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试着回顾一下历史。

    1946年4月28日，城里的丁香花开得很好，漫烂。东北民主联军浩浩荡荡，骑着战马进驻哈尔滨，人民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把伪政权的木牌子烧了，建立了新政权。一句话，人民解放了。一位长头发的诗人当众朗诵道：丁香，怒放！人民，解放！感谢，战马！感谢，勇士！感谢，中国共产党！

    然后，诗人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东北民主联军万岁！所有的市民都跟着振臂高呼。

    解放初期，老市长还年轻。具体的岁数我说不准，但指定很年轻。他除了当副市长还兼任松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和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那个时代比较乱哪，情况复杂，副市长必须兼任公安局局长，垂直领导，行动迅速，打击有力。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同志乘专列去苏联访问，有重要公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为此我搜集了一些相关的历史信息。

    据说毛泽东乘坐的这辆专列走了10天，12月16日才抵达莫斯科。在那里和苏方进行了差不多两个多月的谈判，随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公务结束了，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登上返程的专列，又经过十天十夜的旅行，于2月27日下午11时15分，抵达哈尔滨。

    这些数字都是相当准确的。

    在毛泽东到达哈尔滨之前，老市长就接到了当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汪金祥部长的命令，毛泽东在哈期间，由他接替汪东兴做主席的随身警卫。当年老市长才四十多岁，英姿勃发，精力充沛。毛泽东同志也很年轻，不到六十岁。老市长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全局抽调了603名干警和700多名部队指战员，开始做紧张的前期准备工作。

    正是冬日。路边的松树上的松针变成了一朵朵乳白色的花。街道上，几个小孩儿正趴在冰面上照自己的影子，不过总是模模糊糊的。除非那种纯净得像大海一样，一层一层的像玻璃似的冰才能照得嘴脸清晰。有的小孩儿（包括几个童心未泯的大人）在冰条上打出溜滑儿。这是那个时代原汁原味的游戏。当年城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泡子，有混血儿在那上面溜冰。在雪路上，偶尔驶过送大面包、啤酒、香肠、牛奶的马车，车上一定会有一把铁锹，车轮被大雪误住时，可以用它铲雪。这些车的车厢外面画着彩色的广告画。那时候城里的人不多，大多是苏联侨民，他们几乎无论穷富一定是穿着裘皮大衣或羊剪绒外套，脚上是长筒皮靴，手上貂皮抄手或羊绒皮手套，头上是超大型的、差不多能裹上半个身子的，色彩绚丽的羊绒披巾（一般是里外两条，里面一条是薄绒的，可以在逛商场时披戴，通常是乳白色的，网扣状），水獭帽子，或者背着手风琴，或者提着萨克斯琴盒在走（不少中国人也学他们这种装扮，一是抗寒，暖和，二是漂亮）。他们的眉毛、胡须都被呼出来的哈气，染成了银色。巨大的雪花在空中从容地飘浮着，仰头看，壮观哪。雪片片儿落在他们的鼻子上，凉丝丝的。但雪片落在他们的玄狐领子上就站不住了，风一吹它们就滑走了。他们的心里会觉得今天不错，心情也很好，这雪可真不赖。当年，哈尔滨的榆树很多很多，树丫上到处都是老鸹窝。好像除了麻雀，只有数以万计的老鸹陪着城里人过冬了。所以，早年的土著将它们视作当地的保护神。

    清除的大雪在路边堆得很高，像白色的战壕一样，老市长布置的那些卫士就守在这白色的“掩体”后面。在冰雪之城当警卫很辛苦啊，手脚冻得冰冰凉。为了御寒，他们会事先在脚面上抹着辣椒面儿，再穿上粗毛袜子，穿上俄式毡靴，躲在雪堆后面，保卫着毛泽东车队从他们面前安全驶过，随后才能坐上来接他们的马车离开。沿途的房顶上的烟囱后面、水塔上，高大的树上，教堂的钟楼里，老市长也都安排了警卫。不说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也差不多。但在街上只有零星几个流动哨。看上去，气氛是那样的宁静而安详。

    毛泽东下了火车之后，直接驱车上那个方石路面的大坡，然后绕过圣·尼古拉大教堂，向颐园街1号驶去。速度快不了，都是雪地，滑。那时候没有清雪这一说，简单铲一铲，不误车就行了。反正车也是少。

    颐园街1号，是当时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的接待处。那时候咱这儿还没叫黑龙江省。

    颐园街就是过去的“医院街”。解放之后全国不是有一个改街名的“运动”吗？哈尔滨的街道也改了不少，如箭射街改成了建设街，吏治街改成了理治街，新城大街改成了尚志大街，医院街改成了颐园街。颐园街1号是一座超大型欧式园林建筑，用东北话说，贼阔气。原来是波兰裔的俄罗斯木材大亨、犹太人格瓦里斯基的私邸。我这里也简单地介绍几句吧——主要是当时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领导这方面向毛泽东同志介绍得比较少。毛泽东同志又是一个认真的人，他在讲话中就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所以我这个平头百姓冒昧地补充一下。

    犹太人格瓦里斯基，是20世纪初到中国的黑龙江来经营木材生意的，事儿干得特别大，一口气能干掉一瓶伏特加，然后生嚼一片肥牛，完事了。人说他的背后有俄国沙皇为他撑腰。他在海参崴、一面坡、穆棱等地拥有多处林场，在哈尔滨还拥有一个大型的木材加工厂。一句话，他是远东及东北地区最有名的洋木材商人，是哈尔滨首屈一指的巨富。这样的人住的能差了吗？从总体上掂量，格瓦里斯基的这个私人豪宅，八成是一幢折中主义建筑，确有一种巴洛克式的奢华气派。有一个近2000平方米的花园。花园内有水池、花坛，铺设了卵石甬路，与长裙女士悠闲地散步嘛。园内栽植了不少高大挺拔的钻天杨，以及松、柏、柳、榆、桦，环境贼幽雅。这幢房子是由一位意大利建筑设计师Bernadatti设计的。Bernadatti的设计得到格瓦里斯基的高度赞扬，两人使劲拥抱了半天。听说Bernadatti当时是哈尔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的追逐对象。这就不过多介绍了。

    哈尔滨解放之后，格瓦里斯基这幢私宅被人民政府作为敌伪房产没收，改作东北民主联军的交际处。1948年，东北民主联军将该建筑移交给地方，成为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接待处。

    毛泽东就下榻在这里。

    毛泽东下了火车，乘车到达颐园街1号的时候天差不多要黑了，冬天天短哪，街上的路灯都提前亮了。虽然是早春二月，但哈尔滨仍是银装素裹，一派冬天的气象。街上的雪得等到三月末四月初才能融化呢。气温很底，零下30多度的气温在冰雪之城平平常常。

    为了御寒，毛泽东和陪同他一块儿访问的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等领导都穿着毛领子的棉大衣。相形之下，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的领导穿得要阔气一些，毛领的厚呢子大衣，头上戴的是水獭帽子，扎着纯羊绒的大围巾，戴着皮手套，大皮鞋，颇像俄商的样子。早年哈尔滨的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几乎都是这种装扮。寒地城市嘛。毛泽东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们一眼。

    老市长和警卫人员早已列队在颐园街1号的院子里等候欢迎毛泽东了。当毛泽东等领导走进大院时，老市长和警卫人员都挺激动的，这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共和国的缔造者啊。毛泽东和冻得脸儿通红的警卫战士逐个握手，说，小鬼辛苦啦，同志们辛苦啦。

    进了楼，毛泽东站在大厅那儿环视了一圈儿说，这里可真阔气呀。

    市里的一位领导满面春风地向毛主席报告，主席，这儿曾经是犹太富商格瓦里斯基的私宅。这个人已经被苏联红军疑作日本特务押回苏联去了……

    看来毛泽东对这种事并不感兴趣，那位领导便打住了话头。

    毛泽东又站在前厅的大镜子前看了看，再一次说，这里可真阔气。

    说到这儿，您可能知道我为什么特外地介绍这幢宅子了吧。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里先按下不表。

    到了用餐的时候了。

    为了款待毛泽东等中外领导，晚餐搞得相当丰富、精致，几乎都是山珍海味、资深美酒。毛泽东走进餐厅，看了一眼餐桌上如同一款款艺术作品的菜们，以及茅台、古井贡和几款洋酒，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但也没说什么。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基本上没咋吃，只在他面前的那两三个菜里夹了点儿，吃了半碗米饭，其他的动也没动就放下了筷子。

    您想，主席都放下筷子了，其他人还不赶快放下筷子？只是他们觉得这顿晚宴好像还没正式开始——就结束了？还没给主席敬酒呢，敬酒的词儿都事先打好腹稿了，改了多少遍呢，没承想，结束了……

    只有老市长从毛泽东一进大楼，就察觉到主席有些不开心。主席早早地撂下筷子在他的预料之中。当然，他的任务是负责主席的安全警卫。

    毛泽东一边往外走一边对饶斌同志明确地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

    饶斌同志是当时哈尔滨特别市的市长，他立刻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事后，饶斌同志的肠子都悔青了。

    ……

    接照日程，毛泽东第二天就要回北京了，同志们就想啊，主席到哈尔滨视察的机会多难得呀，省市领导就在一起商量，争取让主席能给咱们省留下点什么，最好能题个辞。那是多么巨大的老荣啊。立刻下令，在客厅里摆上桌子，铺上台布，备好笔墨纸砚。

    看准时机，他们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愿望。

    毛泽东没说什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烟之后，跟省市领导聊了起来，很亲切的。

    老市长则在楼内楼外极其认真地巡查安保工作。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他要对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负责。就是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想在毛泽东跟省市领导同志拉家常的小小空当，介绍一下我在一份资料中看到的那段解释性文字：

    “当时，哈尔滨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大城市，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得比较快，再加上是边境城市，所以、省市领导外事活动多，穿戴也比较讲究。尽管当时还在实行供给制，但是衣、食、住、行各方面条件要比关内刚解放的城市好得多。很多干部的穿戴比过去阔气许多，对来往的客人接待规格比较高，给人一种不够朴素的印象。从大环境讲，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化，到处都是俄式建筑，而毛泽东下榻的颐园街1号，是1922年由俄裔林场主格瓦里斯基所建，欧式住宅庭院，又是这些气派豪华的欧式建筑中的精华，内外装饰得富丽堂皇……”

    拉家常当中，毛泽东同志问省委书记张彻同志，你们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啊？

    张彻说，主席，我们住楼房。

    毛泽东说，噢——可不要上得楼来，下不去，住楼房容易出官僚主义啊。

    说完，毛泽东看了一眼那边桌子上准备好的笔墨纸砚，便站了起来，走到桌前，不假思索，为松江省的官员们写下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十个字，并落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

    松江省的官员们及服务人员都鼓起掌来。

    ……

    其实，毛泽东在哈尔滨逗留的18个小时里，为松江省委题的词还有：“学习”、“奋斗”。为哈尔滨市委题的词是：“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第二次团代会题的词是：“学习马列主义”。

    挺晚了，主席该休息了。

    当地负责接待的同志特地为毛泽东准备好了沙发床和鸭绒被褥。毛泽东的警卫理解地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说，咱主席只习惯睡硬板儿床。

    那就赶紧换吧，马上撤掉沙发床换上了硬板床。预先准备的鸭绒被之类指定也用不上了，汪东兴将毛泽东随身带来的那两套旧军用毛毯，一套棉布军用被褥和荞麦皮枕头，替毛泽东铺放在木板床上。

    当地负责接待的同志们的眼睛都潮乎乎的，这要是古代，这可是真龙天子呀，太简朴啦，不敢相信哪。太伟大啦。

    毛泽东进入卧室之后，老市长就亲自守在毛泽东的卧室门口，寸步不离。而且他觉得自己一丁点儿都不困，贼精神，两眼炯炯有神，观察着四周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扇窗户，每一道门。楼外面的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时高时低，此起彼伏。即便如此，哪怕是一根针落地的声音也逃不过他的耳朵。

    守候在毛泽东卧室门口的老市长还严令任何人不准发出声响来，走路要轻，以免影响主席休息。

    读书是毛泽东的习惯。他出门时总是随身携带大量的书籍，马列的书，《史记》《资治通鉴》等等。他卧室里的灯一直亮着。老市长知道，主席是在看书呢。他了解毛泽东的这一习惯，睡觉之前，主席必须看书。

    一直到后半夜，毛泽东才放下书，熄了灯，休息了。

    第二天天刚亮，毛泽东就起床了，感觉主席休息得还可以。

    汪东兴指着守护在卧室门口的老市长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一夜是他给你站的岗啊。

    毛泽东立刻伸出手来，握了握一脸幸福的老市长的手说，谢谢你——

    老市长真诚地说，谢谢主席！

    毛泽东笑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临回北京之前，他参观了哈尔滨铁路工厂。毛泽东这一路的安全警卫工作也由老市长全权负责。老市长那种感觉既庄严又甜蜜，在警卫工作中既机警又冷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儿呢？目前我形容不出来。

    主席参观过铁路工厂之后，时间还有富余，但是想踏察全城时间肯定来不及。当地领导迅速地合计了一下，建议主席到哈尔滨的最高建筑、哈尔滨国际旅行社的楼顶上去，那里可以俯瞰全城。

    毛泽东在滕代远、张策、饶斌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哈尔滨国际旅行社。哈尔滨国际旅行社的整个建筑像一架俄式手风琴，月白色，是一座有旋律的欧式建筑。此种造型在中国也是绝无仅有。到了21世纪就马马虎虎了。

    毛泽东登上了国际旅行社大楼的楼顶平台。站得高看得远哪。但楼顶上的风很大，吹得大衣襟猎猎作响。南方是二月春风似剪刀，哈尔滨就不是了，此时此刻的哈尔滨，正是春风入骨之月，风很硬，锋利得很，瞬间就可以把人体吹透了。

    毛泽东迎着这种剽悍得像蒙古马队一样的凛冽寒风，站在楼顶上，俯瞰哈尔滨——那时候哈尔滨城里的高楼不多，完全可以俯瞰——最远处可以看到冰封着的松花江。近在咫尺的就是那座俄人的中央寺院——圣·尼古拉大教堂。在寒风中，教堂的钟声间或还在响呢，远远近近的，肯定也传到毛泽东耳边了。其时，在附近的各个制高点上，包括尼古拉大教堂的钟楼里，全都是老市长安排的荷枪实弹的警卫，这些警卫都是身经百战，百发百中的“猎手”，都是经过老市长逐个审查的。毕竟是刚刚解放啊，城里人员的情况还很复杂。所以，凡是过这里的人都要被一双双鹰隼一样的眼睛冷冰冰地审视。每一辆经过这里的汽车、马车，都要接受检查或被命令绕行。

    在楼顶上，毛泽东一边听市长饶斌对哈尔滨行政区划，以及城市布局之历史的介绍，一边顺着饶斌的手势辨认商业区、工业区和学校的具体位置。

    毛泽东问他，“哈尔滨市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外国人？”

    这是一句二问。

    饶斌同志马上报告说，全市有多少多少人口，其中有多少外国侨民，外国侨民来自哪些国家，为什么到哈尔滨来，到哈尔滨来主要从事哪些行当，他们占全市总人口的几分之几。

    饶斌同志说，主席，他们大部分是俄国人和犹太人，还有相当数量的混血儿，这些混血儿都很年轻……

    ……

    可能文史学家了解，在建国前夕，曾有人向中央建议，把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哈尔滨。如果真就这么定了，中国作家协会指定在哈尔滨了，那哈尔滨就不是当时的特别市而是直辖市了，如此，哈尔滨得产生多少著名作家呀，而且城市的风貌得发生多大的改观哪。其实，在哈尔滨建都挺好的，四季分明，每个季节的特点都表现得非常充分。近年来，周围县、乡、村的农民都跑到哈尔滨来定居了。走在街上，我感觉有三分之二是来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兄弟姐妹，还有他们身边那些不大点儿的小孩儿。他们穿的都挺上档次的，鞋也都是名牌，体格也好，嗓门儿也大，腰包也鼓，三五成群，根本不尿我们这些穷嗖嗖的原住民。

    在楼顶上，饶斌进一步向毛泽东汇报说，哈尔滨的市场主要是外国货和外地产品，哈尔滨的消费需求明显大于我们的生产能力……

    毛泽东打断了饶斌的话说，“你们要下决心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为生产城市。”

    ……

    亲自给毛泽东当警卫，这是老市长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现在我们还回到我当年开的那辆面包车上。

    既然我开的是全市唯一的一台面包车，而且是非常漂亮的面包车，相当于现在的凯迪拉克，悍马，或者最新款的奥运会会服，很多年轻人都巴望我能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为他们出车，拉新娘，风光风光，那该是何等的风光啊。

    我记住了这样一个风平浪静的周末。下班之前，我特意去打听了一下办公室主任。

    我说，主任，明天星期天有没有什么事？

    他说，没事没事，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我忸怩地说，主任，明天，我有一个朋友结婚……

    主任说，是不是用你的车接亲？

    我说，可不。

    主任说，去吧去吧去吧。

    领导的潇洒有时候常表现在用句的重复上，比如“去吧去吧去吧”。这让人听了之后心情非常好。

    于是，我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的那位朋友，一切都OK了，明天早晨9点，我准时到。

    顺便说一下，我这个朋友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北京人古怪地称之为“发小”，我们东北叫“光腚娃娃”，或者“撒尿和泥玩儿的朋友”。那么怎么才能进一步地解释清楚我们是怎样好的朋友呢？简单地说就是，我无论做对了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会发自内心地、坚定不移地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之所以很少郁闷，就是因为我拥有一个像上帝一样仁慈的朋友。

    第二天早晨我到车库提车的时候，打更老头幸灾乐祸地告诉，阿师傅，今天上午处里用车，说是市长要检查市容。

    那个时代，民众通信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不要说手机，家里连电话都没有，当然我没觉得丝毫的别扭，也没觉得自己处在缓慢的生活中。我始终认为，悠闲与缓慢是宝贵的生活品质。但这次出岔子了。最要命的是，我无法通知我那位朋友说我的车去不了啦。我简直气疯了，头脑里的意象相当破碎。一会儿是一群参加婚礼的人焦急地站在大门口，眺望着我的车是否到来；一会儿是我那位朋友把胸前写着“新郎”的大红花死命地摔在地上。我想，我他妈的算完了，坐老蜡了。可是，我怎么可能违背领导的指令不出车呢？这是我的悲剧人格呀。

    我气势汹汹地把车开到指定地点，我看到那帮王八蛋的领导正在路边等着我哪，我恨不得用锋利的大片刀把他们的脑袋逐一地削下来。但最痛苦的是你削不下来。他们都在笑嘻嘻地等着老市长，吸着烟，某干事还像不经意似的用手摘下沾在处长衣服上的一根纤细的小毛毛。

    老市长照例是走来的，他瞟了一眼我铁青的脸，又笑眯眯地看了看漂亮的车身。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老市长对曾交手过的那两位处长说，要车干什么？让车回去，我们走着检查。我紧张地听着苑处长怎么说。

    处长说，要不要让车跟着？

    老市长根本没有理会他，却转过头来对我说，回去吧，回去吧。

    我瞅了一下处长，处长说，回去吧，回去吧。

    我立刻发动了车，打算用幼稚的、万分感激的眼神去看一眼老市长，但老市长已经同那几位领导走了。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8点45分，到朋友那儿我只需10分钟的时间，就是说，我可以提前5分钟到达朋友那里。

    ……

    所以，当我在看到老市长从霁虹桥上走过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当一名作家，写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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