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的魅力

    是潮河滹头映着倒影的清凌凌的泉水是酷署天雾灵山清凉界顶嗖嗖的凉风是六里坪原始森林群落如诗如梦的風景是天文台巨无霸望远铣和头顶灿烂的星空

    兴隆的魅力

    是燕山四月盛开的梨花是街头十月飙香的糖炒板栗是半壁山八碟八碗的满族风俗是吃农家饭住农家院时开心的笑声

    兴隆的魅力

    在果丹皮的味道里

    在冰糖葫芦串串上

    在老电影《青松岭》的故事里

    在老歌《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的旋律中

    此作品发表于{报告文学》2008年第12期。

    ——我用我的这首题为《兴隆的魅力》的小诗作为本篇报告文学的引言。

    丈量兴隆

    北京那边就是兴隆。

    就边界距离而言，北京与兴隆零距离。因为北京的密云和平谷与兴隆接壤，边靠边，界挨界，村相邻，路相通，人相往。虽然兴隆是河北的一个县，但兴隆人往往与北京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兴隆一些气宇轩昂的巨贾强人在北京购置了房子，不过，他们的“根”永远留在兴隆，时不时，就回兴隆看看，呼吸几口大山里的空气，浑身上下才有劲儿。

    兴隆县城不大，只有一条主街道，自西往东信马由纽扯开去，快到长途汽车站的地方，扯出一条肥肥的“裤裆”，主街道在“裤裆”里便就分了岔，一条往东南，一条往东北了。县城人口不过几万人，在机关或单位拿薪水的，相互都认识。居民之间呢，也都似乎脸熟。陌生的面孔在街上一出现，全城就发觉了。不过，留意一下街道两边停放的车辆，有许多居然是北京的牌号。兴隆人心里清楚，牌号是北京的，可车的主人多半还是兴隆人。如此这般，除了图个进京方便，还有某种不便说破的心理呢。啥心理？不能说。问兴隆人自己吧。

    其实，对北京人来说，每天的生活都和兴隆发生着关系。因为，北京人的饮用水来自密云水库，密云水库里的水来自哪里呢？——潮河。逆潮河而上找源头，三找两找，就找到了兴隆县六道河镇一个叫北火道的地方——这就是潮河的源头了。有人戏说：“北京人这边打开水龙头，兴隆那边就有反应了。”虽然是句玩笑话，可仔细想想，此话或许还真有几分道理呢。兴隆有森林270万亩，其主要功能就是涵养水源。说通俗点儿，就是给北京造水呢！

    京承高速公路贯通后，从北京和平里到兴隆县城，只消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唉，比在北京城里开车痛快多了。那年冬天，我从和平里去西客站接人，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连西客站的“绿帽子”还没见着呢！——喃，车堵，心里更堵。在兴隆，绝对没有这种烦恼。

    要是从兴隆去首都机场赶飞机，那就更方便了。刷刷刷，刷刷刷，也就一个小时挂点零头。兴隆人说：“首都机场就跟专门给咱兴隆人修的差不多。”

    二三四五六，北京的环城路已经修到了“六环”。倘若一鼓作气七八九接着“环”下去，甚至不用到“九环”，我看“八环”就把兴隆“环”进去了。瞧瞧，兴隆的地理区位优势能不光彩夺目吗？馋涎欲滴，欲滴馋涎，兴隆的青山绿水和便捷的交通太有诱惑力了。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自然对人类的作用是巨大的。地理环境甚至能够决定人的语言、服饰、性格、气质、心理，乃至生活方式”。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特定的地理条件的。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到兴隆，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也许，我对兴隆的最初认识，就是来自对他们的认识。套用那句话——“你要了解阿拉伯人，就要了解他们的天空，他们的星辰，他们酷热的沙漠以及他们的胳驻和马。”那么，要了解兴隆和兴隆人呢？我看，不妨就从了解兴隆的历史和山林开始吧。

    封禁与开禁

    兴隆县地处燕山深处。燕山主峰雾灵山纵卧其境内西北部，余脉婉蜒于东南部。除了北京的密云和平谷之外，兴隆的周边还与本省的宽城、迁西、遵化、承德及天津的蓟县相抱相连。兴隆的版图就像一片树叶，翠绿而迷人。

    清代以前，有兴隆而无兴隆县，行政归周围各县“分而治之”。民国19年，也就是上世纪1930年，始建兴隆县。早先，兴隆的大部分境域被划归清东陵“后龙风水”禁地，严禁开垦、种植、伐木、采矿、狩猎等活动。封禁时间长达254年。乾隆三十五年，清政府发布的封禁令，措辞相当严厉——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不准越入设窑烧炭，各宜凛遵。如敢故违，严拿从重治罪。

    当然，光有禁令还是不够的，禁区的四至必须明示百姓。清政府拨出专款，用于踏察勘界，划出禁区范围，禁区边界埋设了木桩，标明界址。木桩分红、白、青三种。红桩为禁区防火道内侧界标，白桩为外侧界标，青桩则为禁区边界的界标。红桩以内是核心区域，绝对不准涉足；红桩与白粧之间是防火道，树木、杂草一律割除干净；白桩与青桩之间的区域为缓冲区，可涉足，可耕作，但不准伐木、挖药、打窑烧炭等活动。木桩高8尺，埋地2尺，每百米一根，共17751根，数目相当可观。因木桩历经风雨和岁月的剥蚀，容易腐烂，不能永久存立，后将青桩改成石碣，上镌四字“禁地界石”。石头，到底是石头，万世不朽也。至今兴隆民间尚留存许多。早些年，没人把这石头当回事，垒墙的，盖猪圈的，做门斗的……现在知晓了，还是文物呢。

    清政府为确保“后龙风水”禁地安全，自马兰峪起至鲇鱼关、大安口、窄带子、板谷峪、黑峪关、曹家路、北双洞、镇罗关、杨树沟、老鸦沟、黄崖关、白枣林、青山岭、黄花山、兴隆口共设17个兵营，驻扎清兵，负责风水禁区的守备。由马兰略镇总兵统辖。那时的总兵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吧，规格不低哩。由于实行长期的封禁，使得兴隆境内“遍地泉涌，草木丛生，古树参天，野兽成群。”

    民国初年，守陵军军饷吃紧，北洋政府更是无力解决。于是便下令，开禁“后龙”部分区域，开垦土地和采伐森林，以补充祭祀用品费用和军饷不足。从此，一开不可收，外地资本纷纷涌入兴隆，争相开办大小木行。据记载，仅在雾灵山、六里坪等处的山林中每日就有千余人伐木，高峰季节日伐木量在1000立方米之上。民国六年，在兴隆设垦殖局，直隶都督曹锟派蒋雁行来兴隆任垦殖总办。民国十四年，垦殖局改成林垦局，后又叫林务局，归河北省实业厅管辖。——这是兴隆境内最早设置的行政机构。从开禁到建县之前的15年间，是兴隆土地开垦和木材采伐的鼎盛时期，仅木材一项，政府每年的税收都在90万银元以上。

    水往低处流，人往利处聚。至建县时，兴隆人口已达到9万余人。人口的聚集，必然带来工商业的兴起。酿酒、纺织、印染、木器制作等加工业相继发展起来；街道两边挂着各种幌子和招牌的商号、店铺，鳞次栉比……有道是：车马喧嚣，商贾云集，气象万千。

    兴隆，开禁后的兴隆，渐渐兴隆起来。

    绿色战略

    说到兴隆的绿色，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县委书记吴海汇，一个是县长王瑞林。

    先说吴海汇。吴海汇是个不怎么张扬的人。作为兴隆县县委书记，他做事一向低调。许多事情，只做不说，但兴隆生态建设和林果产业方面的事情，他是边说边做，甚至有时响动还很大。他说：“生态建设和林果产业不同于别的事情，这两件事必须大说特说，因为说的过程就是增强绿色意识和转变观念的过程。”

    在兴隆，他走到哪里，绿色的话题就说到哪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他的插话也多半是有关“绿色”的。兴隆人开玩笑说：“吴书记走过的脚印都能长出树了。”

    吴海汇忘不了在丰宁当县长时，朱裕基总理来丰宁考察治沙时的情景。当时朱铭基握着他的手说，“沙子再治不住，首都就得迁都了。”多年来，这句话一直萦绕在他耳边。到兴隆履新后，他提出“生态为本”“林果立县”的发展思路，其思想之源怕是也与那句话有关吧。他说：“不重视生态的领导干部，就是不合格的领导干部。有污染的项目，我们坚决不上，宁可发展的速度放慢一些，也要保住生态。”他说，“我们兴隆不跟沿海发达县市比财政收入，但可以比青山绿水，比森林覆盖率，比社会和谐程度，比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我不会唱高调”。吴海汇说，“一个人来到世上，要有所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人生的价值。”他说，“不求官，不求利，要追求你给社会留下了什么，你给老百姓留下了什么。”他是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这番话的。当时脸上黑里透红，语调激昂，充满激情。会场有人悄悄议论：“吴书记中午是不是喝酒啦？”事实上他根本没喝酒，他说的是心里话。

    吴海汇是一个轻易不发火的人，但在2003年底召开的全县治理整顿矿业生产秩序动员大会上，他把桌子擂得咚咚响。“矿业秩序的混乱，破坏了兴隆的资源和环境，这是吃祖宗饭，砸子孙碗！本届县委、县政府不把矿业秩序整顿好，上对不起党组织，下对不起兴隆百姓，就是县委、县政府无能！”此话让与会干部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他当过兵，爱好文学，在部队时就写散文。他在散文《柞树的风格》中写道：“柞树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树，它生长的地方都是很陡的山坡，它不讲条件，耐瘠薄，耐饥渴。柞木的木质很坚硬，能顶重压，或用做矿井里的坑木，或用做木轮车的车轴辘，或用做凿子的木柄。虽然它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却恪尽职守，任劳任怨，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吴海汇写道“我要赞美柞树，更要赞美具有柞树精神的人！”

    吴海汇的身上是否也有柞木的某些品格呢？也许，兴隆的老百姓比我更清楚。

    再说王瑞林。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王瑞林对绿色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之前，他是承德市信访局局长。来兴隆履新没几天，就带着林业局长董文才及有关人员下乡了。路上他对董文才说：“兴隆的生态来之不易，以后的发展特别是林果业的发展更难。过去是栽树，现在是管树；过去是卖果，现在是深加工。如何使生态增效，又要使农民增收，确实需要认真的调查研究。”

    爬山头，进果园，访农家……一路看一路思考，临了说了一句话：“兴隆的生态要守住一个‘坚’字。我们的眼睛必须紧紧盯着大山。”

    当然，兴隆县的“生态为本”“林果立县”的发展思路，并非决策者一拍脑壳拍出来的。兴隆的发展离不开兴隆的县情。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多地少，这就是兴隆的县情。

    兴隆要发展，就需要足够的发展空间。到哪里寻找空间？历史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无法拿到实验室去做实验。

    在西方人眼里，土地首先是一个生产要素。在中国古代，土地被赋予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土地意味着家园、身份、地位、财富。土地的价值对任何人来说都找不到替代品，人们几乎看不到资本的力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兴隆就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温饱的兴隆人，要想在人均不足八分田的有限耕地上再创造出奇迹，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了。发展工业？缺资金少技术信息不灵……从决策者到百姓开始陷入了一种茫然状态。兴隆靠什么立县，今后的路怎么走？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主张“不争论”，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是他发动的。像中国曾经历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样，兴隆也经历了“立县之本”的大讨论。按其主张的不同，大讨论可分成几派，有“粮派”，有“牛派”，有“工派”，有“金派”，有“绿派”。

    战略研讨会开了一个又一个，观点一次一次的交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县人大会议室召开的，有相当数量的人参加。战略研讨会从早晨开到入夜，各界人士充分发表意见。县领导参会，不讲话，不定调，只是倾听各方意见，小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研讨会上的争论相当激烈，甚至攻讦之词不时闪烁。

    ——“粮派”主张，要继续“以粮为纲”。“仓廉实，知礼节”，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谈得上其他追求。反驳的人说，“以粮为纲”，没有错。但问题是兴隆只有半分田，实在找不出可耕的田了。有人出主意，开山造田啊！兴隆有那么多的山场荒着也是荒着，开垦出来，那可都是上等的肥田啊。反对的人说，是啊，田肥了，山却瘦喽，水土都流失了。

    (饥饿曾经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徘徊多年。饥饿的阴影，连同那个年代苦涩的记忆，在兴隆人心里挥之不去。）

    —“牛派”主张，“畜牧立县”。历史上，兴隆饲养的蒙古牛是相当有名的，上世纪70年代曾达到2万余头。兴隆应该大力发展畜牧业，骑在牛背上才能兴隆。兴隆最多的是什么？是山场啊！山场是什么？山场就是天然的牧场啊！满山遍野都是牛群羊群，没粮食怕什么，咱可以用牛肉羊肉换粮食啊。有人调侃说，这是要把兴隆变成澳大利亚啊！

    (这是富有浪漫色彩的主张。兴隆人的目光开始发生位移，正从“半分田”转向广阔的山场。）

    ——“工派”主张，“工业立县”。“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只有上马一些大工业项目，兴隆才能尽快发展起来。小打小闹的手工作坊，只能解决温饱，却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对兴隆的发展来说，硬道理就是大项目。比如，建大电厂或大型造纸厂，马达轰轰一开动，利税不就来了吗？反对的人站出来说，上大项目当然是好事，可钱呢？技术呢？更主要的是负面问题不能不考虑，那就是污染了兴隆的青山绿水怎么办？

    (县域经济的发展，确实需要一些大项目的带动。但选择上马什么样的项目，则需要一定眼光。工业立县，是要有污染的发展，还是要青山绿水蓝天？在那个年代，兴隆人一度面临艰难的抉择。）

    ——“金派”主张，“矿业立县”。兴隆的矿产资源丰富，易开采，我们不能守着“金盆”要饭吃啊！眼睛不能光盯着那半分田，还有那山上的树木啥的了，得立体思维，看看兴隆的地下都有啥？有啥？啥都有。金银铜铁键铅铸……储量大极了，光是金脉和铁脉，沿长城一线已经探明的，就有上百条。还种啥地呀，汗珠子摔八掰儿，也还是个靠天吃饭。咱兴隆人有了“金子”，有了“铁粉”，不就是啥都有了吗？不同的声音说，是啊，金子是挖出来了，可是山林也就千疮百孔了。

    (印第安人早就说过，当剩下最后一裸树，最后一滴水，最后一口清新的空气的时候，你们会明白，金子不能吃。）

    ——“绿派”主张，林果立县。生态是生存之本，抓住了林果产业，发展生态经济，就是抓住了兴隆经济发展的“米袋子”“牛鼻子”“金盆子”。必须从“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中走出来。要大做山的文章，一手抓森林资源总童的增长，一手抓果品质量的提高。让山上的树木既长“叶子”，也长“票子”。反对的声音也不小，还嫌兴隆的树种得不够多吗？田里都种上树了，就差炕头没种了。兴隆都快成无粮县了，一旦发生饥荒怎么办？“绿派”的人站起来反驳，至于种什么，应当由农民自己说了算，如果玉米能卖到五块钱一斤，农民自然就会把树拔了去种玉米。挡也挡不住。

    (生态建设既要遵循自然法则，也要遵循价值规律。贫穷是最大的污染源，只有找到生态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点，走生态经济型的区域发展之路，消除了贫困，生态自身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许多当年参与了大讨论的人，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正在领导岗位担当重任。然而，无论是谁，只要一提起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作为那场大讨论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云民说：“思路决定出路——那场大讨论的意义影响深远。”

    县委、县政府综合各派的意见和主张，经过慎重研究，确立了“林果立县，工业强县，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取缔了“五小”工业，封山禁牧，严禁发展污染企业，关闭了磷肥厂、硫酸厂、化工厂、造纸厂、黄金氧化厂等50余家污染企业。严禁陡坡开荒种地，严禁砍伐森林，关闭木材、木料加工企业。管住了“牲口”，减少蒙古牛和山羊的存栏10万余只。2000年后，抓住国家实施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项目的机遇，通过实施退耕还林、风沙源治理、农业综合开发等大项目，兴隆的生态状况和生态经济有了又快又好地发展。目前，兴隆森林覆盖率达到65.76%，居河北省第一位。林果面积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80万亩，发展到2007年底的270万亩，果树存量由500万株增加到4000万株，人均拥有果树140株。优质板栗、山楂、苹果、梨、核桃等干鲜果品产量达到24万吨。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果品实现了提质增效，主要果品的优质率达到80%以上，有8个产品已注册了商标，打出了品牌。农民人均林果收入达到1800元，占农民总收入的近六成，林果业已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靠山，养山，吃山”，林上经济、林下经济一齐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树上是果，树下是苜蓿草、食用菌、中药材，充分利用了空间，开发了土地的潜能，创造了最大的价值。

    县长王瑞林告诉我，兴隆的生态成果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换来的。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兴隆的县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生态立县，发展林果的决心、信心没有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县委书记杜宝山、马刚、薛鸿雁、贺志仁、王锡国、吴岳、吴海汇等，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王瑞林说，虽然兴隆是林果大县，但还不是经济强县，要实现强县的目标，就必须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王瑞林说，兴隆向强县迈进，就要着力培育和打造食品加工、医药化工、冶金矿业三大产业集群。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是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关键。全县已拥有果品加工企业186家，其中国家和省、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30家，年综合加工能力达20万吨，林果加工实现年增加值5亿元。果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有效解决了农民卖果难问题，并拉动了果品价格的上涨。全县3000多名下岗职工，到林果加工企业就业，4万余农户从事果运、加工、销售等相关行业。

    “兴隆的根本是生态”。吴海汇一语道破，“工业强县也好，旅游兴县也罢，实际上都是林果业的延伸，因为我们的工业搞的都是果品加工业，而旅游游什么？还不是绿水青山农家乐？”

    在兴隆，悲莫大于林衰。若林衰，则兴隆衰。

    在兴隆，幸莫大于林兴。若林兴，则兴隆必兴矣！

    树上的故事

    早些年，老百姓不懂疏花疏果技术，认为花开得越多，结的果就越多，产量就越高。县林业局局长董文才下乡，正好从三道河乡东庄村的一个果园旁经过，见到果树上的花过密，营养分散，会影响产量。他便高喊两声，把果农老张从树后喊出来。

    他说：“你这果园里的树，花太密了，得疏。”果农老张说：“咱也不懂啊，哪个该留，哪个该疏呢？”

    董文才拿出剪子说：“我给你示范一棵树，到秋天产量准保比往年高。”果农老张将信将疑。董文才问：“你这棵树去年产果多少斤？”“50斤。”“我把它收拾一下，今年秋后不会低于100斤。”“有这样神吗？”“要是低于100斤，我赔你50斤。”“那就疏一棵我看看。”刷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工夫，地上就是一片花蕊。果农老张看着心里直疼，可反悔的话又不好说出口。

    董文才前脚刚走，果农老张的老婆来送饭，见到地上的花蕊，觉得他的男人太“窝囊”，便在地上打滚，哭着闹着要他男人“讨回哪些花”。男人说：“疏掉的花还能长上去吗？大不了就算交学费了吧。”女人不依不饶，说：“全村那么多户，怎么偏赶上你交学费呢！嫁给你这样的男人算是倒八辈子霉了。”男人不吭声，蹲在树下抽闷烟。

    一眨眼到了秋天。

    令果农老张和他的老婆惊奇的是，被董文才疏过花的那棵树，结的果子比别的树上的都要大，果形漂亮，品质也好。整整装了两花篓，一过秤：120斤。这下两口子乐了。逢人就说：董文才的剪子还真是挺神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县委、县政府要求，各委办局都要负责几个联系点，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林业局的联系点是孤山子镇王杖子村，具体任务是改良果树品种，推广嫁接技术。由于果农对这项技术没有认识，开始时，磨破嘴皮子也没人相信。嫁接技术怎么推也推不动。无奈，技术人员只好在老乡家里，天天打牌，下象棋。

    董文才蹲点的房东叫赵俊，都快40了，还没个女人跟他。他家院里有棵板栗树，树龄200多岁，可连一个栗子都没结。村里的人们给这棵树起了个绰号：光棍树。树是光棍树，可人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啊！经媒婆介绍了几个妮子，来赵俊家屋里屋外转转，再抬头望望那棵树，最后都摇摇头，走了。一来二去，有人便说，赵俊娶不上媳妇，都是这棵树妨碍的。赵俊请半仙儿算了一卦，也说这棵树不吉利。除非让它结果，他的命运才会改变。

    董文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哈哈一笑。他对赵俊说：“我给你这棵树做个手术，接个条儿。”赵俊说：“你把它弄死才好呢。死了，我好申请把它伐掉。”赵俊找来个木梯，董文才嗖嗖嗖爬上树去，在上边鼓捣了半天。从树上下来后，他拍打拍打手上的木屑，说：“你等着秋后吃栗子吧。”赵俊说：“不可能，都200多年了，它从没结过栗子。”

    深秋的一天，赵俊提着一筐栗子，来林业局找董文才。董文才说：“你这是干什么？”赵俊说：“这是那棵树上结的栗子，2斤多呢。”“你个人的事情怎么样啦？”“正处着呢，是邻村的女子。”赵俊淳朴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消息传开，果农们纷纷来找董文才，要求跟他学习嫁接技术。董文才便带着专家和技术人员一个村一个村地办班。很快，全县的果农都掌握了这项技术。董文才说：“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情最有说服力，老百姓一找你，难推广的事，也就不难了。”如今，在兴隆的乡村，嫁接已经不是技术的技术了。即便是村头怀抱婴儿的妇女，谈起果树嫁接，也会说得头头是道儿。

    板栗机密

    当北京街头油亮油亮的糖炒板栗飘着香味的时候，我知道，深秋来临了。

    板栗，并非中国所特有。板栗有13个种，人工能够栽培的有3个，即中国栗、欧洲栗和日本栗。我没吃过欧洲板栗和日本板栗，但却知道欧洲人和日本人喜欢吃中国板栗。尤其是日本人，指名道姓地专吃中国的京东板栗。京东板栗，特指北京以东燕山山脉一带（兴隆、遵化、迁西、密云）出产的板栗。在国际市场上又称“燕山板栗”“迁西板栗”“长城板栗”“北京板栗”。日本人知道底细，当年占领华北时，龟田大佐带领日军进山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烧了那么多村庄和树木，却偏偏把那些栗树留下了，大概他们那时就打定主意，日后还得吃中国的栗子呢。日本男性大多有肾疾，日本人对京东板栗进行了从里到外和从外到里的研究后认为，京东板栗是补肾最好的东西。当然，这是日本的国家机密。日本人大量进口京东板栗，到底用于干什么，从没透过半点口风。药王孙思邈说：“栗，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栗，益气，厚肠胃，补肾气，令人耐饥。”

    我想，日本人食用，绝不是为了耐饥吧。

    在兴隆采访期间，我才了解到，板栗营养丰富，是高热量、低脂肪、高蛋白、不含胆固醇的健康食品。清代慈禧经常食用栗子面窝窝头，后传至民间，成为了北京一道著名的小吃。

    京东板栗交易中心在兴隆县蓝旗营乡佟家沟村。秋天，长城沿线满山满岭的板栗果实便都汇聚到这里。“好栗子，好栗子，个顶个饱满的好栗子。”

    在兴隆，能称上“栗子王”的，当属徐开义了。他现在是绿源食品公司的老板。“绿源”年加工生鲜板栗能力在5000吨之上，产品注册商标日之“紫瑜珠”，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板栗加工企业。“绿源”位于长城脚下的孤山镇，站在山上向下一看，好家伙！横着一片红屋顶，竖着一片蓝屋顶，厂房一片连着一片。据说是日本人出资建的，建筑风格多多少少还能看出些大和遗风。日本人把板栗的事情看得很重，驻华使馆商务参赞佐竹健次亲自带人来考察，翻山越岭，进村人户，佐竹看得很细，最后竟抱着高大的栗子树久久不肯放开手。

    “绿源”投产那天是2006年12月12日。也许是一种巧合吧，这一天，离“西安事变”的发生整整60年。

    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然而，政治与经济何时又是分离的呢？2007年的“饺子事件”一度殃及到了板栗，本来每斤5元，日本人硬是压到2.5元。说这是价格制裁。打盆说盆，打碗说碗，饺子出事与板栗何干？“绿源”忍了，日本人可以对中国不地道，但“绿源”对老百姓不能不地道——“绿源”对老百姓的板栗收购价仍然是5元。好在老板徐开义过去开铁矿积攒了些家底，还能扛住。“绿源”把长城沿线百里板栗带上8个乡镇，3万多栗农每年收获的板栗，全部按“保护价”收购上来，然后加工成各种食品，销往国外。栗农再也不用为销售发愁了。

    徐开义是孤山子镇本地人，高中毕业后先是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后又开了几个铁矿。他想，铁矿石是不可再生资源，早晚会开采殆尽的。人，到了一定境界，想到的就不是光为了自己赚钱了。什么项目既可富民，又能带来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于是，徐开义选择了板栗加工项目。徐开义一度敬佩的企业家是牛根生。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金钱却能把人带人坟墓。”

    ——“世界上80%的喜剧跟金钱无关，世界上的悲剧80%跟金钱有关。”

    ——“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也不是有权人的，是属于有心人的。”

    徐开义的小本本上记满了牛根生说过的这些话。然而，牛根生和他的“蒙牛”在北京奥运会后却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徐开义闻知后沉默半晌。他无论如何想不通，强大的“蒙牛帝国”怎么可能有虚假的东西呢？那个来自草原的曾经高大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渐渐模糊了。

    “不不！不！‘绿源’对一切虚假的东西说不！”

    青松岭

    青松岭是燕山深处的一个小镇。因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电影《青松岭》的故事发生于此，而驰名全国。《青松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情景。那个戴着耷拉着帽檐子的帽子赶大车的钱广，偶尔利用进城的机会偷偷倒腾蘑菇、木耳等山货卖钱，被发现后当做投机倒把的典型，受到张万山和秀梅等人狠狠地批判。在一代人的记忆中，钱广几乎就是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尾巴”的特定符号。

    赵本山曾经坦言，他演小品时戴的那个耷拉着帽擔子的帽子，就是从钱广那儿学来的。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顶给中国广大观众带来无尽欢乐的“帽子”，曾经给钱广的原型张惠带来许多烦恼和灾难。后来，作家何申又写了一部20集的电视剧《青松岭后传》，表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那种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并试图为钱广正名。然而，事与愿违，这部电视剧也没给他带来好运。他的晚年，郁郁寡欢。在一个梨花开满青松岭的季节，他寂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本名，只记得那个甩“三鞭子”的戴着耷拉着帽檐子的帽子的钱广。不过，他的后人倒很争气，在公路边开了个“钱广餐厅”，烧土鸡土菜，吸引了八方游客。

    上世纪80年代，青松岭镇凭借丰富的林果资源，建立起果品加工厂，研制出全国第一瓶红果（山楂）果茶，并很快占领北京等各地的市场，成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游泳队的指定饮料。一时间，“青松岭”牌果茶在市场上风光无限。

    青松岭镇原来的名字叫茅山，茅山的“茅”的字，既是茅草的“茅”，也是茅房的“茅”。而在中国北方农村，茅房与厕所就是同义词。年轻的一代觉得这个名字忒土，忒粗俗，就呼吁改名，改称什么名字好呢？当然叫青松岭最好啦！在中国，40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青松岭》的呀。于是，通过法定的程序，就改成了青松岭。不过，老辈子习惯了，还是叫茅山。

    “青松岭”三个字是特意请前外交部长黄华手书的。青松岭人把那三个字刻在一块巨石上，如今此处已经成了青松岭的地标。那里是胳膊肘子弯儿的盘山路，拐来拐去的，很是曲折。《青松岭》电影里，马惊了在山路上狂奔的镜头就是在那里拍摄的。过往的游人，一般经过那里都要停一停，在刻着“青松岭”的巨石旁边照张相。

    与钱广相比，青松岭镇蚂蚁沟村村民尹树海要幸运得多。他靠自家承包山场上的一棵核桃树做起了生意，一年下来就能收入十几万元。中央电视台《致富经》以“124对核祧卖13万”为题专门作了报道。恰巧，那期节目我看到了。觉得尹树海这人很有经济头脑。他是在山上采矿石时发现的这棵麻核桃树。那是一棵古树。村里许多人进山时都见过这棵树，但谁都没把它当回事。有人将那树上核桃摘下来做成装饰品挂在脖子上，也曾有人砸开，吃里边的核桃仁，但发现那仁远比一般的核桃仁要小许多，味道也不好。尹树海却上了心。他想，既然是古树，那么结的核桃一定也值钱。他找到村干部花了500块钱把那片山场承包了。当时村里人都取笑他。净是柴火棵子，再就是毛也不长的石头，那片山场能干啥呀？尹树海脑子里灌水了吧？尹树海偷偷瞟一眼那棵麻核桃树，不言语。

    醉翁之意不在山，在乎山上那棵树。那棵树果然不是一般的树。那树上结的核桃是麻核桃，是“文玩”人士们把玩和收藏的艺术品。北京有许多家文玩核桃店，专门经营这东西。尹树海的麻核桃头顶钝圆、尾部方平、棱条宽正，学名叫“狮子头”，是麻核桃中的珍品。

    终于有客商找上门来。

    第一笔：15对麻核桃，230元。

    第二笔：13对麻核桃，800元。

    第三笔：124对麻核桃，13万元。

    啊！简直是天价！——这件事在蚂蚁村炸了锅。

    麻核桃树真成了尹树海家的摇钱树。尹树海干脆搭起了帐篷，一边守护核桃树，一边搞起了嫁接。现在他已培育出几十棵麻核桃嫁接苗，嫁接后三年就可开花结果。到时候，又可以赚很多的钱了。

    致富后的尹树海新盖了三层白色小楼，太阳一照，耀眼生辉。眼下，这座白色的小楼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钱广老前辈如果还在世的话，看到这一切会作何感想呢？

    “长鞭那个一呀甩哎，啪啪地响哎，哎嘿咿呀，赶着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嘿吆……劈开那个重重雾啊，穿过那道道梁哎，哎嘿咿呀，哎嗨嗬咿呀，……要问那大车哪里去耶，沿着那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

    青松岭还是青松岭，时代却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人的命运也就有了本质的不同。？

    车道峪的苹果论个儿卖

    半壁山镇车道峪村。

    位于长城脚下的车道峪是著名的苹果村。全村360户，1300口人，年人均纯收入4000余元。村主任：赵久广，村会计：赵春启，妇女主任：李玉霞。

    村委会是一座两层白色小楼，门口挂着三块牌子，村支部一块，村委会一块，果业协会一块。院子里静悄悄的，走进时，贴在墙上的两则告示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则是：

    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从3月23日起，养羊户养羊一律实行舍饲圈养。如有违反，按养羊户放羊数量处以罚款，每只10元。损坏树木按森林法规定执行。举报属实，奖励罚款金额的一半儿。

    另一则是：

    2008年1月19日收到財政所拨付2007年退耕还林款158910.79元。已于2008年1月20日至1月25日全部发放到退耕户手中。望周知。

    我指着那两则告示笑着对董文才说，瞧瞧，林业的地位在这个村里可真不低呢。董文才说，老百姓的收入主要靠林果，效益决定地位。老百姓心里都有数。我们正说着，楼上下来一位女子，一眼就认出了董文才。她叫李玉霞，是村妇女主任。李玉霞告诉我们，村主任不在，出差去承德了。后来，我回到北京与村主任赵久广专门就苹果协会的事情通了电话——这是后话。

    车道峪的苹果协会，不是村里的苹果协会，而是兴隆县苹果协会。只是协会办公地点在车道峪，牌子挂在村委会小楼门口。会长是赵久广，顾问是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葛会波。

    2002年，苹果协会成立，协会章程是赵久广起草的。起初，协会没什么影响，协会会员只有18个人。在老百姓心里，协会给人的感觉多半是干些务虚的事情。所以，参加的人并不积极。可半年后，村民就对苹果协会刮目相看了。苹果协会做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做而一家一户又做不了的哩。一句话，很务实。协会办的头一件事，就是开展农民技术资格证书（绿色证书）培训。请来北京、承德的专家给果农讲课，并到果园现场演示，授道解惑。经过培训，果农的素质和技能与从前大不一样，已有150余人获得“绿证”，有的已成为“土专家”，被遵化、迁西的果农请去，传授技术。二一件事，就是组织会员到山东、辽宁苹果产地考察、取经，开阔视野，大长了见识。有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开窍。三一件事，就是改造低劣品种，老“国光”上嫁接“红富士”，走优质化、规模化、规范化的路子。四一件事，就是打造品牌，抢占市场。在国家商标局注册了“富兴”牌红富士商标，并很快打开了市场。

    事实证明，入会与不人会就是不一样。村民们开始争相入会了。其他乡镇十里八村的果农也都跑来，递上申请，要求入会。苹果协会的会员现已发展到几千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兴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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