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胡耀邦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去了党校职务，学校换了新校长(因为中央党校直属书记处管理)。同年我也因为遇到一桩不愉快的事，直接写信给总书记胡耀邦辞职离开了党校。我离开党校是在1982年12月，一时未另安排工作，仍住在党校的宿舍(离党校本部有一里多路)，因此和党校同志仍有些联系。我离开党校后的一年，是打开全面改革大门的一年，也是发生重大事变的一年。1983年上半年，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要“清除精神污染”，接着就开展了一场斗争。我已经离开了党校，但党校领导仍把我作为“清除”的对象，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专门组织了一个清查小组，清查我的所有讲稿、讲话及文章。这是完全照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能不追溯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当时的运动被称为“反自由化”斗争。“自由化”全称“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当年我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苏联方面批评我们的一个词。大概在1981年，我们这里有人把对“四项基本原则”议论几句的人也给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邓小平在他的谈话中也提到“自由化”这个名词，并支持“反自由化”，但邓小平这样说，其本意在于在“搞活、改革”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把好关，防止西方势力的侵入，使社会主义稳住阵地，其意思大抵与当时有人提出“经济上反‘左’，政治上防‘右’”的口号相当。然而，在当时一部分领导人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的头脑中，却把“自由化”定义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逐渐形成下面这样一个公式：反对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或公式就为“左”的势力所利用，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试图将一部分改革道路的探索者(特别是敢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人)，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列，这也就是企图重演1957年的那场运动。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胡乔木的前后言论看，他似乎始终念念不忘1957年的那个不寻常的年头(有时好像是担心某些事件将矛盾激化)。这次提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即“反自由化”，主要针对经济改革中发生的一些现象(如产生了剥削)和在思想理论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周扬提出的异化、人道主义问题)，主要对象仍是知识分子。但这次反“自由化”一直导致领导层矛盾加剧，改革开放屡遭挫折，其震动不可谓不小。
我们且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说起。这次行动首先针对“搞活、改革”中发生的问题；然后批判“异化”、“人道主义”的提法。
中国在1956年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社会剥削现象。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改革勃兴，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农村兴起了一种将集体土地分配到户，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同时又有统一经营的新的农村体制。农民争得了土地承包权，又争得了自由贸易权，逐渐搞活了农村市场。这样，被束缚多年的农民的手脚放开了。农民手脚一放开，就像雨后春笋似的在原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大批乡镇企业，同时又出现了一批小规模的私营企业，还出现了私人商业和长途贩运商贩。这样就又开始产生了某种雇工剥削现象和投机倒把行为。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这就出现小商小贩，有人就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农村中的能工巧匠，有技术，自己干不过来，请了几个帮手，被雇的人心甘情愿，说这样大家都可以多得，没有人来雇用，自己不会干，就什么也捞不到了。可有人说这就是雇工剥削，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些人对此惶惶不安。社会主义竟然重新产生了雇工剥削现象，这还了得！他们认为这是“污染”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变质的严重现象。于是频繁派人下去调查乡镇企业和私营小企业及私人商业中的剥削现象，随后“大事不好”的警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中央领导人提醒说对这种现象要“看一看”，要从搞活经济角度耐心观察分析，不宜大惊小怪。但是，一些人硬是制造耸人听闻的舆论，非议丛起。
与此同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灰色阴暗的东西。有些作品宣传色情，甚至出现了淫秽书刊。在一些人中间，产生“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这些不健康的倾向自然应当引起注意，及时加以清理，像后来的“扫黄”行动那样(注意：“扫黄”行动为人民所欢迎，却丝毫未引起社会震荡)。
此外，在理论界，在报刊上，有少数几篇讨论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这完全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这种极少见的现象，其腥风血雨遍及各领域，引起人们从多方面思考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这绝不是一个《决议》所能够代替，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这一段历史的种种现象将引起今后几代人的深思。理论界提出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来讨论，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是理所当然的。试问“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造成权力异化及其他种种异化现象，人间何处才有异化现象？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如此，虽然人们谈论这些已是痛苦多于愤慨。
此时，中央党校的同志私下告诉我，学校刚传达了胡乔木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两句话：“资产阶级正在卷土重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占了主导地位”。我想，形势果然已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那时我离开了党校又无新的工作，就又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不再看文件、听报告，只翻翻手头的几份报纸，听到的消息也少了。但不久我终于得知，一场运动又来临了。这场运动就是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来势相当凶猛。
中央的讲话事先好像是有的，但是并没有说要搞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央或书记处并没有出面部署运动，只是由宣传部门向下进行部署。唯一公开见诸报端的“清污”动员报告，是中央党校新上任的校长在南京的一次讲话。
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宣布后，引起了一片恐慌，因为谁也弄不清“清除”什么，“清除”的界限在哪里。首先是农村和城市工商业界，以为改革搞错了，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反右”又来临了，因此纷纷准备退却。中央见此情景，首先是万里站出来说话：“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接着是赵紫阳讲话：“经济领域，包括经济改革的理论探讨，没有自由化。”这样一来，才算把经济领域这一头稳住了，使运动发动者实际上丧失了他们原定的主要目标：阻止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但是，“清污”一直扩大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些纯属个人兴趣爱好的东西被横加干涉：一些歌被禁唱，一些电影、电视片被禁演，裸体雕塑被砸碎。有些工厂门口站上岗，宣布留长头发的、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不得入内。《瞭望》周刊封面登了中国女体操运动员(世界冠军)在高低杠上的动作照片，也被当做“黄色照片”收缴了。这股风同样波及部队，听说有的连队宣布收缴“淫秽照片”，一些战士把自己的姐姐、妹妹、未婚妻的照片也交上去了。而在学校和文化单位，则又重新像“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到处清查笔记、讲稿、书籍和各种作品，搞得人心惶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清污”搞到这种程度，中央不能不出来宣布收场。运动持续时间约达两个月。
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有一篇讲话，说到这次“清污”由于一开始没有划清政策界限，所以“许多地方走了样”。胡耀邦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走样子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就是有“左”的东西或者用守旧的观点，用封建主义的观点，去对付清除精神污染。这是万里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前天书记处会议上，杨尚昆同志说：我们许多东西一做起来就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办法，造成了很大损失，把文物都横扫了。“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已经过了五年，怎么还搞“左”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封建主义思想的人对现代化、对现代世界各国的东西都看不惯，还要把社会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秩序方面去。
听！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借着所谓“清污”，又驾临到人们的头上了！
其实，当时人们的观念包括胡耀邦的讲话，对于已锋芒毕露的“左”的势力的居心估计不足。从当时传达的那两句话即“资产阶级正在卷土重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占了主导地位”看来，“左”的势力已决心搞一场像1957年那样的运动(现在叫做反自由化)。但是由于当时人心思变，改革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所以当时的“清污者”即“反自由化者”不得不中途缩手，他们眼见阻挠经济改革的目的暂时受阻，就索性全力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对付周扬提出的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将周扬作为靶子，自然对全体知识分子起威慑的作用。我们且看他们在异化问题上是如何动作的，这也是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一景。
在中国思想界，首先提出异化问题来的是周扬，不是别人。周扬提出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来不止一次。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就提出了“异化问题”，那是在一个工作报告中，这个工作报告经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和我都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同在“社会科学界”组，这个组汇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名流，由周扬任组长，薜暮桥和我为副。就在这时，我请周扬到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报告，他在报告中又提出异化和人道主义这两个问题来(我为慎重起见，将周的报告刊登在中央党校校刊上，没有上《理论动态》)。接着，1983年3月13日召开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又请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周扬的报告又着重提出了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当时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就抓住这个问题作文章，他们把异化和人道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思想中肮脏的东西，于是发动了一场公开的争论。这场争论就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胡乔木和周杨之间进行，两个人就《人民日报》刊登周扬的报告一事在有关会议上激烈争吵，两人各不相让，言辞激烈。故乔木责备周扬说：“你不应该拿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周扬则说：“你并没有说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只说要在几个地方作点修改，何况我的讲话稿事先送请你审查，你没有提不同意见”。胡乔木有些盛气凌人：“你这是反中央反政治局。”(按：这时胡乔木已是政治局成员)周扬猛地站起来反驳：“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只是反对你这个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具体个人。”这场争吵有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等在场。这些小范围的争斗且按下不表，这时候，胡乔木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他撰写《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书，批判周扬的观点。此书于1984年1月正式出版。
这种批判是高压性的。这又一次证实了人们对于胡乔木其人的一种看法。当批准胡乔木重新恢复工作的时候，邓小平对胡有这样的评语：“胡这个人有固执性，也有软弱性。”大家看到，胡乔木同志其人，当他失势受压的时候，其较弱性一面容易暴露出来，如在“文革”时候参加“批邓”、写检讨；而当他权力在握的时候，其固执性和权威心理就容易表现出来。这次他对周扬是步步进逼，完全不顾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周扬在纪念会上的报告直面“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内容，并且由此出发作出自己的分析与批判，但仍从根本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而胡乔木的文章则回避我们刚经历过的十年灾难历史及其悲惨教训，以及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提出的新问题，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一切照旧，人们只能反复背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所说的那些话。胡乔木的文章在理论上，在一般意义上，通篇读来倒也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许多对于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批评似乎也是对的，但是对于我们这里曾经长期存在过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政治专制运动中发生过的种种恶行的性质，却避而不谈，究竟这里有没有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不如的东西？封建法西斯主义是否也是一种权力异化现象？这些，在胡乔木的书中，连讨论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一点点。作为一个多义词的人文主义提出后，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现在胡乔木又提出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道德观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两个概念来，更加令人神迷目眩，而其目的只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概念。究竟马克思主义应不应当有自己的人道主义观？1983年正是胡乔木等大谈我们的社会已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时候，所以他对异化问题的立论也由此出发。但是他忘记了，即使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是有旧社会的多种痕迹存在的呀，何况我们目前所处的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而贫穷落后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就算是共产主义吧，共产主义是否有自己的人道主义呢？这里我们且引用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一段话。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也算是对于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一种解释吧？贯彻人道主义原则，不是要求别的，只是要求我们维护人类的最高利益，并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注意：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目前正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与威胁)。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件事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胡乔木批判周扬的小册子于1984年1月出版发行，同月26日(1984年春节)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问候。其诗曰：
谁让你逃出剑匣，
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
也从我心头流出，
就在同时。请原谅！
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
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
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是好诗，韵律颇佳。这反映了处于强势的胡乔木当时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不知道周扬读此诗是怎样一种感受，但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他确因这次被整而心情不畅，精神疲惫，最后病倒，郁郁而终。这不禁令人想起“卧龙吊孝”这出戏来。
在异化问题上，胡乔木和他的助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证明马克思在其晚年已放弃了异化概念，竟拿1867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和1872年马克思独自修订出版的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作对比，说前者有四处用了异化概念，而后者只有一处用了异化概念。但胡乔木却没有去查一查，经马克思自己于1873年修订的《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第2版，以及恩格斯于1890年最后校订的《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第4版，两书原有的四处提到异化概念的地方均照旧保留不动。那么，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出版法文版《资本论》时，马克思是考虑到法国读者可能对于德国哲学术语不熟悉，所以“异化”一词只在一处使用，而把另三处改用了别的但是含义完全相同的词语(德文版《资本论》这样做的地方也有好多处)，如此而已！明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异化问题上胡乔木也是力不从心。
这里不能不说明：无论异化问题或人道主义问题，虽然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但一经讨论，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学术领域，成为学术争论，这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究竟怎样理解和对待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这次的学术争论是在不同等级的领导人之间进行。但是既然要在学术上弄清问题，就必须采取学术探讨态度，任何领导人和大众一样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任何特权，更不能以势压人。
至于这场运动波及到我，因为是背靠背的清查，我不知详情。最后这场清查运动因群众的抵制而草草收场，对我的清查听说也不了了之。我能够说什么呢？1989年我为山西《晋阳学刊》(1989年第2期)写过一篇《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片断》，其中提到这次遭遇，公开声明我的态度，我说：
在这种场合，我的立场只能是这样：什么有权的人如果有兴趣查我的东西是可以的，我如有错误言论(或曰“自由化”言论)自然欢迎批评，我自己对党对人民负责，也要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但如果没有错误，或者按照党章国法我有权在一定问题上说出自己与别人(任何权威人物)不同的观点，若有人因此发表这样那样的谗言，或者造谣诬蔑说不伦不类的话，或者明里不说暗中却变着法儿整人，那就让他们说去，让他们整去，我也一句话不收回——这就是我的态度。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共产党人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者毫不顾惜自己的独立人格而看风使舵，是可耻的。
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时期，反“自由化”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而是一浪接着一浪。除了1983年那场运动以外，还在1986年和1987年因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不适当地制造舆论，造成一种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又适逢当时物价飞涨、腐败现象丛生，引发群众的不满，结果引发一场学潮，不少地方学生上街游行。当局又把这场学潮归咎于“自由化”思潮泛滥，并将“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扣到总书记胡耀邦的头上，迫使胡耀邦辞职下台，致使政局动荡。究竟何谓“自由化”？要不要反对“自由化”？党内思想一直有分歧，直至在中央全会上发生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一直留存下来，余震不断，搞得党心、人心惶惶。而历届领导人对此又态度暧昧。究竟如何对待和评价反“自由化”，责任由谁承担，看来这个问题要留待历史去解决了。
(写于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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