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1875）四月间，李鸿章领旨试办磁州煤矿，随后朝廷“屡次委员[11]往查磁州煤铁”，但不久就“中止”。“旋闻滦州所属之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12]，李鸿章遂于光绪二年九月十八日（1876.11.3）“面谕”唐廷枢，让他去勘察开平煤铁情形。次日，唐廷枢便乘坐小轮船从天津大沽出发到开平勘察，随后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878.7.24）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1881年秋正式出煤，当年达到3613吨，次年日产煤600-700吨。
两矿的三个相同之处
第一个相同之处：磁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创办时间虽然相隔一年多一点，但都属于洋务运动初期，都是受那个时代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而开办的。
第二个相同之处：两矿生产方略均为煤铁并重，都被要求挖出煤以后，还要用煤来炼铁，从而搞“成龙配套”的“大而全”煤铁企业。李鸿章洋务派具体的要求是在磁州挖出煤炭后“就地设机，铸生铁、冶熟铁，并压铁成片，引铁成丝，以备制造之用”；对开平煤矿的最初要求照样如此，所以唐廷枢给李鸿章的报告中说，“拟于直隶开平设局，名曰‘开平矿务局’，专为开采开平一带煤铁等矿，并就地熔化等事，余外生意概不掺越，以专经营。”这似乎已把采煤和炼铁当成了密不可分的同一件事情。接着又说：“拟先开一煤井，建生铁炉两座、熟铁炉二三十个，并锤铁、拉铁机器备全”。
第三个相同之处：两个煤矿都是资金严重不足，都需要到国外购进挖煤炼铁的机器，且开办铁厂的实际费用都成了支出大项而高于采煤的支出。磁州煤矿创办时计划筹资30万两白银，用其中13万两购买英国的挖煤机及熔铁机器，后发现光购买熔铁机器就远远超过全部计划资金；开平煤矿创办时，唐廷枢“拟集资80万两”。后来算出购买制铁机器需30万两，还不算盖炼铁用锅炉厂房及铺设小铁路，总之仅“开办铁工”一项就得需要50万两以上。这炼铁的任务对磁州煤矿和开平煤矿来说，都同样是沉重不堪的大包袱。
两矿相同之处主要是这三条，那么不同之处呢？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矿产生不同的结果呢？
两矿的四个不同之处
第一，地理位置的差异。
路途远近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直接关系到开矿的成功与否。李鸿章兴办煤矿最初的意图在于除去挖出煤就地炼铁外，主要还是解决天津机器局、上海制造局等沿海的工业以及港口之轮船炮舰急需煤炭的问题。天津是耗用煤铁的主要港口城市之一，天津距开平近，而距离磁州却要远很多，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是磁州煤矿失败的首要原因。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在奏折中追忆磁州煤矿的情形时说：“磁州煤铁运道艰远，又订购英商熔铁机器不全，未能成交，因而中止。”也许由于是给皇帝的奏章，不便于详细剖析吧，所以有许多问题这个负有领导责任的李大人并没有说清楚。磁州既然距天津“运道艰远”，那么当初决定在磁州建矿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个首要问题吗？他接着说磁州煤矿停办不久后听说（旋闻）“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这样说就更有问题了。47年前，道光皇帝就知道开平煤田在开采，唐廷枢来考察时也见到了不少正在开采的煤窑，而且小有规模。如果说李鸿章等舍近求远到磁州开矿，是在不知道“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的情况下去的，那么洋务派们也太官僚了，开矿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做仔细调研，就冒失地在遥远的磁州筹资建矿了。
有史学家说，李鸿章舍近求远是听信了英国人海德逊（即菴特生）的话。海德逊1869年描述说从开平到天津的道路很难走，“煤窑窑主和车夫们都索价较高。”他计算开平煤运到芦台再运到天津的费用，“最低的价格在天津将为十两九钱五分三厘一吨，还没有包括厘税。”1874年春，海德逊到磁州踏勘。磁州之漳河、滏阳河、芒牛河三大河流穿境而过，水上交通运输尚可。所以，海德逊认为磁州“虽距津远，而由水路运载……甚便”。他将两地情况“禀知中堂”李鸿章，李听后有了开采磁州煤矿的打算。殊不知海德逊的这个认识太肤浅了，磁州的运费要价低而开平的要价高，这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以前土法开采时煤少可以靠水路运输，机器开采后煤多了主要还得靠陆路运输，否则就得整修从磁州到天津数千里的河道，这笔开销肯定也小不了。而且就算拓宽加深了河道，也未必能解决北方冬季结冰期水上交通断绝的问题。可惜的是，洋务派们当时并没有对这些情况认真分析。
后来的事实证明，开平煤矿因距离天津近且地势平坦，购买土地还比繁华的磁州价格便宜，所以修路挖河投资较少，这一切使得开平煤矿投资见效快、效益好。
第二，两地民情和社会状况各异。
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遇到的开矿阻力大小也不同。这一点李鸿章并没有用文字进行描述，但后来的史学家查阅了当时的报章资料，使我们能了解一个大概。据当时《捷报》记载，开矿消息在磁州一传开，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磁州民情哗变，因当地人民对于地方官府占用民地大为不满”。《申报》也报道说：“因欲用西国机器以开矿，故各滋事以冀抗拒焉”。老百姓认为机器开矿会破坏本地风水，当时风水先生之说在乡下“群然共信”，此外开矿还将占用耕地，从而破坏后代人的生计。洋务派和商人们对老百姓说：“使用机器实民之利赖，从此可大为挖取，而用人必多，是则一方必臻于丰盛，将见僻静之小村而亦得变为大镇矣。”他们觉得开矿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只是开始时这种好处不明显而已。如果是在今天，洋务派和商人们的说法和作法会被认为是招商引资搞发展，当然求之不得，但在那个时代却难以说服当地百姓，最终双方还是发生了地方民众与官府的冲突。
导致磁州这种哗变和冲突的结果，与其当地历史也有一定原因。查明朝时磁州本归豫（河南）省彰德府，滏阳河发源于磁州境内的神麇山，而直隶的邯郸、永年等县历来都以滏阳河水灌溉，雍正年间磁州壅闭上流，使下游邯郸、永年用不到水，这样一来两地就发生了纠纷。清政府为了解决矛盾，遂于雍正四年将磁州划归直隶广平府统辖，政府认为这样做会使滏阳河这块肉烂在同一个锅里，就打不起架来了。但是，矛盾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处于两省之交的地理位置和延续未决的矛盾发展，致使磁州境内教派、会党林立，争讼械斗时常发生。如有一年磁州大营村与邻近的曲沟村又因水利发生争执，“两造各执一词，屡经互控，案悬未结”，大营村赴京告状，一直告到了都察院。磁州当时的社会状况如此复杂，也难怪李鸿章领旨试办磁州煤矿时导致“磁州民情哗变”了。
据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因为地方民众闹事儿导致煤矿流产的事情屡见不鲜，当时《申报》刊文说：“江宁之煤矿言明将开有日矣，旋闻官与商争而止；又闻乐平之煤矿言明绅民均愿开矣，旋闻委员与地方官不合而止。今岁又闻镇江之煤矿言明商民均愿开矣，旋闻邻县之绅士不愿而止；又闻广济之煤矿言明本地之民愿开矣，旋闻武穴之商民不愿而止”。
那么开平的社会状况怎样呢？据开滦档案馆存的《袁通报告》中说，开平矿务局的铁道也曾被当地老百姓扒走，因为他们说火车经过田野冒出的黑烟落到庄稼叶子上，影响了产量；而滦州煤矿住宅区的树木也曾被老百姓盗伐殆尽。但是，这些都是开矿很久以后的事情，早期则未见这样的记录，不像磁州煤矿开矿伊始就遭遇“民情哗变”。相对于十分繁华的磁州来说，开平当时地广人稀[13]，矿井所在的乔家屯只有区区18户人家，与磁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闭塞荒僻，闹事的相对少一些，当然也有闹事的人，但肯定不多且容易对付，这就使得开平矿务局最初成功的路上少了很多绊脚石。
第三，体制的不同。
有资料显示，当时磁州煤矿是6座官办的煤矿之一，而开平煤矿是两座官督商办的煤矿之一，官办和官督商办二者管理体制大不相同。
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大体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其中官办就是企业投资与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负责，官督商办则由商人投资，往往开办初期要垫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员监督管理。至于磁州煤矿这个官办企业具体是怎样运作的，可能流传下来的资料不多，笔者无法查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开平煤矿的管理，注定要比磁州煤矿的灵活而先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开平煤矿是最早采用股份制的官督商办企业，经营销售等一切业务按买卖常规来办，其管理方式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尽管开平煤矿的股份制还不十分成熟和规范，也不能完全摆脱官方羁绊的阴影，但它的资金基本上来自股东，股东多少有一些权利，决不同于纯官办的企业那样呆板而活力不足。举例说吧，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遇到资金困难，可以在社会上发动有钱人入股集资，而官办的磁州煤矿可能只有一条路，即伸手向清政府要钱，须知清政府国库空虚是没有钱的。就这一点，优劣立见。
第四，各自的办矿方略灵活度不同。
开平煤矿灵活机动而随时变更，而磁州煤矿相对死硬，这一点表现在对待“煤铁并重”方针的态度上。如前文所说，当时清政府急需煤炭和钢铁来富国强兵，所以李鸿章要求磁州煤矿和开平煤矿都要在挖煤的同时兼炼铁，在煤井附近设熔铁炉，用挖出的煤就地炼铁。挖煤和炼铁的机器也要一起向国外购进，希望搞成龙配套的煤铁一体化企业。这个想法本无可厚非，但建造铁厂的熔铁机器比挖煤机器昂贵，本来煤矿资金就不足，如果购买昂贵的熔铁机器，必然拖垮煤矿。另外，冶炼钢铁的技术含量要比挖煤高很多，炼铁的洋人技师本就十分难找，可洋务派们不懂业务，偏偏要煤铁一齐上，其战略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开平煤矿审时度势，煤炭先行，创办者唐廷枢等人对于炼铁则一开始就主张炼铁厂“宁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所以开平煤矿一直没有购进熔铁机器和正式操持炼铁厂。随后几年，该矿根据自身生产发展的要求彻底放弃了炼铁的计划。相反，磁州煤矿一开始就在购进熔铁机器的价格上，同洋人中间商海德逊（蓭特生）争执不休，以至于几年以后李鸿章还对海德逊耿耿于怀。磁州煤矿坚持不放弃炼铁计划，一条道走到黑，也是导致它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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