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桥梁工地上》出现在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当时的情形与今天的形势十分相似：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过去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可是，怎样认识当时的现实，现实里出现了哪些新的矛盾，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是什么，真正阻碍我们前进的力量来自何处？这一切，是迫使当时每个文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有些人还看不清急剧变化了的社会生活中的新矛盾，为此彷徨苦恼；有些人虽然看到了，却没有勇气正视，采取回避和粉饰的态度，习惯于用现成的老套子，写些廉价的颂歌。有些人虽然涉及了，但写得不深。而刘宾雁同志不是这样，他敢于为天下先，怀着急切改变现状的责任感，根据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通过对黄河上游一个桥梁工地斗争生活的真实描绘，通过罗立正和曾刚这两个对立人物的矛盾纠葛，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揭示出新生力量与保守势力，先进的管理方式与陈腐的小生产的管理方式，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与思想僵化、长官意志的激烈冲突。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官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灵魂，揭露了他们给建设事业带来的深重危害，歌颂了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积极进取的历史主动性，大声地提醒人们：千万别小看官僚主义，它顽固、善变，它正侵蚀着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特写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和平建设时期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宽阔画幅。站在桥梁工地上，从外表看去，一座座大桥竖起来了，最新式的钢拱桥象彩虹似的伸向天际，桥下的黄河水也象时代生活一样滚滚向前，工人阶级正在创造着奇迹。但是，作者没有被成绩和主流所眩惑，他走向工地的基层，走向生活的深处，发现了主流的对面还有逆流和回流，保守主义、官僚主义正在竭力拖住建设的速度和效率，正在制造惊人的浪费，他们在桥梁队绝非孤立无援，而且还颇有实力呢！青年工程师曾刚和桥梁队的工人群众，为提高效率，更新设备，改善管理，实行“双倍定额”，表现了可贵的主动精神。可是，这样的热情和努力，在思想僵化了的桥梁队长罗立正、技术室主任周维本们看来，却不过是“冒险”行为，“无纪律”的表现。在他们的束缚下，新鲜的思想无法变为实际，明智的意见被化成空谈。就是队部门上装样子的“意见箱”，也连“锁都锈住了”。对“造两座桥就整整赔掉一个桥”的浪费现象，罗立正们不痛心，不自责，反而振振有词：“不错，钱是花多了点，桥可造起来了呀！”他们就是如此的麻木不仁！他们常用的字眼是“正常”，那就是当留声机和传达室，例行公事地传达、布置、讨论，在多开会和开长会中消磨日月；至于下面有什么困难、问题，他们可以充耳不闻，心安理得。但是，假若有谁敢打破这“正常”的秩序，就被看作“添麻烦不好领导”，而要当作异端来施加压力了。不断刷新指标的曾刚，成了“危险分子”，有人还提出应该查一查他是否有“反党情绪”。一份表扬提高工效的稿件，吓慌了罗立正的手脚，他惊呼：“万一中央负责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许连部的领导都要作难——那就得全国各地都这么搞哇”。全国都来搞超额，罗立正当作不祥之物。罗立正们所谓“多请示”呀，“指标低点好超额”呀，“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呀，都围绕着一个目的，那就是保住既得利益，保持内心的宁静而免遭纷扰。如果说，平时他们尽可以用数不清的借口掩饰自己的卑怯，那么当自然灾害突降时，官僚主义者的灵魂就无可遁形了。洪峰袭来，事变当前，情况紧急，罗立正不思当机立断、排除险情（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而是盘算如何脱身，如何保全自己，如意办法仍然是：请示工程局，只要局长或处长说了话，就万无一失了。就这样，良机坐失，桥梁冲毁，大批国家资财被葬送，工人们痛惜地哭了；而罗立正此时此刻是何等得意：“万幸，万幸，电话总算打通了——不管怎样，我请示过了”，周维本感叹道：“没死人，不简单哪！”这是多么鞭辟入里的揭露，多么辛辣的真实啊！特写就是这样通过一系列典型场景和细节描写，写出了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和严重存在。象曾刚这样的人，多数人对他持怀疑态度，这个“多数”又怎样的发人深思呵！出现在这里的矛盾冲突，都不是作者臆想和任意夸大的产物。而是严格忠于现实，透过表面从生活的深处选择和摄取到作品中的。从这篇特写足以看出，只要真正深入到生活的底层，深刻地而不是皮相地再现生活，即使和平建设时期的题材，在感情的规模上，矛盾的尖锐程度上，绝不比其他题材逊色，它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在桥梁工地上》超出一般特写的地方在于，它不但生动地描绘了事件的过程，写出了桥梁工地许多真实的生活画面，发掘了平凡生活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而且在不违背特写真实性的前提下，集中突出地刻画了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罗立正的形象就是一个成功的创造。作品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造成这种性格特点的环境和原因，层层深入地挖掘着他的灵魂世界。罗立正不是投机分子，也不属野心家之类，他是一个心灵上落满了灰尘，在和平建设环境里解除了思想武装的从战士到懦夫的人。战争年月，罗立正不愧为无畏的战士。他就是“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披星戴月奔走在京汉路上的那个人”。在宿营的火堆旁，他美妙地幻想着等革命成功后，“到黄河、长江上把大桥一个个架起来”，火光映着他红红的脸，发亮的眼睛。可是，等到他领导一个桥梁队，走遍天南地北，亲手架起三十多座大桥，幻想逐个实现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激动，不幻想了，“发亮的眼睛”也变作“睡意朦胧”的眼睛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战争可以考验人，和平建设——这伟大而又极端麻烦的事业更能考验人。罗立正看到了这里数不清的矛盾比战争更复杂、更难处，他慢慢学会吸取消极的经验，逐渐形成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逻辑。党报社论他从来不大看，中央文件不附上局里的指示他也不大看，因为“一个人不按报纸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于是，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在人们的印象里，罗队长是组织性最强的干部。
个人主义的毒菌就这样咬噬着一个战士的躯体，又通过他来咬噬桥梁工地、社会主义事业。罗立正在竭力寻求一？个永远安全的贝壳，一个可以保持内心平衡的套子，然后钻进去，以抵挡时代风雨的冲击。这种人，处身于激流漩涡，却迷恋着死水微澜。人不能没有寄托，罗立正逐渐爱好上了打猎和修理怀表之类的小趣味，只有这时候，他的眼睛才重新发亮了。这个人，在战争岁月也许“不会生活”，但会打仗，会工作；可如今，他倒是“会生活”而不会工作了。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悲剧呵！正是这样一个人，才会麻木到：洪水冲走一切都可以，只要不冲走他安身立命的“贝壳”和“套子”就行的可悲境地。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状态，有如一口警钟：虽然，罗立正出现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但今天这样的人并未绝迹。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四人帮”的肆虐，这类人有增无减，他们已经成为新长征路上的严重阻力了。沉睡的罗立正们，应该醒醒了。作品对罗立正的精神世界揭露得越深刻，就愈是唤起我们与保守主义、官僚主义斗争的勇气。罗立正是这篇特写艺术创造上的最大成就。
特写一面有力地鞭挞官僚主义者的怯懦灵魂，一面热情歌颂一代革命者、建设者的新人形象。三分队队长兼工程师曾刚，就是一个新人的代表。他热情、刻苦，充满首创精神，同时又冷静、严谨、富于求实精神。他通晓造桥技术，不断更新生产流程和设备，是真正扎根群众，来自实践的战士，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恩格斯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种新人就是“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23页）。从曾刚的身上就能看到这种新人的雏形和某些特征。在特写里，曾刚是在双的严峻考验中前进的。一种是自然规律、科学管理对他的考验，他经受住了。他领导的三分队，有条有理，秩序井然。他亲自掌管合理化建议的工作，队里的一切具体措施都在他通盘考虑下作出。他说：“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儿，我一定得告诉工人”，就是这样，他善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工人的积极性和力量。但是，另一种考验则是更为严峻，更为复杂。这就是与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尖锐矛盾。齐刚与罗立正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随着思想分歧的加剧，双方的裂痕也加大加深了。面对暂时强大的保守势力，曾刚未免有些稚嫩，他曾深深地苦恼：有了机器有了人，可就是不能大干。他也曾苦闷地发问：为什么被指责为“冒险”的人工作起来很稳当，而所谓“稳当”的人倒真正冒着失败的危险呢？习惯势力所造成的舆论，指责他“大胆”、“狂妄”，甚至有“反党情绪”，连他自己也不能不害怕。但曾刚不愧是坚持真理的战士，他敢于打破党委会上的沉寂气氛，指出了指标偏低的问题；他敢于直问罗立正扣压表扬稿的行为，驳斥他的荒谬；他在冷眼和刁难中尽力克服困难，提前完成计划。特别是当洪峰袭来，官僚主义和自然灾害这双重考验向他压来的时候，他勇敢地挑起重担，紧紧依靠工人阶级，采取紧急措施，以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战胜洪灾，挽救了危殆万分的桥梁工程！这样一个闪闪发光的性格，却在过去的一些批判文章中被指斥为“反党分子”。读遍这篇特写，哪一处能得出他“反党”的结论呢？他何尝谋过私利，他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发自内心的激情，走着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然而曾刚却处在逆境和挫折之中，后来他被毫无道理地调走了。曾刚与罗立正一样，也是一个悲剧。不过这个悲剧启示我们的是，不消除官僚主义的礁石，不扫荡长官意志的恶习，不驱散思想僵化的暮气，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希望，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只能是一纸空谈！从文学上说，齐刚这个形象的创造，对于我们写好向四化进军的手脑并用的劳动英雄，是很有些借鉴价值的。当然，就这篇特写来看，在个性化的刻画上，曾刚要比罗立正略逊一筹。
这篇特写所包容的思想是丰富的、深刻的，时有真理的闪光。作品的结局，尤有令人回味无穷的力量。洪峰事故之后，一九五六年春天，在毛泽东同志发出反保守、反官僚主义的指示的时候，作者重到桥梁工地。曾刚被调走了，应负事故责任的罗立正却依然故我，还是一双睡意朦胧的眼睛，还在修他的怀表，对于党中央指示，他大声地赞叹着“党中央真英明呵”，“我们是小脚女人啊！”“我们没长犄角啊！”……罗立正是多么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又以不变应万变呵！作者无限感慨地写道：“困难在于罗立正这样的人并不抵抗这个潮流，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这真是惊人之笔！它提醒我们，与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这些深刻的思想和真理的声音都不是凭空添上的，而是作者从生活矿藏中辛苦提炼的，因而特别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力。《在桥梁工地上》确实发挥了特写的“侦察兵”的职能。
作为一篇出色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富于艺术独创性。特写不同于小说，对真实性的要求严格得多。但作者却能在束缚中求自由，在局限中尽力增大作品的思想容量和提高人物的典型性。这首先借助于作者善于选择和组织典型情节和细节，并用思想的光朿照亮这些情节和细节。在阅读中，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仿佛跟随一个情况稔熟的导游者，步步深入地走进工地，眼前掠过一个个相对完整又相互联系的生活画面，象电影的“蒙太奇”一样，既有特写，又有中景和全景，最后获得了“这一个”桥梁工地的深刻完整的印象。如前所述，作者很善于刻画人物。他的办法是，把工地上矛盾冲突的线索与人物性格面貌的展现交织在一起，在矛盾中刻画人物，在刻画人物中推动矛盾发展。如曾刚与罗立正这一对人物的描写，除了较多的细节刻画，主要通过党委会的僵局，表扬稿的争执，洪水袭来截然相反的行动，既勾勒出桥梁队两种思想矛盾的发展过程，又用对立的方式把各自的性格区分得更加鲜明。作者写人物，重点始终放在写心理状态，写精神世界。特别是罗立正的刻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仿佛慢慢揭开了面纱，直到袒露出这个锈损了的灵魂。语言上，作者注意最能显示性格的个性化的语言。如罗立正的口头禅；“真是想都不敢想啊！”起初我们以为他是在赞叹建设的成就，后来便觉得，这句话顶能反映他的自我满足、故步自封了。
但是，在一切特点中，最值得珍视的，也是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对生活的热烈激情，作者的责任感。作者对待生活不是冷冰冰的“客观”态度，也不是为明哲保身而对落后现象坐视不理，无动于衷，更不是用现成的结论去简单地图解生活，而是把自己在生活深处发现的新事物揭示出来，唤起读者和自己一道去支持它，把腐朽的旧事物展示出来，唤起读者和自己一道批判和鞭挞它，这样就把对客观事物的描绘和作者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评价结合起来了，形成一种政论色彩和对生活的冲击力量。正因为这样，《往桥梁工地上》把特写的战斗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对生活的可贵的责任感，“特写”需要，一切文艺作品同样需要，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不是“美容院”，而是战斗的利器，生活的明镜。
今天，历史条件不同了，但罗立正式的人物仍繁衍不绝，需要我们去唤醒，随着社会主义的大生产，曾刚式的人物在成批涌现，需要我们去歌颂。我们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迈进，前进的路上也一定会遭遇到习惯势力，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等的阻拦。让我们大胆揭示生活中新的矛盾和冲突，对现实的反映更真实些，更深刻些，更昂扬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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