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潮起潮落，但马克思的声誉一直未衰。
然而，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马克思为自己的学说被歪曲所说的一句气愤的话，然而又不仅仅就学说而言，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同样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以马克思主义者力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件事来说吧。在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中，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无可怀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阻挠言论自由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怒。他愤然说：“难道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为了在自己的队伍中取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
但是如果拿在野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那点阻挠言论自由的小动作和后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压制言论思想自由的行为相比较，那实在又是小巫见大巫。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实现的预测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必然是崇尚知识、科学和文化，实现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社会公正的社会，否则，就称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原来所说的无产阶级统治，其本意就在于保证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然而，后来社会主义的现实却远离了马克思的预想。
苏联垮台后，一些原来未曾公开的真相逐渐传布于世，在文化方面，主要是围绕着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当局的分歧而暴露出当时革命对于文化、思想、科学及知识分子的压制、禁锢、摧残，乃至对于一些著名学者的驱逐和处决，思想上一片恐怖。又公布了当时纪德与罗曼·罗兰等国际名人旅游俄国的《莫斯科日记》和文章，证实了以上事实，引起世人注目。就俄国革命初期情况来说，主要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及其以后，固然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冲突，不少著名文化人和科学家也参与其中，因此变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但多数情况并非如此，多数人是因政见不同或认识不同被当成“反苏维埃分子”而遭清洗，虽然列宁采取了较宽容的政策，仍无济于事。斯大林的统治确立以后，苏联的科学文化总的来说有提高，但思想垄断变本加厉，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一概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斗争”为纲，不断发动批判，力图从中发掘出“西方间谍”和“苏维埃敌人”等，因此经常弥漫着恐怖气氛。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从此一落千丈。
中国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团结了国内广大知识分子，起初颇有些民主气象，但是一进入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没有发生像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时那种紧张清洗情况，因为大家都心甘自愿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很快，厄运就来了。那就是将知识分子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实行思想改造，首先就是立场的转变，要求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所谓无产阶级立场，其实是抽象的，直白地说，就是要求符合所谓主流意识和意图，或曰“舆论一律”。这就把制造精神产品的知识分子们难住了。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住，谁都怕犯错误，不敢轻易动笔。下面就让我们根据报刊已公布的材料(恕不一一说明出处)来看一看原来较有名气的一些作家在进入新社会后的活动状况吧：
关于茅盾。曾任文化部长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开始他也写小说，写电影剧本，却都没有成功，但渴望写作。1957年1月，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给予一段时间的创作假，他说：“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这是由于自己文思迟钝，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动，但一小部分也由于事杂，不善于挤时间，并且以‘事杂’来自我解嘲……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年来工作余暇，也常常以此为念。”他提出，要将自己的写作构想先整理写成大纲，“拿出来请领导上审查。如果可用，好时再请给假，以便专心写作”。(《茅盾书信集》，第401—402页)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他信中的最后几句话。
关于巴金。巴金和老舍的情况较好些。老舍在新中国不再写小说了，但其剧本《茶馆》、《龙须沟》等则影响颇大，所以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巴金则除了写些关于朝鲜战地的通信、短篇小说及其他应景文章以外，几乎不曾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理解去写作。他曾酝酿多年的《激流三部曲》的续篇《群》始终限于领导所规定的框框，怕犯错误而无法下笔。在目前出版的《巴金全集》中，其在1949年前所写的著作超过十五卷，而在1949—1966年的17年中，合起来尚不到五卷。
关于曹禺。戏剧大师曹禺一生出版了九部戏剧作品，解放前六部，以《雷雨》、《日出》、《原野》为代表。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三部经典作品，至今好像无人能逾越这一高峰。解放后出三部：《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多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响不大。《王昭君》一剧写得很有功力，台词很美，但因政治性太强，演出一场之后再未重演。才气横溢的曹禺，竟成了一位“好好先生”，不敢逾“规”一步。画家黄永玉不客气地写信给他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1994年6月，吴祖光曾写了一篇文章《掌握自己的命运——与曹禺病榻谈心》。那时曹禺患病住院，吴去看他，曹禺浑身不自在地谈起自己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了一句深藏在心中的话：“你太听话了！”曹禺的反应异常强烈，也脱口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曹禺的遗著《没有说完的话》，这本书选录了曹禺的日记、书信和谈话。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作家到了老年，回顾一下，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狭窄，窄呀！道路狭窄，这是痛苦的，很痛苦。”“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他的夫人在《后记》中写道：“他真，但他胆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曹禺是一个太复杂的人。”
吴祖光在《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文的最后写道：“我认为，解放后，极其聪明和敏感的曹禺，大概很快便察觉到当今只许‘舆论一律’的政治空气，他大约不得不被迫收敛起他所有的才子锋芒，小心翼翼地应付甚至迎合这个严峻、严酷的现实社会。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啊！”
曹禺内心中是否真甘心做一个听命的“好好先生”呢？当然不是。1998年曹禺写了一首题为“如果”的诗。这首诗写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
这样存有戒心
但是曹禺最后还是在摆脱不掉这种戒心的情况下痛苦地逝世了。
那么，吴祖光本身又怎样呢？吴祖光也可算得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1953年2月2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谈他自己的写作生活。他说：他在1949年前的12年中写过九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创作或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十个散文集，都得到了发表、演出和出版。1949年后的三年，“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他说：“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个作品的主题了……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
还有大家知道的早已谢世的著名演剧家赵丹，他临终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样写文章，演员怎样演戏”，“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最后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多么沉痛的话！
就是一些做党政领导工作但也动动笔杆的人，也不脱这种心态。韦君宜的《思痛录》写她的丈夫杨述说，杨述青年时代也是下笔千言，“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候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谨慎，文字也越短，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怎么会放不开呢？因为他习惯于“摸精神”，摸到“精神”以后就按所摸的来行文，不越雷池一步，文章“索然无味”。
这种现象，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逐渐积累起来，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点。有人问，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只是出军事家、政治家，而出不了思想家和新时代的大师呢？我想，这个原因恐怕也要从上述社会状况去找寻。在只能按领导意图去写去想的条件下，除了滋生“遵命文学”和“风派”以外，如何出得了思想家和大师呢？
社会主义社会允许这种状况存在吗？本文一开头提到恩格斯是斥责在自己队伍中扼杀言论思想自由的做法的，马克思又怎样呢？请读一读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这是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其中有两段精彩的文字：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社会主义的精神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们为什么要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及其他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一种调子呢？至于假如有错怎么办？我看可以通过民主讨论，通过平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条正常的途径。
(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附：重读赵丹遗言
——赵丹逝世20周年祭
向继东
(吴按：我对中国文艺的情况知之不多，2001年第4期《书屋》杂志载有一篇谈同一问题的文章，题为《重读赵丹的遗言》，作者向继东，写于1999年岁末。通过这个个案，对于理解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有益的。因此，特征得作者同意，将这篇文章附载在后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有两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阐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此二书曾在戏剧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赵丹此文发表时我读过，但那时我还年轻，并未引起特别兴趣。前不久，采访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她送我两本书，即《我和爹爹赵丹》和《两代丹青》。读到关于这篇临终遗言的文字，不禁使我产生一种震撼。赵青在书中说，1980年9月3日，赵丹在北京医院做了外科手术，但晚了，胰腺癌已扩散到肝部，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已经垂危。不几日，胡乔木来到医院看望赵丹，并与他长谈。赵青描述说，“胡乔木频频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你讲得对！继续讲，讲下去，把心里话全掏出来……”胡乔木当时是否说了这些话，无从考证；但赵丹说的话却是可以查证的，因为白纸黑字，有赵丹的文章在。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据赵青说，此文是经胡乔木转给《人民日报》发表的，似可信，不然，这样的“直言”不一定会在党报发表。
这篇文章对理解赵丹太重要了。于是，我不妨摘录几段：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这“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维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文章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赵丹还以为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终于没拍成。我还看到一份“关于赵丹艺术生涯”的资料，他1933年至1949年拍片32部，而1950年至1965年仅拍了8部。1965年至1980年正是赵丹人生的黄金时段，而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一片空白，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残酷！1978年至1980年发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拟拍周恩来、闻一多、齐白石、阿Q、李白等片，结果一部也没拍成。真有点“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壮！
赵丹当年发表此文后，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文艺界反响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白杨、张瑞芳等文化界名流都表示支持。巴金当年10月11日至13日写的《赵丹同志》中就这样写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积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同年10月14日巴金又以《没什么可怕的了》为题撰文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
连很“听话”的曹禺，读了赵丹文章，他也写道：“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同志的遗文，虽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赵丹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那时他才18岁，已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话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此后几年间，他接连主演了《时代的女儿》、《到西北去》、《上海二十四小时》、《夜来香》、《清明时节》等一系列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奠定了他的影星地位。1936年到1937年间，他又主演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获得广泛好评，被世界影评界公认为中国30年代的代表作。赵丹曾两次入狱：一次是1939年，他抱着理想和幻想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于1940年5月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迪化监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阳翰笙等设法营救出狱；第二次是1968年至1973年遭江青一伙迫害，被非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五年多。
赵丹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相信说真话的力量。50年代，他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横遭批判。之后的运动，因为他直言的性格，自然不会走好运。60年代初的一次晚会上，赵丹向周恩来诉苦：说是“棍子爷们”老要整他，抓住他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张瑞芳听了，为他捏了把汗，劝他要注意“管住自己的嘴巴”。不久赵丹又对周总理说：“总理呀，请你给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拍片……”赵丹病重期间，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等前来北京医院看望他。他打着吊针说：“‘文革’以来14年了，粉碎‘四人帮’也已经三年多了，但我还没拍成一部电影……”此原因何在？赵青轻描淡写地说，“如文艺思想未解放、人事关系不好处、合作条件不具备”等。其实，深层地看，还是体制的问题。赵丹用自己的话说了：“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这使得赵丹晚年不得不独自感叹：“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
文章写到这里，有朋友来谈起朱正的反右专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谈到吴祖光其人其事。吴祖光1957年当了大右派，因他在一个座谈会上直言，谈了文艺体制、外行领导内行等问题。吴祖光当时还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时间过了23年，“文革”结束了，右派平反了，赵丹临终前的遗言，谈的还是吴祖光当年谈的老问题。赵丹的遗言中说：“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出来的！”又是14年后，1994年大剧作家曹禺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吴祖光去看他，俩人回忆60年的创作生涯，感慨万端。吴祖光归来后写了篇广为学界称道的妙文：《掌握自己的命运》(载《读书》1994年第11期)，其中有这第一段：“我想，领导是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部门，机关，学校都要领导，军队尤其要领导……但是，文学、艺术创作却是另外一回事，她是艺术品，她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亦可以说，除法律对她的限制之外，广大的读者和观众都是她的领导……”接着，吴祖光又提到了1957年提出的问题：“屈原等是谁领导的？李白、杜甫是谁领导的？关汉卿、汤显祖是谁领导的？”1957年至今，40多年了，问题总是不断地被提出来。
2000年是赵丹逝世20周年。重读赵丹20年前的临终遗言，自然感慨良多。也许赵丹的话不很中听，但对繁荣文艺应该是有益无害吧。在新世纪曙光即临时，重温它，也是对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的最好怀念。
(写于1999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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