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就开始讲故事。十二个同学，双层的床，轮流讲，唯独蘑菇不用讲。他睡门侧第一架床的底层，蒙着头，只露出耳朵听我们讲故事，好像随时有什么鬼闯进来挟他走。他的绰号跟他的体形相似，身子细，脑袋大，个头矮。
我们会习惯性地抚抚他的脑袋，还唱那首儿歌：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别人用伞，他用大头。
宿舍里有一条规矩，轮到谁，讲不出故事，得光屁股去外边跑十分钟。所以，白天，该轮到夜间讲故事的同学，就会有所准备。听故事，就会忘掉来自坟场的恐怖。
我们都偏向鬼怪故事，听着听着，仿佛戈壁滩的幽灵已潜入我们的宿舍，吓得我们大气不敢出，只剩讲故事的同学那得意的腔调。有一天，大概已夜晚十一点钟，谁也没听见门开（屋里和外边差不多黑），猛地一声吼：再讲，就把死人说活啦！
是李老师。他立在屋中，比黑还黑的一条。
那天起，我们再不讲故事了。其实，我们肚子里的故事已掏干了，书里看的，听人说的，都讲完了，又瞎编，一听就漏洞而出。谁也担心黑咕隆咚跑到外边去转一圈，那些鬼怪故事讲得似乎屋外遍野是鬼怪出没，我们被包围了。
宿舍笼在夜色之中，好像谁吭一声，鬼魂就会闻声扑过去。不断有翻身的声音，引出床架的咯吱响。
我还是期待听故事，宣布：谁讲一个故事，我给他一张饭票，二两一个故事。
蘑菇说：我来讲一个。
有时候，我担心他细细的脖子能不能撑住硕大的脑袋。他特别能吃，一个月的饭票，只能顶半个月。我怀疑，那么多饭都集中到脑袋里去了。有时候，他跟食堂盛饭的阿姨计较：没摁实。我还看见他摘沙枣吃，捉蚂蚁吃。我们说他是饿死鬼。
他接连讲了几个沙漠里探宝的故事。黑暗里，同学鼓励他讲。我声明：我只听其中的一个故事，其余的故事的报酬大家分担。
床上床下，都说：蘑菇，你只管讲，我们给你记着呢，明天给你饭票。
他似乎憋了一肚子故事，等候着我们讲干了，再由他一个人来讲。我发现，那颗脑袋好像装满了故事，随随便便就吐出一个，还让我们点——反正，他有个原则，不涉及鬼怪题材。
连续三天，蘑菇占满了临睡前的时间，我们的饭票渐渐转到他的手里，他越讲越来劲，我担心，再持续下去，我们该断顿了。故事不能当饭吃。
我首先声明：今晚我困了，不听故事了。
也有个声音响应：不听了。
可还有几个声音鼓励：蘑菇，你讲，我们听。
蘑菇讲了个故事，把我的姓名镶嵌在其中的人物身上。最后，变天了，割了草的小孩，将草送到牲口圈，于是，进入结尾，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槽头的毛驴都吃起那鲜嫩的草，这时，青草里响起蛐蛐的叫声，那些毛驴都支棱起耳朵，好奇地听起来。
故事到此刹住，我们都在听。我立即喊：你这家伙，变着法子在骂我们。
他说：你不是不听了吗？
我说：你反动。
第二天，我们就揪斗了蘑菇，因为，他影射了什么：变天了，毛驴支棱耳朵——我们的家庭出身都是贫下中农，蘑菇的姓名是李改朝，显然，他想“改朝换代”，他的家庭出身是富农。我们这些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了阶级斗争的嗅觉，很快将成人的一套使用在蘑菇那里。他哪儿经得住上纲上线呢？听故事的同学不是驴而是以人的姿态口诛笔伐。该我们来劲儿了。
两个晚间的批斗会，在教室举行。第三天晚上，他不见了。当晚找不到我们斗争的对象。第二天白天，他的座位空着。傍晚，渠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放羊的羊倌给羊饮水发现了他。他的脑袋泡得奇大。
蘑菇的父亲悄悄来校，把他的尸体埋进了戈壁滩的坟群里。蘑菇的父亲没敢吭声，因为他正蹲“牛棚”——属于农场的牛鬼蛇神。
晚间，我们都害怕，害怕蘑菇突然闯进来找我们算账，他的床铺一直空着，好像等他来睡。我老是想着他那装满故事的脑袋，再也不会挨饿了。可是，那里边的故事再也倒不出来了。
我觉得他还在讲故事。有一次，有个睡上铺的同学惊叫了一声：蘑菇。他声称床头有个黑影。
那时起，我时不时提起蘑菇，他已埋在我的记忆里，而且，我的脑袋，莫名其妙地会发出他的声音。过了三十岁，我不得不动笔了，我的许多故事都源自蘑菇，仿佛他讲，我记。故事像雨后的树林里长出的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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