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之尊的秘密——秦始皇的身后谜团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他出生在赵国邯郸；公元前246年，他13岁时便登基成王；公元前238年，21岁的他开始在雍城亲政，公元前230—前221年间，他率军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实现了统一大业，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帝王——秦始皇。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中国的拿破仑。他一生征战，励精图治想要建立千秋功业，历史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赞颂他伟大，有人痛骂他暴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一生都在为他的帝国奋斗，从不知停歇，至死他也未能享受过真正的安宁。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病死在出巡途中“沙丘平台”，结束了他短暂而灿烂的一生。他的猝死也给历史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吸引着众多的学者和探险家前来解密。
谜团一：始皇帝的生父究竟是谁
历史至少是公认这一点的，秦始皇的生母是“赵姬”，但这个女性的身份很特别，她先是吕不韦的爱姬，后又嫁给了当时在赵国作为人质的子异，之后才有了赵政的诞生。赵姬的特殊身份成为人们怀疑始皇生父的最主要原因。而在书中对他出生的记载也很少。从宋代开始便有人对始皇的生父有了两种不同的猜测。
首先，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庄襄王即异人。这段简洁的记载其实已经将秦始皇的身世交代得很清楚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异人和赵姬所生的儿子，司马迁并没有对他的出生有所质疑。
但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又出现了另一种相矛盾的记载，司马迁在这一段中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子楚，即异人归秦国后改名为“子楚”。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本是吕不韦的情人，她与吕不韦同居有身孕以后，才由吕不韦送给异人，成为异人的夫人。赵姬隐匿身孕嫁给异人以后，“至大期时”生下的儿子取名为“嬴政”，这便是秦始皇，也就是说司马迁在这里又将他说成是吕不韦的儿子。
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何《史记》中会有两段不同的记载呢？
史料上对于秦始皇出生到他21岁登基这段时间的记载是残缺的，没有人知道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也没有人可以凭借残缺的史料推断出历史的真相，也没有人知道秦庄襄王是否怀疑过这个“儿子”的真实性，但最后我们能看到的是，嬴政以太子的身份登上了王位，并在21岁开始亲政。
对于《史记》的不同记载有相关专家认为，这纯属司马迁在处理资料时出现的失误。司马迁一个人写了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当中还有无数次的修改、增减和再编，随着收集的资料增加，出现这种失误是难免的。毕竟历史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而《史记》更注重的是事件的整体性，在细节上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谜团二：秦始皇为何修筑万里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一万多华里，因此被人称为“万里长城”。
修筑长城是一件耗损民力的事情，秦统一之后之所以会迅速灭亡与它有密切关系。明知道这是件劳民伤财的事情，那么为何秦始皇还是毅然决定修筑长城呢？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各诸侯国筑长城的事了，只是当时的规模较小。他们修长城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为了防御匈奴的进攻，当然也不排除可以抵御其他诸侯国的进攻。
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防御各诸侯的目的已经没有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匈奴了，很显然，当时的匈奴在北方给中原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匈奴民族一直处于中国的北方，被称为“北戎”，他们是一群彪悍的游牧民族。由于在长期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这个民族的男女老少大多都善于骑射。他们没有经过中原礼仪文化的熏陶，在战场上他们是粗鲁的，但也是骁勇的，他们并不以攻占城池为目的，而主要是以抢劫财物和人为目的，加上他们多以骑兵为主，来去如风，令与其交界的秦、赵、燕三国十分恼怒，因此，修长城防止他们侵扰边界是三国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之后，北方的匈奴仍然是他极大的威胁，他们仍然时时骚扰秦国的边界，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秦边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结束这种被动局面，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进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并开始着手修筑“万里长城”，希望借此将匈奴人隔绝在长城之外，确保国家的永世太平。这便是始皇帝筑长城最单纯的动机。
谜团三：“焚书坑儒”的真相
焚书坑儒树立了“千古一帝”暴虐的形象，在古今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多受人指责，那么为什么秦始皇会做出如此残暴的事情来呢？是长久的战争让他变得血腥？是政治斗争让他变得无情？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这里淳于越建议秦始皇恢复“分封制”。
随即丞相李斯反驳了他，并认为自古以来天下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就是没有实现统一，现在既然皇帝已经统一了各国，那么就不用再说什么分封，更应该统一言论，防止天下有异心，并请求始皇焚书：“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于是始皇便同意了李斯的焚书建议。
不久，他又听到自己厚待的方士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他，于是愤怒之下便决定“坑儒”以止“妖言”，于是便形成了历史上令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可能并不是真正坑杀了儒生而仅仅是“方士”，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记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于是“坑儒”一事便不可断真假了，但秦始皇的确坑杀过400多书生却是一个事实。
谜团四：中华第一帝王的猝死之迷
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死在了他第五次东巡的路上。千古一帝的猝死自然也给人留下了诸多猜测。病死还是谋杀，这两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死有很多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时遭人行刺，身后的一辆副车被刺客用重锤砸得粉碎。随后，又有人发现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和出言“今年祖龙死”的“仙人”。迷信的秦始皇对这些现象感到恐惧不安。为了消灾避难，寻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从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议，准备第五次巡游。然而由于一路劳顿，秦始皇到平原津就病倒了。不久便病死在沙丘行宫。很显然司马迁认可了始皇死于疾病的说法，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他死于非命。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进行推敲，发现了可疑之处。这次出游随从人员有赵高、李斯、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扶苏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返回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因为蒙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之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赵高从此对蒙毅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一族。赵高在秦始皇病重时遣走蒙毅，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掉了一块绊脚石。秦始皇死后秘不发丧，等到赵高派人假传圣旨之后才绕道返回咸阳。扶苏死后，胡亥即位，此时赵高大权在握并将李斯腰斩，自己坐上了丞相的位置，并可以出入禁宫，赵高的本性才真正暴露，他是想要做皇帝。而秦始皇不可能受他控制，贤明的公子扶苏也不可能受他控制，只有这个胡亥可以。根据这些史料基本上可以推断，赵高是在一步步的计划中害死了秦始皇并助胡亥登上帝位，从而达到自己真实掌权的目的的。那么秦始皇的死是否跟赵高有关呢？没有史学家给出过明确的史料记载，只能是一种猜测，所有正史仍认为始皇帝是死于疾病。
关于这个中华历史上的“始皇帝”，相去今天已经2000多年，历时越久他留给人们的疑惑就越多。
伊凡四世的几个秘密
1530年，莫斯科出生了一个男婴，他是瓦西里三世与叶琳娜·格林斯卡娅之子，也就是后来的伊凡四世——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他三岁即位，孤儿寡母面对的是各集团间激烈的争权夺利，还有恐怖的谋杀，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平常人一样拥有美好快乐的童年，但同时也决定他不可能如此平凡地度过一生。1547年，他加冕称沙皇，开始了他的执政生涯。他南征北战，施雄才大略，让俄罗斯逐渐走上统一与强盛的道路，确立了它在东正教世界的领袖地位。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嬴政一样，他传奇的一生给历史留下了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在他身殁后400余年引起好事者的种种猜测。
谜团一：在艰难中崛起的孤儿
伊凡四世1530年8月25日出生于莫斯科，1533年其父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晏驾，年仅三岁的伊凡匆匆继承了王位。并由其母叶琳娜·格林斯卡娅辅助执政，在残忍的斗争中，这对孤儿寡母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可就是这个三岁的孩童在14年之后，却蓄积了实力战胜各种力量，成为了“俄罗斯的太阳”。伊凡四世的崛起简直是一个奇迹，里面也包含着一个又一个谜团。
伊凡四世即位之初，由其母叶琳娜摄政。五年之后叶琳娜暴亡，死因不明，宫廷大贵族重新得势。那些大贵族整天忙于争权夺利、火并厮杀，根本未将八岁的大公小伊凡放在眼里，此刻的他只是有名无实的傀儡，没有人会在意他的存在，也没有人能感受到这个孩子可能带来的威胁。
年纪小是缺点，但在艰难的政治斗争中，这也成了伊凡四世韬光养晦、瞒天过海的护身符。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长大，亲眼目睹了宫廷生活的黑暗和丑恶，使伊凡四世增长了阅历。舒伊斯基长期把持朝政，假借大公名义发布法令。这在伊凡幼小的心里早已埋下了复仇的种子。13岁那年，经过周密筹划后，伊凡命令亲信放狗咬死了舒伊斯基，并将之暴尸宫门。把权者一死，对年轻的伊凡来说，可称之为“一箭双雕”。这样既除掉了肘腋之患，又树立了自己“铁血幼王”的铁腕形象，震慑了朝野，站稳了脚跟。
1547年1月16日的加冕礼上，东正教大主教玛卡里将莫诺马赫皇冠戴在17岁的伊凡四世头上，他就成了“全俄罗斯君主、上帝加冕的神圣沙皇”。“沙皇”一词源于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最高统治者恺撒（Caesar）的名字，是音译和意译的结合。伊凡四世称“沙皇”，体现了他追慕罗马先王、意欲大有作为的勃勃心态。伊凡四世踌躇满志地宣布，他将为俄国带来新秩序。他立志改革愚昧落后的俄罗斯，力图创立一个唯我独尊、君临天下的大帝国。亲政伊始，他便向大贵族势力宣战，以加强皇权。他宣称：“君主的称号就意味着承认不受任何限制的沙皇政权。”“朕生于皇家，长于朝中，掌握自家天下，并非窃自他人。俄罗斯君主自古以来皆亲临朝政，贵族大臣不得干预。”
他建立缙绅会议，取代大贵族杜马（议会）的特权；废除地主贵族的司法权、征税权和行政权；摈弃旧吏，在平民中选拔新官；限制僧侣和教会干预朝政；没收大贵族领地，将往日声名显赫的大贵族流放边关。从1565年起，他雷厉风行地推行了著名的特辖制，建立直属沙皇的特辖军，在全国实行恐怖政策，惩处反对皇权的大贵族。特辖军身着黑袍，跨骑黑马，马头上挂着狗头和扫帚，象征他们的使命：将沙皇的仇人咬死，扫地出门。在特辖制实行的七年中，伊凡四世既惩处了大贵族，也诛杀了众多无辜的平民——尖桩刑、炮烙刑、活挖人心、抽筋剖腹等刑法使人不寒而栗。七年间有数万人被处死，因此当时人们称伊凡四世为“雷帝”，即恐怖的伊凡沙皇。伊凡四世崛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还是他个人的才能与性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谜团二：血腥屠子的残暴父亲
当伊凡四世的地位巩固之后，便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伊凡四世对长子小伊凡非常器重，视其为未来皇位继承人，加封为王储，命其跟随左右，悉心培养。但从1581年年初起，伊凡四世开始怀疑王储有欲夺皇位之意，父子关系紧张。是年11月15日，太子意外地死去，世人传言伊凡四世有杀子的重大嫌疑。
法国传记作家亨利·特罗亚在《一代暴君——伊凡四世》中记述了伊凡四世杀子的经过。11月15日，伊凡四世看见王储妻子叶莲娜仅穿一件薄裙在宫中走动，违反了俄国妇女至少要穿三件衣裙的惯例，勃然大怒，动手打了儿媳，致使叶莲娜当即因惊吓而流产。王储闻讯后，对父皇大发雷霆。伊凡四世虎威大发，骂儿子是“可耻的叛徒”，举起铁头权杖向儿子刺去，正中王储的太阳穴。王储终因伤势过重而死去。这是伊凡四世“盛怒杀子”的重要记载，西方的传记作品多是严肃的历史著作，绝少“戏说”性的小说家言，因此此记载不容忽视。
但是其他历史著作和传记中的记载却与此大相径庭。苏联历史学家斯克伦尼科夫认为，1581年11月15日，伊凡父子虽发生激烈争吵，但父亲只在儿子身上用权杖戳敲了几下，王储并未受重伤。王储主要因丧子和恨父极度悲伤以致突发癫痫病，后又继发热病死亡的。他的论据是伊凡四世在1581年11月9日信中的记述：“儿子伊凡病倒了，今天他仍在病中。”因此，斯克伦尼科夫认为王储是病死，而非父杀。
谜团三：谜一样的猝死
1584年3月18日，身无大恙的伊凡四世浴后正欲下棋时突然暴卒，终年54岁。对于沙皇的猝死，朝野上下议论纷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伊凡四世死后两个月，他的儿子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继位加冕，同时郑重宣告伊凡四世“领受了天使的圣像升入天国”。
伊凡四世的宠臣杰·戈尔谢是伊凡四世暴卒时的重要目击者，他在《回忆录》中对伊凡四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伊凡四世在晚上7时沐浴后容光焕发，吩咐亲信罗季翁·比尔金去拿象棋。“突然，他变得软弱无力，并仰面倒下”，在一片混乱中沙皇“喘不过气来”，继而停止呼吸，身体开始僵硬。
300多年后的1963年，以伊凡四世为研究对象的专家韦谢洛夫斯基首次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他在《关于特辖制历史的研究》一书中专门写了“可疑的传闻”一节，提出沙皇是被自己的宠臣别伊斯基和波·戈杜诺夫害死的。但却没有相关证据能论证这一推断。
多年来，一些想要找出事实的史学家们又在《莫斯科编年史》一书中读到了“沙皇伊凡死得很快”，“是他宠信的人给他吃了有毒的食物”等关于伊凡致死的文字。在荷兰商人依·马萨的《见闻录》中还有更详细的描述：伊凡四世“比人们预料的死得早。他虽身患重病，一天比一天衰弱，但是还看不出濒死的迹象。据说，一个受到他宠信的显贵别伊斯基给了他一份约翰·艾洛夫医生配制的饮料，里面放了毒药，沙皇饮用后很快就死了”。为了得到进一步的证据，1963年，在维修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阿尔汉格尔斯克大教堂时，人们打开了伊凡四世及其他一些人的陵墓，对遗体进行了化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有大量的水银分子存在，但法医的鉴定意见却也是模棱两可的，鉴定称：“不能完全排除用药物一下子或是缓慢地毒杀他的可能性。”
谜团四：一代暴君的绝嗣之谜
伊凡四世死后，皇位由他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继承。27岁继承皇位的费多尔天生弱智，人们背后都称他为“傻瓜费多尔”，他除了上教堂乞求上帝的保佑和欣赏小丑的滑稽表演外，一无所能。自然朝政大权就旁落到其舅舅尤里耶夫、妻兄戈杜诺夫等五位大贵族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手上。1584年8月，尤里耶夫因病退出政治舞台，老谋深算的戈杜诺夫独揽朝中大权。
而费多尔同父异母的最小弟弟季米特里也在六年后，在远离首都的乌格利奇神秘死亡，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有名的“乌格利奇案”。
季米特里是伊凡四世第七个妻子所生的儿子，伊凡四世死时他才两岁。在父亲暴死后两个月，季米特里就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一同被遣送到遥远的乌格利奇皇室领地。在那里，季米特里远离宫廷斗争，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然而，危险却悄无声息地向小王子逼近了。1591年5月15日早晨，正在院中玩耍的季米特里突然倒在血泊中，脸色惨白，喉咙被利刃割断了。民间流传着戈杜诺夫派人杀害了季米特里的说法。
据说当玛利亚在悲痛中清醒过来时，就声嘶力竭地大声哭喊，说戈杜诺夫杀死了她的儿子。当时的乌格利奇警钟长鸣，人们从四面八方叫嚷着赶来拥进宫院，四处查找凶手，但却没有找到。人们相信是戈杜诺夫派人前来杀死了小王子，因为当时的傀儡皇帝费多尔不仅无能多病，而且膝下无子，他死后，很有可能以“兄终弟即”的方式由季米特里来继承皇位，戈杜诺夫杀害季米特里是为了防止丧失苦心经营而来的权力、地位。
这个推断在政治斗争中是常见的，但也有人认为，小皇子是在玩耍时，癫痫病突然发作，碰到利刃上不幸丧生的。持这种说法的有小皇子的奶妈和保姆。她们说，出事那天早上，小皇子独自在院子里玩“竖刀入地”的游戏，突然癫痫病发作，在失去知觉、扑向地面的瞬间被自己手中的尖刀割断了喉咙。他的死纯属偶然，并非被外人刺杀而死。
小皇子之死惊动了朝野，沙皇为此事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团来审理“乌格利奇案”，希望能够调查出季米特里的死因。调查结果最后宣布，季米特里的死亡纯属偶然。然而奇怪的是，在调查结束后不久，玛利亚就被送往修道院做了修女，她的亲属们和许多乌格利奇当地人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小皇子之死成了乌格利奇的一大奇案，而最让人心生疑窦的是，在后来的俄国民间出现了多个“季米特里皇子”。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有人假借皇子之名，谋取个人利益。但也有人分析说，当初小皇子之死有诈，是玛利亚深知宫廷险恶，早已察觉到野心勃勃的戈杜诺夫会对爱子不利。为了保护年幼的儿子，她与女仆共同上演了小皇子“身亡”的假戏，使季米特里躲过宫廷内部的相互倾轧，得以全身而隐，“死者”只是个替身而已。
1598年，费多尔病死，戈杜诺夫正式成为新沙皇，至此伊凡四世开创的留里克王朝以绝嗣而终。戈杜诺夫的登基遭到了伊凡四世的近亲属和其他贵族的竭力反对，俄罗斯历史进入了长达15年的混乱时期。1613年，伊凡四世元配夫人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夫娜的侄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正式选为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开始了在俄罗斯304年的漫长统治。但伊凡的子嗣是否还存在？小皇子是否真的未死？这个谜团也一直没有解开。
神秘消失的埃及唯一女法老
古往今来，世界政治舞台上不乏登上权力顶峰的女性，比如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还有些曾烜赫一时，最终被埋没在历史潮流中的伟大女性，她们中有人曾打败过“世界之王”居鲁士大帝，还有人曾女扮男装成为了埃及唯一的女法老，她就是哈特舍普苏，她于公元前1503年—前1482年统治着埃及。
哈特舍普苏神庙浅浮雕上刻有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女王的形象。戴假胡须，身着男装，束胸宽衣，手执权杖，威严无比，这就是埃及唯一一位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的一贯装束。极少有人见过她本人，她的真实相貌和她的传奇故事一样神秘。传说中，哈特舍普苏是个美丽的女人，在她死后，有人故意将她在卡纳克神殿的肖像销毁了，甚至连她的皇族名号也被抹去。有人猜测说，这是图特摩斯三世授意的，目的是要报复她篡夺了自己的王位。
哈特舍普苏是开创古埃及一代盛世的第十八王朝法老。她是图特摩斯一世与王后唯一的孩子。她从小聪明伶俐，果敢坚强，深谙权术。她常以自己是法老唯一的正统继承人为荣，并且梦想有朝一日统治强盛的埃及。
公元前1512年，图特摩斯一世去世。而他与王妃所生的长子则与哈特舍普苏结婚，继承了王位，是为图特摩斯二世。二世体弱多病，无心治国，继位不久，大权就落到哈特舍普苏的身上。几年后，二世病死。此时的哈特舍普苏根基不稳，无法实现其抱负。她安排二世与妃子所生的一个十岁男孩与自己的女儿完婚后继位，是为图特摩斯三世。自己则以摄政王身份，全权管理国家事务。
图特摩斯三世慢慢长大，心怀雄心不愿再做傀儡。于是，哈特舍普苏赶在三世正式亲政之前，将他流放到偏远地方。至此，哈特舍普苏成为法老已万事俱备，只欠如何打破女性无法当朝的传统了。于是，她联合僧侣编造身世，称自己是太阳神阿蒙之女：太阳神为了让自己的后代统治埃及，化身图特摩斯一世与王后产下一女，如今，这位女子已历经磨难，可以成为统治埃及的法老了。她还在神庙的石碑顶部放置许多金盘，反射太阳光芒，以向世人证明她与太阳神的亲密关系。接着，她开始女扮男装，下令所有人用男性代名词称呼她。经过精心谋划，哈特舍普苏终于如愿地登上了法老的宝座。当上法老后，她精心治国，使古埃及继续保持兴盛。为了奖赏神庙中的僧侣，她复修了许多古建筑、庙宇，并赠送给神庙四座高达30余米的石雕方尖碑，为太阳神吟诗作赋。
尽管她励精图治想要掌控繁荣的埃及王朝，但变故还是发生了。在她统治的第22年，图特摩斯三世突然重返王位，而哈特舍普苏从此便不知去向，同时失踪的还有她的情人和女儿。绝大多数有关她的记录都在当时被刻意销毁了，至今，埃及史学家都无法解释哈特舍普苏如何失去了权力，也说不清她的死因。
现代考古学家在尼罗河西岸发现的皇家木乃伊中，没有一具属于哈特舍普苏。她的木乃伊是否被人转移到别处？是否保存完好？哈特舍普苏的尸体去向成了一桩历史悬案。
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哈特舍普苏刚刚驾崩，图特摩斯三世的军队就袭击了宫殿，毁掉了所有与她有关的东西。她的墓穴也被洗劫一空，很可能她的尸体也在那时被转移到了别处，因为图特摩斯三世没有给她入住金字塔的“荣耀”。
另一种说法则称：女法老是为了和情人长相厮守才不愿死后住金字塔，而是选择了和情人隔墙而葬。
1903年，埃及考古学家卡特在国王谷的一座小坟墓中发现了两副棺材。多年来，他们一直猜测其中一具木乃伊属于女法老哈特舍普苏。他们怀疑这两具木乃伊中，棺材中的为哈特舍普苏的奶妈，躺在地下的则是她本人，因为“她”的右臂弯屈放在胸口，那是王室成员的专有姿势。经过进一步考古发掘，终于对木乃伊的身份有了定论，考古学家找到了一个标有哈特舍普苏名字的盒子，当中存放着一颗牙齿。经过CT扫描技术鉴定，考古学家惊喜地发现，这颗牙齿竟然和棺材中那具木乃伊口中缺失的臼齿基本吻合。经过进一步地DNA对比，考古学家认定那具木乃伊就是寻找了多年的哈特舍普苏木乃伊。女法老木乃伊的寻获对考古界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么为什么她的木乃伊未被存放在金字塔中，却停在了这个小坟墓里呢？跟女人的特殊身份有没有关系？
在开罗以南671公里的尼罗河岸边有一个叫做卢克索的地方，这里曾是古埃及新王国的都城。卢克索古迹遍布，在国王谷里，巨大的岩石洞被挖成地下宫殿，埋葬着第17王朝到第20王朝期间的64位法老。在众多陵墓中，有一处陵墓最令人心驰神往，那就是埃及唯一的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的陵寝。
哈特舍普苏陵寝的设计十分具有个性，有些现代建筑的风范。早期法老把金字塔作为葬身之所，但哈特舍普苏首开先河建造了坟墓。与国王谷那些男法老拥挤隐蔽的墓室不同，哈特舍普苏将自己的陵寝修造得优雅大方。陵寝的台阶从尼罗河西岸陡峭的山崖上延伸下来，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背靠山崖的高台更像是一个宽敞的院落，高台中央有一道门，门后便是一条幽深的墓道，伸向山崖内。陵寝周围的石墙上刻着哈特舍普苏神圣的降生和在位时的业绩。作为新王国第三任法老的女儿，哈特舍普苏的婚姻显然有点身不由己。为了保持王室血统的纯正，她不得不嫁给同父异母的兄弟，成为图特摩斯二世的妻子，这个体弱多病的法老没几年就撒手西去，留下她和一个妾妃生的儿子图特摩斯三世。命运选择哈特舍普苏当上了摄政王，她对王权的野心也迅速膨胀。哈特舍普苏曾戴着假胡须，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男法老一样料理国事，在她的治理下埃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她还史无前例地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前往非洲东海岸一个叫庞特的神秘国度探险，寻找贸易市场，这些场面都通过壁画反映在了陵寝的石墙上。
再强大的女人最终还是想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哪怕是3500多年前的女法老。她的婚姻由不了自己做主，那么对爱情的渴望应该更甚于常人。
有证据说森穆特就是哈特舍普苏的情人。哈特舍普苏能执政整整20年，离不开重臣森穆特的辅佐。森穆特是许多重大工程的总指挥。哈特舍普苏给了森穆特太多特权，比如将法老的石棺赠给他，还破例让他在国王谷附近修自己的陵墓，而这个陵墓与她的陵寝几乎是背对背的，再往深挖一段就可以在地下相通了。据说，哈特舍普苏的墓门后面，还有森穆特的雕像，因为女法老希望在复活之后，第一眼就看到自己深爱的人。女法老与大臣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在修墓工人的信手涂鸦中露出了端倪，其中一幅壁画描绘的是一个戴着王冠的女法老正与一个男人做爱的场景，这幅画足以表明两人的情爱故事在当年已是众人皆知的秘密。那么真是为了爱情，女法老才放弃了金字塔，而决意将自己的尸身安放在国王谷的陵墓中吗？那为何史料上却找不到任何关于她在位期间政绩的只言片语呢？历史总是有很多疑惑等待人们去探寻！
为何称管仲为娼妓的开山鼻祖
在《中国古代性爱史揭秘》一书中把管仲和白眉神视为娼妓的开山鼻祖，文中这样写道：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李龟年为“乐圣”，爱茶人称陆羽为“茶圣”，就是这个道理。娼妓也不例外，为了表示这个职业的合理合法，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也就是娼妓神。那么谁又被称为“娼圣”呢？据说他便是春秋时代伟大的政治家管仲。
管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帮助齐国创立了春秋大业，梁启超曾称赞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那么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怎会被称为“娼圣”了呢？恐怕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下这个行业的渊源。
关于中国妓女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国外盛行一种妓女起源于宗教的说法，例如建立于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在公元前18世纪汉穆拉比当政的时候，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仆人、工匠外，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她们通常来自优裕的家庭；而在这里还有一种人，她们是介于“神”与“祈祷者”之间服务的“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可能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公元前５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必须去神殿里一次，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起离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所以，那时，在巴比伦做妓女并不让人感到是种耻辱，而是每个女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而在我国，也一直流行着与之类似的宗教起源说，即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时代的女巫，并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可是近年来有人认为中国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近似巴比伦、古希腊女祭司的女巫，但在史书与宗教典籍中却找不出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淫的确凿材料。因此又有人认为中国的妓女应该是起源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即古代的女乐、倡优，而且在许多古代历史事实和典籍中都不约而同地将“妓”解释为“女乐”，把“娼”也解释为“女乐”。因此这种说法较为可信。当然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但应该指出的是，后世的妓女在古代可能有多种来源，或者可以说，有几种因素对妓女的产生有影响；同时，对妓女的性质也应加以界定。妓女，一般说来，是以卖淫为业的妇女，而卖淫，则是以肉体换取金钱。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日的妓女，当然是完全符合的。但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所谓的妓女，就不完全符合了。例如“宗教妓女”，女子和多个男子性交，其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是为了履行对神的义务，主要不是为了金钱；再如“家妓”，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迫为某个统治者或某几个统治者（如官宦子弟、官僚的下属等）提供娱乐服务或性服务，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金钱。以上这些性质都和后世对妓女的理解不同，可以称之为“妓女的雏形”，她们对后世妓女有很大影响。当然，从她们为许多男子提供性服务来看，称她们为妓女也未尝不可。不可否认，妓女产生的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等级制度的改变。在社会发展中，男子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而女子则逐渐成为男子的附属品，齐人之福是每个男子心中所向往的，嫖妓对于那些有经济有地位的男人来讲，更多是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不单单是为了解决性问题。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妓女行业的发展，社会人员对妓女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商人、军人、游士、手工业者等众多外出谋生的人成为她们最主要的供求对象。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达，迫使一些农村经济破产，有些妇女无以为生，为了基本的生存，在商品交换原则的驱使下，她们不得不以肉体换取金钱谋生。
由此看来，我国古代妓女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是“家妓”，可能还有“巫妓”（巫娼），以后又发展为“宫妓”、“官妓”、“市妓”、“私妓”，妓女这一行业才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我国的私妓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在《诗经》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其中的游女就是指私妓。这些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的女子，为了金钱而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上门服务。因此在《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形象地表达了当时私妓从业的特点。
在私妓出现的同时，营妓（军妓）也开始出现，在《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料中都有关于营妓的记载。其中有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从句意可以明白，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军士士气低落的问题，把“有过寡妇”带到军中为他们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虽然很可能当时勾践将“有过寡妇”充入军营只是调动军士士气的一种应急之计，但自此，人们就将其当做是中国营妓制度形成的雏形。真正的国家开始经营娼妓行业，还是得从管仲说起。这也就是为何人们会将他称为妓女行业的开山鼻祖的原因。
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又向齐桓公积极推荐管仲，在他的推荐下，桓公才任命管仲为相，协助桓公治理国家。在管仲任相期间，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等政治、军事、经济制度。这些改革为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奠定了基础。而在管仲管理期间还提出过一条改革措施就是——设置“女闾”。
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创立的雅典国家妓院至少还要早50年。因此有人也说管仲不仅是“中国官妓的开山鼻祖”，他还是“世界官妓之父”。
据记载，当时妓女数量已经十分多了，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管仲当时若果设立了女闾三百300，按照《周礼》的计算也就是应该有7500家妓院，那妓院中的人数就应该更多了。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的“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表示手持绳圈套女人，被套到的女人即表示为奴隶，她们只得被迫充当妓女，这便是所谓的“官妓”。但我们必须先要明白一点：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之所以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的。
对于管仲来说，创立妓院有很多利于齐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第一，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的“花粉税”、“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人获就曾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第二，女闾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由于私有制的发展，有的拥有财富的上层阶级家中蓄养了众多姬妾，但社会上有很多人却因无钱而成为鳏夫，他们的数量大量增加，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有：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之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于天下；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妓女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所以说设立女闾一方面可以解决许多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女奴隶能得到适当安置。为社会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女闾行业的发展还可以吸引大量游士。当时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历史上，利用妓女来吸引游士的做法不是只有管仲一人，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除了以上的几点原因外，管仲开设女闾必须要得到齐桓公的批示，而这些从业的妓女同时也可以满足齐桓公的娱乐需求。齐桓公好色，在文献中多有记载，说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了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齐桓公所好的成分。当然这不是主要的，管仲设立“女闾”最主要还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齐国的霸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对中国后世社会影响十分深远。这一政策在齐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诸侯国也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他们甚至还利用妓女来制伏强国，亡其宗社，有时妓女的力量甚至强于十万雄兵。
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使他们沉湎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进谏无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上卿。这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千里”。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讲了一件类似的事：齐国人说，孔子在鲁国任职，鲁国一定会强大起来，我国近鲁国，一定会受侵害。于是有个叫犁且的人出了主意，选了８０个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康乐》”，还有３０匹好马，送给鲁君，鲁君沉溺于此，长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离鲁，鲁国遂弱。此外，还有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郑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郑遂得以保全等故事。
随着各国的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将娼妓制度变成各国的合法行业，娼妓制度尤其是官妓制度，也从春秋时代的“女闾”发展成为汉代的“营妓”，到唐代达到了鼎盛，教坊成为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官僚、文人冶游其中，也催生出不少文学艺术上的奇葩；一直到清朝顺治年间，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办妓院才被取消，沿袭近千年的教坊制度才被废除。
而在历史上妓女行业之所以能合法存在如此长的时间，跟管仲的这一重要措施有关。管仲是第一个公开的、大规模的设娼者，所以后来这一行业的人才将管仲奉为娼妓的“开山鼻祖”，妓女们的“保护神”。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们对白眉神也十分恭敬。
大清宫中的四大奇案
宫廷墙闱内的秘事总是为人津津乐道，而清朝这个离我们现代人最近的封建王朝，却偏偏成为人们谈论的最爱，从“太后下嫁”谈到“顺治出家”，从“雍正暴毙”再谈“狸猫换太子”，这些茶余饭后的闲谈似乎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在荧幕上滚动播出的各类“秘史”又一遍遍勾起人们的兴趣。那么这些所谓的秘史是确有其事吗？皇家宫苑中又怎会发生如此让人匪夷所思之事呢？让我们来一一解答。
秘史之一：太后下嫁
所谓“太后下嫁”指的是清世祖时期的太后孝庄文皇后下嫁给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的事件。
孝庄文皇后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为了维持满蒙之间的关系，12岁的她便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为侧福晋，后成为清太宗皇太极之妃，孕育了清世祖福临，并前后辅佐了三代清帝，卒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享年76岁，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太后。她不仅因为出众的政治才能被人纪念，民间对于她跟摄政王多尔衮的“爱情”也传唱得绘声绘色。那么两人之间究竟有没有暧昧关系？“太后下嫁”一事又是否属实呢？
理由一：为确保儿皇帝位，不得已下嫁。
有人认为孝庄为了保住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给了多尔衮。
大清军队得以入关，多尔衮可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在军中、朝中声威极盛；而与此相反的是，孝庄的儿子顺治帝幼年继位，在对明朝的战争中，幼帝显然不可能立下过什么功劳，根基不稳的他要想保住皇位就不得不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拥护者，而在孝庄看来多尔衮应该是最好的人选，他的身份和威望都是可以被利用的。为了防止多尔衮有夺取皇位之心，也为了进一步拉拢多尔衮，保住顺治的皇位，孝庄才下嫁给了多尔衮。
但这个理由似乎又不成立，因为顺治的皇位是经过非常复杂而激烈的斗争才确立的。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暴病身亡了。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于是朝中就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而且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两个亲王都各自手握重兵，双方也都有很多的拥护者，但他们又各自存有顾忌，因为一旦打起仗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亲王和大臣会议上，多尔衮拒绝自己称王，而是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提议得到了许可，崇德八年（1643年），年仅六岁的福临登上了王位，显然这不是他多尔衮一人就能做主的，而是得到了各亲王和大臣认可的。在争王位的过程中，拥有实力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想过自己登上王位，凭借他的身份和能力，登上王位也无可厚非，但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他没能这样做。在这个时候，孝庄体现出了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多尔衮和豪格针锋相对、骑虎难下时，她向多尔衮建议由自己的儿子福临来继承皇位，这对于争王的双方而言，是最有利的，因此可以说在这次争王过程中，孝庄是胜在自己能冷静地观察局势，那也就无报恩一说可言了。其实在这场争王过程中，孝庄和多尔衮之间又何尝不是政敌呢？
理由二：满族素有兄死弟娶其嫂的习惯证明太后下嫁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也不能忘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奇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这纯属推测，不能作为证据。就算满族的确有这种现象存在，但却不能证明多尔衮就娶了他嫂子。满洲入关以来一直受到汉族文化礼仪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更何况孝庄本身就是一个深谙中原文化与礼仪的女子，她又怎能不顾自己“太后”的身份，而下嫁给多尔衮呢！显然这也是说不通的。
理由三：多尔衮的称谓说明确有太后下嫁一事。
多尔衮在辅助顺治时有这样一个很敏感的称谓，即“皇父摄政王”，有人说这是别人对他的尊称，也有人认为这是他的自称。他虽身为摄政王，也的确权倾朝野，声望很高，就因为这样便能称之为“皇父”吗？皇父一称就是在向人昭示他和孝庄的婚姻事实吗？显然仅凭一个称谓并不能确定他的身份，大家知道光绪称慈禧太后为皇阿玛，皇阿玛是爸爸的意思，难道凭这个称谓可以说慈禧是男的吗？
其实多尔衮的这个称号是一步步被抬高的。在清朝入关以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他被册封为“叔父摄政王”；到了顺治二年的时候有个御史上奏说：叔父是皇帝的叔父，不能大家都叫叔父，所以最后经礼部议定，就给他的封号抬高为“皇叔父摄政王”；到了顺治五年，经过部院大臣的集体讨论，进一步把他的称号抬高为“皇父摄政王”。从此以后，在清朝的公文里，多尔衮的称号都为“皇父摄政王”。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尚父、仲父之称，但这些都是对功臣的尊称。周武王曾称姜尚为尚父；秦始皇称吕不韦为仲父；项羽也称过范增为亚父。多尔衮为大清江山尽心竭力，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尊称他为“皇父”也并不为过，但这父并不能理解为“父亲”的父。因此不能证明多尔衮就是顺治的继父，同样也不能证明有“太后下嫁”一事的存在。
理由四：早生情愫，来往密切，下嫁纯属正常。
孝庄皇后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清史稿》中记载她于“天命十年二月，来归”，那时的孝庄不过是13岁的孩子。按当时的情况估计，她是来投靠她姑姑的，等到年龄合适的时候再择佳偶婚配，本没有打算要成为太宗的妃子的。而多尔衮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长孝庄一岁。由于在努尔哈赤崩逝时，四大贝勒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逼迫多尔衮的母亲大妃陪葬，这样尚且年幼的多尔衮和弟弟多铎，就由太宗抚养。此时多尔衮15岁，孝庄14岁，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而且年岁相当，滋生情愫，是极为正常的事。但就算两人互生情愫，可下嫁一事却不一定存在。
而在蒋良骐写的一部叫做《东华录》的书中更言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书中说多尔衮曾毫不避嫌地“亲到皇宫内院”，找孝庄的可能性要大于任何人，似乎说明孝庄和多尔衮之间的暧昧关系已经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就算清朝刚刚入关还没有封建礼仪约束，那么作为宫廷内院的事，又是人人都可知的吗？而且“亲到皇宫内院”也不能成为下嫁一事的证据。孝庄虽贵为皇太后，但她仍是后宫之人，她要辅助幼主，但她却不是个愿“垂帘听政”的太后，那么很可能是多尔衮因公或者其他原因，前来找太后商量，进皇宫内院，也不能说明皇太后嫁给他了。就算是下嫁存在，那也是太后移居至他的摄政王府，他就更用不着进皇宫内院了。
而早在这之前的张煌言（即张苍水）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揭露两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这首题为《建夷宫词》的诗中这样写道: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这首诗成于顺治七年（1650年），该诗写成之后在民间快速流传开来，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这是唯一一份可以称之为“史料”指出“太后婚”的诗歌。但这是否属实呢？我们需要从历史和诗歌及诗人本身来进行剖析。张苍水把这首诗题名为《建夷宫词》，建是指建州，“夷”是指夷狄，这里没有用后金，也没有用清，很明显诗中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偏见。结合史料，张苍水作诗时应该是处在江南，当时尽管清军已经入关，但南明小朝廷存在于江南一带，并且和清朝正处在对立的状况，处在异地、异国（南明）之人所记的话根本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这也不是史料，只是一首诗，诗的创作可以夸张，可以比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是张苍水有意作来的诋毁之言。
理由五：孝庄死后，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下嫁之事不打自招。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75岁的孝庄离开了人世。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孝庄并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于关外昭陵，而是要求别葬于关内盛京之西的昭西陵。这一不合情理的请求，引发了多方的揣测，世人以为发生这种变故很可能是下嫁之故。
但在“太皇太后遗诏”中却记载太后不愿与皇太极合葬的理由。孝庄对康熙说：太宗的山陵奉安已久了，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吧。康熙遵嘱，并将祖母生前居住的慈宁宫殿拆迁移建到孝陵附近的昌瑞山下，改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直至雍正三年（1725年），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建造陵园，葬入地宫。
显然她认为皇太极已经故去很多年，如果把他的坟重新开启的话，就惊动了亡灵。她很长时间和儿子顺治、孙子康熙生活在一起，祖孙三代感情深厚，这样她最后选择和儿子、孙子葬在一起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也不能证明她就曾下嫁过多尔衮。
除了野史和一些小说诗歌中会有“太后下嫁”这样的情节描写，在中国现存的史料上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关于太后下嫁的材料，也没有关于顺治下的下嫁诏书，有人说可能是后世政府为了保存脸面特意将其销毁了，那么国外的呢？“太后下嫁”如此大的事情一定会有诏书送到朝鲜，但是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我们也没有看到相关事件的记载，显然这件事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实有很多人也倾向认为：“太后下嫁”为假，但两人有情为真。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凭借他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在大清政坛上有着无人取代的地位。多尔衮提携原本不受重用的满达海、阿巴泰、尼堪继承了王位。他们成为议政王之后，自然对多尔衮唯命是从。此时，从八旗兵力的分配情况来看他也具有压倒性的夺位优势。在八旗当中，多尔衮实际上握有两黄、两白、正蓝五旗，对两红旗亦有影响力，只有完全属于郑亲王济尔哈朗的镶蓝旗是唯一的敌对势力。
在这样的优势之下，他何事不可为？他首先贬斥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然后诛杀了豪格，朝野上下无不对他臣服，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夺取皇位，原因何在呢？是顾念兄弟之义？是顾及叔侄之情？如果是的话他不会诛杀豪格。那是为何？也许他唯一有所顾忌的，就是孝庄太后。作为少年时的爱侣，孝庄太后以万般柔情，约束着多尔衮的“最后行动”，其间不知费了孝庄多少苦心，失身也可能是其中之一。
而孝庄不愿与太宗合葬，似乎也跟这有关。她也许认为自己白璧有玷之身无法再与太宗同穴，便决意不与太宗合葬。
疑点和史实都难以辨清，坚信的人总有坚信的理由，历史留给我们的疑团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解开。
秘史二：顺治出家
顺治帝，即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他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也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冲龄继位的少年天子。虽然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23年，但却给后人留下许多不解的疑惑，甚至他的最终归宿，也迷雾重重。有人说他是病逝，也有人说病逝只是一个幌子，顺治帝其实是在五台山出家了。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董鄂氏是顺治一生中最爱的女子，她的身份来历也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是秦淮名妓董小宛，但是，根据史学界的考证，董小宛25岁死时，董鄂妃只有13岁，还未入宫，所以可基本否定这种说法。也有人说董鄂妃其实是顺治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顺治对她一见钟情，并最终将她收至身边为妃，从此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可惜红颜薄命，幼子夭亡之后，年仅22岁的董鄂氏便舍弃爱人香消玉殒，顺治悲痛欲绝，甚至为之辍朝五日，并立即追封她为皇后。
从此顺治终日闷闷不乐，终究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在山西五台山，皈依佛门。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相传如此，是否确有其事呢？顺治好佛是不争的事实，在清宫中就有玉林、木陈、溪森等多位高僧曾讲过佛法。
顺治帝失去董鄂妃后，更是万念俱灰，寻死不能便一心想遁入空门。在董鄂妃死后的九月到十月的两个月中，顺治帝曾先后访问过溪森的馆舍38次，与他谈论禅理，甚至是彻夜长谈，最后他竟命溪森为他剃度。溪森劝阻无果，只好帮他剃光了头发。皇太后情急之下，火速命人将溪森的师父玉林召回京城。玉林到京后大怒，下令叫徒弟们架起柴堆，要烧死溪森。顺治帝无奈，只好答应蓄发，溪森才免得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语：“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也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好佛是真，那么顺治真的出家了吗？
认为顺治的确出家的人，拿出了相关证据：
首先，他们拿出了清人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为证。诗云：“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他们认为，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顺治皇帝没有归天，而是到西天出家了。吴梅村在清朝做过官，这首诗很可能就是他的真实见闻，因此可信度很高，因此他们认为年轻的顺治很可能是到山西五台山出家了。
其次，康熙五幸五台山仿佛也说明那里有个人是他十分在意的，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父亲顺治帝。康熙一生先后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三次西征，六次西巡，20次去避暑山庄，48次去木兰围场。而在六次西巡过程中，他曾有五次到过五台山。而且在五幸五台山的时候，康熙还曾在那里留下了一些宫廷用具。官方的解释是康熙为生活方便，也为节省当地费用，因此有些器具就从皇宫中带去了，但这会不会跟顺治帝在五台山出家有关呢？
但以上的证据都不是直接的，特别是说康熙帝五幸五台山是为了看望自己的父亲，这种说法更是遭到了质疑。原因是，如果他怀念自己的父亲，会在父亲“死后”22年才第一次登上五台山吗？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康熙帝登五台并不是为了看望父亲。
历史上很多人更相信史料所记载的——顺治帝是患上天花而死的。
《清世祖实录》中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一日，顺治帝没有视朝，初二日“上不豫”，初四日“上大渐”，初七日“上崩于养心殿”。可见，顺治的确是病逝，而且病发突然，就连太医也束手无策。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官员张宸则明确记载顺治是出天花致死：“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十四日，焚大行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而立，哭极哀。”在《王熙自定年谱》中也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日，顺治帝前往悯忠寺（今法源寺）观看代他出家的替身吴良辅祝发为僧，回来后“圣躬少安”，顺治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顺治帝召王熙到养心殿，赐坐，赐茶。第三天，召入养心殿，“圣躬不安之甚”。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根据顺治帝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遗诏到初七日傍晚撰写修改完毕。当夜，顺治帝就去世了。而记载这些的王熙，是翰林院掌院学士，顺治的遗诏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应该是在顺治帝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接触过皇帝最多的人了吧，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另外在《玉林国师年谱》中也有“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等字样。在《汤若望传》中也记载了顺治死于天花的情况：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竟使他真的染上了这种病症。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1661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驾崩，享寿还未满23岁。而他的遗体也是遵照其遗愿由溪森为他火化。此外皇三子玄烨之所以能登上王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经得过天花，而这种病只要出过一次就可以终身免疫。这也在侧面证明顺治帝确实是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
综合以上各方的记载，似乎这不可能只是谣传，顺治帝出家是假，病死是真。人们猜测顺治在董鄂妃死后遁入空门，想必有着一些对“一见钟情”及“至死不渝”美好爱情的向往吧？
秘史三：雍正暴毙
由于官修史书对雍正之死的记载非常简单，所以，历来对其死因的猜测颇多。有传说称他是被吕四娘刺杀的，也有说是被宫女、太监缢死的，还有说是被丹药毒死的。这些传说哪个可信，有何史料为证呢？我们很难从历史中寻找到雍正暴毙的真相。
关于雍正的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的猝死，史料没有记载。据雍正的心腹大臣张廷玉的私人记录称，当时雍正七窍流血，令他“惊骇欲绝”。雍正暴卒，官书不记载其原因，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各种不得好死的说法就产生了。
第一种说法：雍正为吕四娘入宫刺死。
这种说法在今天仍然很流行。民间传说认为雍正是被吕四娘用利剑割去头颅致死的。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试图发掘雍正地宫，但却没能将地宫之门打开，我们也无法对这位清帝的尸骨验明正身。那么民间为何会流行这一说法呢？这个吕四娘又是何许人？竟能只身潜入守卫森严的皇宫，并能轻取雍正项上人头，并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现场。
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她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与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学武艺，后来潜入宫中，杀掉了雍正。而她的师傅曾经是雍正身边的剑客，但由于各种原因不愿再留在雍正身边，离去后培养出了这位“杰出”的女徒。
有人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雍正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当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雍正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而继承帝位的人选已定，那么没有大的事情是不可能搞得人们这般惊慌失措的。由此看来，雍正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关于吕四娘的传说要么出自传奇，要么来自野史，其可信度并不高。在《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正史中并没有这类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足以证明雍正死于被刺。
有学者还指出，吕四娘报仇一事从各个方面都是讲不通的。原因是，雍正在处理此案时，除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的孙辈均被发配边远地区为奴。乾隆时，吕家的后代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但被清政府发觉后，又将他们改为发配到黑龙江为奴，后再发配往齐齐哈尔。吕氏后裔虽在，但都遭到严格管制，根本不可能自由活动，又怎么能谈得上为祖上报仇呢。
而吕四娘主仆三人逃出的可能性也是极低的，因为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著称，他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真有逃出的，他自然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心怀畏惧，不可能不下力气处理有关人员。让主犯的子孙逃脱这样重大的错误，他如果想保住自己的家族，想必是不会犯的。
而且历史上也并没有资料表明雍正曾被谋刺过，反倒是雍正的孙子嘉庆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时，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但还没等刺客靠近，就被两边的大内侍卫给拿获了。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版本。
第二种说法：雍正是被宫女、太监在其熟睡时用绳缢死的。
这也是在民间流传较广的一则传说。说雍正九年（1731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趁雍正睡熟之际，用绳将他缢死。很显然这当中有很大的问题，一是太监宫女缢之的动机何在？二是宫中守卫不可能如此疏忽；三是雍正其人向来疑心较重，又怎能如此不谨慎？
有关专家还指出，这当中有一些误会。因为从情节上来看，这更像是发生在明朝的一件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曾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致死，在其气将绝时，太医许绅用药将他救了过来。而雍正和嘉靖的庙号都是“世宗”，民间传说很可能因为这一点把发生在“明世宗”身上的事附会到了“清世宗”身上。
第三种说法：雍正长期修炼长生之术，最后因丹药中毒而死。
经过不断的推测、验证，学者们逐渐认可了雍正的这个死因：丹药中毒。
清末民初，有人就曾提出：“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当代的很多专家和学者也找寻了相关佐证，逐渐认可了这一点。
历史上想成仙得道、长生不老的皇帝很多。而雍正年轻的时候就颇好佛老，他登基做了皇帝后，对求仙访道、祈求长生更是乐此不疲。为了求仙问道，雍正不仅把道士请进宫内，待为上宾，还希望把自己住的皇宫仿建成有名望的佛寺或得道仙观，他对成仙得道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而且从雍正死亡时的状况——七窍流血来看，也应该是严重中毒的反应。古人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中含有大量的汞、铅、朱砂等矿石成分，这些材料在高温煅烧的基础上热性很大。为求长生不老，雍正加大剂量服用这些所谓的仙丹，导致中毒，是情理之中的事。雍正死后，乾隆在还未正式登基前，就急急将宫中的炼丹道士驱逐，可见乾隆认为雍正之死同道士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种说法：雍正好色，春药服用过量导致猝死。
朝鲜有史料记载：“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这是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所奏的内容，很显然他没有必要故意捏造事实，以此来攻击雍正，这足以证明雍正晚年对女色的贪图并不是什么大的秘密。
而从雍正从政的过程也可以作此推断。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放的放，没有多少能与他抗衡的力量，政治上也不用太操劳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帝王的他开始贪图女色是很正常的。在雍正称帝的13年间，他基本上处在一种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状态。女人可能是让他找到一点儿安慰的对象。大量服用仙丹，过度纵欲，大量服用春药都可能导致猝死，结合他死亡时“七窍流血”的状况就更能肯定他不可能是被剑客刺杀，而是死于中毒了。
为了明确雍正的死因，也曾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来证实各种猜测。但由于发掘未果，我们也无缘看到雍正的遗体，其实就算真发掘出来也并不一定能从中找到什么线索，毕竟雍正已死数百年。
秘史四：海宁陈氏称王侯，大清成为汉家天下——乾隆身世之谜
金庸先生著名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是我们颇为熟悉的，书中贯穿着一个主题：乾隆帝是海宁陈氏之子。民间也有很多关于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
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便是官宦世家。清初陈家后人陈之遴降清，并位至极品。之后陈氏一家更是官运亨通，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个个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至康熙年间，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便与陈世倌交好。碰巧两家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诞下一子，雍正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高兴，便命人将陈家的婴儿抱入皇宫，过了许久，才将孩子送回。但陈氏发现，这个被送回来的孩子并不是自己的，自己明明生的是个男婴，可被送回来的却是个女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深谙政治的陈世倌怎敢声张，只得隐秘其事。这一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就是现在在浙江一带仍能听到很多关于乾隆是陈氏后人的说法。
认为传言可靠的人举出了几个证据：
一是清代海宁陈家名相迭出，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均为人臣，宠荣极盛，有人认为这显然是乾隆的护佑，如果乾隆不是出自陈家，陈氏一脉怎能如此风光。但我们还是有必要来考察一下海宁陈家的仕宦历史。
海宁陈家原出渤海高氏，到始祖高谅时，游学到了海宁，不小心落入水中，被一个卖豆腐的店主救了上来，这位救命恩人陈明遇正好老而无子，膝下唯有一女，便将女儿嫁给高谅为妻，他们生下的孩子便承袭了外祖的陈姓，之后陈家后辈出了举人。到万历年间，陈家又出了进士、布政使、顺天巡抚等。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陈家共出了三位宰相。可见，海宁陈家的仕宦隆盛从明万历年间就已开始了，到了清康熙、雍正两朝达到顶峰。但到乾隆帝时，他革去了陈世倌的官职，并说他：“自补授大学士以来，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这一段贬斥不仅称陈世倌无能，还否定了他的人品，显然乾隆帝没有给他这个所谓的“父亲”半点面子，这哪里像“父子”关系呢！尽管海宁陈家的确是科第之奇，在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也记载，自明正德迄晚清，海宁300年间“举、贡、进士二百数十人”，还存在两榜为兄弟三人同榜的情况。但这种盛况多出现在康熙年间，而不是在乾隆年间，不能认为是有了乾隆的庇护才使得陈家封侯荫爵，更不能说明乾隆帝就出于海宁陈家。
二是乾隆曾六次南巡，有四次到过海宁陈家。有人认为一定是乾隆借南巡之名到陈家去看望双亲。乾隆南巡多次到过陈家的确是事实。乾隆帝曾六度南巡，有四次是住在海宁陈家私园——隅园（后经乾隆帝改名的安澜园）中。但我们更应该看看他是为何而去，是为了看望双亲吗？当然不是，乾隆四至海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修海塘。海潮北趋，海宁告警，一旦冲破海塘，浸淹苏、松、杭、嘉、湖等全国最富庶之地，对清政府的赋税和漕粮税的征收会产生重大影响。而现在海宁一带的海塘工程，修得的确雄伟壮观，造福了江浙一带的百姓，可谓功不可没，如果把这种功德说成是乾隆出于私情下江南似乎太对不起这位“十全老人”了。
至于乾隆为何一定要住在“隅园”，其实也是可以解释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出于身份的考虑，他身为帝王，居住自然不能轻率，而在海宁这种偏僻的小县，去哪里找像陈家这样出过“三朝宰相家”的显赫人家呢，唯独陈家才有足够的资本来迎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乾隆的喜好，乾隆在历史上是个才华横溢的皇帝，诗书棋画样样精通，对自己的居住地要求很高，他之所以每次必住隅园，就是因为爱此园景致，而且居在园中即可闻得潮声。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雍正有没有换子的理由，又有没有换子的可能性。
有人说，胤禛做皇子时，生育不蕃，出于争储的目的，才不择手段地抱来陈家之子冒充自己的儿子。其实不然，在弘历出生时，身为雍亲王的胤禛，虽前育有两子早殇，但第三子弘时却已八岁。并且当时胤禛仅有34岁，正当壮年，钮钴禄氏生下弘历（乾隆帝）后三个多月，耿氏又为其生下第五子弘昼，后雍正帝又有过五个儿子。所以说，雍正帝因“生育不蕃”而抱养他人儿子，于情于理，都不太可能。
还有人说雍正知道陈氏之子命中有福，并能助自己夺得帝位，似乎有点道理，因为弘历自幼聪明过人，在诸皇子当中可谓出类拔萃，深得祖父康熙和父亲的喜爱，还有人说康熙之所以会将帝位传给胤禛，很大原因是他认为弘历会有所作为。但转念一想就算此子有福也无须用自己的女儿交换，作为臣子也照样可以协助自己，这种说法也没有多少根据，只能说是江湖术士之言。
那么雍正有没有可能轻易将皇子掉包呢？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清代旗人生子都必须向都统衙门通报，宗室生子更要奏报宗人府，这种制度十分缜密。虚报的可能性很小。更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又怎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呢？根据这种传言流传的时间——清末民初来推断，很可能是清末汉人因排满等原因刻意编造出来的。
清宫中的神秘侍女
她是清宫中的一个传奇，她是孝庄文皇后的知心姐妹，她是康熙帝的启蒙老师，康熙的子嗣将她视为祖母般尊敬侍奉，她是在明争暗斗的宫中难得寿终正寝的传奇人物，她的名字叫“苏麻喇姑”，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不一定有多响亮，但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中，想必你会对这位总是伴随着“大玉儿”的侍女印象深刻。她像一朵茉莉，在后宫中慢慢成长，时时散发出淡淡的花香；她以她的智慧、宽容、忠诚和淡泊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爱戴。她是一个侍女，但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侍女。
苏麻喇姑原名索玛勒，一说苏茉儿或苏墨尔，为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毛制的长口袋。顺治晚期或康熙年间改称满名苏麻喇，意思是“半大口袋”。她病逝后宫中上下都尊称她为“苏麻喇姑”。在研究清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苏茉儿绝对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1612年左右，她出生在科尔沁大草原上的一个贫苦牧民之家，幼时的她便美丽聪慧，远近闻名。不久科尔沁贝勒府看中了她，让她进府做了贝勒寨桑二女儿布木布泰的贴身侍女。来到贝勒府的苏麻喇姑与小主人一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的聪慧在这里很快得到了体现。她不仅蒙语讲得好，而且很快掌握了满语和汉语，特别是那一手漂亮的满文，赢得了全府上下的称赞。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布木布泰在其兄长吴克善的护送下，长途跋涉来到后金都城盛京，在这里嫁给了长自己21岁的金汗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侧福晋，苏麻喇姑也作为随身侍女被带到后金宫中。这一来，她就再没有离开皇宫，直到80年后90岁高龄的苏麻喇姑在北京的大清宫中与世长辞。
孝庄文皇后的知心姐妹
在大清历史上，孝庄文皇后的名号绝对是无人可以企及的，她经历了大清开国的四朝，顺治、康熙在她的培养下得以登上皇位，可以说要是清朝历史上没有这样一位女人，那么清朝的江山将可能是另一番模样。苏麻喇姑也像她的主人一样在清宫经历了四朝，在每一次历史变革来临时，孝庄文皇后都以自己的才华应对了变化，在大变革中显示出了她作为女政治家的风采，但这样一个女强人并不好当，她同样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需要依靠。能给予她这些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在她身边长伴60多年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
用“下得厨房，上得厅堂”来形容她尽管有点世俗，但从句意上考虑是绝对适用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女子，聪慧而且心灵手巧。据说她在裁剪方面也是行家里手，凡她做的衣服，既合身，又美观，因此清崇德元年，她还参与了清朝开国衣冠式样的制定，这在《清史稿》和《啸亭杂录》中都有记载。尽管历史上不可考，但从孝庄文皇后与苏麻喇姑的关系来看，在政治决策问题，至少在后宫问题的处理上，孝庄文皇后肯定从她这里得到过不少意见，苏麻喇姑绝对是孝庄文皇后最信得过的人。这个从小生长在蒙古草原上的姑娘还有一个绝活儿，是汉人女子无法匹敌的，那就是骑马的技术。据说苏麻喇姑每次为主人孝庄文皇后到宫外办事都是骑马而行，可见她的骑术绝对不差。1643年八月九日，清太宗皇太极驾崩。刚刚即位的顺治帝福临只有六岁。尽管在孝庄文皇后的努力下，自己的儿子得以登上帝位，但实际上朝中的大权都握在摄政王多尔衮的手中。年幼的顺治皇帝，时时需要母后孝庄的扶持和指点。但按当时的规矩，他们母子二人每月只能有一次见面的机会，这样，孝庄文皇后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秘密联络便通过苏麻喇姑来进行。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一旦稍有疏忽，便会丢掉性命，还会危及顺治和孝庄文皇后的安全。这段时间里，苏麻喇姑的杰出和忠诚得到了最好体现。正因为这一点，她才能在后宫中安享天年，并受到宫人的爱戴。也正是因为这种忠诚，她才成为孝庄文皇后身边不可或缺的一个人。60多个春秋，苏麻喇姑与孝庄文皇后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两人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一般的主仆，特别是在皇太极驾崩之后。
崇德八年（1643年）夏，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日威，气象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擘画下一步战略，可惜天不假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竟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中。此时的孝庄文皇后刚刚30岁，青春鼎盛便过上了孀居生活，更需要有一位知音相伴，而与她年龄相仿、一直独身的侍女苏麻喇姑，当然是最佳人选。在公开场合她们是主仆关系，但在私下里，两人却形同姐妹，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正因为如此，苏麻喇姑尽管只是个侍女，但她在宫中的实际地位却很高，也颇受尊敬。孝庄文皇后还称她为格格，而这正是清朝皇室女儿的专用称号，这一称呼足可见孝庄文皇后对她的认可。后来的康熙皇帝则尊称她为“额涅”、“额娘”，即母亲的意思，康熙的众皇子则尊称她为祖母。
康熙的启蒙老师
苏麻喇姑随孝庄文皇后到了后金后，因着她的才华、淡定和忠诚受到了孝庄文皇后和皇太极的喜爱，她被称为大清的“女秀才”，她不仅会说蒙语，还精通满汉两语，深谙满汉文化并写得一手好满文，正因为这样，后来孝庄文皇后才让苏麻喇姑做了康熙的启蒙老师。
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一月，清宫流行天花，皇帝和诸皇子凡没出过天花的人全都要到紫禁城外避痘，玄烨也到宫城外的一处宅邸避痘。这期间，苏麻喇姑每天骑着马往来于慈宁宫（孝庄文皇后住所）和玄烨避痘所，按照孝庄文皇后的要求对玄烨施教，手把手地教玄烨书写满文。当时，苏麻喇姑已经40岁左右，在生活上她对待玄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在学业上她对玄烨耐心诱导，精心教诲，使幼年的玄烨懂得了很多人情事理，并掌握了很多蒙学知识，尤其是他那一手好字，就是当时苏麻喇姑给打下的基础。玄烨也对这位老师深表感激，他曾说：“赖其训迪，手教国书。”当年教学的场景历历在目。
对于康熙来说，苏麻喇姑不仅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悉心指导自己的亲人、长辈。康熙尊称她为“额涅”、“额娘”，在孝庄文皇后过世后，康熙怕她承受不了打击，竟将自己的皇十二子胤祹交由她抚养。苏麻喇姑有个生活习惯，那就是绝对不吃药，在病重之时皇子们都奉劝她请御医来看，但她就是死活不肯，并认定只有康熙才能治她的病，可惜当时康熙远在沙漠巡视，一时无法回来，不久这位在大清皇宫中待了80年的老人与世长辞，在关外的康熙得知噩耗之后，还不忍为“额娘”发丧。康熙帝曾指示皇子：祖母事出，留七日再净身入殓。目的是想回宫后再亲眼看一看敬爱的额娘，向她的遗体告别。但后来他计算15日后才能回宫，于是再次降谕，让皇子们将苏麻喇姑遗体再留七天，等到他回宫后再定。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与苏麻喇姑之间的深情。
养育皇子的宫女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文皇后病逝。长伴60余年的主子过世，这给苏麻喇姑以巨大的精神打击，使她陷入了悲伤、孤独之中，这时的苏嘛喇姑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对她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她还曾想过随主人同去。为了排解她的悲伤和孤独，康熙皇帝决定把定妃万琉哈氏所生的皇十二子胤祹交由苏麻喇姑抚养。胤祹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出生的，这时只有三虚岁。按清宫的惯例，只有嫔以上内廷主位才有资格抚养皇子。让苏麻喇姑抚养皇子，表明康熙帝对苏麻喇姑十分信任和重视。苏麻喇姑对于康熙帝的这一安排，当然心领神会，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报答浩荡皇恩，她又重新振作起来，把一个女人天生的母爱和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胤祹身上。
苏麻喇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孜孜不倦的言传身教，使皇子胤祹得以健康成长。后来胤祹成为一位颇有政治头脑和才干的皇子，曾多次奉旨办理各种政务。同时胤祹也秉承了苏麻喇姑的淡定，在康熙末年的激烈斗争中，只有胤祹很少介入，基本上保持中立，所以在雍正帝即位后，他不仅没有遭到打击、排挤，相反还被封为了郡王。到了乾隆朝，胤祹又晋封为和硕履亲王，授为议政大臣。乾隆二十八年，胤祹以79岁高龄寿终正寝。在康熙帝的35个皇子中，他是最高寿的。胤祹能荣列藩封，参与政务，并高寿而终，与苏麻喇姑的精心培养、指点教诲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他对苏麻喇姑的感情也明显比其他皇子深。
苏麻喇姑病逝后，举宫上下无不悲哀，而胤祹则尤甚。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初七（1705年10月24日），苏麻喇姑在大清皇宫中结束了她那丰富多彩的一生，终年93岁。出殡那一天，除留皇五子胤祺、皇十子照顾皇太后，皇十四子胤禵留在紫禁城外，其余成年皇子都参加了出殡仪式。考虑到苏麻喇姑和孝庄文皇后之间的特殊感情，康熙决定将两人同安葬在京东清东陵。当苏麻喇姑的灵柩停入殡宫后，皇子们都各自回府了，唯独皇十二子胤祹却提出要求说：“她自幼将我养育，我并未能报答即如此矣，我愿住守数日，百日内供饭，三七诵经。”按照惯例，为像苏麻喇姑这样仆人身份的人办丧事，没有皇子供饭、三七诵经的先例。胤祉未敢擅自答应胤祹的要求，所以在九月初九奏报苏麻喇姑病逝的奏折里，写进了胤祹的要求，请示皇父。康熙帝在奏折上批道：“十二阿哥之言甚是，着依其所请。”胤祹住在殡宫，为苏麻喇姑守灵、供饭、诵经，其他皇子则轮流每天派一人给胤祹做伴。
雍正即位后，决定将孝庄文皇后安葬，那么与之同宫的苏麻喇姑的灵柩就成了一个问题，她们不可能同陵，但雍正也素来尊敬苏麻喇姑，在为孝庄建好陵寝后，他同样考虑到主仆生前的关系，也为苏麻喇姑在孝庄的昭西陵东南1.5公里处，选择了一块地方为她建造园寝。据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园寝开始动工，同年七月完工，八月初七将苏麻喇姑葬入该园寝内。这座园寝坐北朝南，主要建筑由北到南有：地宫上建宝顶，前建园寝门三座、亭堂三间、大门三间，环以朱垣。门外建东西值房、东西厢房。宝顶位于园寝纵向中轴线上。尽管后来这座园寝也曾被盗，但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园寝的宝顶，也不乏有游客到这里来瞻仰这位传奇的女性，凭吊她曾经的功绩。
由以上的种种来看，苏麻喇姑在清宫中的地位绝对不是一般侍女所能匹敌的，甚至连一般的妃嫔、皇子也无法与之相比。有人说伴君如伴虎，在危机四伏、尔虞我诈的皇宫内，她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8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又是怎样从一个地位卑微的侍女逐渐成为备受皇帝及其家人尊重的老人的？我想她之所以能波澜不惊地平稳走过自己的一生，与其善良和淡泊名利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她的地位，她受到的尊重并不令人觉得神秘，最神秘的还是她处世的智慧。
拿破仑死亡之谜——毒杀还是病逝
拿破仑全名为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百日王朝的皇帝（1804年—1814年，1815年），同时他也是法兰西共和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的军队曾经占领过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领土，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他是法国人民的骄傲，直至今日仍旧受到法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拿破仑闻名于世的应当是他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无数次军事行动帮助他登上了帝国的王位，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但同样，也是一次军事行动使得他从帝国的王位上走下来，甚至最后将他推上了灭亡之路。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大战打响了，拿破仑的作战计划被后世公认为天才杰作，然而由于下属将领贻误战机和对命令的错误理解，拿破仑的军队在俄罗斯的大地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10月16日，被迫退位的拿破仑被流放到了遥远的圣赫勒拿岛，圣赫勒拿岛位于大西洋南部，远离欧洲。但英国人仍然知道，虽然拿破仑是赤手空拳，但他仍是一头被关在笼子中的雄狮，一不小心，这头雄狮就会挣脱铁笼，重新称霸世界。虽然滑铁卢一战使拿破仑懊悔不已，他也曾哀叹，滑铁卢一战将他过去的一切军事成就“一笔勾销”，但在登岛初期，拿破仑还比较乐观，他的心情也非常轻松，身体也极为健康。生活上也很有规律，他每天早晨学习英语，口述回忆录，夜晚则经常和邻居们一起吃饭，并坚持锻炼身体。
拿破仑期望欧洲的政局会有所变化，能够再次被允许回到故乡，或者能够像1814年从地中海厄尔巴岛逃出那样，重新开始他的事业，可惜他没能成功。因为他设计的那个借用替身潜逃的方案最终失败了。他的替身在海中丧生，计划变成了泡影。从此，拿破仑委靡不振，一病不起。在这个时候，盟国的君主们给了拿破仑最后一次毁灭性的打击。1818年11月，他们一致裁定要无限期地流放拿破仑，并把他置于英国的监禁之下。本已陷入困境的拿破仑听到这一消息，顿时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当中。
1819年后，拿破仑的身体状况变得非常糟糕。他经常因疼痛剧烈而昏迷不醒，并伴有恶心呕吐、浑身无力等症状，牙齿也不断脱落。当时英国医生认为他得了肝炎，并且怀疑他得了癌症。1821年5月4日夜至5日，在朗伍德的客厅里，拿破仑躺在行军床上奄奄一息。他穿着一件法兰绒睡衣，上面“布满许多淡红色的血痰”，因为“他没有力气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凌晨2点，他开始出现谵妄症状，并伴有痉挛。“法兰西……军队……冲锋”，这是离他最近的人听到的他最后的话。侍卫蒙托隆回忆说：“皇帝由于一阵痉挛，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我怎么使劲都没有用，那力量太大了，我被他撞翻了，同他一起摔倒在地毯上。他把我抓得那么紧，我连喊助手都喊不出。幸亏隔壁房间里守夜的马车夫听到声音，跑过来帮我把皇帝抬到了床上。”过了一会儿，拿破仑示意要喝点东西，可他已经无法吞咽了。他的仆人只得把海绵放在糖水里沾湿，然后贴着他的嘴唇挤出来为他解渴。下午5点49分，这位曾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的人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近200年来，外界对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之死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砒霜中毒而死，有说他是被情妇所杀，还有说他是得胃癌而死。
拿破仑死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私人医生安托马什为他解剖了尸体。在整个解剖过程中，共有6名医生和十几位来自英国、法国的官员在场。虽然医生们最终提交的4份解剖报告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拿破仑胃部靠近幽门的地方有溃疡。也就是说拿破仑死于胃癌。有人还称拿破仑父亲就是死于胃癌。但是，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并不相信英国人公布的这一结果。许多年之后，人们发现英国人果然在尸检上做了手脚：当时一位医生发现拿破仑的肝脏异常肿大，怀疑他可能死于肝病；因为岛上气候不好，肝病流行，而且新总督对拿破仑非常苛刻，拿破仑完全有可能因此而患上肝病。英国政府为避免遭到指责，故意隐瞒了这一事实。
不过，自1982年以来，人们对拿破仑的死有了另一种看法，这是瑞典医生斯坦·福舒夫伍德在对拿破仑的头发进行化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拿破仑死于慢性砷（砒霜）中毒。毒死的方法是：多次反复地对拿破仑使用剂量不大的砷，每一次剂量都不足以把他毒死，但会使他的症状被诊断为其他疾病。1840年10月，法国人将拿破仑的遗体从圣赫勒拿岛运回巴黎，准备安葬在塞纳河畔的荣誉军人院。据说，当棺材被打开时，人们发现拿破仑虽然在土中掩埋了近20年却完好无损。原来砷这种剧毒物品可以毒死人，也可以保存遗体。后来有关人员经过研究，发现拿破仑身边的随行人员中，侍卫蒙托隆最为可疑。他可能是受了法国波旁王朝统治者路易十四的弟弟的指使，潜伏在拿破仑身边，向拿破仑专饮的葡萄酒中不断放入小剂量的砷，从而导致其慢性中毒死亡。这一说法一提出，在当时引起了不小反响，似乎真正揭示了这一盖世英雄死亡的秘密。
为了更准确地得知拿破仑的死因，2002年10月，科学家们对拿破仑的头发样品进行了测定，发现这些头发中砒霜含量极高。这一发现证实了拿破仑因砒霜中毒而死的推测。但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是：这些样品中的砒霜含量几乎一致，并均匀分布在整根头发上。这表明头发上的砒霜是来自外部环境，而非拿破仑摄食到体内的，这也就推翻了前面蒙托隆下毒的说法。那么拿破仑又是怎样中毒的呢？
有人推测，在当年囚禁拿破仑的房间里，四周墙壁上贴着含有砒霜成分的墙纸。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墙纸会产生一种含有高浓度砷化物的气体，以致这间屋子里的空气受到了污染，年复一年，终于使拿破仑因慢性砷中毒而死亡。
但最新一项研究再次推翻了这一说法，研究表明胃肠出血才是导致拿破仑死亡的直接原因。
美国科学家日前宣布，拿破仑死于胃癌晚期，而非此前外界广为流传的慢性砷（砒霜）中毒，这使得持续200年的拿破仑死亡之谜终于尘埃落定。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拿破仑被流放于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并于六年之后死于该岛，终年52岁。当年的尸体解剖和临床症状结论是：拿破仑死于胃癌并发症。
但1961年，有人在拿破仑的头发中检测出了大量砒霜，专家由此对拿破仑死于胃癌提出质疑，认为这位显赫一时的法国皇帝死于砒霜中毒。也许，当时的欧洲列强担心，一旦拿破仑再次逃离圣赫勒拿岛，他有可能会改变欧洲的势力均衡状态。因此，谋杀一说似乎合情合理。
然而，一项结合了当前医学技术、验尸报告、拿破仑医生回忆录、目击者口录和家庭病史的新研究却发现，胃肠出血是导致拿破仑死亡的直接原因。领导此项研究的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罗伯特·格恩塔，他在杂志中曾详细描述了这一发现。他声称：“这项研究表明，即便是法国皇帝能从岛上被释放或溜走，拿破仑当时的病情也让他无法再在欧洲历史舞台上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即便在拥有先进手术技术和化学疗法的今天，同拿破仑病情相似的胃癌患者的预后也不容乐观。”
这一发现不过是证实了以前的疑惑，因为在以前有过这样的认识，而且还有最早的四份并不完全相同的验尸报告作为佐证。在四份报告中都存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拿破仑胃部靠近幽门的地方有溃疡。据描述，拿破仑的胃部有两处溃疡：一处在胃内部，另一处则刺穿了胃壁，直达肝脏。格恩塔和同事对上述两处溃疡的描述同50例良性溃疡和50例胃癌的照片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拿破仑的溃疡属于癌症并发症。格恩塔说：“从他胃部入口至出口有一大块溃疡，至少有10厘米长。仅仅凭创口大小就可判断那是癌症造成的。”研究人员表示，拿破仑的癌症属于晚期，癌细胞已扩展至全身其他器官。格恩塔还说：“即便按照今天的医学水平，他也活不过一年。”据史实记载，拿破仑的父亲同样死于胃癌，不过他自己的癌症最有可能是溃疡造成的细菌感染引起的。格恩塔说，长期行军作战一般都是吃腌制食品，很少接触到水果和蔬菜，这种饮食习惯也就增加了拿破仑罹患胃癌的可能性。
从此这位被公认为西方世界第一名将、戎马一生、亲自指挥了约60次大小战役的军事奇才的死因探究终于落下了帷幕。
千古存亡一瞬间——年羹尧速亡之谜
年羹尧，清代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将领，身为大将军的他曾为大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名字威镇西陲，满朝文武无不佩服他的神勇，他也荣宠无比。但就是这位显赫的将军，功成名就不久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荣华富贵、卓越功勋还来不及享受，雍正皇帝就削了他的爵，要了他的命，还硬生生地给他扣上了92宗大罪的帽子。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何雍正会如此对待自己曾经的心腹呢？年羹尧究竟是死于谋反还是遭雍正灭口？
才能卓越的心腹
年羹尧（1679~1726年）字亮工，清汉军镶黄旗人。他出生在一个地位显贵的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曾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则是雍正的贵妃；而他的妻子也是家世显赫，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显赫的家世自然为他的仕途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成为他灭亡的诱因之一。
年羹尧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一个身披铠甲的武夫，其实他自幼读书，也颇有才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参加科举，进士及第，不久就被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绝大多数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可见他绝不可能只是一介武夫。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被升迁为内阁学士，不久又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刚刚30岁。康熙帝对自己的厚遇让他感激涕零，他在呈给皇帝的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始终固守，做一好官”。在帝王的鼓励下，年轻有为的年羹尧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他凭借四川的储备给清军提供了充足的粮草物资，这次行动再次让康熙看到这个年轻人绝不是平凡之辈。年羹尧不仅在康熙帝那得到了重用，在雍正帝那同样受到过很高的礼遇，也曾是雍正的生死之交，心腹谋臣。
年羹尧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最重要的是他办事能力极强。在雍正还是雍亲王的时候，两人便以亦君、亦友、亦亲的关系在政坛上并肩作战了。
在争夺皇位的无声之战中，年羹尧凭借着他的精明才干，时时为雍正出谋划策，奔波游说。雍正最终能当上帝王，年羹尧的功劳应该是很大的，他也因此受到了雍正的信任和厚爱。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的忠诚，年羹尧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雍正做侧福晋，在那时主仆二人就曾发誓，要死生不相背负。年羹尧自身的才华、权力也使得雍正深深地明白这个人是他绝对可以倚重的。
在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便御赐了他弓矢，并升他为川陕总督，从此这个年轻的将领便一跃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在新一次的平乱过程中，年羹尧再次发挥了自己的出色才能。1721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对局势的细致把握帮助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一年之后，康熙又授命年羹尧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年羹尧摇身变成了川陕总督，并掌握了川陕一带的军政大权，这样一个出色的人才又怎能不受到雍正重用。
千古不遇的隆宠
在雍正即位后，年羹尧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隆宠，他与隆科多并称为雍正的左膀右臂，并得到雍正最大的信任和最细致的照顾。
雍正处理政事经常询问年羹尧的意见，他对这位心腹的信任程度绝不是用一般臣子间的关系可以形容的。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他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不同于一般的大臣，雍正赋予了他充分的权力，可以向自己汇报各地方和中央的情况，他可以将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在重要的人事安排上雍正也常常向年羹尧进行咨询。如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便和年羹尧商讨这项任命。还有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犹豫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不仅在川陕两地的官员任用上如此，在其他地方的官员任用上，雍正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难决，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关于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还曾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除了军事政务上的绝对信任外，在生活中年羹尧也受到了不同于任何一位臣子的礼遇。雍正对年羹尧的赏赐绝对是千古难得的，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在生活中，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要再三过问，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最夸张的莫过于一次雍正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他特令驿站在六天内从京师将鲜荔枝送到陕西，这种赏赐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待遇是哪个大臣所享受过的？不管是出于真情还是出于麻痹，雍正对年羹尧的宠爱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命运的车轮实在转动得太快，就连年羹尧自己也不知道在隆宠后的短短几个月，自己的命运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千古不遇的倾倒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来京陛见之前，也就是在年羹尧平定西海叛乱以后，年羹尧还是那个手握重权、功勋卓越、最受雍正信赖的股肱之臣。雍正曾毫不夸张地称两人的关系是“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但就在年羹尧享受着千古难得的隆宠之时，雍正便开始使出浑身解数准备置他于死地。
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了。年羹尧离京后接到了一份来自雍正的朱谕，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明显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转而是一种警告的语调，显然他在谕旨中是劝诫年羹尧当慎重自持。这既是一个暗示也是一份警告，从此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但这个正处在权力顶峰的大将军似乎没有把皇帝的话放在心上。
随后雍正便开始在官员中分门别类地清除年羹尧的党羽，为他除年的行动作准备。雍正一边要求自己的亲信与年羹尧划清界限，让他们明白随时准备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另一方面，雍正让那些年羹尧不喜欢的人明白，自己已经着手治理年羹尧了，让他们站稳立场。这样一来就为他公开处治年羹尧作好了准备。
在第三步的行动中，雍正已将外部所有的问题处理妥当，他这次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年羹尧，将他从自己的权力区调出。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陕西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在失去军权之后年羹尧也许还没回过神来，他还在等待着雍正的重新任用，毕竟两人曾经是“生死不负”的搭档，但他等来的不是重归权力的中心，而是一道自裁的旨意。
年羹尧被调职后，朝廷内外的官员更加看清了雍正治理年羹尧的形势，于是揭发其罪状的奏折如雪片般纷纷飞入京城。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京城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了92宗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看完这些后，雍正说，这92条罪责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怜悯地给了他一个自裁的圣恩。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一律遭到革职，嫡亲子孙均被发配边疆充军，其家产被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落得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结局。
是灭口还是自取灭亡？
无限风光之后是惨淡的结局，谁又能料到这个惨淡来得如此迅速呢？谁又能料到这个风光竟然这么不堪一击呢？对于年羹尧的惨淡收场，历史上的评说从来就未曾统一过。
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与雍正帝夺嫡有关，即所谓的“灭口说”，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均持这种说法。
据说康熙帝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禵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胤禵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胤禛即位后，改元雍正，为酬报年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而这不过是雍正迷惑年羹尧的“迷魂汤”，在他的内心其实早就起了杀心，并最终找到借口除掉了他。
但也有学者认为雍正初年对年羹尧的宠爱，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迷魂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所谓的帝位之争，所以不可能知情，因此他们也不同意年羹尧是死于雍正灭口一说。
《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的作者则认为年羹尧是因恃功自傲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而《清代轶闻》的作者则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再加上年羹尧平时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乱劾贤吏，长期以来大家虽然愤怒但碍于雍正对他的宠信而只能怒不敢言，他的自恃才高最终不能为雍正帝所容，故被杀。
年羹尧的所作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他本来就职高权重，在平定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年羹尧自我膨胀到了极点，他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引得群臣侧目和皇帝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当时传说雍正的众多决策都是经年羹尧同意之后的行为，这个自尊心极强的皇帝又怎愿落得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
年羹尧的确是个太过招摇的人，在辅佐雍正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完全明了帝王的心理，他的很多行为都直接触怒了君王，因此有人说年羹尧的死根本就是自取灭亡。他的几点行为是雍正绝对受不了的。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他不但没以礼相待，反而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做“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甚的是，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在平定了青海之乱后，年羹尧在雍正面前的行为举止失仪达到了顶峰，雍正与他说话，他竟“无人臣礼”，雍正毕竟已经当上了帝王不再是那个雍亲王，他的这一行为会让雍正多么不快可想而知。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亲信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次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而雍正在身为皇子的时候就十分讨厌阿哥们勾结党羽，年羹尧的这一行为无疑是撞到了雍正的枪口上，在皇帝眼中看来凡是结党营私的人多有夺权反叛之心，雍正又怎会不除之而后快呢？
第三，聚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又怎会轻易放过他呢？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年羹尧成败之速，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也就使得人们对他的死因存在种种猜测，到现在仍是真假难辨，因此后世的史学家们才将年羹尧之死列为了“雍正八案”之首。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降清史实
“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的一句诗，从此吴三桂的形象便被定义为为了一个女人而叛国的奸臣，而红颜祸水的传言也更加深入民心。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吴三桂真是一个叛国之人吗？历史也真是因红颜而改变吗？
“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少年名将
吴三桂（1612—1678年）字长伯。明末清初辽东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出身，锦州总兵吴襄之子，以战功及父荫授都指挥。明天启末年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曾在北京短暂逗留，遍识名公巨卿及文人雅士，吴伟业称其为“白皙通候最少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吴三桂出生于关外，其父吴襄本乃高邮士绅，因努尔哈赤崛起后在辽境实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汉民大加掳掠杀戮，遂愤而投笔从戎举办团练，保境安民。这一行为受到了明朝朝廷的嘉奖，封他为辽东团练总兵一职，在战场上他功绩卓著，素有“辽右巨臂”之称。吴三桂就是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充满战火的地域和拥有抗金战史的家族中长大，这无疑使吴三桂从小就拥有了非凡的勇气和强烈的抗金意识。在战场上，少年的吴三桂骁勇非常。在一次战斗中，他冲入敌阵用箭射倒一人，在拍马上前准备挥刀割下该人的首级时，不料那人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
有一次，吴襄率500名骑兵作为哨探，不料与后金大军相遇被围。在中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战士和常年在马背上作战的士兵相比，汉族战士的确吃了很大的亏。骑兵交战，即使拥有比对方多几倍的兵力，明军都没有胜利的把握，更何况是区区几百名明军身陷后金大阵呢？然而此时的吴三桂却显示出了超凡的勇气，当他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阵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认为那根本没有可能，只会徒增伤亡，遂拒绝说：“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任？”三桂知不可强，大哭而去，并立即召集几十名家丁，如狂风般冲入重围，在找到父亲的队伍后大呼：“跟我来！”并带领500骑兵杀出重围、奔回宁远。这次战斗震惊全军。从此少年吴三桂“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英名辽境无人不知。
少年英雄吴三桂深受父辈重臣的器重，辽东监军高其潜就收他为义子，父辈们无不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将来保家卫国的勇将。崇祯十二年（1639年）洪承畴荐举了年仅27岁的吴三桂担任东总兵。年轻的吴三桂治军甚严，在洪承畴所部诸镇中，以吴三桂系战斗力最强。但他并不因此满足，还专门训练了一支极为精锐的千人骑兵，共分20队，每队50人。以期对抗清军的骑兵，少年时的吴三桂孝勇双全，在军中的声望也日益提高。
风云骤变后，固守在前线的英雄
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高迎祥、李自成举兵起义后，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殆尽，最优秀的军事人才在崇祯皇帝的猜忌和文臣党争中也逐一凋零。然而吴三桂却是一个例外。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在皇太极于8月发动的大凌河之役中，因逃跑而导致全军溃败，遂被削职，但吴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军中供职。《明清史料》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吴三桂在27岁时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至此效力朝廷更甚于前。在次年五月与清兵在杏山的遭遇战中，吴三桂一得到报告，立即出动3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与贼血战”。最后他奏报战斗“大获全胜”。
《明史》这样记载了此后的松山、杏山战斗中，吴三桂部“胆勇备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在锦州被围之际，吴三桂在众运粮官“惊心奴儆”的情况下，亲自“督运米车”，成功躲过清军的监视，在春节期间将粮食运入锦州。《明档》记载他自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松锦之战以明军惨败告终。如果说23年前的萨尔浒之败标志着后金掌握了关外的主动权，那么松锦之败则表明明朝已在整个战局上败象毕露。松锦之败使明朝丧失了大量的精兵和战将。骁将曹变蛟等被俘遭戮，洪承畴、祖大寿等投降，只剩下吴三桂在宁远、山海关一线苦撑着局势。吴三桂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招抚流亡，重振军旅。不久又组织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坚守山海关和关外宁远等城。面对熟悉的父辈们叛国，吴三桂仍旧站在抗清的前线，强烈的爱国意识不可动摇。在原辽东战将或亡或降的情况下，吴三桂成了硕果仅存的抗清名将。
次年皇太极又发动壬午之役。派遣阿巴泰、图尔格率兵避开由吴三桂防守的山海关，由黄崖口一线入边。烧杀掳掠，兵锋直达山东。关内诸明将皆望风而逃，只有吴三桂仍敢率兵入关追击清军，并屡有斩获。1643年，吴三桂的坚决抵抗使得所向披靡的清军在宁远城下第三次苦尝败绩。
为了攻克山海关这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清朝向吴三桂展开了强大的招降攻势。由于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和恩师洪承畴以及众多的兄弟、同僚，如吴三凤、祖可法、张存仁等均已降清，故皇太极除亲自写信向他招降外，还叫这些与吴三桂有种种关系的降将写信给他劝降，但吴三桂终不为所动。
吴三桂坚守在宁远，他成了清军入关的主要障碍，也是明朝得以保存的一道重要防线。有人说吴三桂之所以没有降清是由于其父吴襄滞留京师有成为人质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抗击清军是从未停止过的事情，而吴三桂的抗清意识应该是相当明确的。
在矛盾中纠结，最终一怒为红颜的奸臣
《明史》中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七天后，李自成就率领百万大军出西安，渡黄河，分兵两路长驱北京。此时关外清朝数十年的袭掠已经让明王朝北部边防摇摇欲坠，而1641年明朝又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的境况。
1644年4月7日，李自成带领的农民起义军已进至宣府城，距京城仅有两三百公里。这时，是勤王，还是定宁远，崇祯皇帝必须作出决断，经过前思后想，崇祯作出了招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四将入京勤王的决定。此时，吴三桂被封为平西伯。
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而奉旨前来勤王的四支队伍中，山东总兵刘泽清托词坠马伤脚，拒不奉诏；吴三桂与蓟辽总督王永吉因路途遥远，一时间到不了京城，只有蓟镇总兵唐通带了8000人马到了北京。崇祯皇帝封唐通为定西伯，命他把守居庸关。不想，唐通却投降了农民起义军，居庸关不攻自破，农民起义军直逼北京。
吴三桂当时拥有精兵四万，加上辽民数十万，他4月12日受命，16日便率军民抛弃宁远，向山海关进发。庆幸的是，清兵直到4月22日才得到吴三桂撤离的消息，而这时，吴三桂已带领军队到达了山海关，李自成军也已攻至北京郊外，各种消息传到了吴三桂的耳中，他有些犹豫。但君命难违，吴三桂还是领兵向北京进发，4月26日到达丰润。在这里，他打败了投降李自成军的原明降将白广恩、唐通，并收降了8000人。但是北京已于4月25日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灭亡了，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寿皇亭下。
明朝灭亡了，李自成登上了金銮宝殿，吴三桂一行人处在了矛盾之中，前是反贼后是清兵，何去何从？就在此时，吴三桂收到了来自李自成的招降书，李自成“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并在三月底令人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14个月没有军饷的吴部；此后又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千两黄金给吴三桂，并发书封侯”，同时还令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
对李自成的招降，吴三桂曾表示：“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益以死报国。”但他最后又故意问手下将领是否愿意和李自成一战，在所有人都不敢表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逼问下属，当诸将在他带着暗示和压力的追问下终于回答“今日死生唯将军命”时，吴三桂才终于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在两难的境况下吴三桂还是选择了大顺政权。
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但还是全军缟素为崇祯举哀。吴三桂在投降李自成后，按说已经进行了一轮政治抉择，但戏剧性的是，又出现了刘宗敏抢劫陈圆圆的变数，也就出现了后人讽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件。
据《庭闻录》和《小腆纪年附考》中的记载：吴三桂投降李自成后，便将山海关交付给了李自成的手下，前往北京，在上京途中的西沙河驿站，吴三桂相继见到了逃出京的家人以及父亲派出的亲信傅海山，他们向吴三桂说明了吴襄以及吴三桂爱妾的情况。听到父亲吴襄被捕时，吴三桂以为这是李自成为迫其投降所采取的手段，他一投降，父亲必被释放；当听到父亲被拷打将死，交了5000两银子还不顶用时，吴三桂的头发便不禁竖了起来；及至听到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抢走时，吴三桂十分愤怒，他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于是马上下令，停止前进，掉头返回山海关，并一反常态，直接率兵杀回山海关。并复信吴襄，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这一段话与其说是他写给自己父亲的，还不如说是说给李自成听的，这也就表明了吴三桂决意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决裂。从此他的队伍变成了一支自由却又矛盾的军队。起义军必然容不得他，而清军又怎能轻易投降！
借兵演变成降清的事实
1644年5月18日，李自成带领刘宗敏、李过等一班大将，亲领精兵7000，出正阳门，向山海关进发。他将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带在军中，希望吴三桂还眷恋故主之情；并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押在军中，希望吴三桂还顾虑父子之念。山海关距北京仅350公里，农民军却走了九天。李自成一边亲率大军来征讨，一边仍对吴三桂抱有幻想，希望吴三桂不战而降，他在行军路上几次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吴三桂为了迷惑李自成，派了手下六个将领前往大顺军诈降。李自成虽对六将心存戒备，但仍对吴三桂存有侥幸心理。5月26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吴三桂知道自己打不过李自成，他又再次陷入了矛盾当中。
他心里清楚，自己既然已经决意与大顺政权决裂，那么就必须要考虑退路。自己的五万人马绝对不是大顺政权的对手，那么唯一能抵抗李自成大军的就剩下关外的清军了。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作出降清的决定。投降与之交战了十余年的清朝，这绝对与他誓死做明朝忠臣的初衷相违，投降异族也与他浓厚的儒家忠孝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再说这样的决定使他可能成为千古罪人，他能担得起这个骂名吗？
因此，他作出了一个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决定——向大清王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借兵。根据《清世祖实录》中记载，吴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向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他在信中写道：“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从信中的遣词我们可以看到，吴三桂根本没有降清的想法，这仅仅是一封“借兵”的信。
首先，吴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类似于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借兵，无意降清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在称谓上，吴三桂也称清为“北朝”，与“我朝”、“中国”相对应。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了自己的立场。第三点，清军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入；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入口征明的旧路，而吴三桂则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吴三桂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吴三桂的这个安排中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另外，从这个安排来看，他还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坐山观虎斗的意思。实际上他想通过自己的安排达到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火并、以此恢复大明江山的意图。最后吴三桂还多次声明借得兵的话将会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予清军财物，还将割让领土酬谢。吴三桂俨然是明朝的代言人，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见，这个时候，吴三桂并没有降清，只是说向清朝借兵而已。
但多尔衮也不是一般的人，在吴三桂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尔衮又怎能错失这个降服他的机会呢？
这个时候的多尔衮已经亲自带领多铎、阿济格等一批猛将，于5月14日从沈阳誓师出发，参加逐鹿中原的战斗。5月19日，进军途中的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信。多尔衮未敢轻易相信吴三桂，他决定：第一，派人到山海关探看虚实；第二，改变行军路线，以一日一夜行一百公里的速度直逼山海关；第三，调取攻城用的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第四，给吴三桂复信。信中说：“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多尔衮此信抛开吴三桂所提的具体条件而不论，而是向吴三桂昭示了大清出兵之本意，并打出了“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旗号，从而与吴三桂提出的为君父“报仇”，与“流贼”不共戴天的呼吁完全取得了一致。但这封信的主旨，还在最后几句话，也就是劝吴三桂“来归”（投降），并以“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的最高奖赏来诱其动心。
本为借兵，尽管吴三桂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准，但至少他拥有了一条可以后退的道路，那就是清朝。处在两面夹击的情况下，自己左右为难。尽管李自成还在不断暗示自己，但与李自成决裂已经成了定局；而多尔衮又没有答应“借兵”的要求，反而提出了“来归”的条件。在无奈的情况下，吴三桂又给多尔衮写了第二封信。信中称，“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显然这封信已经有了投降的苗头。但此时的吴三桂还在闪烁其词，自始至终没有明确说明他要“来归”！
之后的战况逼迫吴三桂走上了降清的道路。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山海关大战开始了。双方大战一天，吴三桂损失惨重，但是，还是见不到八旗精兵的影子。吴三桂亲自突围，面见多尔衮。见到多尔衮之后，据《谀闻续笔》记载，吴三桂提出了让清军入关的条件：“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也就是说，一是请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二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三是双方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多尔衮提出大顺政权的军队与吴三桂的军队装束、甲仗相似，无法辨认，恐致误伤，令三桂与其将士剃发以相区别。吴三桂即行剃发，在汉人的眼里剃发便意味着降清，也就是说此时的吴三桂是真正降了清了。1644年5月28日，山海关大战以大顺政权和吴三桂两败俱伤、清朝坐收渔人之利而告终。吴三桂归顺清王朝后，便开始帮助清廷消灭南明王朝和镇压农民军东征西讨。
是降还是“走为上策”的思考
《孙子兵法》有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就是说在面对敌强我弱、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时，战只能是送羊入虎口，投降也只是名存而实亡，因此只有采用迂回的方式保存实力。在松山之战中，吴三桂就一改以前作战勇猛的作风，选择了“逃跑”，从而凭借着自己保存的实力得以据守宁远，那么这次所谓的“降清”会不会也只是吴三桂面对强敌的“权宜之计”呢？近代就有人怀疑吴三桂降清的实质。
认为吴三桂真的降清的人指出，至少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吴三桂投降了清朝：第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视吴三桂为降将，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把吴三桂作为部下来驱使，“命三桂兵各白布系肩为号”，“命三桂军先锋”，又“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贼”。清廷为了奖励吴三桂在战争中的功劳，还“授三桂平西王勒印”。后来清帝剥除吴三桂爵位时，也把他称为降将：“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未投降，授之军旅。”由此可见，在清朝那里，吴三桂就是一个明朝降将；第二，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表明他已真心降清。首先吴三桂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当南明政权的福王多次派人拉拢吴三桂时，吴三桂却断然拒绝了继续为明朝服务的愿望。除了福王之外，还有几任南明王，吴三桂都不曾表示要协同反清复明；反之，为了表示对清廷的忠诚，他还亲自出兵缅甸追杀南明永历王。因此学者们认为，不管当初引清兵入关时的吴三桂是怎么想的，但自从清兵入关后，他的确投降了清朝，此时，他已经不敢违抗清朝的命令，更不敢有任何反清复明的想法了。为了向清王朝表示他的忠心，他“破流贼，定陕、定川、定滇，取南明王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圣武记》），俨然成为清朝平定天下的一把利刃。
而近代以来众多的学者也找出了几点理由来否认吴三桂降了清。北京失守后，形成了三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即吴三桂、农民起义军、清王朝。而三者中属吴三桂实力最弱，因此他能走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抗清，要么镇压农民军，但在其父亲被农民军扣押、爱妾受辱的情况下，吴三桂选择了联合清朝抗击起义军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投降清朝。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吴三桂一贯抗清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轻易降清。在任辽东宁远总兵期间，吴三桂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甚至在明清松锦战役后，明军明显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的态度仍很坚决。吴三桂对明朝降清的劝降函都“答书不从”。二是多尔衮在山海关一役后加强了对吴三桂的控制，这间接地证明了吴三桂并未真的降清。史载，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胜利的当天，玩弄权术，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又将一万步兵交给吴三桂。这说明吴三桂受到了多尔衮的拉拢和控制。三是山海关战后发表的檄文证明其未降。清军与吴三桂乘胜追击，吴三桂提出了“周命未改，汉德可恩”、“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的口号，如吴三桂已降，便不会发布这样的檄文，清朝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四是在山海关一役后，在攻陷北京前后吴三桂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动证明其未降。李自成败退永平，吴三桂提出“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又“传帖至今，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可是“多尔衮命其西行追贼”的策略打乱了吴三桂的算盘。吴三桂因其实力太弱，只得听从了多尔衮。五是吴三桂暗中积蓄实力以反清复明，也可证明他未降。他一边广招贤才，暗布党羽，“阴养天下骁健，收忍荆楚奇才”，一边厉兵秣马，为将来的战争“殖货财”。他之所以没有实现反清复明的愿望，是因为清朝政治统治的日渐强大使“反清复明”的旗帜没有了号召力。六是清朝前期虽然将吴三桂封为了藩王，但一直将分封的各大藩王视为隐患，时时提防。年轻的康熙皇帝就坚持认为：“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最终的“三藩之乱”也可以间接说明吴三桂有可能没有降清，而是在暗中保存实力以图复国。但吴三桂也因此被称为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不管怎样，吴三桂少有大才而且勇猛过人，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女子就负气将整个江山拱手相让。不管吴三桂是否真的降清，历史不会重演，明朝的确亡了，清军也的确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入了关，并在关内建立了大清王朝的几百年基业，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
可怕的体坛猝死事件
很早以前，体坛猝死事件就像一团谜云困扰着运动员和周围关心他们的人。他们多半曾经是驰骋在赛场上的英雄，他们无不以自己强壮的体魄令我们倾倒，为何转眼间会从生龙活虎的运动能手变成冷冰冰的尸体？是谁夺走了他们的生命，是谁在蚕噬他们的健康？
一、曾两次夺得奥运会冠军的著名划艇运动员科洛尼奇在训练中猝死。这一悲剧令匈牙利举国上下深感悲痛。
2008年7月15日，在一次平常的训练中，正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科洛尼奇突感不适，随后昏迷不醒。一旁的医护人员赶紧用摩托艇将其送回岸边。抢救人员虽竭尽全力对科洛尼奇实施抢救，可仍不能将这位前奥运冠军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据初步诊断，突发性心脏病是导致科洛尼奇不幸身亡的元凶。
二、汉城奥运会三金得主，美国田径界花蝴蝶——乔伊娜，因突发心脏病死在家中。
乔伊娜迄今仍是美国田径界的神话，她创造的女子100米10秒49和200米21秒34的世界纪录，十年来让所有人望尘莫及。在她的映衬下，现今美国很多短跑选手的成绩只能相形见绌。然而，1998年9月21日，这位年仅38岁的美国“超级女飞人”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在家中。
三、曾经的女子排坛重扣手之一，前美国女排主攻手因心脏病发猝死在球场。
出生于1955年的海曼，身高1.95米，身体素质好，弹跳力强，扣球凶狠有力，击球点高，防守和拦网都十分出色，是美国女排主攻手。在1981年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中，她曾获得最佳运动员和最佳扣球奖，她多次作为国家队主力队员参加国际重大排球比赛，是世界瞩目的当代女子排坛重扣手之一。1986年，这名叱咤排坛多年的老将，却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在赛场上。
四、28岁的俄罗斯冰上王子格林科夫在一次平常的冰上训练中心脏病突发猝死。
俄罗斯双人滑组合格林科夫和戈尔捷耶娃是被世界公认的一对无可比拟的冰上王子和公主，这对双人滑搭档在多年磨合中，终于实现了在心灵和外在上的契合。后来，20岁的戈尔捷耶娃和24岁的格林科夫结为夫妻，为世人缔造了一段美丽的冰上童话。看他们的冰上表演会让人无比感动，看他们的比赛简直就是最美的享受。有人曾经形容，戈尔捷耶娃和格林科夫的双人滑简直就像是“一个人的双人舞”。
这对冰上夫妇曾经获得过四次世锦赛冠军和两次冬奥会冠军。然而，1995年11月28日，28岁的格林科夫在冰上训练时心脏病突发猝死。从此，光洁的冰面上就只剩下24岁的戈尔捷耶娃独自飞舞。
五、悉尼奥运会女子链球冠军斯科利莫夫斯卡在一次训练中心脏病突发猝死。
2009年2月19日，26岁的斯科利莫夫斯卡在训练时猝死，直接凶手便是心脏病。当时这位悉尼奥运会女子链球冠军正在葡萄牙接受训练。其队友声称，在葡萄牙训练时，斯科利莫夫斯卡突感不适，随后被急救车送往医院。途中，斯科利莫夫斯卡失去知觉，抵达医院一个小时后，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体坛的猝死事件已不是什么“新”闻。除了以上列举的五例外，猝死在球场上的运动员就更多了。2004年1月25日晚，在葡萄牙足球超级联赛本菲卡队对吉马朗伊什队的比赛临近结束时，本菲卡队前锋球员米克洛什·费赫尔突然倒地，在场医生初步认定为心脏病突发，当地时间23时10分费赫尔在医院经紧急抢救无效后死亡；2007年8月28日，西甲联赛首轮赛上，塞尔维亚球员普埃尔塔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了球场上，送往医院抢救三天无效后死亡；2009年8月9日，正在意大利进行季前赛热身的西甲西班牙人队的队长哈尔克猝死，死因也是心脏病。
同样，在国内，运动员突发心脏病猝死的事件也不在少数。1984年中国著名篮球国手韩朋山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于前往北京的火车上；2001年1月4日，时为中国男排国手的四川省著名男排运动员朱刚在当天下午的训练中心脏病突发，并被迅速送往绵阳医院，后转至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手术抢救，但近12个小时的手术并未能挽救回这个年轻的生命，当天下午4点左右死亡；2007年7月26日上午9点37分，著名足球教练、前辽宁队主帅王洪礼在沈阳市医大一院去世，享年61岁，死亡原因是心源性猝死。王洪礼的离世在中国足球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2009年9月5日下午，沈阳男篮再次传来噩耗，不到24岁的沈阳队中锋武强在正常的跟队训练之后，突然感觉胸闷不适，随即被120送往沈阳陆军总医院治疗。2009年9月6日，这个年轻的生命在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显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何众多运动员会因为心脏病突发死亡，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是何种原因导致他们心脏病突发？
原因一：马方综合征
马方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特点是患者骨骼发育异常（四肢、指、趾细长）、心脏发育异常（二尖瓣脱垂、主动脉根部扩张）、眼晶状体发育异常。有发生猝死的危险。
从血液传输方面来看。血液从心脏到达大脑，瘦高的人因为运送距离比较长，心脏搏动的力量相较于正常人要大。而在运动状态中，血管壁承受的压力也在增加，如果有先天的结构缺陷存在的话，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机会就会增加。
当然，也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本身是循序渐进地运动的，人体也可能会产生代偿，血管壁会增强。所以，撇开年龄和先天因素的关系，瘦高的人比普通的人动脉瘤发生概率要高，但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同样，与其他运动性疾病相比，因心脑血管意外引起的运动性猝死的发生率并不算高。
原因二：疲劳引发心脏猝死
过度疲劳，是指一个人经常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不好，处于一种紧张、压力较大的状态下，还产生焦虑、失眠、记忆力减退、精神抑郁，并使机体长期处于应激反应的状态中。这种应激反应会引发人体心脏、大脑、肺脏、肾脏等疾病的发生而导致死亡。临床医学认为，疲劳只是一种症状，最终导致死亡的是一些相应的疾病。过劳则是诱发疾病的一个因素。
在过度疲劳引发的死亡中，心、脑血管疾病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心脏。过度疲劳、情绪激动及过量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会引发心脏猝死。
心脏猝死是指因心脏原因引起的短时间内突然发生的意想不到的非创伤性死亡，通常从症状出现到死亡历时仅一小时。心脏猝死是心血管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国每年大约有40~50万人因此死亡。我国的研究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心脏猝死的总人数约为54.4万人，在成年人中多见于35~70岁的男性，然而大量高危人群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风险的存在。
因劳累而引发的心脏病变是多种多样的。过度疲劳、精神紧张、天气寒冷等因素可使原有心脏病急剧加重，或因交感神经紧张状态使儿茶酚胺分泌急剧增加而导致心室搏动频率过快，这种情况将使心室收缩无力，不能有效地将心室的血液送至主动脉而供应心脏、大脑等脏器使用。如果大脑缺血超过15秒钟就会引起全身抽搐，如得不到及时抢救就可能导致死亡；在过度疲劳、精神紧张等情况下心率加快，心脏需氧量增加，加上原有的心脏缺血、缺氧状态会引发心脏的急剧缺血、缺氧，并导致心肌梗死或不稳定心绞痛，最终引发室颤或急性泵衰竭导致死亡。对于本身先天存在缺陷的人而言，过度疲劳、精神紧张等情况更容易刺激心脏，导致心脏病突发猝死。
而对于一般的运动员来讲，为了达到训练的目的，或为了实现自身突破，他们大多在进行着超负荷的运动，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和神经紧张很容易导致心脏搏动频率过快，或脑供血不足，想必，这应该是导致他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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