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27日，当时的“军管理开滦炭矿”在天津召开了一次开滦董事协议会议。会上，日寇在开滦的最高监督官白川一雄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据鄙人所见，用枪炮之力防卫开滦，不过临时之处置，终非长久之策……必须讲求其他之方法。故现在开滦地区周围盖立庙宇四所，以作为宗教上之根据地。”

    这四座庙宇都是哪四座，分别盖在哪里，最终盖到了什么规模，笔者没有查到资料。但有资料显示，日寇为了笼络人心，每星期都派遣医生，到这些盖了庙宇的地方“办理开滦巡回诊疗班，施治病人”。这些被日寇派出的开滦医生，每星期必到，免费给百姓看病，并施舍药品。

    白川一雄在1944年给日本国务大臣藤原的报告中，声称要在开滦煤矿增建宿舍，不仅盖房屋，还计划在房子周围“留出空地，让家属得以饲养家畜，种植蔬菜。”还要给矿工家属发材料，命令家属用这些材料“制作物件，由开滦买回，付给工价”。日寇称自己做这些事为“授产事业”。至于日寇给开滦矿工家属和周围百姓发了什么材料，让他们加工了什么物件，以及最终有没有来得及盖宿舍、养殖和种植，今天已没有资料可考，总之日寇是为笼络人心费尽了心机。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在精神上奴化中国人。

    白川一雄在给藤原的报告中还说：要设法让中国职员的子女上学、升学，以使中国职员安心为他们卖命。日寇称这件事为“睦邻工作”。

    日寇借开滦之手所要作的这些所谓的“善事”，似乎与他们在该地区附近制造的潘家峪等惨案大相径庭。其实，无论是真相毕露杀人放火，还是假惺惺做善事笼络人心，都是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径。他们在开滦所做的一切所谓的“授产事业”、“睦邻工作”，都是精神侵略，是为了让开滦人心甘情愿地为日寇多挖煤炭，以为其前线杀害我同胞补充战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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