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从中等收入国家持续地增长为一个现代高收入国家，这样的情况不是在很多国家都能够实现的。因为，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是追赶性的增长。在这个阶段，产业技术、产业组织和产业模式的引进、模仿，产业结构的复制，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就可以实现不断的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完成之后，要继续增长为高收入的国家、现代国家，前面的后发优势就不会发挥作用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是后发劣势，老跟着别的国家走，就没有创造力了。
更重要的是，在追赶阶段，强政府能够促进追赶性的高增长，因为在追赶阶段强政府可以在资源动员和要素组织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相当于落后者可以使尽全力去沿着别人的路线去追赶别人。但是这背后也以很多人的权益受到践踏为代价。很多地方在十个月之内，能将一块平地变成现代化的电子厂或钢铁厂，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几个月之内把农民地全部推平，房子全部清拆，土地强征，盖现代化的厂房，搞工业园区。
现在很多人总结，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强政府。不过，追赶阶段完成之后，强政府就不管用了。许多国家在追赶阶段完成之后，不能实现持续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是因为追赶阶段的增长动力已经衰竭而无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在全球都非常令人困惑。追赶阶段完成之后，需要一种新增长模式，我本人把它称之为内生性增长，即依靠一个经济体内部不断创造知识资本、积累知识资本、利用知识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以打破物质资本收益递减的魔咒。如果要转向内生增长，强政府是没有用的，反而会起阻碍作用。
“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由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不到20个。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没有成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情况很不一样。但从现象上来看，那些政治联结性的企业最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家，大部分都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为了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快速追赶，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很强的公权力，一度致力于帮助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政府之手曾经是“帮助之手”（helping hand）。帮来帮去，最后却成为“掠夺之手”（grabing hand）。因为帮助这个企业，可能会掠夺另外一个企业，帮这些人，可能掠夺另外一些人。帮助一个钢铁厂或者电子厂，可能会掠夺农民，掠夺小厂商，掠夺汽车修理厂，掠夺开餐馆的。
另外，帮助企业的时候，企业跟政府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形成了政商联结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不可预期的。其规则不清楚。而这种政商结构一旦形成，对中国转型为内生式的增长，会起很大的阻碍作用。
第一，使资源配置高度扭曲。资源被配置给最亲密的人，而不是最有效率的人。
第二，竞争特别不公平。劣化资源配置，就会导致不优秀的胜出，优秀的失败，竞争不公平。
第三，对社会构成很大的破坏。至少从企业家来说，没有稳定的预期，没有长期的行为。跟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候比起来，现在党和政府对财产保护和企业家的保护多很多。但大家长期行为和稳定的预期还不如以前多，因为大家心里不踏实。结果，很多企业家不是做长期投入的竞赛，去搞研发、做品牌；而是短期投机的竞赛，炒房地产、PE、上市、套现的竞赛。不是搞效率提升的大竞赛，去改进技术、改进组织，而是搞政商联结大竞赛，跟政府怎么合作，跟官员怎么联结。
这种竞赛伤害了谁？伤害最多的就是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是先天的政商联结，而且很多政府的官员还有企业家身份，而民营企业如果搞政商联结的话，那是后天的，要花很大工夫而且要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民营企业一般来说，竞争不过国有企业。
怎样改变这个状况？从经济上说，要促进金融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的配置更市场化。一定要放松政府管制。政府管制的范围太多太广。
从政治上来说，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其中，重在分权制权。现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共和这种理念和精神值得弘扬。要更多讲共和，分权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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