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开滦档案部门在天津和唐山都设有机构，在天津的叫天津档案科，在唐山的叫唐山档案科。到了1946年5月，开滦领导层打算把天津档案科一个叫张向策的人调到唐山档案科升职，同时把王观圻和张向策对调一下，让王观圻补张向策的缺。这件事在公布之前本来是秘密的，只有矿区主管魏肫等两三个高级管理人员知道，可是唐山档案科的中级员司突然开了一个科务会，他们提出一个动议，反对将档案科的王观圻女士调回天津。因为他们觉得有比她更应该回天津的人，轮不到她王观圻。
魏肫知道这件事后感到震惊，他认为这是一起泄密事件，一定要查一查，看是谁泄密了。5月17日，也就是唐山档案科开会的第二天，魏肫就给在天津的知道这件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华兹发了一封机密函。他在函中说：关于张向策升职和王观圻女士调动的函存在我的办公室中，从未送到档案科，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显然在天津方面有一些泄露消息的渠道，我建议此事在你那里进行调查。
华兹接到魏肫的函以后，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调查，但是茫无头绪，好几天也找不到泄密线索，来自最高领导魏肫的压力使华兹寝食不安。5月29日早晨，华兹在吃早饭时突然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马上给魏肫写了回信。信的大意是：我今天早餐时尽力回想，终于明白了是怎么泄密的。您在写本月17日的函之前，本月10日也写过一函，王女士调天津的问题在那时即已开始商谈。当时总务部送上一个签注，建议调张向策到唐山予以升职。此签注这样写的：“我们天津档案科能够用科里内部重新安排员司们职务的办法，补充张向策调遣后所遗留的空位，并且将唐山档案科的助理管卷员王观圻女士调天津，这将大大便利上述措施……王女士的职务尚不能决定，只有在她到天津后我们有机会再加以测验。”由此可以知道，泄密渠道不是您抽屉里的密函，也不是天津有人乱说，而是总务部的签注被人看到了。
魏肫接到华兹的信，恍然大悟，心里的问号终于拉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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