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人”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虽然也有各种人物在活动着，但是，总的说来，人的感情、人的意；只、人的精神、人的个性……没有得到真正广泛的、充分的揭示和开拓。它们被压缩和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而且常常成为印证某一种思想的“工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文学创作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近几年，文学创作的面貌开始有了明显的改观，其根本原因，就是“人”在文学作品中的位置逐渐提高了。前不久，八○年的短篇小说评奖揭晓，人们捧读其中许多动人心魄的篇章，再拿它与以往的某些作品比较，便一致感到，短篇创作在逐步地走向深化。这深化的突出表现，就在于不论是写新人，或写其他各种人物，都能致力于探索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因而兑现实生活的反映从表面深入腠理。不少作品的倾向性和真实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主题思想更“隐蔽”了，人物形象更丰满了。随着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需要，作家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探索和创新，也使得描写人的天地更开阔了。“人”的手足解放了，艺术中的“人”的形象也就扩大了。当然，在“写人”这个艰深的艺术课题面前，这一切还只是初步的成功；但初步成功的经验，极可珍视，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
就拿描写新人形象来说，这几乎是多年来创作上的薄弱环节。虽然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深刻动人的英雄或新人的形象；但更多的情形则是，英雄人物、正面人物、新人，总令人有一种隔膜之感，缺乏血肉，缺乏生命，缺乏活人的气息。究其原因自然很多，但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在对这类人物的描写上，曾有过许多清规戒律，诸如“能不能写英雄的缺点呀”。“能不能写英雄的转变呀”，“不要借口复杂性给英雄抹黑呀”，等等。这些违背文艺规律的东西，至今还萦绕在一些作者的头脑中，朿缚着他们的笔，影响着对英雄或新人形象刻画的深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我们的有些作者对新人的理解过于狭窄了。现在，把新人“神化”的现象虽不多见了，但在一些人看来，新人只有一种，只能是“创业者”的形象，而且似乎应该从头到脚“全新”才行。孰不知，大千世界无比丰富，新人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凡是具有新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和品格，在某些方面走在时代前列，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有助生活前进的人，不都可以视作新人吗？对新人形象的简单化的理解，只能把大量生动活泼的生活形式、把千姿百态的新人形象排除在视野之外。
正是有感于此，当我们看到《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和《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这样两个新人的形象时，不能不受到深深的感染和启示。这两位“大兵”，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各有各的鲜明个性。他们一个壮烈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一个把血汗洒满天山深处，备尝艰辛，甘之如饴。可以说，他们都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可他们又都真实可信，显得那么“平凡”，那么呼吸可闻，仿佛能够窥见他们热烈的心的跳动。为什么？因为作者忠于生活，忠于人物的本色，“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论《红楼梦》语）两位作者都注意到了，广阔丰富的社会矛盾如何影响和造就了两位“大兵”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两个“大兵”身上都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都经历了十年动乱，心灵上都有过伤。刘毛妹的遭遇更为坎坷，所以他有个冷嘲热讽的外表，但惟其受过重创，他的思考也就更加内在。作品的可贵，在于透过刘毛妹“冷”的外表，从“这一个”人物独有的行动方式中，发掘出他内心的火热激情，他宽广美丽的心灵世界。《天山深处的“大兵”》，则通过处于爱情的苦恼和动摇中的北京姑娘李倩，进入天山深处探望郑志桐时的一幕幕回忆，以及郑志桐的强烈行动，“峰回路转”，层层剥示了郑志桐的高尚的精神世界。“文革”中校园里的“异端邪说”，插队农村时的“暴雨浴”，回京探亲时的“不合群”，冰崖排险时的奋不顾身……把这个“要思考，要探索，要趟出一条治国利民道路”的有为青年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他的思想和情操，的确远远高出于一般的青年，但我们相信他的真实性，因为他的生活道路是真实的。他有倔强的个性，有探索人生真谛的韧性，他不但从自身的经历中，而且从周围战友的牺牲，从整个祖国、民族的命运中汲取力量。因而真正找到了“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十年夫妻分居，幸福何在？”的答案。于是，他在许多人“千方百计走后门往北京涌”，有的人“连中国都不想呆了，正申请出国”的情势下，毅然扎根天山，甚至牺牲难得的爱情也在所不惜。读完小说，我们的心头激荡着一股民族精神的豪气，不禁联想起“定远何须生入关，伏波唯愿裹尸还”的诗句，象班超、马援这样的古代民族英雄的精神，绵延不绝，在我们可爱的尚代青年的身上又以崭新的阶级内容闪射着光辉！当然，比较起来，这篇小说中抽象的说教多了一些，人物也不及《西线轶事》中的人物厚实，但它出自一个年轻作者之手，又能注重开掘人物的心灵美，实属难能可贵。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某些作品中，它们的作者似乎总是忘记了：新人虽然具有崭新的思想，但这新思想恰恰是在他个人具体的生活经历中脱胎于旧思想；他虽然在品格、见识、觉悟程度上高于普通群众，但同时在感情上又与人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行动的意义不平凡，但往往又出之以最平凡的生活形式。在这些薄弱的方面，《灵与肉》对许灵均的深刻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许灵均这个人，早年被资本家父亲遗弃，青年时代被社会遗弃，打成“右派”，饱尝了流放和屈辱的况味。现在，阔绰的父亲来了，要接他到海外去，那里有高级的物质生活供他享用，可他固执地拒绝了父亲，甘愿回到贫穷的西北高原上的村庄。他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出国”，却硬是不想离开目前仍很穷困的生活。这一点似乎为一些读者不能理解。其实，作品的深刻性就在这里，作者要写的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变化。作品通过真切的描写，一面写出许灵均的受难，委屈，深深的被遗弃的痛苦；另一面，则写出与此同时，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大自然和朴实的人民怀抱里，如何治疗精神的创伤，如何改变旧的思想方法，逐渐使自己的心灵丰满起来的过程。“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已经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劳动者了！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的确，他的肉体、相貌与父亲是酷似的，但灵魂已离开了原来的躯壳，附在人民身上了。人民，在他心中不是抽象虚空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里有深爱着他的妻子秀芝，有暗中保护过他的郭××子一类的牧民，有牧民们等待他教育的孩子们……许灵均的感情、生活习惯，幸福观和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的，他有充足的理由“出国”，但他更有不可抗拒的“回家”的内心召唤。这样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难道还不算新人吗？小说的创作特色，是在尖锐的对比中，真实地展露了他广阔丰富的心灵变化。由于写出了这种“变化”，才使他区别于那种“高大完美”，思想始终正确的所谓“英雄”。
过去，我们的许多作品，在表现新人时，总是把人物活动的时间、空间压缩在很小的生活范围里，总是喜欢直接在生产活动、战斗场面中表现人物，或者只能从政治的角度，思想斗争的角度去表现。其实，人物的精神品质，道德情操，既可以表现在战场、田野、车间里，又可以表现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既可以从政治思想的角度，也可以从伦理道德的、婚姻爱情的，对事业、友谊、荣誉的……角度加以表现，他们自有广阔的生活空间和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不广泛地开拓表现人的空间，就不可能再现人物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我觉得，《丹凤眼》和《南湖月》这两个短篇，都很值得我们玩味。《丹凤眼》是写矿工生活的，歌颂了一对鄙视传统偏见，保持了劳动者的人的尊严的青年。辛小亮有一股男子汉气，厌恶以金钱地位衡量人的价值；孟蓓虽然身在厨房，但蔑视权势，心地高尚。这两个倔强自尊的性格撞击，便演出了一系列误会和“互相整治”的喜剧，最终他们携手在人生的道路上。读这篇小说，感到写的虽然不外车厢里的闲聊，介绍对象引起的家庭烦恼，食堂里的小小风波，但作者却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美，特别是写出了两个青年的气质的美。这是很不容易的，是与作者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分不开的。据作者陈建功同志说，他曾逐次摒弃了几种设想。例如，编一段矿工恋爱史，男的如何坚持井下挖煤，女的如何顶住传统压力，从而歌颂“挖煤光荣”；或者某矿长阻挠女儿与矿工恋爱，抨击时弊等等。但他觉得这都不足以表现他所认识的矿工生活中的美和他们性格的美，几经思考和筛选，又在生活的偶然诱导下，才找到了这个理想的題材角度。《南湖月》则轻松活泼，充满生活的情趣，似乎一点紧张的生活矛盾的影子也没有。苑霞姑娘是“大个子”，想找一个正派的也是“大个子”的青年对象；而沉静踏实的“街办小厂”技术员“大个子”柯亭，恰与苑霞邂逅，为解决小厂的锅炉问题，不意踏进了苑副经理的门槛。锅炉与爱情纠结，国营大厂对街办小厂的偏见交织，引出一连串笑剧。然而，谁能说，从锅炉的命运到柯亭与苑霞的相亲，其中不包含着丰富的现实矛盾内容呢？叫人称道的是，作者却能从“锅炉”，从“大个子”姑娘的心事等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切入”了现实矛盾的深处。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丰富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应该是复杂的，丰富的。可以说，社会有多复杂，人就有多复杂。高尔基曾在他著名的《论剧本》一文中说：“过人是很复杂的”。他在文章中一方面严厉批判了那种夸饰和制造人物内心分裂和精神狂乱的所谓“复杂性”的恶劣倾向；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写出人物固有的而不是人为的复杂性，写出人物内在的而不是外加的深刻性的作品。他强调说，“不要把‘阶级特征’从外面贴到一个人的脸上”，“‘阶级特征’不是黑痣，而是一种非常内在的、深入脑髄和神经的、生物学的东西”。并且进而指出，“单靠‘阶级特征’还不能烘托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物”；应该在“每个被描写的人物身上，除了一般的阶级特征之外，还必须找出对他最有代表性的，而且最后会决定他在社会上的行为的个人特点”。这些论述，对于塑造人物，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化，至今仍然是很精辟的。可是，写不出人物的复杂性，没有能够找出决定一个人物在社会上行动的“个人特点”，恰恰是多年来我们创作上薄弱的地方之一。过去，我们的许多人物，只分为黑、白、红几种色调。人物的脸上标着“黑痣”，一眼就可看穿了他的“本质”。至于“正面”、“反面”、“中间”等人物的分类，远远不能概括现实中人物的复杂性。我们说，当前短篇创作走向深化了，注意写出入物的复杂性，便是突出的特点之一。
提到人物的复杂性，目前恐怕还没有比《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的金凤池，更耐人寻味的了。蒋子龙毕竟是一位阅世较深的作家。从乔光朴到金凤池，蒋子龙兑现实的认识愈益深入，他的笔下越来越呈现出人生的复杂和现实矛盾的凝聚了。金凤池出场之前，作者就给他搭好了一个“社会舞台”。我们沿着正直的魏秘书的眼光，看到追逐权力，心眼刻毒而心胸狭隘的骆副厂长，已经靠他的手腕挤走了第三个厂长。厂子里的人总是习惯于服从“强者”，骆副厂长的“副”字已经从一些人的嘴头和请求报告上去掉了。人们呵，你们学得多么善于保护自己，迎合人心，随波逐流了呵！骆副厂长的女儿，也已经径直闯进办公室，半是“要挟”，半是“请求”地让魏秘书为她安排工作。笔墨不多，人情世态宛然在目。金凤池就在这个氛围中上任了！他能被骆明所容纳吗？他能取得工人的信任吗？他能站住脚吗？读者都在为他担心。其实，这完全是多余的，金凤池上任的“就职演说”，就是解决工人庞万成的家庭丧事所需要的汽车。他“这一手”感动得庞万成下跪。他一番话讲得大家个个眼圈发红。随后，他为了收服骆明，替他的女儿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他为了工作顺手，到“局里”处处“拜年”，拉关系；他一次又一次地给工人发放奖金，但又都符合条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你说他是“大滑头”吧，可他良心未泯，体恤下情；你说他是个干“四化”的带头人吧，可他是个“走后门”拉关系的老手；你说他热衷于发奖金，一定在暗中大谋私利，可他家里空空荡荡，简陋得很，酒后吐真言，他对魏秘书的一席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窥破这个复杂的人：“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滑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越混，身上的润滑剂就涂得越厚。”“社会越复杂，人就越滑头。刘书记是大好人，可他的选票还没有我的多，这叫好人怎么干？”听了他的话，我们不禁怅然若失，但兑现实的认识也就越清醒。是的，金凤池不应该当选“人民代表”，但他目前还是当选了。我们也象魏秘书一样，“坚信在下一次选举中，他一定会落选！”因为，现实生活毕竟在前进，复杂的社会矛盾会逐步解决，造成金凤池性格的社会条件一定会逐步扫除。金凤池性格是复杂的，深刻的，因而小说兑现实的反映也是深刻的，真实的。
随着作家们着力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的开拓，必然使得许多小说的主题思想更“隐蔽”了。“隐蔽”并不是朦胧、模糊，而是如恩格斯所希望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锦云、王毅合写的《笨人王老大》，都是尽可能地把作者的见解“隐蔽”起来，让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巨大力量征服读者。习惯于从作品中的一二句话中很方便地找出“主题思想”的读者和评论者，在这两篇作品面前会感到无能为力。《陈奂生上城》写了什么，它只是写了农民陈奂生的一次最普通不过的进城而已，但他那种轻快又略带沉重的心绪，既折射出生活前进的气氛，又显现了作者对尚未完全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慨叹。这篇作品发表后，有人说它是歌颂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因为陈奂生可以进城“卖油绳”了，还打算买一顶新帽子；又有人说，它是反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把病倒的陈奂生送进招待所，就没想想农民付不起五块钱一夜的住宿费。总之，众说纷纭。从高晓声的《且说陈奂生》一文来看，以上说法似乎都与作者的意图不尽符合，作者只是要写出新生活中的陈奂生的灵魂，靠他的性格的力量来映现出一个完整的生活侧面。高晓声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创作实践证明，作家只能忠实于生活，而不能忠实于预定的概念。生活的脚有它自己的尺寸，作家只能按它的尺寸做鞋子，不能先主观地做好了鞋子让生活穿，让生活穿鞋子是不行的。即使你有了预定的概念，在写作时也会被涌来的生活所突破”。无独有偶，《笨人王老大》这篇震撼人心的作品，似乎正是完全照着生活的尺寸，照着王老大的本来面目，写出了这个敦厚善良，有着金子般贵重的心的农民，如何被左倾错误葬送的悲剧。作者几乎没有一个字提到极左路线，但在王老大的命运发展中，在他那用纯金铸就的一颗善良宽厚的心被毁灭的真实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庞大的怪影在怎样撕碎美，破坏美。
人物的心灵世界是广阔丰富的，同时又是千变万化的，难以捕捉的。所以，千变万化的心灵世界就需要千变万化的艺术手法去揭示，去再现。去年以来，很多作家吸取外来表现手法写人，使我国小说中一向薄弱的对人的意识、心理的描绘强化了，深化了。虽然这只是一种尝试和探索，但也应看作是短篇创作深化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王蒙同志那种“标新立异、另辟蹊径、花样翻新”的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他去年发表了《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创新短篇。作者放开手脚写人的意识、联想、印象，乃至梦幻，着力于表现人的主观感觉和心理活动。王蒙部分近作的特点是：重心理，轻性格；重氛围，轻细节；重传神，轻传形；重多重奏，轻独奏；单刀直入，切入心理，直达心灵，直薄灵魂，纠正了以往某些作品对主观、对心理描写的不足，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天地。由于打破时空限制，使得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广泛的表现。但与之俱来的缺陷是，人物自身性格的完整性和个性的鲜明性就不够突出了，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议论有点淹没了对人物性格的深入剖析。以获奖的短篇《春之声》来看，作者通过科学家岳之峰从国外考察回来，又于春节期间乘“闷罐子车”回家探亲的沿途所见所闻，触发联想，意趣横生。岳之峰的意识活动，象放射线一样，触及到了繁复多样的生活领域；而人物的各种联想，无不归结到对新时期生活的巨大“转机”这个总的线索上。王蒙在艺术上所要追求的境界似乎是“味外之味，象外之旨，弦外之音”，尽量扩大小说的容量、广度和密度。这是探索，就难免有缺陷，我们希望这种探索在实践的检验和补正中，继续下去。
粉碎“四人帮”后，短篇创作经过了四年的发展，到了一九八〇年，确实呈现出某些深化的特点。以上笔者只是根据自己感受较深的几个方面作了一些阐述，很多已经获奖和虽未获奖、但仍然是很优秀的作品未能提到。应当看到，短篇创作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距离更加成熟的文学，还有一段路程。比如对新人形象的创造，仅仅是一个开端；对各种复杂的性格还缺乏深刻的描写；至于对阻碍生活前进的人物或者“反面人物”的描写，也一向是很薄弱的。最近，各个领域都在重新认识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的文学也应该对时代生活作出独特的、深刻的开掘。我们祝贺短篇创作继续保持它蓬勃发展的势头，不断深化，不断成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独特的、挺拔的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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