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本来不想生二胎的，儿子说，一个孩子蛮好。我说不好，得有个孙子姓他太爷的姓。儿子说我封建。我承认，我身上还有泥土味。儿子说，农民意识害死人。我说，你也是农民，根在农村。不是儿子不想生，是儿媳妇不想，一个孩子已经让她瘦成了纸片，再生一个，不知道瘦成什么样子。我劝儿媳妇，我说，孙女姓了你的姓，得有个孩子姓他太爷的姓。儿媳妇说，我不是传宗接代的机器。我只能唉声叹气。我哥知道情况后，痛心疾首，咬牙对我说，不生个孙子就不要回来上坟了，爹娘不稀罕。我知道哥的意思，他说，自己假名假姓就算了，儿子也是，总得有个姓祖上姓氏的后人吧？我沉默，我知道哥说得对。好在上天有眼，儿媳妇避孕失败。我坚决不让儿媳妇流产，儿媳妇问，假如是个女孩呢？我说，女孩也行。出乎意料，未采取任何措施，儿媳妇给我生个孙子。
儿媳妇满月，我坚持要带他们回去上坟。儿媳妇不同意，说孩子太小。又过去两个月，在我一再催促下，便到了温度适宜的春天，儿子和儿媳妇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回老家。哥哥、弟弟早年打工归来，殷实生活让他们早已忘记过去的贫穷。他们杀鸡杀鸭，就差杀牛宰羊。弟弟会吹唢呐，上坟的时候，一路上吹吹打打，闹得动静很大。儿媳妇感到很搞笑，儿子也不习惯。我跟他们想法不同，始终美滋滋地想，爹说得对，日子嘛，过嘛。上完喜坟，便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嫂、弟媳比我还高兴，帮助儿媳妇领孩子，稍稍安定后，哥拿出了家谱，哥说，重修的，记录得清晰。我找到爹的分支，见爹的名字下赫然写着陈小伟，同时注明现任某某县某某局局长，陈小伟的名下注有一子，周韦曲。问题就出在这里，陈小伟的儿子叫周韦曲，哥指着周韦曲名字说，你看看，你看看，周韦曲算什么？哥目光坚定地说，我一直找修谱的说，得给侄儿换个名字。哥早深思熟虑过了，他替儿子取个陈纯根的名字，说出儿子陈姓名字后，哥指指襁褓里的孙子说，他更不能姓周，就叫陈良田。纯良万世传，是我后面的辈分。那天周老师的儿子也在，爹跟周老师说过，我是他们共同的儿子，听哥那么说，周老师的儿子不愿意了，他说，我们周家家谱早把周永民收录进去，陈小伟不是局长，周永民才是，记录家谱也不能回避事实。
气氛弄得不好，弟弟差点跟周老师儿子打了起来，我只能借酒装傻，我说，要怪只能怪周老师，他没有征得我同意，竟然给我改了姓。惹得周老师儿子大骂我无情，他说，不是俺爹，你会有今天？说完当场摔了凳子而去。
大好的聚会闹得不欢而散，回程路上，儿媳妇基本不再说话。我知道儿媳妇心里有气，不仅仅因为姓氏问题，在她生二宝的时候，我答应替她请个保姆，我对儿媳妇说，不怕花钱。亲家也上班，无法抽身带孩子，听我保证替她请保姆，儿媳妇才主动给我打来电话。儿子大学毕业到了浙江衢州，在一家外贸公司打工，我不知道儿子为啥选择衢州，命中注定离不开一个“衢”（屈）字似的，离家远，不请保姆确实不行。问题是，孙子都六个月了，眼看儿媳妇的产假就要结束，我还没有替儿媳妇请到保姆，我的承诺一直无法兑现，用儿子的话说，骗人。
这里涉及到很多事情。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是我们单位的主要责任。有天大雨倾盆，县领导领着一个企业家到了我的办公室，领导很严肃，说话底气足，像噼里啪啦的雨声。介绍完企业家后，便说，替他协调银行贷款。银企对接是我工作职责。问及贷款抵押物时，那个企业家说，厂房是租赁的。问题来了，银行咋会给三无企业贷款呢？县领导说，容易还找你干啥？企业局要尝试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只能点头说，想想办法。好了，我点头算是答应了，从此县领导一天一个电话。县领导的高度重视让我丝毫不敢懈怠，我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恰好有一家民间放贷的主动上门谈合作，说愿意融资放贷给小微企业。天呀，瞌睡遇到枕头，要啥来啥。我问那个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利息高点行不行？他说，行，并重复了一句，二分利息都行。双方自愿，真是上天成就好事。临到签合同的时候，放贷人提出中间需要一个担保人。这个要求不高，问题是谁来担保？张不成，李不成，单位不允许担保，推来推去，县领导说，要相信企业家的诚实，你是企业局长，会有办法的。我不知道我的办法在哪儿，一直犹豫。借贷的企业家急了，当面向我做出种种保证，还请来了县领导劝说，我对县领导说，真的担保不了，他趴窝了，我拿什么还款？企业家信誓旦旦说，我怎么会趴窝呢？放心，我有车有房，抵押给你可行？见企业家态度真诚，我心软了，想，好吧，就算积点德，消弭我过去的罪过。好在借贷金额不多，仅仅四十万，真跑了，也不是掉头的事情，于是便爽快地签上字。
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的秋天跟其他秋天没有任何区别，可是那年的秋天，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接着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开办的是塑料颗粒厂，系纺织品的上游产品，经济危机后纺织品首先受到冲击，当原材料比产品价格还高时，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拍拍屁股走人。他走了不大紧，四十万加上二分的利息，四五年过去了，算起来接近八十万的债务，我怎么还得起？我申请保全企业家反担保的车和房子，结果车子和房子早都成了别人的胜利品。我欲哭无泪，找放贷的商量，放贷的很冷静，说，那是钱懂吗？欠债还款天经地义。我懂，可我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用啥承担担保责任？放贷的说，那是你的事，你是公务员，我赤脚不怕穿鞋的。那些天我走投无路，再次想到自杀，我无家无室，既对不起儿子妈，又对不起儿子，我活着没有丝毫意义。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关键时刻，县里拨付了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蒯副局见我被逼无路，劝我铤而走险，从扶持小微企业专项资金中转移出四十万，好歹还掉人家的本金。我感谢蒯副局的提议，有了她的配合，挪用手续办起来比较顺利。问题出在后来，专项基金审计中，发现了我的猫腻，我焦头烂额填补资金漏洞，哪还有钱替儿媳妇雇请保姆呢？
儿媳妇不听我的解释，她认定我言而无信，面对晚辈的抱怨，我恨不能钻进地缝。儿媳妇不冷不热，打她电话也不接，我知道孙子孙女够她累的，她窝火，我唯一的办法便是道歉。儿媳妇面对我的道歉，坚定认为我说假话，她想，一个局长，怎么会拿不出请保姆的钱呢？世上哪有这么假的父亲？说给任何人听都会那么想的，起码儿子与儿媳妇的意见高度一致，我给儿子打电话，儿子说，遇到你这样的爸爸倒霉透了，想想你一辈子做的啥事？
放下儿子的电话，再次走到那棵树下，细条条的杂树结实多了，靠上去不再弯腰，而我有点弯腰，短短几年间我鬓角早早白了，腰也挺不直了。迎着温暖的春风，我感觉不到春天的温暖。
更为悲摧的事情还在后面，就在回老家上坟后不久，检察院突然将我带走，是呀，挪用四十万资金，还不主动偿还，明显属于贪污行为。蒯副局出于自保，自然交代一切都是我安排的。我不能责怪蒯副局，人家本来就是好意，要埋怨只能埋怨自己，我承担了全部责任。检察院说假如能抽出资金尽快还上，可以减轻罪责。问题是我没有钱，还不上四十万的缺口，检察院只能依法办事，正式提起公诉，结局可想而知，我被判了两年的徒刑。
我负债累累，还坐了牢，转眼之间，一切完了。我在劳动改造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喜欢唱歌，我不知道唱的是啥，发出的声调就是“人家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的那种，问题是开了头，我就停止不下来，劳作的时候唱，休息的时候还唱，结果我被狱霸打断了鼻骨。
狱霸说，奶奶的，欠揍咋的？我不管鼻骨，还唱，狱霸还打，我不怕打，死都不怕，我坚定站起来依然不停唱下去。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阳——光，我记得《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故意把最后的“阳光”二字拖得长而又长。狱霸没有制伏我，竟然被我打败了，他反过来求我，能不能不唱？我看也不看他，继续提高调门。狱霸找来狱警，狱警问，干吗这么高兴？我说，我不高兴。不高兴唱啥？不高兴谁说不能唱歌？狱警说，再唱送你到精神病院去。我撇撇嘴，不怕。也有不唱的时候，那会儿我对室友说我的过去，同样犯罪的那些室友说，过去就是屁，想想你未来吧。我说，没有未来，我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了一切。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室友把这些话报告给狱警，狱警联系我儿子，可惜儿媳妇说，等他出来再说吧，孩子这么小，无人照看，两年时间眨眼的事情。由于儿媳妇的怨恨，一时间好像儿子也抛弃了我。我真的有点疯疯癫癫的了，常常出现幻觉，听到陈小伟和周永民吵架，他们吵，我就唱，我有资本看笑话。
这天我正在劳作中唱歌，狱警找到了我，说有人要见我。奶奶的，谁会看我呢？狱警通情达理，知道我的事情后，多些同情，给了不少关照。我到了会见厅的时候，我看到儿子妈，儿子妈的头发也白了，见我的样子，有点想流泪，只是情绪绷着，狂风大作带来的都是飞沙走石。她说，今天的结局你自己造成的。我说，是。她说，好好改造，好好做人，起码我来看你了。看得出儿子妈仅仅出于怜悯，我厌恶那种目光，扭头便走。狱警问，你怎么回事？我居然再次放声高歌，我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满、阳——光。只是我转过门角，身后传来了儿子妈肝胆欲碎的哭喊声。后来我想，她也知道痛苦呀，想起儿子妈的那声哭，我嘴角泛出难得的笑容。
两年时间我在自我陶醉中度过，出狱那天，室友说，还是你行，唱着过了两年。
我说，有本事你也唱。狱霸成了我的好友，他说，你以为我不想。我说，那就唱吧。他说没有心情。不像你，不知道哪来的高兴劲。我拍拍狱霸的头，什么也不说。
我走出劳改农场的那天，天特别蓝，我对蓝色的天空印象深刻。我提着包袱，怔怔看着蓝天的时候，突然一位长头发女人走到我的面前，我吓了一跳，两年没见女人，稀奇。仔细辨认，好像有些面熟，只是记不清是谁了。也难怪，我都离婚六七年了，认识不了几个女的。长头发对我笑笑，我不知道她为啥笑，不敢搭讪，怕遇到坏人。这时长头发说话了，她说，她叫我来接你。她是谁？长头发不说话，愣怔后抬头反问，还能是谁？
长头发接过我的包袱，说，上车吧，租的。我这才想起长头发是谁了，我问，你咋来了？见我废话，长头发一点都不客气，她问，我不来谁来？
我不想跟长头发啰唆，稳稳当当坐进出租车里。长头发断断续续说她的事情，她说，离了，女儿出嫁了，清静。我不知道她说这些干吗。回到县城，我才明白她说这些多么重要，因为我不知道我将要栖身何处。出租车停在一处房子前，长头发说，下车吧。我问，哪里？她问，还能哪里？估计那是她的家。我没有资本客气，走进堂屋，丢下包袱，便躺在沙发上。长头发扔过一套衣服说，洗洗，换了。我只能照办，我的衣服破烂不堪，再说也有点晦气。等我穿好长头发扔来的衣服，再次坐在沙发上时，我自然多了，拿起茶几上的香烟便抽，长发头也跟我一起抽，看看长发头抽烟的样子，我心里猛地紧了下。长头发解释说，闷了，就抽几口。我不想说话，长头发掐灭烟头说，说吧，想吃什么。我说，我欠近八十万的债务，能吃什么？长头发女人说，不怕，活着就有钱，不行我们到其他城市躲躲，有钱再还，没钱欠着，毕竟为此你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是的，我清楚听到长头发说我们，我只好哑口流泪。
走出监狱，我最想做的事情便是给儿子打电话，可我不敢拨打，我知道儿子对我早已绝望，遇到我这样的爸爸他不知要忍下多少委屈。我想，我欠儿子妈一场完整的婚姻，欠儿子一个完整的家，欠爹娘一个真实的名字和姓氏，欠儿媳妇一个保姆，还欠永远无法偿还的老领导人情和哥哥手里的家谱。我想把这些说长头发听，可惜长头发呼呼啦啦做饭，看不透我的心思。
长头发端上饭菜，见我还在流泪，便说，吃吧，吃完这顿饭，明天就走。接着她说出她的安排，她说，我们到另外的城市，你也跟着我学跑保险。长头发依然不紧不慢的，最后她说，不行，你就改回过去的名字，反正大家不知道陈小伟是谁，省得追债的找你。我始终低着头想，到了今天这样地步，我不听她的能听谁的？
我们到的城市比县城大，租下房子后，就找保险公司，好在跑保险门槛低，加上长头发说了她过去的业绩，很快就被聘用了。我跟着长头发一起跑保险，挣不到钱的时候我捡垃圾，我不怕垃圾桶的气味，不怕那些怜悯的眼神。反正陈小伟大家不认识。忙碌之后，散步回来，我喜欢写日记，无事，就把过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长头发那会儿便扒在我的身后问，都记啥呢？没有心情说话，有天记录长头发的时候，她见到自己的名字，突然问，怎么看呢？
我被问住了，怎么看呢？我说不准，最后我说，我想给儿子打个电话。
那时我已余下了几万元，我对长发说，不想还债，想替儿媳妇请个保姆。长头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得想想自己。我有些难受，她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疼。长头发默默无声地流泪了。
为此我好多天不搭理长头发。直到有天，长头发突然笑了，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电话号码，她说，问她要的，打吧。
那晚空气不错，长头发心情不错，我啥也不顾地拨通儿子的电话，听到儿子说话，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就在那时，我听到儿媳妇连声问儿子，谁？咋不说话？
我吞吞吐吐地说，儿子，是我。
儿子听到我的声音后，哽咽了，然后急着问，还好吗？
我说，不好。
儿子并没有哭出声来，突然在电话那头喊，周天明，快跟你爷爷说话。
我脑子突然嗡了下，那声“嗡”之后闪出了无数金花，扑扑腾腾，一直无法安定下来。我无力地扔下手机，我想，周天明是谁？孙子吗？难道我的孙子真的回不去祖上的姓氏了吗？
长头发扶起我说，算了，你喊破嗓子又有啥用？谁让你叫周永民的？
我不想搭理长头发，一直流泪，萌萌心疼人，直往我怀里扑，我无意喊出，陈萌萌，你闹个啥呢？
那时长头发愣怔住了，不知不觉中，我总算把萌萌当成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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