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误以为环保仅是政府和环保组织的事情，政府作为一个管理者，主要起裁判的作用，而我们大家就是一个个运动员，才是主角；不要误以为环保对你个人不重要，或者说你可以置身事外，其实我们作为现代社会整体之一分子，没有一个世外桃源可以供你一个人与世隔绝般生活；不要误以为你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不足以推动环保、改变现状。如果人人参与，众志也能成城，每个家庭每月节约一度电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大家都行动起来的话，全国几亿家庭，一个月就可以节省几亿度电，相当于几个发电厂？不要误以为自己钱多就可以不讲环保了，诚然，财富是你自己的，而环境资源却是大家的，你正占用消耗着属于大家的有限的公共资源。
环保领域没有什么救世主，最好的办法是靠我们大家自救。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环保人，每个人都可能书写自己的环保故事。
以下选编了一些普通人的环保故事，他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小企业家或普通职员，但他们都关心着环境的安危，积极参与环保事业，通过坚持和努力，最终写下一段属于普通人的环保传奇。
1.“当代愚公”——李双良
李双良，生于1923年9月，山西省忻州市解原乡北赵村人。1983年，在即将退休之际，李双良不要国家投资一分钱，承包治理了一座在太原钢铁公司（以下简称太钢）堆积了半个世纪、占地约2平方千米、最高处达23米、体积约1000万立方米的大渣山，为治理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当代愚公”。
李双良的铜像
太钢是以生产特殊钢为主的联合企业。它始建于1934年，是我国重点钢铁企业之一。然而，太钢排出的废渣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渣山，并以每年50吨的速度增长着。80年代初，渣山扩展到2平方千米，平均高13米，最高处达23米。在不少部位，火车头拉不动渣车，3节的运渣车要用一个车头牵引，一个车头推拥。在它的周围，紧连着工厂及居民区，再倒下去就要侵吞四邻了。每天倒渣的时候，都要溅起滚滚的烟尘；尤其到冬季，西北风一刮，裹着有毒物质的渣粉灰尘遮天蔽日，阴沉沉地笼罩着太原。最令人担忧的是：要生产，就要排渣，愈是高效率的生产，愈要大量地排渣；渣排不出去，就难以生产，作为全国重点钢铁企业之一的太钢就有因无处排渣而瘫痪的危险！太钢的领导更是心急如焚。
在改革开放初期，太钢年产量已突破百万吨，渣山急剧增长，时间和资金两大难题让太钢治理渣山无从下手，甚至连专家、学者都感到头痛。
1983年春节，即将退休的李双良找到太钢总调度李洪保提出了他承包渣山的方案，方案阐明了“以渣养渣，以渣治渣，综合利用”的方法，并提出了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7年搬走渣山的设想。这年，李双良已经61岁了。其实在他决定承包治理渣山之前，就和儿子带着皮尺到渣山测量，结果令人惊讶：渣山体积约1000万立方米，重约1200万吨。如果每天用4台解放牌卡车运输，单程10千米，每天运4趟，要13年才能运完。但结果也令人兴奋：每10吨钢渣中约含废钢铁500多千克，还有大量废电极、废镁砖、废有色金属等可利用物资。整个渣山的有用物资，价值估计在4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李双良的脑袋里逐步形成了一个战斗方案：以渣治渣，以渣养渣。
1983年4月20日，李双良的治渣方案得到了太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并与太钢签订了治理渣山的承包合同，李双良全面负责整个治渣工作。
1983年5月1日，劳动节这天，李双良带着600多号人，数百辆车和拖拉机开上了渣山。运出的钢渣被倒在太原东山大槐沟里。可是大槐沟很快就填满了，没有填埋废渣的地方了。李双良便骑着自行车四处寻找废渣的回填坑。他找到盖房的、修路的就对人家说，废渣当回填料结实、耐压，不怕腐蚀，我们可以免费提供废钢渣。就这样，他为治理渣山的每一个细小的环节操劳着。
李双良开挖渣山进入了筛选、分类和开发利用的阶段。可是由于机械设备的落后和缺乏，严重拖延了工程的进度。筛选钢渣和提高效率是个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让李双良每天都在琢磨着。后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找来一大堆废钢铁和工友商量做几只能装60吨废渣的大漏斗，他和大伙没日没夜地干了30多天，4个大漏斗终于做成了，总共只花了700元人民币。从那以后，用漏斗装车的效率比以前高出9倍，一年光装车费就节省了36万元。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双良在北京某钢铁厂参观时发现了一种叫磁选机的设备。听人家介绍说这种机器筛选中小废钢铁的效率很高。可是买一台磁选机得花10多万元人民币，于是，他从北京回太钢时带回了几个大磁滚。最后他和工友们开动脑筋装成了4台双滚磁选机，并加工出几百个手携式磁选棒。这样，每年除了多回收小块废钢6000吨，增收72万元人民币外，还把拣出的碎块小铁铸造烦恼条铁，每年可生产4000吨，又可收入40万元人民币。
2008年，耄耋之年的李双良携全家游渣场公园随着渣山一天天变矮变小，在治渣第四年的春天，一天早晨太原刮起了大风，太钢的渣尘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李双良急忙跑到棚里揉眼睛，他靠着工棚的墙抓了把废渣，往上一场，发现墙体能挡住渣尘，于是他便把想法跟大家说了一下，最后大家决定修一道梯体状的护坡墙。可是修墙的方砖按60万块算的话需要150多万元人民币。为了节省成本，李双良找到两个泥瓦工，用一袋水泥、沙子和废渣做了6块方块，并且自己做的方砖承压力比买回来的砖还要好，成本也低，60万块方砖修筑护坡能节约七八十万元人民币。这套施工方案赢得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座高13米、宽20米、长2500米的防尘护坡终于建成了，太原的渣尘再也不会刮到外面去了。最后这个工程还赚了28万元人民币。为了把护坡美化得漂亮点，李双良又把酷爱植树造林和养花种草的退休干部、原陆锤工段党支部书记舒心请来，专门负责渣场的绿化和美化工作。几年时间下来，渣场的里里外外，防尘护坡的上上下下都被花草树木覆盖。
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李双良列入《保护及改善环境卓越成果全球500佳》名录，并发给李双良“全球500佳”金质奖章。
从1983年到1995年底，历经12年零8个月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李双良和他的治渣大军共挖排废渣2381万吨，挖掘回收废钢铁112.4万吨，连同加收的废电极、废镁砖等十多种废旧物资和综合利用，总计创收2.469亿元，总盈利1.273亿元人民币。渣山占地由原来的2平方千米缩小到0.54平方千米，腾出土地146.7公顷，太钢用这块地盖了20多栋职工宿舍，并建了学校和福利房，为太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很多外国专家和名人前来太钢参观，都对李双良的精神大加赞颂。“双良精神”至今仍是中国环保界津津乐道的旗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2.提着菜篮行走中国——陈飞
陈飞家在温州的楠溪江边，楠溪江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美而闻名国内外，是1988年国务院第二批公布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区。每年的7~9月是楠溪江的汛期。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每次发洪水时，楠溪江上都会漂浮着成堆的塑料袋，有时连岸边的树上都挂满了。时间一长，河道成了垃圾场，还发出阵阵恶臭，江里的鱼也明显减少了。原本清澈的溪水，翠绿的树木不见了，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烂塑料袋在飘，一些外地来的游客很是失望。这一切让陈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改变这种状况。一次，他让儿子帮着从网上下载环保方面的最新信息和塑料袋污染的资料。查完才知道，塑料袋不仅对食品，而且还对土壤和人体造成危害。
陈飞想起在1984年以前，家乡当地人都是用竹篮子买东西的，既实用又环保。在那以后，人们渐渐开始用各式各样的塑料袋。于是他便萌生了宣传“重提竹篮子买菜”的念头，决定倡导禁用塑料袋。
2000年10月23日，陈飞第一次提着菜篮上菜市场宣传。他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讲，塑料袋虽方便，但对身体不利，还污染环境。竹篮子买菜干净、卫生又环保。刚开始效果并不好，人们有冷嘲热讽的，也有不接受的，陈飞便经常在思考如何寻找出一种最适合社会大众接受的一种宣传方式。
2002年，陈飞决定免费送菜篮子，虽然竹篮不贵，但要免费送还是需要一大笔资金的，一开始家里并不十分赞同。但陈飞认为，只有免费送人竹篮，才能让人们接受这个观念。他以天然毛竹为材料，编制了许多竹篮。首先，他从自己家里开始做起，家人买菜都使用竹篮。之后，他又将竹篮带到街上去免费送给村民，并为他们讲解塑料袋的毒性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劝村民们尽量少使用塑料袋。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冷言冷语。陈飞感到自己身单力薄，因此陈飞想到了借助新闻媒体来扩大宣传力。
陈飞
2002年1月23日，陈飞提着竹篮找到当地一家报社，将自己写的一封信交给了一名编辑。那名编辑觉得一个农民能想到这件事很新奇，第二天便刊登了《一位普通市民的马年心愿——提着菜篮“走四方”》的报道。很快，当地许多人开始关注陈飞，关注他的菜篮子。第一次的成功，让陈飞感受到了媒体的力量。为进一步扩大影响，他带着自己的环保理念和这份报纸，也带着他的“环保梦”走出县城，去了杭州、金华、衢州、嘉兴、台州、宁波、丽水、绍兴等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到各地农贸市场、报社等手提菜篮子，身披绶带进行宣传。
一次，他看到一则新闻报道澳大利亚有一个城市变成了没有塑料袋的城市。于是，他开始琢磨，凡事从身边做起更省力，动员村民建一个中国的无塑料袋村，并把菜篮子推广出去，这样效果会更好。
2005年2月，陈飞打定主意后，就向村支两委请示汇报，打算创建中国第一个无塑料袋村。他的这一建议马上得到村干部的重视，并马上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最后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一决定。陈飞便在老家珠岸村挂出“中国无塑料袋第一村”的牌子。
陈飞找到村里的每个肉铺老板，说明自己的想法后，这些老板都非常赞同陈飞的做法，答应以后不再使用塑料袋，重新使用弃用多年的稻草绳。他又给全村700多户都送了一个竹篮，还给村里每个菜摊、商铺各配备了10个竹篮，如果谁忘了带篮子就免费租给他，而且每个竹篮都标有店铺的记号。
村民们的环保意识大大提高了，不仅非常支持，还纷纷开始重提菜篮子。村里的池塘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陈飞就购置了一只小船，请村民每天驾船清理池塘。他不但出资雇用了3名清洁工每天打扫卫生、清除路边的垃圾，还出资2万多元人民币，在村中央建造了一座标准公厕。
从2006年8月4日开始，珠岸村老年协会300多名老人自觉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环境保护监督小组。每天有两位老人作为环保监督员，在全村进行环保监督检查。他们对各家小店是否推广纸袋、拒绝塑料袋、垃圾是否倒在指定位置等日常行为进行检查。
后来陈飞看到在家乡宣传环保获得成功，便开始向全国宣传。他准备了2000多只竹篮，每到一地，都到大型的菜市场，一边分发竹篮子，一边宣传环保。2002年11月，他从去北京开始，然后又去了上海、南京等11个城市的大型农贸市场。他的行动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2000年至今，陈飞自费跑遍了全国19个省、区、市，送出了上万个菜篮子。他的行为由最初的不被人理解，也逐渐转变为受到广泛尊重。
2007年6月4号，他发起的“永嘉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成立了，陈飞任会长。协会成立后陈飞带领志愿者们在楠溪江保洁、铲除“牛皮癣”、各地成立分会让更多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开展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系列环保活动，还启动了“菜篮子进百村”等活动。
2007年9月，陈飞作为嘉宾应邀出席了“节能减排”晚会。晚会现场，他大胆地向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赠送菜篮子，受到了曾副总理的高度赞赏。
2008年开始，陈飞又根据群众的建议和需求，除了转变方式，对传统的篮子也进行了改良，现在送的都是可折叠式的竹篮子，让大家携带更方便。2008年1月21日浙江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陈飞以一名农民的身份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决定抓住这个环保宣传的好机会。那次陈飞上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带去了56个菜篮和3000条手帕。“两会”期间，他把这些菜篮子和手帕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全国56个民族的代表，把3000条手绢送给每位全国人大代表。2009年“两会”期间，陈飞又从家乡带来了3200个菜篮子，通过会务组分发给了所有全国人大代表。
从一个普通的农民环保人士到全国人大代表，陈飞的当选折射出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变化，也透射出公众参与环保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3.6岁开始环保行动——袁日涉
袁日涉，1993年3月出生在北京，第九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环保学生。6岁时开始回收废电池。7岁时成立“一张纸小队”，传播节约用纸的理念。8岁，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用奖金开通了袁日涉红领巾环保网。9岁，组织“救救什刹海”活动。11岁，她组织迎奥运，种植2008棵树的活动，在北京延庆种植“少年先锋林”。14岁，被确定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袁日涉最早的环保行动是从回收废旧电池开始的。6岁多的时候，袁日涉的爸爸给她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位多年在中国学习生活的德国阿姨，每次回国总要带回废旧电池，因为她在中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扔掉这些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垃圾，在德国，这些东西都是有专人进行回收的。还有爸爸讲的一张报纸上的提法“一节纽扣电池污染60万升水，不能饮用。一节一号电池，令一平方米土地受污染而绝收”。爸爸故意讲这些让袁日涉幼小的心灵受到启发。
1999年11月19日，袁日涉第一个向中国儿童中心交废电池，一共是130节。到2002年12月她和同学们共回收了10万多节电池。关于电池回收是否有必要，在中央电视台做过节目，清华大学教授的意见，认为集中回收集中了毒性。可以分散和垃圾一起处理。可是其后袁日涉请教过北京科技大学环保专家认为有回收的必要和资源再利用的价值。专家的不同看法，使她决定，不再主动宣传，但是继续回收，可是就不再统计数量了。
袁日涉7岁时看见有同学把一面用过的纸随手扔掉，甚至用新的纸折成飞机，就觉得很浪费，于是袁日涉在老师的帮助下于2000年3月12日植树节那天成立第一个“一张纸小队”。在大队辅导员赵老师的帮助下，很快推广到全校每一个小队、中队。他们把学校里积压的好多用过一面的废纸订成环保本，把环保本送给全校每一个同学，让全大队都参加“一张纸小队”的活动。他们还在学校周围的许多单位宣传“一张纸活动”，在人教社、求是杂志等单位设立了一面纸回收箱。他们按照再生纸的方法计算过，节约5000张纸就是保护一棵3米高的大树。北京许多学校，也发展了一张纸小队、一滴水小队、弯弯腰小队、白鸽小队、环保沙龙等，还发展到了包头、石家庄、重庆、上海、郑州、哈尔滨、宜宾、烟台、安阳9个城市，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有9万多名红领巾参加，回收废纸已达65万多张，相当于保护了130棵3米高的大树。
在2001年度福特汽车环保奖中，袁日涉以“一张纸小队”的活动，成为唯一获奖的小学生，颁奖理由写着：袁日涉只有8岁，她创意的“一张纸小队”活动很新颖、很有现实意义。该项目充分展示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并传达着“环境保护，从我做起”的朴素理念。这些活动由一个只有8岁的小学生发起，难能可贵。
袁日涉在街头参与宣传活动
2002年9月10日教师节时，袁日涉通知了全国9个城市的“一张纸小队”，大家都行动起来用环保卡片在教师节的时候赠送给老师。袁日涉代表全国9个城市的“一张纸小队”和100万参加双面用纸的小学生向全国一亿小学生和全国人民发出倡议：行动起来，做环保贺卡，向不环保的行为宣战。
2000年，为支持北京申奥，袁日涉发起向北京环保少年征集节水建议的活动。3年来，袁日涉和同学们共收集了12000名北京环保少年的节水建议10万条，从中精选整理家庭实用措施27条。本来是向全市征集并在全市推广的，可是容易征集不容易推广，2003年袁日涉开始正式在自己家里落实。提倡家里人节水、节电、绿色出行等活动，严格执行后并向大家推广。2007年，在北京的许多公交车站都可以发现一幅环保公益广告，广告的主角就是袁日涉，标题是：小袁家的27条节水“军规”。
截至2009年，“一张纸小队”已有138万成员。袁日涉发起的“绿色银行”、“少年先锋林”、“中华青少年林”、“节能减排碳汇林”、“环保贺卡”、“环保博客”、“保护什刹海”、“绿色出行”、“人工鸟巢”、“限用塑料袋”等活动。遍及了全国，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4.在沙漠中植树——米启旺
米启旺，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端毛乌素沙漠地带的麻黄套村里住着的一位农民，24年来，他带领全家治沙造林1800公顷，已控制流沙面积达到2466.7公顷，他把所有的精力和绝大部分收入及贷款都用在造林治沙项目上，先后投入近50万元人民币，欠外债10万元人民币，治沙造林不仅没有致富，反而让米启旺的家境陷入困境。尽管如此，他仍不改初衷，坚持治沙到底。米启旺造林治沙事迹惊动了国务院和地方各级领导，成为鄂托克草原上家喻户晓的治沙英雄。
鄂尔多斯市西部（包括鄂托克旗大部和鄂托克前旗、杭锦旗的部分）总面积约2.1万平方千米，占鄂尔多斯市总面积的24%以上。该区地势平坦，起伏不大，海拔高度1300～1500米。这里气候干旱，降雨稀少，年平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属典型的半荒漠草原，部分地区有不少风积沙。
米启旺居住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端毛乌素沙漠地带的麻黄套村，那里居住环境恶劣，十年九旱、沙进人退，米启旺决定治沙造林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1985年，米启旺把鄂托克前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交界处的466.7公顷沙地承包下来开始，他带领全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沙造林。到了1986年春天，他种下的柳苗有80%的发芽抽绿。在劳动实践中，他不断总结和摸索，寻找到了既省力气，又提高效率的新方法。
后来，国家农村金融政策调整后米启旺贷到9000元人民币的贷款，他把全部的贷款都投在上了造林上。就这样，米启旺和家人含辛茹苦的劳动没有白费，流沙控制面积已有2466.7公顷，实际造林面积已扩大到1800公顷。昔日的荒沙已经变成了绿洲，而且已有三四万株的成材林，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然而，20多年来，生态环境虽然改变了，但米启旺一家人不仅没有因为植树造林致富，反倒因为植树投入欠债近10万元人民币。市林业局领导和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高锡林考察完后指出：米启旺这种植树造林行为对他本人来说，只有付出没有回报，这是一场只有生态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劳动，我们各级政府一定要给予积极的关怀和支持。副市长杨占林望着米启旺已经成林的绿洲和那破烂不堪的住房感慨地说：“老米的这种精神，不仅要宣传，而且还要从物力和财力上支持他。”
而米启旺无怨无悔，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思考，找到了一条合作治理、互助发展的新路子。总结多年的经验和教训，米启旺深刻地意识到在产生环保效益的同时，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让投入与产出成正比，真正为未来项目的扩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后来，米启旺组织注册了二道川乡启旺治沙协会，在自身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无偿提供树苗给加入协会的农民，带动当地群众共同治沙，治沙协会已拥有会员200多户，扩大造林面积达4000公顷。在整个内蒙古，米启旺种植的树木有效地保持了其所承包沙地的水资源储备。因地制宜，以林促林，以林促牧，如今米启旺的成材林不仅面积可观，而且沙柳等植物的经济收益也指日可待。
他获得首届“中国民间十大环保杰出人物”奖，由于米启旺因地制宜种植各种树木，成活率较高，初步控制了“沙进人退”的局面，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保护了地表水资源。以林促林，以林促牧，项目规划较为科学，具有可持续性。2005年又获得第六届“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保护类三等奖。
5.投身公共环保教育——李皓
李皓，1957年9月出生。我国著名的公众环保教育工作者，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TVE）中国项目协调员。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6年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派往德国，在德国从事免疫生物学研究，德国人对环境保护的热切深深教育了她。到德国没几天，李皓的手表没电停了。李皓顺手将卸下来的纽扣电池扔进了纸篓，德国同学大惊失色，跳起来质问她：“你怎么能把废电池扔到纸篓里呢？你是学科学的人，你难道不知道，废电池里面的重金属如果进入自然界，会污染环境吗？”李皓赶忙把纽扣电池从纸篓里捡出来，面红耳赤。李皓从未想过，小小电池会造成污染！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这类概念。更让李皓震惊的是，她带毕业实习生时，她所带的一个金发女孩，学习十分刻苦，但就在毕业前夕，得了不治之症，而病因正是污染所致。李皓从大量的事实中明白，现代污染是多么可怕。过去的垃圾多是烂菜叶、炉灰渣，而现代化生活产生的垃圾是塑料、废电池、废金属等许多对人体及动植物有害的物质。
她在德国时，洗碗的方式就像在国内大学食堂一样，水龙头开到底，哗哗地冲水。一个德国女孩非常严肃地跟她讲，你这样洗碗，我们城市的水会很快就枯竭的。她很羞愧，从此便改变了洗碗方式。
德国人都是随时备一个白色购物布袋，购物时让售货员将东西直接装入袋中，在年轻人举办各种野餐会、聚会和晚会时，大家不再使用过去流行的一次性塑料餐盘和杯子，而以使用瓷盘和玻璃杯为荣。人们选购鲜花时拒绝用塑料膜做包装，选择玻璃瓶装的饮料而不是塑料瓶装的。一次，李皓和德国同学谈论起欧洲灰蒙蒙的天空，她骄傲地对德国朋友说：“我请你们去中国的首都北京玩，北京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人们出去买东西都是自己带网兜，许多散装的商品包装用的是草纸，没有塑料皮，既简单又不污染环境。”
然而，1995年，李皓回国后，看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废塑料袋和一次性泡沫餐盒。而且，北京的天空也已经灰蒙蒙的了，星星也看不到几颗了。后来，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免疫系做博士后，准备研究中草药成分的免疫调节作用，但工作的一年多里她发现欧洲曾经出现的环境问题几乎都在中国重演，医院里经常送来患有古怪病症的儿童。更让她吃惊的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常常将实验用过的药品未经任何处理就倒入下水道、垃圾道内。李皓非常气愤，因为有些药品具有放射性和毒性，而楼下就有人在捡垃圾！
李皓还发现，儿童糖尿病也在中国出现了。当时学校里流行的带夜光的恐龙画册，α射线超出国家规定十几倍，很可能诱发儿童白血病，中国当时众多的白血病患者可能就是像这样不知不觉中被放射性物质侵害的。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李皓感到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她认为，提倡环境保护是时候了，因为病都出现了，社会对污染显得那么无知，如果家长们有一点知识，就绝不会给孩子买那种恐龙玩具了。
麦当劳仍然是中国大城市的孩子最爱吃的食品，李皓便告诉中学生们麦当劳是纯粹的垃圾食品，不仅没有营养，从生产到消费都是最不环保的。在德国，麦当劳的洋葱可能是西班牙的，西红柿是法国的，牛肉是巴西的——他们把热带雨林砍掉建牧场，整个生产是远距离冷藏运输，而且连锁店的各种餐具都是一次性的，都非常非常消耗资源。李皓说，这些都是一个德国孩子告诉她的，所以她必须再把它们告诉中国的孩子。因为他们是绿色中国的希望。一些中小学生接受了她的劝告。
这一切都让李皓为中国的环境状况感到极度担忧，她决定放弃医生的本行。医学告诉她，最有效的办法是预防而不是治疗。
为了搞好环保科普，李皓注重和媒体合作1996年4月，李皓毅然辞职，告别了免疫生物学实验室，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走向了社会。她决定从孩子们的环保教育做起，把全中国的孩子都组织起来成立“手拉手地球村”，听她讲环保课，因为她确信，会有无数的孩子和她一起宣传环保。《中国少年报》开辟了《手拉手地球村》栏目，聘请李皓当“地球博士”，写文章向孩子们介绍环保知识。李皓的文章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从中知道地球妈妈生病了，作为地球妈妈的孩子，有责任为保护地球妈妈做点事。
栏目创办5个月后，“手拉手地球村”这个富有儿童情趣的名字，成为了中国少年儿童环保组织的名称。
1997年，李皓在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TVE中国项目作项目协调员，负责组织翻译从国外陆续引进的200多部环境教育影视片，然后免费提供给电视台、政府部门和学校。
1998年4月，李皓成立北京市有用垃圾回收中心。2000年，被聘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2001年建立北京地球纵观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为北京市250个居住小区、大厦和工业区的干部代表进行了有关垃圾科学分类管理的知识培训。实行垃圾科学分类工作被列为市政府为市民办的重要实事之一。
李皓现在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向公众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她说，做这样的环保科普必须自己要做很多调查研究，要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利用她以前从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免疫生物学研究奠定的知识基础与科研习惯，李皓把环境科普做得很有特色。她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向公众传播环保常识，给北京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写文章，写建议。她希望用科学而简单的方法来帮助北京解决现存的多种环境问题。
6.民间环保“执法”者——陈法庆
陈法庆，1967年出生，原籍是浙江浦江县杭坪镇程家村。陈法庆关心环保公益事业，因环保问题屡次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他为了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自费在电视和报纸上做环保公益广告，并首次以一个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成为一名不是执法者的民间“执法”者。
陈法庆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程家村一个农民家庭，他14岁辍学后，就做起家禽养殖和船舶运输生意，后来又生产矿山机械配件，日子过得还算富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仁和镇2.5平方千米范围内，陈法庆所在的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有大小石矿11家，矿点密集度和年开采量居浙江省第一。但石矿开采生产方式很原始，由于各矿生产车间或露天，或半敞开式，开山炸石所产生的噪音震耳欲聋，排放和工程车运输产生的粉尘遮天蔽日。仁和一带的人们在这噪声不断的恶劣环境中生活了20余年，镇上有100多个工人得了硒肺病。
从1999年开始，陈法庆就向余杭区当地环保部门反映举报但效果甚微，污染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他决定打官司，为搜集证据，花了8000元人民币买了部摄像机，在石矿企业周围连续拍了5天，拍摄了仁和镇7家石矿企业制造粉尘、噪音的现场情况。2002年6月，陈法庆将余杭区环保局告上法庭，最终陈法庆输了这桩公益官司，但这个官司经媒体广泛报道后轰动一时。再后来，余杭区环保局和仁和镇政府联合成立粉尘、噪声综合整治工作组，一举减少了80%的粉尘和噪声，使矿群附近近2万人呼吸上清洁空气。并且余杭区政府最终关停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石矿企业。政府部门也决定仁和镇的矿山到2013年全面停止开采。
粉尘污染刚去不远，陈法庆又发现流经村边的东苕溪，因船舶运输建筑石料而造成溪水严重污染。东苕溪是杭州市区和余杭区主要生活水源地，建有两个水厂取水口，流过余杭的东苕溪是跨杭州、湖州两市的一条重要河流，也是杭州市的饮用水源，承担着130万居民生活饮用水。由于溪边采矿企业的污染、东苕溪航道里运输船舶的污染、溪边农民生活生产污水污染等，使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区的生活饮用水和地表水的污染十分严重。
陈法庆（前排左）在接受记者采访
于是，陈法庆向有关部门递交《一级水源如此保护》的情况反映书并请求整治，但没有一个部门明确答复。2003年12月12日，由于东苕溪污染问题，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局被陈法庆推上被告席。他希望和上次一样，达到引起各方重视改善污染的目的。这次诉讼请求法院4天后就予驳回，法院裁定：由于污染和原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所以陈法庆不具备原告资格，不予受理。他通过对环保等相关法律钻研发现，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甚至相互矛盾。而在发达国家，法院对公民个人提起的环保类公益诉讼是立案审理的，于是他就动了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环保立法建议的念头。很快，陈法庆写了份《环境污染法律无奈——关于请求对公益诉讼等立法立案审理的建议》的报告材料，建议国家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公益诉讼进行立案审理。陈法庆和他的建议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的关注。在2005年“两会”的时候，梁从诫提交了一份《尽快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梁从诫称，这份提案是受到浙江农民陈法庆的启发。
打官司赢不了，陈法庆就想着，让人们提高环保意识是最重要的，2004年5月6日，陈法庆在家里看电视时，一个有趣的动画片广告激起了他的灵感：尝试一下做环保公益广告？第二天，他忙带上2万元人民币赶到杭州电视台，电视台表示可免费播公益广告，但他认为如果免费有人会认为他在出风头，对社会震撼力不大，一定要掏钱！陈法庆的环保公益广告片播出后，在杭州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市民支持他的行动。广告的画面非常形象：鸟语花香的青山绿水在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画面定格为一行大字：“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落款是“农民陈法庆公益传播”。为扩大广告受众范围与影响，陈法庆决意把广告放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前后播出。
2004年5月23日，他带了5万元人民币坐火车到北京，找到了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广告部说最少20万元人民币，央视的一个编导对他这种创意肯定一番后，最终委婉地拒绝了他。回到旅馆，陈法庆异常失落。他下定决心，既然到了北京，做不成广告绝不回杭州！他又找到《人民日报》广告部主任办公室，他自我介绍表明目的后，《人民日报》决定接下这个单子，广告部负责设计的美编问他有什么具体要求，陈法庆说只有一个，广告画面要体现环保意识，旨在督促政府部门重视环保。原来开价7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最后打了6折成交。《人民日报》创刊50多年来，公民个人去做环保公益广告的，陈法庆是第一个。2004年5月28日，“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的公益广告在《人民日报》第十一版刊出。
2005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那天，陈法庆又拿出5万多元人民币，开通个人环保网站“农民陈法庆环保网”，网站的宗旨是“接受全国各地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投诉并在网上公布，反馈给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查处、视情媒体曝光”。
2006年4月，陈法庆喜获国内首个民间环保奖——阿拉善SEE生态奖特别奖。
结束语美好明天——我们共同的期待人类的发展在最近几个世纪呈现加速度递增的趋势：在20世纪，核武器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具备了毁灭自己家园——地球的能力；人口的剧增和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得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环境问题的世纪；也就是在这个世纪，人类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反作用于自己，人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登到了峰顶，才发现前方的道路是——顺其自然。目前，全球最主要的环境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世界环境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南部不发达国家，尤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为了经济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惜以环境为代价，而地球的生命器官可以说基本在这些国家。例如，亚马逊雨林、东南亚、中非热带雨林是全球之肺，地球1/2的氧气和2/3的物种资源来自这三个地方。而现在它们正以每年10余万平方千米的速度遭到破坏。雨林的减少会使二氧化碳增多，导致的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进而使极地冰川消融、大气环流异常，这会使海平面升高而很多地区缺水，使得土地荒漠化更加严重，而激增的人口又需要新的耕地，这就得毁林开荒，于是，人类陷入了一个环境怪圈。自己要发展，又要给子孙后代留条出路，这种情况使得可持续发展（既能保证当代人的发展又不破坏后代人发展的能力）必然成为新世纪主题。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从社会观角度，可持续发展主张公平分配，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公平分配，当代人和后代人资源的公平分配；从经济观角度，可持续发展主张在保护地球上自然系统的基础上经济持续增长；从自然观角度，可持续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综合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它谋求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程要从现在运行的传统模式转变到一个新的模式，它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人类可持续发展受到环境威胁的背景下，环保成为全球政府和民众最热门的话题。环保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几乎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拒绝，每一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
环境问题不光是政府的事，也不完全是NGO的事，是大家都在做的共同的事业。如果说三角形是一个稳定的形态，我们不妨把媒体、NGO和公众看作是一个角，政府是一个角，企业是一个角，这三角，无论缺了哪一个，都不足以立起来，不利于环保事业。只有这三个方向一块努力，环保之路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对于中国来说，环保的问题也许特别突出。改革开放初，人们环保意识淡薄，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普遍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过度开发和盲目发展造成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事例屡见不鲜。1978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社会的进步，环保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近年来，国家又通过举办“六·五”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环保纪念活动，宣传节能减排，倡导绿色消费，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对于国家提出的节能减排、绿色消费、限用塑料袋等保护环境的号召，社会各界广泛响应，积极参与，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公民环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主导地位的工业越来越发达，与此同时，工业“三废”的排放带来污染问题也愈来愈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我国的各项环境保护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得以落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虽然我国环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尽快改善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的目标，尚需付出极大的努力。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一员，也许我们终生不可能直接从事环保工作，但我们完全可以做一名环保志愿者。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善待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和动物，减少采伐，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地球的灾害性气候就会变少，空气将更加清新，生态平衡也能得到保护，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安居乐业，大自然也会更加美丽。亲爱的朋友！我们都应是“绿色的子民”，在地球母亲的伤痛中觉醒，在觉醒中成长！展望未来，让我们团结同心，让我们携手向前，用爱与真诚去奉献一己之力，还地球母亲以绿色的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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