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大浪淘沙，每一时代能够传世的作品是极稀少的。我们无意要求今天的小说，每一篇只有达到名著的水平方能问世；何况，有些作品也未必没有永久的价值。但是，在这种关于艺术生命力的比较中，难道不能悟出一点艺术规律，使之成为每个作者刻意追求的目标吗？只要深入思索一番，便会发现，那些短篇名著扣动我们心弦的，主要的不是它的事件或社会问题本身，而是人，是一个个活在那些作品里的，令人颤栗、感奋、垂泪、扼腕的灵魂；那一个个既独特又带着普遍性的人物的命运和悲欢！所谓灵魂，并不神秘和玄虚，它指的是既有普遍性又是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个性，指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充满喜怒哀乐的心灵变幻。我们提起阿Q、孔乙己、祥林嫂、林老板、老通宝……以及建国后一些优秀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会联想到他们的命运际遇，会与他们发生强烈的感情共鸣，从中品味出生活哲理和历史教训。即使象孙犁的《荷花淀》那样更接近于散文的小说，里面没有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作者所抒写的淀上儿女的人情之美，灵魂之美，民族感情之美，也依然使人荡气回肠。这就昭示了我们：在艺术中，包括被鲁迅称为“一雕阑”、“一画础”的短篇小说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是人，是艺术家揭示出来的美的或丑的灵魂。
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最近评选出来的二十五篇获奖小说来看，我们的许多作者，已经由“写政策”、“写概念”、“写问题”的路上比较彻底地挣脱出来，折入“写人的命运”、“写人情”、“写灵魂”的正确轨道。从艺术规律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转变。恩格斯在评价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指出，文学转向写普通人的命运和悲欢，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在经历了政治上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之后，终于回归到艺术规律上来，这不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热情称赞的吗？
获奖小说大都在总结沉痛历史教训的同时，提出或者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是怎样“总结”、怎样“提出”或者怎样“回答”的呢？是透过探索、揭示一个个打着历史烙印的灵魂，从而“隐现”和“暗示”出历史的教训呢，还是把思考的成果，通过人物这个“工具”表达出来？我们的这些优秀小说，是通过揭示灵魂的奥秘，去揭示历史的奥秘的。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以“造屋”为关目，几乎概括了农村三十多年的沧桑变幻三十年盖不起“三间屋”，就是在“四人帮”粉碎后，造屋的理想一时也难以实现，李顺大在希望和失望中挣扎浮沉。这其间的历史教训是足够沉痛的了。这篇小说打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事件本身吗？是隐蔽的政治上忽左忽右的力量如何支配着他的砖瓦和木料吗？如果是这样，一份翔实的农村调查报告就足以达到目的了。敁然，是李顺大这个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灵魂感动了我们的心！当读到妹妹顺珍为盖屋的理想牺牲青春的时候，当听到李顺大被政治风云折磨得麻木而唱出酸苦的《希奇歌》的时候，当最后，为了运砖，他不得不“贿赂”，而深夜扪心，灵魂不得安宁，痛骂自己：“唉，呃，我总该变得好些呀！”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为中国农民坚韧、忍让、忠厚的品质而感动呢？丰富深刻的历史教训已自然地包含在其中了。
然而，要揭示出人的灵魂的奥秘，创造出有生命的性格，是很难的。所谓“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心尤其难也”。要写人，最重要的途径是要真实深刻地描绘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与人物交融渗透在一起。短篇小说中的典型环境，当然不能要求它包容社会上各种重大的本质的方面，以至大而无当，造成人物与环境的脱节。作者应该象精巧的工艺师选择雕塑人物的材料一样，选择最适宜于揭示人物灵魂的特定环境、角度和侧面。《我们家的炊事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这篇小说写一位老工程师如何报国无门，被迫陚闲，内心痛苦不堪，三中全会以后，有了用武之地，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知道，要写一个人如何的遭殴打，受迫害是容易的，要写出他灵魂深处的痛苦却是很难的。而这篇小说的作者偏有这样的本领。他写的是一个七口之家的日常琐事，落墨最多的义是做饭、论菜之类。这个家很平静，没有什么哪怕稍微激烈的冲突。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作者深刻地塑造了工程师韩冠芳的灵魂，生动地表现了他正直、迂阔，外冷而内热的献身精神，有些怪僻古板的个性。做饭，是件极普通的事，可是当它与吃惯现成饭的高级知识分子韩冠芳联系起来，就有挖掘不尽的内容了。他的沦为家庭炊事员就足以耐人寻味，他的照菜谱却做不出菜，更令人失笑。他的“忽然对做饭产生了那么巨大的热情”，又叫人奇怪。在平静得几乎窒息的空气里，我们仿佛感受到他的情绪的变化，苦闷的深沉。而作者常有他的“点睛”妙笔。例如韩冠芳“切苦瓜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气恼了，把菜刀‘哐当’扔到案板上，两根苦瓜叽哩轱辘滚到地下，他捡也不捡，眯缝起眼睛，从墙上的小窗，瞭望远处的天空，许久一动不动。”“一会儿，他忽然长叹一声，低头拿起菜刀，用刀背轻轻敲击着案板，象吟诵古诗似的，拉着长声，自言自语：‘小人哉——韩冠芳啊！’”这一细节浸透了苍凉、凄楚的人生感叹，是揭示灵魂奥秘的精彩之笔。他手切苦瓜，其实自己正品尝着人生的苦瓜。他岂愿老死厨下，终其一生？他这发自内心的冰凉的惨叫，声音微弱，但却惊心动魄！通篇不言政治斗争，只谈炊事，但言在此而义在彼，作者从生活的反常中，寻求着人物个性的反常。他要工作，却只能与瓜菜为伍；他有热情，却只能封闭在心中；他要献身，却只能拴在炉灶之间。在表面的平静下，蕴藏着多么深刻的矛盾冲突！这篇小说环境和人物达到了奇妙的矛盾统一，作者给自己的内容找到了合适的形式。一般说来，短篇小说在处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时，最好避免正面攻坚，适宜选择巧妙的角度，或者侧面的侧面，来刻画人物。但这是可以千变万化，没有一定之规的。《乔厂长上任记》就是一篇采取了“硬对硬”，“正面攻坚”的优秀之作。乔光朴形象之所以如刀削斧砍一般的棱角分明，个性突出，就因为作者把他放到了尖锐激烈的矛盾中去冶炼，去铸造。有如钢刀在石上磨，越磨越锋利。这也是作者从乔光朴这个特定英雄形象出发，所采用的手法。《乔厂长上任记》与《我们家的炊事员》，内容殊异，手法各别，一刚一柔，一正一侧，一个如奇崛的高峰，一个如难测的深潭；但它们都成功地把人物交融在环境之中，揭示了人物的灵魂世界。
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性格刻画的深度，灵魂世界开掘的深度紧密联系。但通过怎样的艺术途径才能达到“深”呢？似乎这是人们探讨得并不多的具体问题。我觉得，有几篇获奖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那就是对比。事物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深化，性格也只有在比较中才能鲜明。恩格斯说过，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他主张，“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和《重逢》这三篇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各有独到之处，但大胆采用对比的手法，注意在对立中刻画人物，却是共同的。有趣的是，三篇小说写了三大段历史时期的事，几乎囊括了从解放战争末尾到“四人帮”粉碎后的清查运动。每篇小说里都是两个既联系又冲突的性格——老寿与老甘，方丽茹与秦慕平，叶辉与朱春信——他们之间或者从统一到分化，从联系到冲突；或者从对立到统一，从冤家到谅解。茹志鹃在《剪辑错了的故事》里，用艺术剪子剪下了人物灵魂震颤的几个片断。时而是淮海战役前后的农村，时而是大刮共产风时的农村，交错地进行对比。当年，老寿拿出全部口粮，装进四条干粮袋交给县大队长老甘。“老寿看他走远了，回身进屋关门。一摸，门栓上挂着两条干粮袋，老甘只拿了一半上路”，“老寿悄悄地用手掌抹去两眼热泪”，那是怎样动人的关系呵！可是，大刮共产风大搞“万斤田”时，眼看全村只能每人吃八大两了，老游又去找公社书记老甘。老甘却说：“想想战争年代，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直说的老寿低头不语，回家路上，“把鞭杆插在车帮上，任牲畜自在地走着”。这又是多么令人沉重的关系！至于砍枣树和砍梨树的对比描写，那简直把人物的感情变化和灵魂的揭示，推上了峰巅！曾经在淮海战役需要柴草时，主动砍伐了自己心爱枣树的老寿，在集体的梨树被老甘强令一夜之间伐光后，完全衰老了，他“全白了的长眉下面，迸出了两颗浑浊的泪水”。作者问道：“老寿心里发生的一切，是发生在心里吗？”不，透过老寿的灵魂世界，让人们去思索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的根源。《记忆》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出现代迷信造成的悲剧。四清运动中，女放映员方丽茹“只不过在几秒钟内颠倒了影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遣乡劳改；十五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整过小方的宣传部长秦慕平，也因为用了有领袖像的报纸包鞋而惨遭迫害。作品通过秦慕平和小方的命运的对比与联系，让秦慕平悔恨交加，大声疾呼：“对于颠倒人的人，要从严处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党纪国法，将来会有的！一定要有！”小说《重逢》在使用对比方法揭示灵魂方面，也许是达到了更为强烈的效果。文革时，在一次为保卫“亮相”干部朱春信的武斗中，小将叶辉与正“过着逃犯似的生活”的市委副书记朱春信相逢，叶辉认为他保护朱春信是崇高、神圣的革命义务；朱春信也感谢、赏识小将叶辉。可是，十年后再度重逢，竟是在公安局的审讯室中。一个是座上客，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堂堂地委副书记，一个则是“打砸抢罪犯”。小说从这里开始，拉开记忆之幕，回溯了两个人物各自心灵的历程，最后又回归到朱春信的探监而止。作品通过一系列对比，使两个人的个性活生生地刻画出来，艺术的触角沖展到社会生活的四面八方。正如《重逢》的作者金河在《我为什么写“重逢”》一文中所说：“我想用对比的方法写两个典型人物的典型命运”，“使他们不同结局的对比更加尖锐，更加引人深思。”
我想，在我们探讨如何深刻揭示人的灵魂的问题时，除了从环境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立与联系方面思索之外，还应该从人物本身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心活动之间的矛盾统一加以深入思索。人的体态外形，静止地看，也许只是人的自然属性，而生活中和作品中活人的体态外形、肖像表情，无不打着深深的社会烙印，具有特定的社会内容。而人的内心世界，千变万化，一片小小的心田，可以折射出相当复杂的社会矛盾。作为一个完輅的人，“内”与“外”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人与周围环境接触，便会引起内心的微妙变化厂而内心的冲突又会从肖像表情中迅速地、或曲折地表现出来。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人物内心活动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矛盾统一，在于掌捤人物心理受外界环境刺激后的活动的线索。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托尔斯泰小说时指出的，要掌握“心理过程的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术语来说，就是心灵辩证法”。当然，象短篇小说这样狭小的艺术形式，能够揭示出人物灵魂的一角，性格的横断面、纵剖面，甚至最突出的一、二点，也就够了。它并不需要对人物性格作历史过程的全面描绘。但这“一角”、“一面”、“一点”，却应该高度典型化，让人“推及全体”，看到一个完整的人。《小镇上的将军》得到盛赞，不是偶然的。它在环境描写上风俗画般的点染固然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将军这一形象从外形到内心的挖掘，对他的内心发展线索的准确把握和表现，则是成功的更重要的原因。将军外形的“渺小”似乎与他灵魂的壮美博大相矛盾着，但随着作者笔触的运转，这个“矮小干瘪，一脸打折的老皮，身子佝偻着，还跛着一条腿”的形象，便越来越崇高了。断臂的维娜斯是美的，跛腿的将军也是美的。其奥秘就在于我们对他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直到“内”与“外”合而为一时，终于浮现出有如那棵“老皮斑驳，叫雷轰了顶，但它根不死”的老樟树的不朽形象了。将军怒斥肉铺前的小兵，是他内心感情的初次迸发；他忍无可忍，向“本镇皇后”举起了茶木拐棍，“拐棍在半空中巍巍地颤抖着，颤抖着……但是，拐棍终于没有落下来，将军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咔叭’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两截”的描写，又是凝聚着何等复杂深沉的心理内容！及至总理逝世，将军的哀悼和骤然衰老，透露出他博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至将军临终，“一边喘息，一边微笑，用十分清晰的声音，艰难地说：‘你们，不要赶我走……我要在这儿看园子……不过，你们得种树……修路……挖河……你们不会赶我走吧？啊，这就好……’”简直把将军壮美的民族情怀，象黄河决口似地倾诉出来了。在这里，将军“内”与“外”的统一，仿佛一条绵亘不绝的山脉，其中有几个凸出的峰峦，一峰比一峰高，直达顶巔。再回过头来看，将军初次出现的外形描绘，不但不觉其丑陋渺小，而且深感其高度个性化，打着深深的社会烙印，记录着这个艰难百战的勇士一生奇崛的经历。而且，只有“这一个”将军，才会有“这一个”外形。方之的小说《内奸》也是非常成功的。作者寓庄于谐，寓悲于喜，寓严正于幽默，成功地刻画了主人公田玉堂这个既有商人油滑、圆通，又有普通善良人正直、诚笃的复杂的灵魂。作者恰如其分地掌握了田玉堂外形的“滑”和内心的“正直”之间的矛盾统一。这一切，通过田玉堂为新四军贩药品，掩护严副司令的妻子，“文革”中遭受百般折磨不肯出卖灵魂等情节生动地表现出来。妙的是，在这一系列紧张的行动中，他无处不显示其商人气。这种创造，都是通晓了人物“心灵辩证法”的结果。
探索人们的魂灵，有力地揭示灵魂的奥秘，创造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艺术创作的中心课题，也是提高我国文学创作水平的核心问题。本文只是结合一些公认的短篇佳作，初步探讨这一问题，还有待于更多的人去研究它。近几年来，中、短篇小说成就突出，已经出现了许多善于“写人”的优秀作品，社会主义文学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前进着。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有少数作者，片面追求“新奇”，追求情节的曲折，题材的触目惊心，甚至某种不健康的刺激性，而相对地忽视人物的刻画，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愿我们的作家，在深刻认识、理解描写对象的基础上，创造出多姿多采，丰富深刻的人物形象，更大地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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