拿起武器奔赴战场，但纺织业和轻工业的产量却有增无减，1942年、1943年和1944年军靴产量分别达到200万、250万和320万双，1942年和1943年降落伞专用绸布的产量分别为280万米和580万米。莫斯科“解放劳动”纺织厂的工人尽管主要是妇女，但她们在战时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们不仅保证了百万红军官兵的服装供应，而且还生产了300多万米的民用呢子和丝绸。据不完全统计，在卫国战争期间，共有3800多万件大衣、7300多万件棉衣、7000多万条棉裤和毛裤、1960万件棉衬衣、1180万件贴身衬衣、211.9万件短皮大衣、6400万双皮靴、1100万双毡靴、1706万件雨衣和斗篷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红军官兵手中。相形之下，德军官兵却苦于无御寒之衣。[213]
卫国战争期间，德军一度利用其空中优势，不断派遣轰炸机对苏联铁路、车站、仓库等实施轰炸，这给苏联的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破坏。在此情况下，130多万女铁路工人同男同行一样奋战在铁路一线，抢修铁路，保护车站，搬运物资，不遗余力地保障铁路运输畅通，保证前线武器弹药及各种战略物资的运送，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粮食是卫国战争期间最基本的战略必需品。随着大批男劳动力应征入伍，农村的妇女、老人和孩子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为保障前线官兵、工人和城市人口用粮以及工业原料供应，农业劳动者提出了“劳动如同战斗”“生产的粮食、肉和蔬菜愈多，对敌人的打击愈大”的战斗口号，倡导开展农业生产竞赛，提高粮食产量。为此，奋战在农业战线上的广大妇女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为学会操作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机械设备，青年妇女们争相参加培训班，学习新技术。仅1942年1月，13.2万人参加了拖拉机手和收割机手的培训班，其中妇女占了大部分。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为前线提供更多的粮食，1942年3月，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格里戈里叶芙斯卡娅、布沃琳斯卡娅、吉文斯卡娅等女子拖拉机队的倡议下，开展了女子拖拉机队竞赛。后方44个地区的3580支女子拖拉机队和145128名女拖拉机手参加了竞赛。其中，有680支女子拖拉机队获得了“社会主义农业优胜者”称号。1944年，后方共有5585支女子拖拉机队和由女团员组成的2万多支拖拉机队参加竞赛。在女子拖拉机队的带动下，全国农业战线的劳动竞赛蔚然成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正是在农业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劳动者的辛勤耕耘下，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全国军民对粮食的需要，也满足了工业对粮食原料的需求。
苏联妇女不仅是前线英勇杀敌的巾帼英雄，而且也是战时工农业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是保障后勤供应、满足前线对战略物资需要的重要力量。她们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忘我地劳动，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妇女和我国光荣青年在工厂中、在集体农庄中和国营农场中担负起劳动的基本重担，他们所建立的举世无比的劳动功勋将载入史册、永垂不朽。”[214]
三 俄罗斯民族精神捍卫莫斯科
莫斯科保卫战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关键战役。千千万万的俄罗斯人乃至其他民族同胞不惧牺牲，誓死捍卫首都，保卫莫斯科。莫斯科人以及广大苏联人高昂的反抗意志和勇于为祖国牺牲的英雄壮举，正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照耀历史的光辉所在。
1941年9月29日，德军统帅部制订了“台风行动”作战计划，妄图在冬季到来之前，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莫斯科作为苏联的首都，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夺取这个城市，在德国法西斯看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法西斯德国集中了190个师约180万人，坦克1700辆，火炮和迫击炮1.4万余门，飞机1390架，向苏联首都莫斯科发动了闪电战。而苏军方面总共有95个师125万人，990辆坦克，677架飞机，7600门大炮和迫击炮。从双方的武器装备和兵力比较，力量对比悬殊，德国法西斯无论是兵器还是兵力，都远远超过苏军。德军人员比苏军多40％，火炮和迫击炮多80％，坦克是苏军的1.7倍，作战飞机是苏军的2倍。德军不仅获得了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质量上也占据优势，当时苏军有一半的坦克和飞机都是旧式的，而且部队中的自动枪数量严重不足。
面对首都的危亡，莫斯科市民紧急行动起来。在短短的3天之内，他们就组建了25个工人营、12万人的民兵师、169个巷战小组，发动50万人修筑莫斯科城的防御工事，其中妇女的数量占了3/4。到10月末，仅妇女儿童就构筑了700公里反坦克堑壕，挖掘了300多万立方米的泥土，修筑了3800余个临时和固定火力点。在首都和全国军民的支援下，前线军民英勇抗敌，浴血奋战。
苏联军民在莫斯科城下进行的防御，完全是背水一战。但德军没有想到，他们所进攻的是俄罗斯民族世世代代生活了几百年的核心地区，抵御外来侵略，用生命捍卫祖国和打击侵略者的精神支撑着广大的苏联红军指战员。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是战胜敌人的无穷力量。正如朱可夫元帅所说：“不是雨和雪在莫斯科附近阻止了法西斯军队，而是苏联人民、首都和祖国支撑的苏联红军的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打败了德军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
在与法西斯强敌展开的多次激烈战斗中，苏联红军对德军优势兵力进行了顽强抵抗，掩护莫斯科城内许多政府机关和最重要的企业进行疏散。在情况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域实行了戒严，并在街道筑起防御工事，组建新的民兵师，连克里姆林宫附近都不例外，使全城做好巷战的准备。
而在莫斯科郊外的农村，青壮年男女都上了前线，留下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在撤离家园时，为了打击敌人，用一双双颤抖的手举起火把，把它们投向自家的房子。祖祖辈辈的房产，是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建立起来的家园，但他们宁愿把家园毁掉，宁愿做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宁愿饿死、冻死在逃难的路上，也绝不给法西斯匪徒留下寸砖片瓦。这就是俄罗斯人的骨气，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精神。
1941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24周年纪念日，苏联红军的阅兵式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尽管当时纳粹德国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但为了鼓舞红军斗志，坚定全国人民必胜的信心，苏联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出席阅兵典礼并发表演讲。他说道：“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215]伴随着雄壮的《英雄》乐曲，一队队红军士兵全副战场装备，枪炮全部实弹在膛，通过红场完毕后直接开赴前线，立即投入战斗。这是他们保卫祖国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壮行！当天苏联所有广播站都播放了这次阅兵演讲。这一次阅兵的重大意义在于，苏联向全世界表明了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决心。
11月15日，德军向莫斯科发动了第二次疯狂进攻。敌我力量的悬殊迫使苏联红军不得不放弃一道道防线，不断地向莫斯科方向后退。当德军占领距离莫斯科仅有24公里的伊斯特腊时，形势十分危急，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已经出现在德军的望远镜中，莫斯科城也处于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但是，莫斯科军民誓死捍卫祖国的首都，他们再也不后退，因为他们身后就是莫斯科，已经无路可退。在这万分危急之际，苏军第316步兵师（后改名为潘菲洛夫第8近卫师）用钢铁般的精神和毅力坚守阵地，阻挡敌军的进攻。在杜波塞科沃要道上，英勇的316步兵师官兵用血肉之躯阻止着敌军坦克向莫斯科进攻，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守着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在战斗中，他们共击毁敌军18辆坦克。从11月16日到12月5日的20天时间里，莫斯科军民消灭敌军15.5万人，摧毁坦克777辆，而莫斯科城的上空仍然飘扬着共和国联盟的红旗。
莫斯科军民以伟大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保卫首都的胜利，这是苏德交战以来苏联红军的首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德国法西斯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的斗志，增强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打败法西斯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
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大约70万红军士兵在战斗中死亡、受伤或失踪。而在整个苏德战场，苏联与德国的伤亡人数是1100万比200万，也就是说，每杀死一个德军就要牺牲5.5个苏联士兵的生命。保家卫国，敢于担当，牺牲生命，在所不惜，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人的民族精神，这就是一个民族的血性。正因如此，人们没有理由不尊敬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人类文明史上镌刻着那么多俄罗斯人的名字，普希金、赫尔岑、门捷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列宾、肖斯塔科维奇、高尔基，等等，他们以自己深邃的思想、天才的演绎，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永远灿烂的星辰；人们更没有理由轻视这个民族，因为在俄罗斯人忧郁的面孔下，往往隐藏着无比惊人的力量。当拿破仑溃败于莫斯科时，历史记住的是库图佐夫；当希特勒自焚于柏林时，历史记住的是朱可夫。
但历史记住的不仅仅是一个朱可夫。同样在1941年冬天，希特勒用重兵围攻列宁格勒，一围就围了900多天，导致列宁格勒地区空前的大饥荒，400万人口的一座名城，仅活活饿死的就达100万人。德军企图用炮击和连续不断的空中轰炸，迫使列宁格勒人投降。然而，炸弹可摧毁列宁格勒人的家园，但摧毁不了他们的坚强斗志，扑灭不了他们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心中怒火。列宁格勒人无惧严寒，无惧饥饿。每天，城里都要增加几千具饿死者的尸体：里面不仅有正在分发面包的妇女、正在制造炮弹的工人、正在吟咏诗歌的小女孩，还有诸如文学家、教育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画家、歌唱家等杰出人才。他们面对的困境，远远超过了人类承受力的极限，但是，列宁格勒人没有流泪。他们已经冻得奄奄一息，也不肯砍伐街道上的大树用来取暖。毫无疑问，正是俄罗斯民族的铁血精神、钢铁意志，使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当卫国战争极端困难的时候，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百万精锐部队不敢向苏联国境迈进一步，日本人不惮于和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人开战，却不敢动苏联人半根毫毛。
俄罗斯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毫无疑问，是红军和俄罗斯人民迫使希特勒的武装力量走向彻底失败的道路，从而赢得美国人民衷心的、永远的钦佩。”[216]一想到打败法国、踏破英国、横扫欧洲而无人能挡的法西斯战车，却折翅于俄罗斯人的足下，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止住法西斯希特勒的军事机器转动的正是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军队。
四 斯大林与俄罗斯民族精神
严酷寒冷的气候自然条件和占世界陆地面积1/6的广袤国土造就了俄罗斯人既暴烈又坚忍不拔的秉性和气质。这种沉淀在民族性格和气质当中的东西日渐演化成为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斯大林不是俄罗斯人，但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却是俄罗斯人的传统和气质，张扬的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因此，俄罗斯人都把他看作一名俄罗斯人。2008年，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行的“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活动中，斯大林高居第三（四至六位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宁），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斯托雷平。
斯大林出生于一个格鲁吉亚农民家庭，是在悲惨和贫穷的环境里长大的。由于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教会学校里度过的，斯大林在思想上深受东正教教义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参加革命后，他完全成为了一个“俄罗斯化”的异族人。斯大林把自己也看作一个俄罗斯人，以至他的女儿说：“父亲一生热爱俄罗斯，他深深地爱它。我没有见过另一个格鲁吉亚人像他这样忘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样强烈地爱俄罗斯的一切。”[217]
斯大林的原名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在他成年时，他给自己改名为斯大林，意思是钢铁。斯大林以“钢”作为自己的姓氏，恰恰表明了他所具有的俄罗斯民族的钢铁意志和铁血精神。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的困境中，如何让社会主义立稳脚跟，让苏联成为强盛之国，这是斯大林反复思考的问题。斯大林的意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立志要实现苏联的强大，让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他以强硬的手段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力主加速推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农业集体化的步伐。对于工业化建设，他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而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独立，国家就会变成外敌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218]在斯大林的铁腕推动下，苏联两个五年计划都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10年间，苏联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苏联这个曾经是“手扶木犁”的国家，竟然仅用1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
1941年11月7日，在几十万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鼓舞士气，斯大林作为苏联红军的最高统帅，在莫斯科红场登上列宁墓，检阅部队，发表荡气回肠的演说。在这次讲话中，斯大林提举了俄罗斯历史上的诸多民族英雄，就是要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来鼓舞苏联军民勇敢战斗。斯大林充满激情、充满斗志的话语唤醒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打通了俄罗斯民族的血脉，十余万官兵荷枪实弹踏过红场，直接开赴前线。在斯大林的钢铁意志的坚守下，首都莫斯科变成了一座不可攻破的钢铁堡垒，俄罗斯民族在法西斯面前也成为永远不可战胜的民族。
苏联以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赢得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大国地位。出身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卫国战争中，把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发挥到极致，把一个“手扶木犁”的穷国推向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大国、强国地位，他以异族人的身份唤起了那些非俄罗斯族人民对伟大苏联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了他们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战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在工业战线，苏联人民展开了以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四五”计划[219]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顿巴斯煤矿的工人们学习斯达汉诺夫精神，积极开展劳动竞赛，用很短的时间排干了矿井中6.5亿立方米的积水，恢复了正常生产，使顿巴斯再次成为苏联最大产煤区。各条战线的工人们开展劳动竞赛，使经济得到了飞速恢复和发展，并在1949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到1950年，共恢复和新建6200个大企业，工业增长速度23％，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73％。农业总产值恢复到1940年的99％。[220]
无论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战争年代，斯大林都是以钢铁意志推动着苏联向大国、强国迈进，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和观念，即国家是至高无上的，领袖代表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要服从国家等思想观念。
即便于他自己，斯大林也是恪守着这样的信条，即把国家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二战期间，他的长子雅可夫在1943年被德军俘虏，德军提出以雅可夫交换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但斯大林没有因为换回自己的儿子而释放德军司令，他拒绝了交换的条件。1945年，他的长子雅可夫被德军枪决。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斯大林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犯有发动政治大清洗运动的错误，但他领导苏联走向现代化，取得卫国战争胜利，把苏联带进工业强国、世界大国的进程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足使他堪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相媲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等都以铁腕、冷酷闻名于世，在执政期间都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是推动俄罗斯大步前行、走上世界舞台的杰出帝王，是彪炳史册的俄罗斯民族英雄。对于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毛泽东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芬兰总统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指出：“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对待他的政策，但是应该承认，是他把俄罗斯提高到它前所未有的地位。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不仅得以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也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的胜利者尚未得到的和平。”[221]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愈加客观和理性。2008年，俄罗斯教育部出版了一本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在《俄罗斯历史（1900-1945）》这本新教科书中，相关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书中认为斯大林的行为应该从具体的历史处境、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判断，而他的行为“完全是合理的”，“他是确保国家迈入工业社会的体系的维护者，他是一个濒临战争的国家的领袖”。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直对斯大林采取批判态度，但当他看到苏联解体后国力下降、国民经济倒退的混乱局势，他对斯大林这个过去的政敌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他认为尽管斯大林在世时犯下了如“大清洗”、强制迁移少数民族之类的严重错误，但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苏联的经济搞上去，而且真的搞上去了”。[222]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普京承认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对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胜利方面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明确指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事实是愚蠢的。”[223]
第三节 从救世主义到国际主义
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救世情结。沙皇俄国时期，它通过对外扩张和兼并，充当各民族的解放者、拯救者，实现了开疆辟土，拓展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苏俄时期，民族平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俄罗斯民族主义中“一族独大”“俄罗斯民族至上”的论调趋于销声匿迹，而救世互助、反抗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主流意识。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牵头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民族抒发救世情怀的载体。从成立共产国际之日起，莫斯科就成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坚强后盾。
一 从“第三罗马帝国”到共产国际
东正教传入俄国并被提升为国教后，俄罗斯民族心怀天下、拯救人类的使命感与日倶增，“第三罗马帝国”论也随之出现。为了担当伟大的“救世”重任，“解放”受苦受难的天下同胞，沙皇俄国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扩张侵略。基于宗教文化、救世思想的影响，俄罗斯民众把参与沙皇发动的野蛮侵略视为神圣的解放行动，狂热地加入到殖民征服的队伍中，通过所谓的“传播文明、解放人类”的侵略战争，沙皇俄国的领土面积实现了暴增，从莫斯科公国最初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变成了十月革命前拥有174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殖民帝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俄罗斯民族的救世情结不谋而合，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传统的救世思想在俄罗斯走向转型，俄罗斯民族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施国际援助等方面大显身手，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倡导、组织和支持下建立的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机构。共产国际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其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都成为它的支部，总共有57个。共产国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在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中，为了推动世界革命，苏共在共产国际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无论是组织建立、领导人确定，还是各项活动的规划与实施及经费筹集，苏共都是费尽心思。毫无疑问，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把俄罗斯民族的救世情怀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苏俄主导下，共产国际陆续建立各种组织和学校，为各国培养革命者和领导干部。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就开始筹建青年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又称“少共国际”，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各国革命青年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11月在柏林秘密成立，有14个国家参加，后来在56个国家建立了支部。红色工会国际又称赤色工会国际或赤色职工国际，1921年7月成立于莫斯科，它既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指导下建立的各国进步工会的联合组织，又是20世纪20-30年代国际革命工会运动的领导中心。1921年初，俄共（布）创办了东方训练班，不久，该训练班改建为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即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其任务主要是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设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和蒙古班等。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瞿秋白、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左权、向警予等先后在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苏联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尽管用孙中山的名字来命名，但完全是苏联出资创办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结束了三年的国内战乱，并挫败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为了支持东方各国的革命事业，尤其是东方大国中国的革命，在联共（布）领导人的指示下，在鲍罗廷的直接操办下，创建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了办好这所大学，为中国培养更多的革命骨干，苏联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224]中国学生在食宿等各方面享有比苏联学生更好的待遇，甚至比苏联教师的待遇还要好。当中国学生一入学，学校就发给每人一套西服、外套、皮鞋等各种生活用品，寒暑假还组织中国学生到黑海边的避暑胜地进行夏令营活动或参观旅游。在共产国际的后期，苏联还根据共产国际的请求创办短期培训学校。1940年8月31日，季米特洛夫写信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请求创办一年制培训学校，对60多名兄弟共产党的领导进行党务培训，要求把给西班牙共产党开办的学校和给中国共产党人开办的学习班及新组建的学校合并，设立统一的领导，申请划拨经费1783186卢布76戈比。[225]
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组织人员来看，俄国人占主体。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研究员维勒姆·卡汉利用其研究所收集的共产国际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出版的刊物第一手资料，整理出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后的执行委员会和历次执行委员会选出的执委会主席团和书记处以及历届国际监察委员会的组成名单。从名单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俄国人或外籍俄共（布）党员担任。如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成中，有8名委员来自俄国，芬兰、拉脱维亚、波兰、南斯拉夫分别有1名委员。其中，季诺维也夫还一直担任执委会主席。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先后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巴拉巴诺娃、沃罗夫斯基、别尔津、卡尔·拉狄克都是俄国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成中，季诺维也夫担任执委会主席，在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俄国人有12名，而其他国家基本上只有1名委员。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增多，但来自苏俄的委员仍是最多的。1919-1926年，季诺维也夫一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之后，布哈林、斯大林、莫洛托夫等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领导。1935年以后，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的总书记职务，但各项大事的决策仍是由苏联领导人定夺。共产国际的大多数重要决议也是由俄国人起草并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再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一位代表维金斯金就是俄罗斯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中，尼克尔斯基是俄罗斯人。
从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筹集来看，苏联是主要的提供者。共产国际成立时最初的设想是，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要交纳会费，以保障共产国际开展活动之需。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十分弱小，有些国家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即便建党较早的欧洲共产党，也一再受到资产阶级的打压，无法筹集到必要的活动经费，更遑论向共产国际交纳会费。因此，当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与会的各国代表就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了给予经费支持的请求。此时的苏维埃俄国还没有从连年战争而导致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破坏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整个国家千疮百孔，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财政也十分困难，但作为成立共产国际的倡议者，列宁等俄共（布）领导人认为为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提供经费是义不容辞的义务，苏维埃政府理应解囊相助。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保存的部分共产国际的档案记载：三月，即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100万卢布；五月，300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1000万卢布。从四月到八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那里收到640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352万卢布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8000和5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12.5万和7.73万德国和芬兰马克。秋天，斯堪的纳维亚局从执委会收到100万卢布和价值6万克朗的珍宝。档案上记载，主持柏林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雅柯夫·雷赫曾从联共那里获得价值30万卢布的珍宝。发给巴尔干共产党的珠宝价值100万。[226]
为保障共产国际活动的正常开展，苏俄政府不遗余力，想方设法为共产国际提供活动场所及经费上的便利条件。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大会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即刻不容缓地在各地发动革命。尽管1920年全国发生大旱，全国有两千多万人遭受饥饿的折磨，饿死的人数多达上百万人，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严重的饥荒灾难，政府征集粮食也十分困难，但即便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仍然不遗余力地招待来自各国的代表们。为了让执委会领导人更好地开展工作，苏维埃政府在俄共（布）政府大楼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住宿条件，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及会议代表也住进豪华宾馆，并能免费领取各种生活日用品。根据文史专家蓝英年先生的考证，仅1921年2月，德国共产党就收到共产国际送来的2500万马克和价值3700万卢布的珍宝的经费。[227]这笔经费当然是由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提供的。
另外，根据已经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共产国际执委会1940年度的预算额为9958625卢布，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1940年度的预算额为1597511卢布；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度的预算额为846.19万卢布，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度的预算额为116.18万卢布。[228]而共产国际执委会所需费用，绝大部分都是联共（布）中央直接拨付的。
苏俄通过共产国际，帮助各国分散的共产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并派出代表直接帮助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如当时英国有4个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政党或组织，即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苏维埃俄国借助共产国际，指导英国的各共产主义组织和派别通过联合的方式，成立了统一的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也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由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而成。再如阮爱国（即胡志明）受共产国际派遣，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越南国内的3个共产主义组织，即北圻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南圻的安南共产党和中圻的印度支那共产联团进行改组，组织成立了统一的越南共产党。对中国，派出了维金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建设。此外，印度、土耳其、埃及、波斯等国共产党，也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帮助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苏联政府通过共产国际组织发动各国工人募捐，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各地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共产国际不仅给予理论和策略上的指导，还发出倡议，号召各国工人声援、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苏、英、法等国工人积极响应，捐款捐物，并将捐款寄到中国，接济中国工人，仅南俄哈里夸夫省公会就捐助上海、汉口罢工工人10000卢布。省港大罢工发生后，苏联政府还以俄国职工联合会的名义向罢工委员会每月提供6000卢布的援助，其他所属公会也都拨款5000-20000卢布不等，用以援助上海的失业工人。[229]
苏俄通过共产国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让世界人民了解苏维埃共和国，并推动各国党的建设，共产国际通过召开代表大会、执委会扩大会议以及各种专门会议，通过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等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经验，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送去了先进的指导思想，为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 从侵华到援华
沙皇俄国发迹于莫斯科公国，本来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欧洲小国，但救世理论的出现犹如为其注射了强心剂，到处攻城略地，除了北面是北冰洋无法侵略之外，向西、向南、向东三个方向进行了大肆扩张，并把矛头伸向了远在东方亚洲的中国。十月革命前，在几代沙皇的掠夺下，中国失去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一改昔日沙皇的沙文侵略行径，对中国变得极为友好，并在几十年的交往历史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引导下，对积贫积弱的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助。
（一）新中国成立前苏俄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提议和指导下建立的。维金斯基还帮助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为研究会提供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国际》杂志等刊物，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馆——亢慕义斋。为帮助中国革命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维金斯基还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为革命青年补习俄语。
苏俄主导的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它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党的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仅得到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的指导和帮助，而且此次会议是由共产国际资助的。中共一大召开前，毛泽东等每个代表都收到了上海发起组寄来的“旅差费”50元大洋，散会后又发给每个人100元，[230]这些款都是国际代表马林带来援助的。建党初期，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共产国际及苏俄的援助。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党中央共收到国际援助款额16655银元，而自筹仅1000元。[231]再如，1926年共产国际为湖南农民运动拨款3.95万元；1927年秋收起义时国际援款1万元，广州起义及善后援款近10万元，共产国际在1927年预算内的拨款总数为187674元。[232]红军长征期间，由于大功率电台损坏，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中断。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与苏联的联系恢复，苏联和共产国际又继续向中共进行经济援助。从1936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共向中共中央提供了近2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233]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苏联在向国民政府进行贷款援助、军火援助的同时，还向中共进行财政援助。1938年2月，应中共中央的援助请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经研究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1940年至1941年2月，苏联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共援助30万美元以上。1941年9月5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各汇出30万美元，合计60万美元。[234]苏联在遭到德国入侵后仍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中共提供援助，这是难能可贵的。除此之外，苏联政府还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援助了大批理论书籍和新闻纸以及无线电通讯设备，向中共援助了一批医疗设备和药品，接收了一部分领导干部到苏联就医和疗养。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偿援助了大批军火，如苏联远东军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无偿送给东北野战军的有：步枪70万支，机枪1.4万挺，火炮4000门，坦克600辆，汽车2000多辆，飞机800多架，弹药库679座，炮艇若干，还有一批苏制和捷克制武器弹药。[235]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国际和苏联无偿援助中共经费至少为6103万中国银元，还有180.2万美元和3500英镑。[236]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对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终胜利，不仅是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结果，而且也与世界上各国人民特别是各同盟国的支持、同情和援助分不开。其中，苏联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且也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国家。
第一，苏联在政治、道义、精神和外交上对中国抗战的全力支持，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和斗志，增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的信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站在被压迫民族的正义立场上，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抗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多次要求日本大使对奉天事变做出解释。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在声明中指出：“奉天事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还因为它发生在直接接近中东路的地方。”[237]苏联政府庄严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的帮助。”[238]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于9月23日致电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侵略深表同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洲的阴谋”。[239]随后，联共（布）的机关报《真理报》多次发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称霸太平洋的阴谋，公开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在于“使满洲正式脱离中国”，然后依托它在满洲的地位，把魔爪伸向内蒙古，染指山西，“完全占据山东，并巩固它在全中国的地位”，[240]对中国人民表达了真挚的同情之心。与此同时，苏联社会各界纷纷集会和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积极恢复中苏邦交关系。加拉罕在接见中国全权代表莫德惠时指出，恢复两国关系很有必要。[241]之后，苏联政府不断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复交。[242]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32年12月12日，两国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个有力支持和鼓舞，同时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苏联政府及苏联人民的言行举动，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日军的侵略，由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战的进一步支持和物资援助，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团经与苏方代表团多次谈判，最终达成缔约的协议，并于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对中华民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和贷款等各方面的援助奠定了基础。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和人民更加坚定地支持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斗争。1937年8月25日，苏联政府明确向中国表明，苏联代表在国际联盟研究中日冲突问题时将支持中国的正义斗争。1939年，苏联政府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在不同的场合，谴责西方大国纵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不干涉”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表达对中国人民同情和支持的立场。
苏联还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给予巨大的声援。借助塔斯社、《真理报》等新闻机构和各种报刊媒体，苏联政府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和报道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态度和行动，对于坚定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力量，对于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并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1938年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举办援华抗战展览会，向观众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提出了开展援华运动的倡议。在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和鼓动下，苏联人民非常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市民给中国抗日将士寄写慰问信，捐钱捐物，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第二，苏联给予中国贷款和军事物资援助，改善了中国抗战中武器装备短缺和落后的状况，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抗战能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不久，国民政府就派代表赴莫斯科，就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与苏方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将尽快向中国提供一些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弹药和零件等军事装备和器材，并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官，训练中国军队，提高作战能力。1938年，国民政府代表再赴莫斯科请求苏联援助。经过谈判，中苏双方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3笔贷款，合计为2.5亿美元。[243]由于后来苏德战争爆发，这些贷款没有完全到位，但大部分都按合同支付给中方，中国国民政府用其中的1.7亿美元购买了苏联的军事装备。[244]《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同时还要求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国军事人员。苏联政府同意立即提供225架飞机给中国，答应派遣89人的飞行教官、仪器教官、技师和总工程师等。[245]条约签订之后，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与苏方在1937年9月9日至10月4日进行了5次会谈，双方议定，中国购买苏联高炮20门，炮弹40000发，附加照空灯、听音机及其他全套仪器，反坦克炮50门，炮弹7.5万发，战车（坦克）82辆，炮弹12.3万发，外加修理车5辆，子弹369万发。飞机炸弹1900吨，飞机机关枪子弹1500万发，机关枪1000挺，子弹1000万发。[246]
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苏联以优惠军事贷款的形式共向中国提供飞机904架，其中歼击机542架、轰炸机318架、教练机44架。提供汽车共1516辆，坦克82辆，大炮1140门，炮弹约200万发，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约1.8亿发，炸弹31600颗，以及其他军火物资。[247]
第三，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援助中国抗战，帮助中国培训飞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根据中国政府关于派遣军事专家和军事技术人员来华援助抗日的请求，1937年底，苏联派遣德拉特文来华担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之后又有切列帕诺夫、卡恰诺夫、崔可夫担任中国军事总顾问。1938年5月至6月初，苏联首批军事顾问计有27名。至1939年10月，在中国军队中工作的军事顾问专家计有80名，他们分布在各个兵种和有关机构。之后，中国又请求苏联政府于1940年再派140-200名军事专家来华。为了帮助中国培训飞行员，1939年8月，中国在苏联军事专家帮助下，在新疆伊宁成立了航空学校。到1940年年底，在这所航空学校由苏联教官指导进行航空训练的中国人员共328名。除此之外，苏联在其国内还开设了训练班，专门培训中国航空技术人员。到1939年，在苏联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已有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和无线电员198人，还有各类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据统计，经苏联军事专家指导，在各类军事院校、训练班和部队直接接受培训的中国人员约有9万余人。[248]
第四，派遣志愿援华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直接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根据中国国民政府的请求，苏联选派优秀的志愿飞行员到中国参战。1937年10月下旬，苏联派遣的第一批志愿空军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他们驾驶21架SB轻型轰炸机和23架E-16型驱逐机秘密来华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249]到1939年夏，在中国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和航空机械师已达400多人。[250]从1937年到1941年的4年时间里，苏联共派遣了3665人的志愿人员帮助中国抗战，其中飞行员有1091名，此外还有2000余人的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大批中国利用苏联优惠贷款购买的飞机）。苏联援华航空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柳州等地的25次空战，击落炸毁日机100余架，炸毁日军各类航船70余艘。[251]苏联志愿援华抗战的飞行员中，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统计，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多达236人，[252]包括轰炸机机群指挥员库里申科和歼击机机群指挥员拉赫曼诺夫等军官，在南昌空战中牺牲的苏联志愿飞行员斯拉维克、斯米尔诺夫等人。他们被安葬在中国20多个居民点中。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专门提到了苏联援华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1941年6月，随着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战事吃紧，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也陆续回国参加卫国战争。
第五，抗战末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1945年8月，随着德国法西斯的投降，欧洲战事结束，苏联政府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的承诺，宣布对日作战。为此，在中国东北边境部署军队150多万人、大炮26000多门、坦克5500辆、飞机3800多架。苏联以闪电战术向驻守中国东北之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大大地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崩溃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在1945年8月的对日战争期间，苏联共有12031人牺牲在中国战场上。
除以上所述之外，苏联还帮助中国创办了现代军事院校，如著名的黄埔军校就是孙中山学习借鉴苏联的军事教育而创办的，黄埔军校采用苏联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最先进的军事技术，选用苏联最先进的资料作为教材，军校的经费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训练所用的各种武器弹药都是由苏联提供的。冯玉祥创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同样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
（三）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发展经济的基础极为薄弱。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1/4，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当时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美国的1/50；全国发电量只有43亿千瓦时，居世界第25位。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通过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中央政府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为帮助新中国尽快发展经济，苏联“老大哥”以真挚的国际主义精神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根据中国政府的需求，从经济、国防军事、教育、农业等多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援助，帮助中国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从而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
第一，经济建设援助。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援助主要是围绕着“156项”工程进行的。156个工程项目是“一五”期间苏联对中国援助的重点工程，包括1950年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的141项重点工程，以及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的15项，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工程。156项重点工程实际为154项，因为后来核对时发现，有2个建设项目属于重复计算，但最后落实的工程共150项。这150项重点工程可分为能源、冶金、化工、机械、军工、轻工业和制药工业七类，工程建设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成套设备。其中，民用企业106个，军工企业44个（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囊括了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仅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就占了13项，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批骨干企业。这些工程项目在“一五”期间施工的有146项。在150项工程之外，1955年以前列入两国协定的苏联援建项目至少还有哈尔滨亚麻厂、新疆乌鲁木齐汽车修理厂、辽宁本溪火电站、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北京自动电话交换机厂、北京广播大楼（主要通讯设备）。[253]
除此之外，“一五”时期，中苏还签订了若干援助或合作协定。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某些工业部门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补充建设55个新的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冶金工厂（如太原钢铁公司轧钢项目）、机器制造厂、化工厂、人造纤维和塑料厂、电气和无线电工业企业、人造液体燃料厂、发电站和航空工业科学研究所。为建设上述企业，苏联提供的设备、工程设计和其他技术援助的总值应为25亿卢布（约合6.36亿美元），中方将以各种物品来偿还这笔费用。1956年7月25日，中苏两国在北京签订了关于1956年补充提供货物的议定书，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床、起重机、空气压缩机、水泵、柴油机、发电机、汽车、农业机械、工具和其他货物，中国则以硫磺、水银、烧碱、焙烧苏打、大米、茶叶、毛制品等偿还。1956年9月7日，中苏签订了12项苏联援华工业项目。“一五”期间，中苏双方共签订了244个工业援助项目协定和11个非工业项目协定。[254]
“二五”时期，中国政府继续积极争取苏联增加工业和科学技术援助项目，加紧从苏联引进与国防有关的技术和其他基础制造技术。1958-1959年，中国与苏联又签订了几个供应成套设备的中苏协定，共计有100多个建设项目。1958年5月，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率团前往莫斯科，商谈苏联援助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48个项目，提请苏方从1959年开始为这些新项目供应设备。经过协商，原来的48个项目减少了5项，新增4项，总数为47项。经多次商谈，最终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于8月8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定》。协议规定，苏方无偿向中方转让47个企业制造产品的生产特许权，苏方将根据1957年12月28日关于中苏互派专家进行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条件的协定，按照双方商定的人数和期限，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255]1959年2月7日，周恩来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78个工业企业的协定》，78个工业企业项目包括：9个钢铁企业，11个有色金属企业，14个火力和水力发电站，31个机械制造、无线电技术、电机制造和仪表制造等工业企业，2个煤炭企业，5个石油企业，4个化工企业，2个水泥厂。
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援建和提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共计304个，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终止经济合同，这304个项目中，已经完成的项目共120个，已经基本完成的29个，解除双方继续履行义务的项目共89个，由中国自行续建的66个。[256]
“156项”工程是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总动员，围绕着“156项”工程项目，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初步建立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1955年开工建设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1958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命名为“东方红”的拖拉机。
“156项”工程建设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最初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中，苏联给予了真诚的支持和帮助。1959年2月中苏商谈援华成套设备项目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米高扬等确定了三条原则，即凡是中国提出的要求“一律认真对待”，凡是能够做到的“认真地做”，适当考虑自己的可能。[257]对苏联给予的援助，李富春同志指出：“苏联援助我们建设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单位，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供应新种类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指导新产品的制造等等，总之是从头到尾全面地给予援助。”[258]许多老一代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怀有深厚的感情。1984年12月24日，当50年代担任援华专家组组长、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访华时，陈云同志对他说：50年代制订和实施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我们彼此合作得很好，“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259]
第二，国防军事援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一直关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0月，在战争局势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领导人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但是，由于中国刚刚结束战乱，遭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在各方面还相当困难，特别是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依旧处于“小米加步枪”朝代，而中国的空军海军仅处于初建阶段。面对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困难，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威胁，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中国毅然决然地出兵参战，并请求苏联予以援助。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为动员中国入朝参战，承诺保证供应所需武器。
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规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为半价付款。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3个空军师的装备。当然，苏联所提供的装备并不都是先进的和新式的，有的甚至是二战时期淘汰下来的旧品，如由于苏联援助的部分战斗机是二手货，中国空军领导人为此与苏联顾问发生了争吵。对此，斯大林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向毛泽东道歉，并决定无偿赠送中国372架米格-15战斗机作为补偿。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并提供了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260]
抗美援朝期间，苏联还出动了空军、坦克部队、高炮部队参战，援助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增强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保护了鸭绿江沿岸的交通线和重要目标。如1950年11月，驻守在沈阳的第15和第324两个歼击师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歼击航空军。仅11月上旬，苏联飞行员就击落23架美国飞机。1950年11月，苏联派出10个坦克团，分别部署在中国东北北部和东部4个城市，协助中国进行防御。1951年3月，苏联派出高炮部队直接作战。据统计，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先后派出了12个空军师投入作战，轮番参战的人数达72000人，苏联空军击落敌机1097架，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212架，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261]
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262]随后，苏联还转让了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在此基础上，中国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
1957年10月，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赫鲁晓夫有求于中国，为取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他断然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由此中苏双方代表团于10月15日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从1957年底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成了湖南郴县、大浦和江西上饶的铀矿厂、包头核元件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试验场，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核工业设备。这标志着中国向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时代迈进。1958年中苏两国由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发生争执，加之赫鲁晓夫党内地位的巩固，不再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因此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独断地中止了对中国核技术的援助。为了发愤图强，中国决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制核武器，并把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以“596”工程为代号。从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历程看，尽管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但苏联对中国“两弹一星”的技术援助的确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不仅节省了中国科学家自行研制的时间，而且开阔了他们的国防视野。中国完成“两弹一星”的研制固然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苏联早期援助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派遣技术专家援助。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事业百废待兴，但科学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如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共有70名工程师，但其中62名是日本人。由于缺乏专家，与苏联签订相关接受援助的协定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技术人才的奇缺，无疑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为此，中共中央请求苏联派遣各方面技术专家援助中国的建设。事实上，早在1948年，为了调派部队围歼据守东北孤城的残敌以及恢复发展东北经济的需要，中共中央就向苏联提出请求，派遣专家帮助修复东北铁路网。当时苏联安排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率领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20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携带必要的机械设备和构件，帮助中国修复东北铁路网。1949年8月刘少奇结束对苏联的访问离开莫斯科回国时，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随同来到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华苏联专家已超过600人。[263]
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的协定，1949年底，苏联先后两批派遣了从校长、教官到地勤保障人员的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派遣的海军顾问近700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264]
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一五”计划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迅猛增加。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为983名，1955年为963名，1956年为1936名，1957年为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为2213人，经济顾问为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为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为374人。1958年来华苏联专家为915人，1959年为699人，1960年为410人。[265]据统计，从1949年12月刘少奇携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12年中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应超过18000人。[266]与此同时，中国还派遣了公费留学生和其他技术人员去苏联学习“取经”，据统计，1950-1960年，苏联共接收38000多名中国公民去学习或实习；1949-1966年，苏联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11000人。[267]
从1957年开始，随着一些合同到期的专家陆续回国，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1959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双方都调整了专家政策。不久，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决定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带走全部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经济建设急需的各种设备，这无疑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苏联援华专家尽管一个月内突然撤走，对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否定苏联专家对我国经济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应否认援华专家与中国人民建立的深厚友谊。对于苏联援华专家的帮助，李富春同志说道：“他们给我们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具体地帮助我们进行各项经济工作。所有苏联派来我国的专家，不仅具有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忘我的劳动态度。他们在我国工业、农业、水利、林业、铁路、交通、邮电、建筑、地质、教育、卫生以及其他各个部门中，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合作方面，忠诚无私地、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经验、知识和技能贡献出来，他们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看待。苏联专家们那种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应该说，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成就，是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268]
也正是基于中苏人民的深情厚谊，个别苏联援华专家甚至在回国前为中国秘密留下资料。如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是援助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技术专家，他在临行前把重要资料留给中方人员，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大连造船厂的专家在回国前把导弹潜艇和反潜护卫艇的图纸和资料全部留给了中国技术人员。苏联大批专家来华帮助我国的经济建设，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技术、全套的工业设备、全新的管理制度和经验，为我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该厂不仅引进了苏联的全套设备和零件，而且从组织生产到安装、调试，苏联专家都给予精心的指导，我国技术人员和工人逐步熟悉、掌握了全部的生产流程，终于在1956年7月13日生产出了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
第四，教育援助。苏联对新中国教育方面的援助尤以军事教育方面为甚。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政府派出技术专家，帮助中国筹建了6所航空学校。中国海军院校的建立也同样得到了苏联的指导和帮助。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这是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干部的学校，学制、教材、教学方法、教育制度等都是参照了苏联的办学经验。苏联还帮助中国创建了军事工程教育，建立了中国最高军事技术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学校的选址到校园的建设规划，都有苏联专家的身影。学院的教材、讲义、学制、训练方法等也都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同时学院还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任教。除军事教育之外，新中国其他高等学校也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理念，借鉴苏联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大量翻译苏联的教科书，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实验室，聘请苏联专家来校任教等。如北京大学的35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是借鉴了苏联的教学计划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订的。中国人民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间，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是全国聘请专家最多的高等学校。这些苏联专家对人民大学全面接受苏联经验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帮助培养教师，培养研究生，指导教师编写讲义和教材，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还帮助人民大学建立了一套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并逐步推广到全国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聘请了67名苏联专家，仅次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了40多个实验室。中国第一所技工学校即北京技工实验学校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从1949年到1959年，我国高等学校共聘请了苏联专家861人，其中理工科方面的专家占多数，[269]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修订了241种高等学校教学计划。[270]由于全国各行各业学习苏联，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俄语的学习和交流，推动了俄语教学的繁荣。
第五，苏联对我国农业的援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粮食产量极低，农业技术设备极其缺乏。在此情况下，苏联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建设和发展伸出了援助之手。195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之际，中国收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送给中国的两份礼物。这两份礼物都与农业有关，一是当时正在中国展览的83台机床和农业机械，苏联决定无偿赠送给中方；二是苏联将派遣农业专家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播种面积为2万公顷的国营农场，并提供相应的机器设备。由此，中国在东北建立了国营友谊农场。国营友谊农场是由苏联提供的全部农机设备，并由苏联专家援助建设的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国营友谊农场为我国大规模建设国营农场培养了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培育了大量优良品种，探索出了许多开荒生产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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