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是不是文件中提到的清政府所有企业，都按照直隶总督的命令购买了滦矿煤炭了呢？他们在支持自己民族企业这个问题上，做得怎么样呢？笔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得出了一个很遗憾的结论，就是当时清政府主要的大型企业，例如京奉铁路局，上海招商轮船局、上海机器制造局等，他们百般推拖，并没有购买本国企业滦州煤矿的煤炭，而是购买英国资本家之开平煤矿的煤炭。这些当时中国最大的耗煤单位，为外国人吞并我民族企业助了关键的一臂之力，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这让今天我等读史的人，无法不扼腕长叹！
首先说大型企业之一京奉铁路局。该局虽然在1898年后曾向英国、俄国借款，注入了外国资本并由英国人把持一部分站台，但其主权还在清政府手中。作为清政府自己的大企业，该铁路局理应响应政府号召购买官矿煤炭。它用煤量大，每天用煤多达500余吨；它具有地理优势，铁路贴近滦矿不必专修进煤线路，如果它购买滦矿煤炭，对它本身、对滦矿特别是对国家都有好处。但是，事情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京奉铁路局原本是从开平煤矿分离出来的，与开平煤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直购买该矿的煤炭。在陈夔龙颁发各企业购买滦矿煤炭的命令时，京奉铁路局正跟滦矿为“运费及延期费”打得一塌糊涂，因为双方账目对不上，滦矿拒绝付款而铁路局甚至威胁不给滦矿发车皮。在这种矛盾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要京奉铁路局购买滦矿煤炭，铁路局态度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先是顶着不办，其后则跟陈夔龙总督讲了一套自己的歪理，说如果购买滦州煤矿的煤炭铁路局不合算，国家更不合算，所以不能购买滦矿煤炭。开滦档案馆历史档案显示，京奉铁路局具体是这样说的：我们铁路局没有自己的“附路煤矿”，火车用煤只能“昂给于人”，开平煤矿向我们低价供煤，我们也低价收他们的煤炭运输费，这种互惠都是有合同的。现在我们如果买了滦矿煤就要少买开平矿的煤，但给开平矿的运输优惠无法改变，这就让开平矿沾光了。再说我们铁路局假如少买了开平矿的低价煤，开平矿将这些少卖的煤高价卖给别人，它还是多挣中国人的钱了。您可能会问难道我铁路局要永远使用开平英人的煤吗？不是这样的。“以中国自办之矿供中国铁路之用”，英国人自然没有可说的，我们也乐意“撤废”跟开平矿订立的合同而购买滦矿煤炭。但是，滦州煤矿“每日出煤不满千吨，尚系块少末多”，根本满足不了我局每天500吨块多末少的要求，要想我们购买滦矿的煤，“尚须迟之数年始克办到耳”，让滦矿等着去吧，“本路实难损己以益人”。就是这样一个强调自己困难的京奉铁路局文件，在宣统三年六月初一日（1911.6.26）糊里糊涂得到了陈夔龙的认同，于是滦矿希望京奉局这个北方最大用户购煤的愿望落空了，总督的命令在京奉铁路局就只当是放了个臭屁。
不仅不购买滦矿煤炭，而且从威胁不给滦矿发车皮发展到真的不给了！开滦历史档案显示，京奉铁路局“已不为滦矿挂空车……，极为焦灼……该局此举较之开平跌价之法尤酷也。”该铁路局比英国资本家更可恶！
除去京奉铁路局，资料显示其他的如京张铁路、京汉铁路、津浦铁路也没有购买滦州煤矿的煤炭。
京张铁路局曾一度声称拥有自己的煤矿鸡鸣煤矿了，这个煤矿可以供给本局火车用煤，“无庸外购”。档案文件中标明了这个鸡鸣煤矿的名称但没有标明地址，到底该矿如何，笔者没有查到关于它的资料，不过可以断定，即便是有这样一个属于京张铁路局自己的煤矿，它也决不是一个煤质优良储量可观的正牌煤矿，因为它在煤矿历史上基本没有留下痕迹。即便这个不见名传的小矿能出煤，其质量和数量也未必能满足京张铁路局的大量消耗。所以，自有煤矿的说法，可能是京张铁路局当时为搪塞清政府、拒买官矿煤炭打出的一个幌子。京张铁路不仅不购买滦矿煤炭，而且拒绝了滦矿降低运费的要求。他们说“滦煤运由该路销售者为数较少，暂难减收运脚”。
京汉铁路局也是一样，该铁路局会办（即第二号负责人）说，我们一向用临城煤，“用滦矿煤彼此不合算”，一句话就回绝了滦矿派出的推销人员。
滦矿历史档案显示，津浦铁路局当时也没有购买滦矿煤炭。滦矿员司沈慕翁经洋灰公司的陈一甫介绍，去找津浦铁路“接洽销煤事，据称该路现时不购煤炭”。这显然是委婉的推辞。
接着说招商轮船局。该局的大本营在上海（当时他们称为总局），上海的大本营如果拒绝购买滦州煤矿的煤炭，它设在天津的下属机构，就算是购买也是有限度的。创办开平煤矿的唐廷枢曾在早期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出任总办，所以开平煤矿也与招商轮船局渊源不浅。唐廷枢去世、开平矿落入英人之手以后，该招商轮船局跟京奉铁路局一样，也是几十年来都购买开平煤矿的煤炭。在这种情况下，要该局响应清政府号召购买滦矿煤炭，同样艰难无比。
宣统二年四月十八日（1910.5.26），经理赵元礼在给周学熙的报告中说：据传上海招商轮船局来函说滦矿的煤远逊于开平矿，“碍难订购！”他们给农工商部三次禀告拒绝购买，但三次都被驳回，最后部里“批饬”，要他们每年购煤比例按“滦七开三”（即购买滦矿七成、开平矿三成）。这个批示也没有执行。滦矿其他员司在给周学熙的报告中说，连日以来招商局“对于我矿各事殊少照应，不知其用意何在。”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很早的时候这个招商轮船局就对滦矿不友好。后来，上海招商轮船局迫于清政府压力，让设在天津的“招商津局”商量按对半购买煤炭，就是“招商津局”订购开、滦两矿各一半的煤炭，但是要求滦矿一定要“务择上品运往”。再后来，“招商津局”居然出尔反尔，又要求滦矿将统煤改为块煤，而且改为块煤之后“价仍照旧”。换成好煤，价格还不能变，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滦矿难以接受，笔者看到的文件是“致合同至今未订”，到底后来上海招商轮船局设在天津的“招商津局”有没有购买滦矿煤炭，难以查证，反正在众多的合同档案里没有看到“招商津局”的订购合同。
宣统三年的文件还显示，滦矿雇用招商轮船局的船只运输煤炭，“时有短少斤数之事，为数极多”，多的时候平均运100吨缺少的数量远远超过2吨。
开平矿开始跟滦矿进行降价竞争时，滦矿专门派出本矿得力干将严若梁赴上海，依照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指示，与招商轮船局和机器制造局等大型官家企业签订购煤合同。他到上海以后积极联络，挨家登门拜访，努力做说服工作，但这些企业百般推托，拒绝购买滦矿煤炭。设在天津的滦矿总部机关着急了，三番五次催促，笔者在此摘录几封催促函件的原文如下：“制造局以及苏浙路局经阁下设法联络，究竟日内合同已订定否？”“近日沪上销路如何，曾订有别家大批交易否？”“禅臣运去之煤[278]，是否实有销路？此宜详细调查者也。”“何以至今并未订出大宗？应努力办理，勿再错此数月机会。”几个月过去了，跟上海的招商轮船局、机器制造局等大型官家企业的购煤合同依然未订，坐镇北京的总经理周学熙发火了。宣统三年六月初十日（1911.7.）的滦矿货务处信函中说：“……兹将总理批示前函及属布各节胪列左方[279]：廿一号函第三条内开：制造局、招商局煤样均未验齐……奉批：该员在沪数月，各官局一事未成，殊负委任，应速催办！”还说“如此推宕已将半年，仍无眉目……”“将制造局、招商局两处问一切实话，究竟能就绪否？！”周学熙在这里对严若梁的口气已经是很严厉了。其实，严若梁未必不卖力气，是招商轮船局和机器制造局太难缠，就是顶着不执行总督的命令，严若梁又有什么办法呢？
六月十三日，周学熙电告上海的滦矿下属销煤部门，要严若梁在十六、七日从速回津，可以说到上海要求招商轮船局、机器制造局等大型企业购煤的事，至此告一段落，严若梁折羽而返。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随后上海招商轮船局的无赖行径更让人不舒服，那就是不但不购买滦矿煤炭，还赖账不还（此事见本书《上海轮船招商局欠债不还》）。
其他的北洋机器局、铁工厂、长芦运司等陈夔龙在文件中提到的官方企业，它们是否购买了滦矿煤炭，笔者暂时没有查到证据，所以不敢妄作断定。能断定的就是京奉铁路局、津浦铁路、上海招商轮船局、上海机器制造局，这些当时中国最大的官方企业，它们拒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命令，而去购买开平煤矿煤炭，确实帮了英帝国的大忙。本来，滦州煤矿的建立是为了抵制被英人骗占的开平矿，当时的公开说法是为了弥补招商轮船局、机器制造局、京奉铁路局等企业和民间用煤量不足的问题，但在两矿竞争的关键时刻，这些企业并没有购买滦矿煤炭而站在政府的官矿一边，这实在是有点可悲。
开、滦联合，官办的滦州煤矿并没有实现以滦收开的初衷。之所以导致这个可悲的结局，有当时历史的多方面的原因，而主要的官方企业不执行官方命令，不购买官矿煤炭，不支持本国企业，这是原因之一。进一步分析很多官方企业不购买官矿煤炭的深层次问题，其一是因为清廷大厦将倾气数已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指示命令已经没有分量了；其二是某些官方企业首脑的爱国意识淡薄，对英帝国掠夺我资源的危害认识不够；其三是这些官方企业将自己的经济效益，摆在了国家政治和大局的前面，一叶障目未见泰山。
了解了这段历史及其细节，对于滦州煤矿在残酷的价格战中败下阵来的结局，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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