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的由责与秦时建县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是文化的土壤。要了解鄱阳文化，必须先了解鄱阳的历史。

    鄱阳有五万年生存史，九千多年文明史，两千多年建县史。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建县，是江西最早建县的县之一。关于江西最早的建县，到目前为止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县说，这是依据陈文华、陈荣华编写的《江西通史》，说“秦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江西地区至少设置了番（音PO）县和艾县两个县级行政机构”。番县指鄱阳，艾县是现在的修水。持两县说的还有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许怀林，他在其所着《江西史稿》说：“春秋后期至战国期间，在分封诸侯国之外，出现了县邑，江西地区有番、艾记载”。另一种是三县说，这是依据魏嵩山、肖华忠编写的《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一书所说：”至秦统一始有政区建置，但文献确切记载仅有番阳、庐陵、南野三县。”庐陵在现在的吉安市，南野在今天的南康市。不管两县说还是三县说，鄱阳都在其中，可见鄱阳是江西建县最早的县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知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做了两件给后来影响很大的事。一是议帝号，赢政认为自己功过三皇，德盖五帝，于是自定称号为始皇帝。这种称号的采用，表明了皇权专制主义的成立；二是定制度，确定推行郡县制，从此标志着中集权国家的出现。那么，为什么在秦朝时，鄱阳就被列为了县的建置呢？秦朝立县的具体数字史料并无记载，据现代史学家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一书的推测，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确定县的建置，“在一千之谱”，总共1000个左右。而鄱阳则在其中，里面必定会有原因，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鄱阳县志》去找答案：“春秋时期，鄱阳的属地范围南接豫章，东接姑蔑，北连鹊岸，东北鸠兹，西南艾，西北灊。”按照现在的地名对照，鄱阳在秦时和此前的管辖范围，南边到了南昌市，东边与浙江衢县相接，北面与安徽铜陵的鹊头镇相连，东北过了安徽芜湖市东，西南边是修水，西北边到了安徽省霍山东北地区。那时的地域范围，照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但基本囊括了今天的上饶、景德镇两市的辖区，还包括了安徽池州、芜湖、铜陵、安庆、六安等部分地区。

    鄱阳为什么在秦朝以前有人这么大的县域范围呢？春秋战国时，实行的是封建制，即封邦建国。凡封建必封土。鄱阳在秦以前不是叫番邑嘛？邑和县看似是一个一意思，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县虽然在战国时已经产生，到秦朝完全成了一级行政建置。邑不同，它一直是指封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周天子将王畿以外的天下土地分给诸侯建国，诸侯再把国都以外的地域分给卿大夫，卿大夫还可以进一步往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家臣。在这个时期，所谓的国就是城，城外为郊，郊外为野。由此可见番在春秋至少是某位卿大夫的封地，所以称作为番邑。那时，封野的划分主要以氏族聚居点为辐射范围，也就是主要是划地圈人，是大概范围的，不像现在这样准确，精细到哪个村落、哪个山头、哪支水流为哪个地区的管辖范围，并准确计算出土地面积。以吴国为例，当时的吴国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那么一点地方。然而，那一带是发达地区，尽管与北方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人口相对集中，比起鄱阳来还是发达得多，鄱阳当时只能算是不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地区，相当与现在的中部地区。此外，从当时的生活环境看，我们这一带生存条件还比较恶劣，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男人比较缺少。这里顺带说明一点，古代我们这里并不像现在这样四季分明，有点像广东，气候是随着时间而慢慢转变的，尤其是鄱阳湖形成后，对我们的气候变化改变很大。司马迁又说：“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从当时看，鄱阳还是有着一定发展潜力的地方。因为鄱在当时的辐射范围，基本上都是尚未稳定的长江流域的彭蠡泽，这里水网交织，水患频频，气候条件较差，生产力比较落后，按照我们历代县志的记载，为“荒服地”。何谓荒服，就是荒芜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西汉。但是在江南地区，鄱阳又是人口相对较多的地方。秦始皇设县时有一个规定，县的人口在万户以上的，行政首长称县令，由朝廷直接任命。县的人口不满万户的设县长，由郡守辟举，再由朝廷任命。吴芮是鄱阳第一位县令，可见番在当时不但设了县，行政首长政治待遇也很高。此外，鄱阳能够成为县的建置，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已经有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吴芮。

    为什么说鄱阳有五万年生存史，九千多年文明史。我的这种说法，主要是以鄱阳在古代，也就是汉以前的县域范围而言的。新中国建立后，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个地区的久远。1962年11月，江西省考古工作队，在乐平涌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制的旧石器，这些石器距今约5万年左右。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62-64年，江西省考古工作队先后两次在万年仙人洞，发现了距今约1万到9千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磨制的石器、骨角器、蚌器以及水稻遗存。乐平是在东汉永和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建县的。万年更晚，在明朝才设县。此前，他们都属鄱阳的范围。由此可见，鄱阳在距今约五万年的时候就遗留下人类活动的足迹，九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至于“番”字的出现，大约在夏末商初。据《汉源流史》的作者何光岳先生考证，番字和宋、鲜于、邓等33个姓氏同时以出现的。

    中国姓氏的起源，是从人们对自然的图腾崇拜开始的。母氏氏族社会初期，人们认为某种自然现象、某种动物、某种植物，与本氏族有关联，于是把它作为图腾。比如说伏羲氏、女娲氏就以风为姓，而黄帝则自号有熊氏。东汉训诂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番”字的：“兽之足谓之番，从采从田，象其掌”。可见“番”的出现是动物崇拜的结果，后来，姓氏也有依地名的，至于番字是先为姓氏还是先为地名，目前仍是个谜。不过，高家岭镇包丰村委会有个叫番水的村子，保留了古音古字，为什么？这个谜底有待破译。

    鄱阳之名的起始

    番从古代起就是多音字，有四种读音：fán烦pān潘、bō波、pó婆。作为特定的域名，它也有两音，一是pān潘，一是pó婆。以潘读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广州的番禺，而以婆读间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鄱阳，《史记》卷四十《楚世家》：“（楚昭王十二年，公元前504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古代有本叫《正义》的书解释说：“番音婆，《括地志》云：饶州鄱阳县，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番县，属九江郡，汉为鄱阳县也”。再就是古代赵国，现在的河北省，有个番吾县。不过，这个县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么，番在什么时候加上左耳的呢？有人说是东汉，对此，我不敢苟同。20世纪90年代，河南温县出土一批圭型石片，其中就有鄱字。据考证这些圭形石片是战国时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505年的盟书。还有《列子》中有则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就是鄱人。既然“鄱”字出在西汉以前，套用的可能性就大了。作为至今仍使用的鄱阳两个字的域名，它的起始尽管有两种说法，一说在西汉，一说是后汉。所以我认为这个域名的出现最迟应该在前汉，甚至更早也就是秦末。为什么？理由有五条：

    第一，早在汉武帝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多次出现了番阳二个字。仅《史记·黥布列传》就两次出现“番阳”的域名，全文是这样写的：“以故长沙哀王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着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司马迁记述的是秦朝的事，不说鄱阳在秦朝时便已经定名，至少汉武帝时已有番阳名。无非是音同字不同而己。因为文字的变更并不等于域名已经变更。以中华的华字为例，1957年汉字改革前是繁体字的“华”字，1957年汉字改革后，变成了简体字的“华”，字体的变更，能说是起始年代发生了变化？事实上，番与鄱在古代为通假字。先民造字，依形画图，依图想事，到后来又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以阳字为例，甲骨文的阳为，意思是“日上三竿”，起初写成。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对这个作注解说：“易，古阳字，读音是yāng（羊）”。后来，易字使用多了，便以它为音符，加阜，左耳为阳；加土为埸；加提手为扬。而阜字又是高处和向阳的意思，所以阳字表示日头在高处和向阳的地方。番字呢，前面说过，番为多音字，音不同，用法也不同。比方说读烦音时，它是表示次的意思，三番五次；对古代少数民族，称作番邦；用作形容词时读波，白发的番番，所以加上白字。那么作为特定地名，鄱阳的鄱，在秦时就是县，所以用邑，邑字正议有六解；其中有一解为旧时县的别称，番邑就是指番县。由此可见鄱阳的出现是秦汉之际文字，它是文字进化的产物。

    第二，说番阳加右左耳为鄱阳是东汉，这是出自《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说这是从《汉书》得出的考证，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初的人，既然鄱阳两个字出现在东汉，东汉初的人怎么这么快便在他的着作中出现，而且不止两次？尤其让人奇怪的是，后代学者们认定班固好用古字，那他凭什么对鄱阳两个字情有独钟，尚未等到普及，便认可使用上了呢？

    第三，与班固同时期有位训诂学家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肯定地说鄱：为鄱阳，豫章郡，从邑，番声（薄波切）。后来的学者对许慎是非常崇拜的，一致认为他治学严谨，不似《汉书》的作者班固，好用古字。

    第四，班固是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生，公元92年东汉和帝永元四年故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东汉没有统一文字的条件，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两个皇帝，一个坐了18年皇位，一个坐了15年皇位，这两个皇帝当政时，内部斗争都比较激烈，谁有心思去考虑文字改革。

    第五，查考汉字的变化，由篆到隶，始于秦朝，汉魏推广，变邑为右耳，变阜为左耳，是为了便于隶人，也就是文书书写。

    此外，在2002年中华书局校订的《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七《江南西道五·饶州·永平监·信州》中的校勘记的第九条说：“汉书地理志云（至）作鄱阳字，按《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作‘鄱阳’，则前汉加邑作鄱，非后汉”，这也再次证明了我的推论，由此可见，“鄱阳”两个字作为县名的出现，至少应该是西汉而不是东汉。

    其实，对于“鄱阳”之名的起始时间，是我们后人误会了《太平寰宇记》作者乐史的用意。乐史说番阳加右左耳为鄱阳，不是说鄱阳地名起于东汉，只是强调加右左耳而己。尽管有点画蛇添足，实际上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以致后来人在这两个字上钻牛角尖。比方说，2004年，在恢复鄱阳县名授印揭牌仪式上，鄱阳县的领导说鄱阳得名1900多年，上饶市的领导说鄱阳得名1700多年，为什么相差200年，关键还是误会了乐史而造成的。因为乐史说鄱阳加右左耳在东汉，东汉在公元25年建武元年起至公元220年延康元年止。县领导说1900多年没错，那是东汉初期，市领导说1700多年也没错，他是指东汉末期。错的是谁？是提供资料的人误解了《太平寰宇记》。就域名来说，把鄱阳得名说成在东汉，我认为也是毫无道理的。既然《史记》中出现了鄱阳的地名，鄱阳至少在汉武帝之前，公元前140年就出现了，即使退一步，算是汉武帝期间，也有两千多年，何况《史记》记述的都是秦朝事，所以，我主张在谈鄱阳域名的起始时，可以大胆里地说在秦汉年间。

    两汉时期

    自秦始皇将鄱阳正式列入县级建置后，从此确定了鄱阳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区地位，可是进入刘汉王朝之后，鄱阳经过瓜分豆剖，开始了一系列变化，并留下了不少的谜。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创建了大汉王朝，不久，他的眼睛盯紧了秦始皇已经注意到，但并不十分重视的“卑湿江南”之地鄱阳。汉高祖六年，公元201年，朝廷下令割出鄱阳以西稍稍偏北的鄡阳平原设置鄡阳县。鄡阳只存在了220年，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现在的鄱阳湖中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鄱阳地域面积不断被分割，鄱阳的管辖范围一天天也在缩小。彭泽是那个时候设立的，石城——也就是后来的贵池，东安——也就是后来的乐平、德兴，都是在西汉初期分置而设的。

    为什么汉高祖登基不久，便把眼睛盯上了鄱阳呢？之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个人认为，其中主要的有三点：一是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取消所有封邑，目的是强化皇权，使“溥天下”真正成为皇帝一人直属领土。陈胜、吴广起义后，随着包括项羽在内的旧六国贵族，加入到反秦队伍并夺取了起义军的领导权，分封又成了封建意识的一次满足。刘邦登基后，不得不沿行这一作法。二是作为县级行政，它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划定县的幅员是确定其他层次政区幅员的基础。秦汉时，对县的划定也有一个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尽管，鄱阳当时在江西是率先建县的地区，但基本上还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但随着它的开发，人口较秦有所增加。此外，我想这与吴芮有某种联系。吴芮是南方反秦的主力军，是诸越（少数民族）拥戴的领袖，是这一带最有号召力、被人誉之为番君的人物。吴芮帮刘邦打败了项羽，并以此而分封为长沙王的，但刘邦却把他的封地分到了临湘，也就是长沙，这个属少数民族的古代三苗地方。相反，吴芮的根据地——鄱阳虽然仍属他的管辖范围豫章所辖，实际上已经是别人的封土。刘邦知道，吴芮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在鄱阳乃至百越，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福建都很有影响，尤其是鄱阳。所以他必须要使吴芮的发祥地一天比一天缩小，而且通过这种手段来考验吴芮。

    然而，鄱阳在汉初仍不失为江南的重要政区，所以后来的汉朝皇帝，依旧对他十分重视，在下派官员的时候，总是挑选一些能力强的人。比方说汉武帝时期，就下派了一个叫唐蒙的人担任鄱阳令。是这个唐蒙后来征服了夜郎国，为汉初向西南的扩建奠定了基础，说起夜郎国，大家一定会想起“夜郎自大”的成语，这个成语就源自唐蒙到夜郎之前。夜郎国的国王此前一直觉得自己的国度大，很了不起，后来通过唐蒙等的到来，才使他们大开了眼界，知道天外有天。

    鄱阳土地的不断分割，使鄱阳人口也不断流失，到了东汉中期，鄱阳已经失去了大县的资格，不再由朝廷直接任命县令，而是由郡守辟举县长了。所以在我们的府志、县志中又有记载，有鄱阳长王福，实际上这时鄱阳在汉朝廷的折腾下，已经降格降级了。不过，鄱阳这块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人口繁衍快的地方。不多久，人口又不断增加了起来。这样说的依据主要是，鄱北莲山的古汉墓群。历史学家们认为，墓葬遗址是居住聚落的一种反映。

    从经济状况看，汉代鄱阳的农业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中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田，指耕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越人如果造反，必然会在余干的边界囤积粮食和人。余干的边界指什么地方？鄱阳。如果我们的粮食不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严助也就不必替朝廷担忧。

    在《江西通志》、《饶州府志》、《鄱阳县志》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字句：“鄱阳有黄金采”。这段话来源于《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鄱阳“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黄金采是什么？唐朝的颜师古注释说：“采者谓采金之地”，从古代遗存的资料和近代矿物学家们的野外勘探证实，当时的采金主要指昌江、乐安河中的沙金。虽然如此，多少能看出我们鄱阳在一千多年以前的经济状态。另据许怀林《江西史稿》说：“汉代的浔阳、余干、鄱阳，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因为是谈两汉，中间曾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公元9年，王莽篡政，不但改国号为“新”，而且改了很多的郡县名，如：南昌改为宜善，艾改为治翰，宜春改为修晓……鄱阳则改名乡亭，不过，时间很短，只有14年。

    对于两汉时期的鄱阳来说，把鄱阳降格是两汉，升格还在两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鄱阳为三国东吴孙权的势力范围。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在东吴丞相张昭，宗室孙韶，重臣顾雍，大将吕范等建议下，以“鄱阳土广人段”为理由，意思说鄱阳土地面积大人口多，要求从豫章郡分出，增设为鄱阳郡。从此，为鄱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区升格和后来成为州、府行政区划打下了基础。

    说到这里，有个插曲。2001年吧，贵州省黔西县来了三个人，到鄱阳寻访他们始祖车千秋的墓地。车千秋本姓田，是汉武帝后期丞相，因深得汉武帝看重，为照顾他年纪大腿脚不便，特赐可以乘车上朝，结果田千秋感激涕零，改田为车姓。他们的后裔说，族谱上记得清楚明白，说车千秋的坟墓埋在鄱阳，特地来鄱阳寻找祖坟，以便整修，最后不果而回。从这件疑案里可以看出，在汉朝时，鄱阳是深受朝廷重视的江南地区。至于车千秋的坟在何处，有几个疑点，希望有心人和后来者们破译：

    一、枧田街乡有个叫城墩的地方，此处为深山老林，城在何处，为何称城？

    二、从枧田街往西有条水流叫千秋河，到枧田集镇与大源河相连，上游经城墩，此河河名与车千秋同名，是巧合还是有缘故，此外，枧田以田为地名的为什么比别处要多？

    三、高家岭的番水，本来地名就很特别，据韩山的何氏族谱称，何氏原为韩信的后裔，在何氏家谱中有这样的记载，说番水曾有丞相坟，运坟是不是与车千秋有关系？

    以上三点都是与汉代相关值得探讨的问题。

    孙吴与鄱阳

    如果说先秦以前鄱阳的地广人多，决定了鄱阳最早建县的事实，那么三国时鄱阳的辽阔，同样决定了她升格为郡的基本条件。郡——这个重要行政地位的确立，为后来鄱阳的历史走向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鄱阳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我是这样认为的，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孕育阶段、奠基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鼎盛阶段。

    从秦建县到两汉的四百多年里，这是鄱阳文化的孕育阶段，她基本上还是受中原文化，也就是北方文化的影响，是后期楚文化的继续漫浸。比方说东汉时，鄱阳有一个叫雷义的人物，他就是两汉以来受独尊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到了三国孙吴政权时期，鄱阳文化开始了自己的转型，特别是孙权分豫章立鄱阳郡，到两晋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彭蠡湖不断向东南扩张的四百年间，应该是鄱阳文化的奠基阶段。

    隋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鄱阳文化，尤其是湖文化的特征和特性日渐凸显。虽然这期间只有350多年，却是鄱阳文化的广泛吸纳和茁壮成长阶段。

    进入两宋和元朝的近四百年岁月后，鄱阳文化逐渐成熟了，她的个性也有了较大的突变。在北宋，鄱阳铸钱、铸铜镜包括景德镇的制瓷技艺的提高，以及彭汝砺的高中，都是前期鄱阳文化的积累。到了南宋，四洪、特别是布衣姜夔的出现，以及元朝形成的“东湖十景”，把鄱阳文化的成熟勾勒得一清二楚。

    大明王朝和大清及到新中国建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的六百多年，是鄱阳文化的鼎盛时期。河流经济的繁荣和发达，推动了鄱阳文化走向了新的高峰。鄱阳码头地位的提高，使饶河调成了江西的大戏。渔鼓、灯彩、民歌、渔俗……所有的各种文化元素和文化现象都充分得到体现，并表现得淋漓尽致，尽善尽美。

    有人会问，现在呢？我想已经进入创新发展阶段。这些，后面我都会说到。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三国时期，看看孙吴对鄱阳的影响。

    公元195年东汉献帝兴平二年，长沙太守孙坚的大儿子孙策，占据了从芜湖到南京这段东北流向的南岸，也就是历史上称作为江东的地区，开始了自己的霸业。遗憾的是五年之后，这位年仅26岁的霸主，被人刺杀身亡。孙策临死前，将自己开创的霸业，交给了19岁的弟弟孙权。从此，孙权便在这片土地，后来又扩大到长江中下游的夏口，即今天的武汉以东、长江以南，包括岭南和越南的广大地区。

    公元203年东汉献帝建安八年，孙权派征虏中郎将吕范收复了鄱阳。七年之后，公元210年分豫章立鄱阳郡，就是把鄱阳从西汉时划归豫章——现在的南昌管辖——分出来，成立了鄱阳郡。鄱阳郡管辖赣东北8个县，它们是：鄱阳；广昌，今鄱阳石门街及安徽东至；乐安，今德兴市东包括乐平；余汗，今余干；鄡阳，原为鄱阳地；历陵，原为鄱阳地；葛阳，今弋阳县西；上饶。据许怀林先生说应该是9个县，还有建平，而这个县我至今未查到相关资料。孙权这一分立，不但提升了鄱阳的行政地位，也为鄱阳后来的发展定下了调子。大家都清楚，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非常看重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从春秋时便流传下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源自孔老夫子的总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后面还有几句，这里就不引用了。那么，什么是名分？以我在这里说鄱阳事为例，就有一个名不正，言不顺之嫌，要我说鄱阳事？以什么名义？教授？专家？官员？统统不是，于是就要替我冠上一个合适的头衔。有很多时候，电视、报纸替我冠那些头衔，都是名不副实，言而不顺的。结果呢，带来一个疑问，你讲的可靠？我回答说可靠，都是有根有据并引经论据。但人家可以呸你，凭什么你的可靠，你充什么权威，道理是这么简单，这是中国的文化带来的认知，谁也改变不了。可见名分很重要。孙权在收复鄱阳后第七年就将鄱阳升格，鄱阳从此就有一个好名分。所以在西晋陈寿写的《三国志·吴书》中，鄱阳这个符号，出现了差不多有20来次。试想，如果鄱阳没有这个名分，能有这么高的频率出现？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鄱阳在后来的朝代中，就有了州府的地位。也就有了自己的文化，否则，说鄱阳文化就无从谈起，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名字，也轮不到鄱阳。

    尽管，鄱阳后来的发展确实与孙权有一定关系，但当时的鄱阳也的确事关孙吴政权的安危大计。孙权在收复鄱阳的第七个年头，鄱阳山越族人彭虎，率数万人反吴，在镇压了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后，才决定立鄱阳为郡。公元217年东汉建安二十二年，一个叫尤突的鄱阳民，接受了曹丕的授印，准备投奔曹魏，后被贺齐与陆逊镇压下去。公元226年孙权黄初五年，鄱阳山越民彭绮自称将军，攻陷了好几个县，当时的鄱阳太守王靖因镇压不力，受到孙权谴责，改周鲂任太守，周鲂用了三年时间才将彭绮抓获。公元236年孙权嘉禾六年，山越民彭旦又起来造反。第二年，孙吴中郎将周祗在鄱阳征派壮丁，郡民吴遽等被迫反抗，杀了周祗，攻陷了好几个县。何谓山越民，为什么鄱阳的山越民屡屡造反呢？山越民是古越人的后裔，生活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相连数千里的山林地区。他们反抗的起因到底在哪里？鄱阳太守周鲂有过总结：“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孙权的不断征讨和他的要兵要粮，使老百姓，尤其是山越民无法生存，这就叫“官逼民反”。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鄱阳是人丁旺盛，粮食富足的地区，否则，孙权也不会分豫章立鄱阳郡，这就是东吴看好鄱阳的真正目的。

    总之，三国东吴时期，是鄱阳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虽然在当时，曾经发生了多次山越农民起义，但总体来说，给鄱阳带来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的效果，尤其是三国东吴给了鄱阳这么个地位，加上后来接连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鄱阳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提升，直接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呢？

    孙吴时期发生的几件事

    关于孙权，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觉得他似乎没有刘备的政治作为大。其实，历史上的孙权，是个非常有政治才华和能力的霸主。他的特点是善于用人，本人也很智慧。我们都熟悉《三国演义》草船借箭的故事。真实的草船借箭不是诸葛亮的计谋，是小说作者罗贯中张冠李戴，把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事，放在了诸葛亮的头上。公元213年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以40万的兵力，进军东吴的濡须口，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巢县西的巢湖，并且攻破了孙权的江西营，活捉了东吴都督公孙阳。这时候，孙权带领7万将士与曹操对峙，并坚守了一个多月，最后迫使曹操撤兵。这期间的有一天，孙权乘船观察曹营的动静，曹兵看见吴国的战船划来，一阵乱箭，对着吴船的一侧猛射，以致孙权的船，差点让射来的箭弄得侧翻了过去。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孙权非常镇静。他命令水手将船调个向，有意让曹兵再次发动进攻。果然，又一阵乱箭照船上射来，这下正好，开始的箭在船右边，后来的箭射在左边，船平衡了，孙权也满载而归。就是这么个事件，让罗贯中借去了，成了诸葛孔明的草船借箭，可见历史与文学的区别有多么大。孙权在与曹兵对峙的一个月中，58岁的曹操看见东吴的舟船排列井然，器仗安置有序，队伍纪律严明，不得不对27岁的孙权由衷地佩服，以致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之子，豚犬耳”的感叹。仲谋是孙权的表字，刘景升指刘表，刘表的儿子叫刘琦、刘琮，那可是一对草包。由此可见，孙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联系到在他统治时期发生在鄱阳的事，我们更会心存感谢。

    三国东吴期间，鄱阳有哪些事与孙权有关系呢？

    第一件事不用说都知道是将鄱阳立郡。在鄱阳立郡时，第一任太守步骘，“骘”字读质音，查字典得注意部首，不能查左耳，要查马字部，雄马的意思，步骘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在鄱阳半年左右便去了岭南，就是现在的广东。到广东后一下子收复了交州七个郡，包括两广和越南北部，并分出交州部分地区设立广州。广州这个地方，就是从他开始才有的。

    第二件是黄武元年三月，鄱阳出现了黄龙。黄龙是什么，中华始祖黄帝的化身。孙权前一年称吴王，第二年鄱阳出现黄龙，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所以，鄱阳自三国起便有了黄龙信仰，后来还立了庙。我相信很多人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庙宇，像鄱阳祀奉黄龙并立庙的恐怕不多。年纪稍大点的人都知道，鄱阳的黄龙庙在姚公渡上首，正对着乐安河。

    第三件是将郡治迁回吴芮故城，即鄱阳镇。关于吴芮故城，历史上曾有争议，一说鄱阳镇，一说故县——也就是古县渡。说在鄱阳镇的是依据南北朝刘宋王朝的《宋书》，说在古县渡的是《太平寰宇记》。我的观点很明朗，吴芮故城指今天的鄱阳镇，依据还是这两本书中的两段文字。

    《宋书》是梁朝沈约写的，《宋书·州郡志》是这样写的：“鄱阳太守，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孙权分豫章立，治鄱阳县。赤乌八年，徒治吴芮故城”。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乐史写的。之中有一条故鄱阳县：“即吴芮所居故城也，在彭蠡湖东，鄱水之北。”

    先看《宋书》的记载，解释成白话文，应该是这样的：鄱阳太守这个官职，是建安十五年由孙权分豫章设立的。那时从豫章郡分出鄱阳设立鄱阳郡，郡治在先是鄱阳县。赤乌八年，从鄱阳县的治所迁徙到吴芮故城。这段文字非常明了。三国吴初，郡治在鄱阳县。这个鄱阳县实际是西汉初设的（一种说法是秦朝），就是现在的古县渡。早在战国末年，吴芮便在鄱阳镇筑了城。公元245年东吴赤乌八年，孙权政权把郡治从汉时的鄱阳县所在，迁到了吴芮故城，也就是今天的鄱阳镇。乐史的这段话读后难免让人糊涂，结果把人带进了误会，以至造成吴芮故城在故鄱阳县这么个错觉。其实，《太平寰宇记》还有一段文字可以证明我的推断，这本书的鄱江水条说：“鄱江水，自当县，浮梁，乐平，余干等三县合为鄱江，在郡城南，又经都昌县，入彭蠡湖。”既然，鄱江水是由本县、浮梁、乐平、余干等县合为的，鄱水之北，当是郡城，即鄱阳镇了。看来《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虽然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但也还是在不自觉中，把吴芮故城带回到鄱阳镇了。

    两晋时期

    在正式说事之前，先作个说明。我在此前第四、第五节中，多次提到番易加左右阝（耳）为鄱阳的事。由于习惯了传统的说法，反手为左，顺手为右，以致把邑说成左，阜说成右，按照现代汉语规范的笔法要求，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规范的笔划，阜为左，邑为右，这是我治学不严带来的口误，在此表示歉意。

    下面，我们话归正题。

    公元279年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司马炎以20万人马，分六路出兵，结束了孙吴的统治，鄱阳列入了西晋王朝的版图。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是短命的王朝之一，前后不过51年光景。尽管这样，对于鄱阳却有两件非同一般的事。

    公元313-316年，也就是西晋末愍（mǐn敏）帝司马邺的建兴年间，一位叫虞溥（pǔ普）的山西佬儿来到鄱阳任内史。内史这个官职在古代比较复杂，朝代不同，职责不一样。虞溥作为地方官的内史，主要是管理地方的民政事务。说具体一点，他作为地方行政首长，不像太守、刺史，可以党政军权一肩挑。而是只管民政包括财赋方面的事。

    虞溥到鄱阳任职，尽管权力并不大，且为鄱阳，甚至说为江西后来的发展，做了一件功德无量、流芳千古的大好事——推动“风化大行”，也就是兴办教育。西晋以前，鄱阳的教育非常落后。是虞溥，他“崇学敦教”，“大修庠序”。庠序，指古代的公办学校。“庠者，养也；序者，射也”，射有两层意思，一为追逐，一为六艺之一。虞溥大修庠序，着力在“广开学业，光扬盛化”上，提倡普及以推动素质的提高。在他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鄱阳从此形成了读书上学的良好风尚。当时郡学的生徒，就是学生，一下子达到700多人，这不但在江西，在全国也为罕见。可以说，虞溥在鄱阳历史上不但是位好官，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因此，鄱阳人对于虞溥充满了敬爱。早在宋代，鄱阳就建有“九贤堂”。九贤堂是把在此以前来鄱阳任过职，且政绩卓着的贤牧，作为神祗敬祀的地方，有如朝廷的“太庙”，而虞溥是享受这种特殊规格的地方官之一。

    在虞溥之前的西晋，还发生了一件使鄱阳扬名的事，当时，有位叫左思的文学家，写了轰动一时的《三都赋》。这《三都赋》包括《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三都赋》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反映的都是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为写《三都赋》，左思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人情等资料。所以，《三都赋》一问世，大家竞先争抄，弄得一时洛阳纸贵。“洛阳纸贵”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在《三都赋》中的《吴都赋》里，鄱阳第一次正式走进文学作品：“鄱阳暴谑，中酒而作”。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用白话文说：鄱阳人性子急躁，好开玩笑，尤其是喝酒喝得不醉不醒时。暴，急躁；谑，开玩笑；中酒，唐代训话学家颜师古有过专门解释：“饮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谓之中。”有人会说，这不是在贬大鄱阳吗？

    我为什么把这件事特别地提出来说呢？因为《吴都赋》出现在族溥兴学之前，左思早于虞溥。既然《三都赋》那么出名，虞溥不可能不看。我想，虞溥来鄱阳大兴教育，说不定与左思这八个字有一定关系，“风化大行”，关键还在教育。教育是启迪心灵的钥匙，教育是提高素质的助力器，教育能改变人们的性格和习惯。左思在《吴都赋》中并没贬低鄱阳人的意思，无非说鄱阳率直，古朴，是这个地区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并把它看作为吴都的人文情怀的重要组成。文学家眼中的文化与教育家眼中的文化，我想是有点差别的，因此，地方官兼教育家的虞溥，便借此大开风气，可以说这应该是鄱阳人的福气。

    进入东晋之后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三国东吴，为提升鄱阳的行政地位奠定了基础，而此后的东晋则是鄱阳走出封闭、进入开发发展的开端。

    据史书记载，长江流域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南方立国以来到东晋末年，仍然是生产力落后，“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积蓄之资”的地区。永嘉之乱后，大量的北方人口开始南移。这期间，来鄱阳的移民虽然并不是很多，但同样受到移民潮的一定影响。到东晋之初，这些移民成了开发的主力。这里有件事要说清楚，北方移民涌入江南，大体可以分两块，一块是豪门望族，他们进入江浙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

    一块中层阶层，当然也包括少数贫苦人士，主要是荆、湘、赣等地。因为这些地方与中原和南方政治中心——南京一带的长江下游相比，还是落后得多。鄱阳虽然较之原山越地区要发达，也还是属于边缘地带，是北方豪门望族不肖一顾的。然而，移民潮还是推动了鄱阳的经济支柱——农业的发展，先进生产农具、耕牛等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加上儒、道、释的传入，文化落后的状况也得到一定改变。东晋偏安之后，鄱阳不失为江右有影响的地域。所以，在东晋权力的再分配时，到鄱阳任地方官的，多是豪门望族的成员或有一定名望的人物，仅以三个人为例，就可以看出鄱阳在东晋时期的分量。

    先说第一个人物，他叫王廙。王廙任过鄱阳内史。王廙这个人很有一点来头。他不但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而且是扶持东晋第一位皇帝——元帝司马睿，登上宝座的重量级人物王导的从弟。从指堂房，从弟就是堂弟。王廙不仅具有这些优越条件，他本人文武双全，六艺精通。何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指射箭，御之驾御，骑马射箭吧。据说，他还是王羲之在书法上的启蒙老师，王羲之在书法上的成就，与他分不开。

    第二位是顾众。顾众是江南豪门望族顾荣家的成员。北王南顾，那都是东晋举足轻重的家族。顾众很有政治头脑。当年王导的堂兄王敦兵权在握时，曾要他去担任从事中郎，即幕僚。顾众知道王敦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便婉言谢绝，一心呆在鄱阳做地方官。

    第三位是纪瞻。纪瞻的父亲纪陟曾当过吴国的豫章太守，后为光禄大夫。纪瞻的祖父纪亮任过尚书令，他自已则是平叛苏峻有功。

    为什么以这三个人为例呢？在两晋，最重视的是家庭背景，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唯成份论”，只有豪门望族的人才有资格做官。豪门是有钱的人家，望族是有声望的家庭。这三个人都是如此，他们之能派到鄱阳当任地方官，可见鄱阳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地区。

    此外，还有一个人必须提到，那就是郭璞。郭璞是个文学家，又是传说中懂得阴阳、颇有道行的人，他和许真君、葛洪齐名。据旧县志记载，郭璞在鄱阳隐居过，隐居的地方是凰岗东南，与乐平交界的郭璞峰，也是当地人说的钵钵尖。那里至今还遗存有他当年练过丹的灶，下过棋的大石头。

    关于王廙，还有一段佳话。我们鄱阳有位残疾人叫邓道炼的，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鄱阳历史有一定研究，还喜欢收藏，他买有一本王献之的书法帖，内有三帧内容与鄱阳相关，我叫它《鄱阳三帖》。这三幅帖是王敦兵败后，王廙受株连时王献之写的，笔势奔放，灵姿秀出，是王献之中期书法的佳作，很有观赏价值。

    陶母和陶侃

    在鄱阳，很少有人不知道截发延宾故事和陶侃的。可以说这母子二人都是鄱阳的骄傲，一位为古代三大贤母之一，一位是江西早期位居枢轴的政治家，是继吴芮之后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影响的鄱阳人。

    陶侃先祖是东汉末三国时迁来鄱阳的。古代人以三代为籍，住过三代之后才承认是当地籍贯。他父亲陶丹，曾担任过东吴时代的扬威将军。将军在现代人眼里是个了不起的职务，古代将军有上、中、下之分，一般的将军不过是个小苍头。陶侃父亲虽然是将军，但称之为扬武，实为杂号，不是了不起的职务，地位不高。两晋时门阀之见极其严重，非豪门望族都为“小人”，只有豪门望族或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才受人尊敬，才能位居要职。普通人和行武出人的军人，那时都受到歧视。陶家原先居住的庐江郡是盘瓠蛮即傒族杂居的地方。傒族因杂处五溪之内，所以称傒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陶侃这样的出身，只能排在低微之列，加上家境也一直不好，父亲早逝，母亲又是妾，妾指侧室，是偏房，照现代话说是小老婆。不用多说，陶侃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只能归属为“小人”。

    然而，低微出身的陶侃且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陶母姓湛，新淦，今天的新干人。中国古代，在由母系社会转为男权主义之后，对女性的歧视一天比一天严重，对女性的称呼，也只称氏不称名，所以后人只称她为陶母湛氏。这位女人在丈夫死后，不但担起了抚养儿子的重担，而且以自己良好的品德情操，影响和教育自己的儿子。为了让儿子接受教育，他夜以继日的纺麻绩线，换取钱粮供儿子读书。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能自卑，交朋友要交比自己要强的人，多从别人身上学习自己没有的长处。对于儿子的朋友，她倾自己所有来款待。一次，儿子的好友范逵来访。没料到，范逵前脚到后脚下起了大雪。陶母犯难了，因为家境窘迫，拿不出好东西招待儿子的朋友。毅然决然间，她想到自己头上的青丝，便毫不犹豫地用刀截下自己的头发去卖。古代没有剪刀，长发只能用刀截割。随后，她将卖头发的钱买来酒肉款待范逵。范逵是骑马来的，陶家没有马吃的草料，陶母便将自己御寒的草席，剁碎当草料喂马。有人会奇怪，这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截头发卖钱嘛！在古代，头发是看得很重的，发与肤受之父母，不能随便处理，何况是女人的青丝，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否则截发延宾怎么能流传千古，陶母又怎能和孟母、岳母并称为古代三大贤母（另有一说为四大贤母，除上述三位之外，还有欧母）。

    陶母一生不容易，陶侃一生也不简单。试想，一个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社会依靠的人，凭什么从一个小小的前锋，成为东晋成帝时代的太尉？太尉不是一般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要不怎么说是枢轴人物，如果你稍稍仔细研究他的一生过程，就会发现陶侃身上有一种常人缺少的品质。

    第一，严以律己。陶侃在他当小小鱼梁监的时候，曾经托人带回一小罐咸鱼给他母亲，在遭母亲严厉谴责后，历史上称作“陶母封鲊”。自这件事后，他从不损公肥私，占公家一丁点小便宜。宋朝有位叫蒲寿宬的人，写了首咏陶侃母的诗：“坩鮓有几许，直欲致一甘。岂知圣善意，见此转不堪。此母天下母，清风使人惭。”

    第二，惜时如金。陶侃任何时候都珍惜自己的时间，在受贬任广州刺史时，他不自暴自弃，而是抓住一切机会磨砺锻炼自己，每天早上运一百块砖出屋外，晚上把一百块砖运回屋内。别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说，贪图安逸就是消磨自己的意志，中原还没有收复，他还要驰聘战场，军人没有臂力怎么能战胜敌人。这个故事，在古代被收入幼儿启蒙读物之一的《龙文鞭影》里，“陶侃运甓”也成为古代很出名的典故。甓是古代砖的别称，与现代的砖相比，更厚更大也更重。

    第三，珍物爱民。别看陶侃后来的地位高了，他始终把农民记在心上，有人遭踏正在灌浆的稻谷，他见到后狠狠地将那人教育了一顿。造船遗弃的竹头，木屑，他派人收集拢来。到造船缺铁钉时，便叫人以竹头削成钉取代。下雪泥泞难行，他派人将木屑撤上，以此方便人们行走。

    第四、重视农业。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第五、体察入微。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第六、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公元334年东晋咸和九年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

    陶侃的美德当然不止这些，我这里只是粗略归纳而己。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任何有大作为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这既是陶侃的品格，也是后来鄱阳人提倡的德行。

    王侯分封多在南朝

    从公元420年南朝刘裕，建立宋王朝的永初元年开始，到公元589年陈朝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止，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南朝时期。在这段长达169年的时间里，中国南方朝廷更迭频繁，战事不断，于是鄱阳便成了皇室和功臣分封的重要地区。在这期间，从王、公到伯、子、男爵及县侯，前后共15位来鄱阳受封。之中，宋、齐、梁、陈四朝王室的宗亲就有5位。刘宋王朝——孝文帝刘义隆第15个儿子刘休业，曾封为鄱阳哀王；萧齐王朝——先是齐太祖萧道成的第7个儿子萧锵，封为鄱阳王，及后又是明帝第6个儿子萧宝寅，封为鄱阳王；萧梁王朝——梁文帝第10个儿子萧恢，被封为鄱阳忠烈王；陈王朝——陈文帝陈蒨第3个儿子陈伯山，被封为鄱阳王。至于这个四王朝中的功臣分封，也都非同一般。如萧齐王朝时功臣陈显达，官至太尉侍中，封为鄱阳郡公，食邑3千户。你想，一个郡公食邑达3千户，王室成员至少也有2千户吧！

    有人奇怪，为什么进入南朝后，鄱阳成了封建朝廷统治者的一块“肥肉”？

    前面我已经说过，自西晋末年北方汉人纷纷流亡南方后，南方广大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东晋以后，鄱阳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传入，使鄱阳基本上成了东晋、南朝的米粮仓之一。因为这段时间，鄱阳支柱产业——农业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我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尽管县志上没有这种记载，但当时的学者——南朝宋的南昌人雷次宗，在他《豫章记》的着述里写得很明白：“地方千里，水陆四通……奇珍异货，此焉是出，奥区钟皋，处处有之。嘉蔬精稻，擅味于四方；金、铁、筱簜，资给于四境。沃野垦辟，家给人足，畜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籴”。这段约90来个字的描述，用白话文翻译，就是这样的意思：南朝时，赣鄱平原的一派丰衣足食景象。这里地方广阔，物产丰富，既有腹地高阜，水网平原，又有奇珍异货，好蔬好谷。更有金、铁、大小毛竹等资源，能供周边地区。早年的荒芜已经结束，沃野得到开垦，家家都很富足，家畜满栏。丰收年景吃剩有余，可以供给商人销售，就是饥荒年成，也不必向臧孙氏去买。臧孙，古代鲁国的一个复姓，经商的高手。鄱阳在南朝既然是这么个好地方，能不引起封建朝廷的重视、王室功臣的垂涎？

    分封到鄱阳的王室成员和功臣，一方面加重了对鄱阳人的剥削，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鄱阳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远的不说，以佛教为例，有据可查的传播，至少可以溯源到梁朝。

    现在耸立在鄱阳镇的永福寺塔，创建于北宋天圣二年，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塔址所在地原是什么所在，这就不是人人都清楚的事。寻根追源，永福塔塔址，原来是梁鄱阳忠烈王府的府址所在。据史料记载，萧恢从小就很聪明，他七岁便通《孝经》、《论语》。长大后更是一表人材，“美容质，善谈笑，爱文酒，有士大夫风，不伤物，有孝性。”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封为鄱阳王。永福寺原是他家王府的一部分。萧恢的母亲费太妃因患眼疾失明，据说是在梦里受圣僧治疗后好的。为此，萧恢捐出这部分王府作为寺庙，以报答圣僧治好母亲眼病的恩德，并将寺庙取名为“显明寺”。到了唐朝，显明寺改名叫隆兴寺，又叫大云寺。唐朝着名诗人顾况曾写有《鄱阳大云寺公房》的诗：“尽仰音游去，斜阳竹院清。空中观有漏，言外证无声。色界聊传法，空门不用情。欲去相去近，钟鼓两闻声”。落寞、空寂，使失落文人对禅的领悟，集中在一个“虚度”的无奈之中。

    萧恢是南朝所有王室分封中，对鄱阳最有影响的人物。土井巷与下棚巷的西门路之间，曾有一座桥，这桥就因为萧王府中流出的洗胭脂之水，而叫做胭脂桥；还有德化桥上首北端有条巷，名叫萧家巷，这条巷是由河边直通萧王府的。当年，萧家巷靠德化桥街口处，曾建有纪念陶母“截发延宾”故事的“延宾坊”。

    彭蠡湖何时开始侵入江西

    鄱阳湖古称彭蠡泽，这是现代人都清楚的事，但彭蠡湖却有“古”、“新”之分。据《历史地理》杂志主编张修桂，在其《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长江中下游湖沼·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文中说：古代的彭蠡泽，有“早期的彭蠡古泽”和“后期的彭蠡新泽”之分。并指出“后期的彭蠡新泽，虽然与今天的鄱阳湖有关联，但也是由小到大发展演变而成的”。而彭蠡古泽的形成，与古长江在九江盆地的变迁有密切关系。更新世后期，长江武穴（今湖北广济县）与望江之间的主泓道南移到今长江河道上，在江北遗留下一系列遗弃的古长江河段。由于这些地区，处在下扬子准地槽新构造掀斜下陷带，全新世以来，逐渐扩展成湖，并与长江水面相连接，这便是进入历史时期的古彭蠡泽。《尚书·禹贡》扬州：“彭蠡既潴”；导江：“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导漾：“东汇泽为彭蠡”，所指正是这一情况。

    由于古彭蠡泽既是长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江水潴汇而成的湖泊，因此水下的新老河段之间脊线分明。当九江主泓道在今九江市折向东北汇注彭蠡泽时，受赣江水的顶托，其所挟带的泥沙，就在主泓北侧的脊线上沉淀下来，最后出露水面形成自然堤，就把彭蠡泽南缘的九江主泓道和彭蠡泽分离开，在长江发育过程中完成了江湖的区分。到西汉后期，所有分汊水系已“皆东合为大江”。脱离长江水道以后的古彭蠡泽，随着每年汛期江水泛滥泥沙的沉积而日渐萎缩，最后被分割成若干大小不一的陂池。

    鄱阳湖按照地质学考察，与云梦泽、洞庭湖一样，同起源于一亿年前中生代末的燕山运动，在幕阜山、九岭山与怀玉山之间，产生两条近南北向的大断裂。燕山期后，断裂之间陷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洼地——地堑型湖盆。第三纪末期以来，湖盆曾出现过反复多次的升降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处于上升之中，到第四纪上更新世，因普遍陆升而呈现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关于这些变化，现代学者多有研究。李孝聪编着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说：“历史时期的鄱阳湖，古称‘彭蠡泽’，经历过沧桑巨变。在公元5世纪初以前，今天的鄱阳湖曾是一片被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地貌，彭蠡泽的大面积水体在长江北岸。5世纪以后，受地质沉降作用及长江汛期泥沙泛滥的双重影响，北岸的‘彭蠡泽’萎缩，今湖口以南逐渐形成的水面不断扩大。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形成了鄱阳湖”。

    那么，“彭蠡泽”到底从哪个朝代开始南移到江西？

    对于鄱阳湖的形成，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将她归纳为两个阶段，分作为鄱阳湖北湖和南湖的形成与发展。北湖的形成期，据《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历史时期水系的变迁》一文说：“九江主泓道和江北彭蠡泽即被分割开来，时间的在西汉后期，距今2000年。”从这个时候起，长江泛滥，泥沙溢出，彭蠡古泽逐渐缩小，形成几个连通的湖泊，也就是雷水或称雷池，今天的龙感湖、大官湖的前身。而彭蠡新泽则在汉代修水与今天的都昌城西、婴子口一带。南湖的发展较为漫长，主要从鄡阳平原沉沦为起始，也就是李文说的公元5世纪，并以此作为形成前后的分界线。而这种划分，依据是《宋书》：公元421年刘裕永初二年，废鄡阳县；公元425年刘义隆元嘉二年废海昏。虽然，在廿五史中，对于鄱阳湖的形成，是无法查阅到现成资料的，但是之中仍有不少蛛丝马迹，如果仔细查找，还是能发现一些端倪。

    先看《史记·汉孝武帝纪》，汉武帝南巡，“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这段话指汉武帝南巡是顺（长）江而下，自寻阳，出枞阳再过彭蠡。当时长江出武穴后，呈分汊水系，《禹贡》概谓之“九江”，传说中的禹疏九江，也就是对这些分汊河道进行疏导整治，使汇注于彭蠡泽。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元封五年南巡：“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汉时寻阳在今湖北黄梅西南，枞阳即今安徽枞阳，均在长江北岸。可见古彭蠡泽为江水所汇，其范围约当今长江北岸鄂东的源湖，皖西的龙感湖、大官湖及泊湖等滨江诸湖区。古人很可能只把古彭蠡泽视作长江拓宽的河段，因而《尔雅》十薮中，只有云梦、具区而缺彭蠡。《周礼》、《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等也不见记载。可见，这时的彭蠡湖仍在长江北岸。到东汉末年，彭蠡湖已经南浸了。《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十一年，督孙瑜等讨麻、保二屯，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还备宫亭。”我为什么要引这段话？这里牵涉我们平常有个讹传，说周瑜在鄱阳湖操练水兵，这是不正确的，是对当时彭蠡湖演变没有搞清楚。上面那段文字是说，公元206年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周瑜做了两件事，一是都督大将孙瑜讨伐了叛乱的麻、保二个屯子，杀了叛乱主帅，俘虏3万余人口；二是在官亭湖备练了水兵。这里有个重要的历史地理常识——宫亭湖。宫亭湖是鄱阳湖的一部分，在星子与都昌之间，它的得名是因为庐山脚下有座宫亭庙，湖以庙名。这说明，东汉后期彭蠡泽已经南浸了。周瑜操练水师，是在开始南浸并形成了湖泊的宫亭湖中，所以不存在周瑜在鄱阳湖操练水兵的事件。有一点肯定，那时彭蠡湖已经延伸到了江西。此外，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推断，江南的彭蠡新泽，其南缘不过今星子南面的婴子口（又称彭蠡湖口），其最大宽度不过10公里。汉代豫章郡鄡阳县在今都昌县东南的四望山（又称四山），当时还是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区，赣江即在鄡阳平原上汇合诸水由婴子口注入彭蠡泽。《水经·赣水注》：“其水总纳十川，同臻一渎，俱注于彭蠡也。……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可见北魏时，彭蠡泽已越过婴子口，在都昌县西北一带，形成一片开阔的水域。

    那么，鄱阳湖南迁的形成活跃期在什么时候？这点，在正史中恐怕是无法找到的，不过，我们不妨从野史和传说中寻找线索。在我们鄱阳，曾经流传了一条警示性的民谚“三月三，九月九，行船莫在江边走，若在江边走，打成蔓瓜帚。”这是为什么？民间版说这两个日期，是孽龙精回家朝祖的日子，实际上这两个时期，是强对流天气的活跃期。不过，这个孽龙精的传说与鄱阳湖就有很大关系。这说明孽龙精猖獗的时候，是鄱阳湖第一个形成活跃期的具体时间。那么，它属于哪个朝代？

    年纪稍长的人都清楚，降服孽龙精的是许真君，许真君是南昌万寿宫的福主。而许真君在历史上又确有其人，真名叫许逊，公元239年东吴孙权赤鸟二年生，公元374年东晋孝帝司马曜宁康二年逝世，活了整整135岁。西晋时，他在四川旌阳当了十年县令，所以人们叫他许旌阳。史书和传说都称他懂道术，是道家中的神仙。据传，他一生都与孽龙搏斗，最后降服了孽龙。而这条孽龙，又是他儿时的小伙伴张酷变的。许逊十二岁那年，也就是公元250年赤乌十三年，一个叫张酷的童年伙伴，到江边玩耍时，从水中捞到一枚闪闪发光的珠子。张酷上岸后，许逊发现了，掰开他的手要看。张酷情急之下，便含在自己的嘴里，不想吞进了肚子。原来，张酷捡到的是一枚火龙蛋。火龙蛋吞进肚后，张酷口渴难当，于是大喝特喝起水来。碗里的喝完喝缸里的，缸里的喝完喝塘里的，塘里的喝完喝河里的，直到变成了孽龙。在变成孽龙之前，张酷因火龙蛋在体内作祟，以致使自己变得丑陋不堪，结果惹来南昌人的讥笑，所以在变成孽龙后，第一个要报复的对象就是南昌人。张酷变成孽龙后，便在南昌上空呼风唤雨，使这片地区暴雨连连，地面下沉，差点让这座城市成为汪洋大海。最后，许逊终于降服了它，南昌才有幸免于沉陷。我对这人的定位，不是神仙，是治水专家。

    大家想想，这故事发生的时间为什么这么巧，三国、两晋时期，又正是这个时期，海昏、昌邑，鄡阳先后沉没了。由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彭蠡湖南浸的第一个活跃期，应该是在三国、两晋时期的60多年间，南北朝时仍未停止，最后到唐末五代至北宋，才完成了全部的演化过程。

    注：全新世为第四纪的晚期，是地质年代的最后一纪，延续时间自一万年前至今。

    鄱阳湖的得名

    鄱阳湖得名于鄱阳，这已是鄱阳人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的事。为什么鄱阳湖得名于鄱阳、起于何时，这就有待我们认真探讨。

    从典籍记载和现代学者考证，鄱阳湖得名于鄱阳有两说。

    一说是水涨到鄱阳山，从此名鄱阳湖。关于这种说法的典籍书，有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他是这样说的：“湖中有鄱阳山，故名鄱阳湖。”明末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鄱阳湖，即彭蠡湖。……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鄱阳之称。”还有《大清一统志》，这是官方的历史地理典籍：“鄱阳湖即《禹贡》彭蠡，隋时始曰鄱阳，以接鄱阳山也。”此外，还有清代的《江西通志》：“（鄱阳湖）新建县东北一百五十里，即禹贡彭蠡湖也。隋以接鄱阳山易今名。”

    另一说是现代学者的考证。1991年第10期《百科知识》载杨志坚文说：“据宋代《太平寰宇记》称，湖水曾一度侵入鄱阳县城附近，遂有‘鄱阳湖’的名称。”再是2003年《大百科全书·长江志·水系篇》：“隋朝，彭蠡湖已扩展到鄱阳县城附近，从此，更名鄱阳湖。”《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长江中下游湖沼·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则称：“鄱阳湖在历史时期有彭蠡泽、彭蠡湖、彭泽彭湖等称谓。在星子附近又有官亭湖之称，有的文献也以它泛称整个彭蠡泽。至于鄱阳湖名称的起始由来，显然是当与彭蠡湖水面侵入鄱阳境内有关。”

    上面的引证，足以说明鄱阳湖为什么得名鄱阳。尽管如此，我认为这还只是鄱阳湖得名鄱阳的表象，真正的原因，我想至少有三条。

    第一，鄱阳湖漫浸的广大地区，都曾是古代鄱阳县所辖范围。南朝宋刘裕永初二年废止的鄡阳县，原是西汉从鄱阳划出新置的县域。又如都昌所辖的部分地区，在唐朝初期仍是鄱阳的县域。据《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长江中下游湖沼·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文说：“汉代鄱阳县的西境，无疑已越过康山与今鄱阳县西界相当，大致以矶山——长山一线为界。”“鄡阳县，其辖境恰好为限在今矶山——长山一线以西”。

    第二，在鄱阳湖漫浸后，所涉及到的行政地区是鄱阳郡，并且水浸之处，多为鄱阳郡管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鄱阳在鄱阳湖漫浸之前，是江西唯一一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县域符号。既是秦朝江西最早建县的县之一，更是江西自汉至两晋及南朝四代，直至隋都保持县域符号不变的古县。

    为什么鄱阳湖之名，在唐代后期才愈叫愈响，并正式取代彭蠡之名呢？据历史地理学家考证，唐代在我国历史上处于高温多雨时期。据我国着名的气象、地理、教育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我国气候变得和暖，在长安不但梅树生长良好，而且柑桔还能结果实。这两种树，柑桔只能抵抗-8C的最低温度，梅树只能抵抗-14C的最低温度，而长安即西安年绝对最低温暖都低于上述温度，可见隋至北宋是我国的一个高间温时期。那时，长江干支流的迳流量相应增大，江水由湖口倒灌入湖，以及赣江来水的顶托，造成彭蠡泽的扩展，从唐末、五代以至北宋时期，鄡阳平原已完全沦为湖区，不仅原鄡阳县所在地的四望山，为湖水所包围，并浸入鄱阳县境。湖区的东界，已达莲荷山，今莲湖与鄱阳县城之间；南界达康郎山之南的邬子寨；西界则濒临松门山与矶山一线；湖的南端并有族亭湖及日月湖两个汊湖。大体上奠定了今天鄱阳湖的范围和形态。所以，《鄱阳志》说：“古之彭蠡，在城西四十里。水涨之时，近不十里。湖跨南昌、饶州、南康三郡之界。属饶州者东一隅尔。所潴之水，合饶、信、徽、吉、赣、建昌、临江、南安、袁筠、南昌、南康诸州之流。春夏秋汛滥渺茫，至冬水归港道。今湖口入江处。西北则江汉之浊流，南则鄱阳湖之清涨，合流于大江，入于海。”这也就有了后来《饶州府志》的记载：“鄱阳湖乃彭蠡泽之东南隅，延袤数百里。隋以鄱阳山所接，故名”

    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我认为还有重要的一条，那就是鄱阳域名的历史地位。了解江西历史的人都知道，南昌不但是近现代江西的行政中心，也是古代，自公元78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设立江南西道以来的，江南重要政治中心之一。然后，南昌的得名，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立吴芮为长沙王，以豫章之地为其管辖，包括南康、庐陵、宜春、鄱阳、临川、浔阳、豫章这些地方，这时才设南昌县。隋平陈后，南昌县改为豫章县。到唐以后又多次更名。其他如庐陵——今吉安、南野——今南康，浔阳——今九江，都在鄱阳湖形成前更改过县名。庐陵县在东吴时改为高昌县，梁朝改为石阳县；南野为汉时县名，三国分南野立南安县，晋武帝改为南康；浔阳，也是汉时的地名，隋初改为彭蠡县，大业二年改为湓城县……不用多说，江西大多数的县域符号，在历朝历代中，都有过多次更改。独独鄱阳，除王莽时一度叫过短暂的乡亭之外，再就是1957年改为波阳。

    为什么鄱阳的县域符号如此经久不衰呢？除去三国孙吴确定鄱阳为郡，并为后来的州、府辖制打下基础之外，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鄱阳自古以来的经济实力——农业的地位。

    今天，对于“鱼米之乡”的概念，在很多人脑海里都不以为然。因为今天衡量经济实力主要看GDP的人均占有量，并因此而衍生的，以工商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两千多年以前却不是这样，饭稻羹鱼，农本商末，农业是经济的主体。汉以前“江南卑湿”，非常落后，可是自东晋以后，我们的农业生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良田沃野非常肥沃，“亩产在20斛”，一斛是什么概念，十斗为一斛，一斗为十升，一升约1·5市斤，也就是说亩产约300市斤。不但产量多，米谷的质量也高，“稻米之精者如玉”。那时的鄱阳，不少地方是“田畴膏腴，厥稻馨香，饭若凝脂”的所在。又正因为这样，酿酒业也很发达。我还是这样认为，别小看了左思在《吴都赋》中给鄱阳定的八个字：“鄱阳暴谑，中酒而作”，今人听起来有点不顺耳，如果没有鄱阳的经济地位，恐怕也这八个字也出现不了。首先，酿酒要粮食。粮食不足，何以酿酒。其次，你去看看《吴都赋》，除鄱阳在文中出现之外，江西当时还有什么地方在赋中出现过。因此可以断言，鄱阳湖之以鄱阳得名，除了所谓的偶然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鄱阳，在古代的经济文化地位所带来的必然性。由此可见，经济实力的高低，不但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一个民族的存亡，也同样决定了一个县域符号的更改与否。

    鄱阳山

    关于鄱阳山，因为历史是过去，必然会留下许多让后人无法破解的谜。鄱阳山就是鄱阳历史上留下的又一个谜。说到鄱阳山，我对2008年《鄱阳县志》还是比较感动，起码在鄱阳山的问题上有了突破：在山丘目中：“长山，即旧县志所列鄱阳山。”能够以这样肯定的语句大胆释去存疑，这应该是一个飞跃。不过，心存感动之后，对后面的摘引还是有点遗憾。因为紧接着是这样一段：“去县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唐改今名。”当然，这段话是有出处的，可惜只是沿用，并没有去认真比较，关键是忽视了古籍中多次出现的，“鄱阳湖即禹贡彭蠡，隋时始曰鄱阳，以接鄱阳山”的记载，结果以“唐改今名”推翻了“隋时始曰鄱阳”的定论。

    长山就是鄱阳山，虽然古籍没有直接，但有过描述，我在后面会有引证。而现代学者有多个已经作了考证，并予以认定。如江西学者魏嵩山、肖忠华在其合着《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中，就已经肯定地说：“鄱阳山即今鄱阳西北部鄱阳湖中长山，又名强山，因西汉时为历陵县所辖，故名历陵山，力士山乃历陵山所讹，又名石印山。”2005年，当代着名历史地理学家张修桂也在其着述中说：“根据《太平寰宇记》并参照《舆地纪胜》的记载，宋代鄱阳湖的范围大致如下：鄱阳山即今鄱阳县西北鄱阳湖中的长山（又名强山），在宋代已经处在湖中的事实，当时鄱阳湖的北界与今天大体相同。鄱阳湖的东界，在今莲荷山（即莲湖）与鄱阳县城之间，史书记载明确。”

    有哪些史书记载鄱阳湖得名于鄱阳山呢？目前所能见到的地理典籍，最早记载的是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鄱阳湖，湖中有鄱阳山，故名，其湖绵亘数百里，亦名彭蠡湖。”王象之在这里只是说了鄱阳湖得名的原因，却没有说明得名的时间。稍后于王象之的祝穆、祝洙则在《方舆胜览》一书“山川”中点到了石印山，包括鄱阳湖，这里借用了他的福建同乡，北宋徽宗和南宋高宗时的着名学者郑樵，《通志·图经》中的一段，“鄱阳湖，其湖绵亘数百里，中有山。”石印山：“吴时鄱阳历陵山石文理成字。谚云：‘石印启封，天下太平。’”从上面所引的典籍看，鄱阳湖得名，是水浸到鄱阳的山，这些山被水包围后，人们称之为鄱阳山。原因前面已经讲过。至于石印山，原来是三国东吴时发生的一个祥兆。《三国志·吴书》孙皓传中说：“鄱阳言历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凡二十是指字。是二十个什么字呢？“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用白话文说，鄱阳在楚时多是一块一块的小陆地，东吴成了通都大邑。孙权是吴郡富春人，属扬州管辖，他们当皇帝，传到第四世便开始太平了。其实，这是孙皓当政后，由于自己荒淫骄暴，引来了民心的背向，于是便投其所好者，故意制造天书，藉此来蛊惑百姓。那么历陵山又是怎么回事呢？历陵原来也是秦时鄱阳的县域，西汉时设置为历陵县，县治在鄱阳县境内。三国孙吴立鄱阳郡后，为鄱阳郡管辖，南朝刘宋元嘉时废。从此，历陵山为鄱阳县管辖，此外，在《后汉书·郡国志》里有这么几个字：“历陵有傅昜（阳）山。这个傅昜山是不是先叫历陵山，后来又叫鄱阳山？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想。有关历陵山的记载，北宋乐史，在他的《太平寰宇记》里说得比较详细，乐史引《江表传》解释说：“历阳（陵字之误）有石山临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俗传谓之石印。”这段文字说，石印山临水，高百丈。在三十丈的地方，有七个洞孔并列，洞孔中颜色为黄、红两种。乐史这段话中最有价值的是“俗传”两个字，也就是传说大于考证。历陵山如何变成力士山的呢？这就要回到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承手段上来。在我国，不少历史事件都是口头传承下来的，后来，凡正史都以文字形式传播，与正史游离及与统治者认为非正史的，只能是口头传播了。历陵本是消亡了的县，历陵与力士口音相似，历陵变成力士，犹如上坊岭变成上宦岭再变成上官岭一样，而且口头传播远比文字传播影响更大，这也就是石印山被称作为士力山的原因。

    通过上面的文字，我想大家对鄱阳山、历陵山，力士山，石印山基本上有了一点概念。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历代县志的引摘上来。历代县志之所以有这种沿用，根源在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中纂修的《饶州府志》，在这本志的“山川”条中，鄱阳山“去县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唐改今名。”府志当然权威，于是代代相承，贻误后世，又正是这本府志的影响，造成了大清《一统志》在鄱阳山与鄱阳湖得名的笑话。《一统志》一方面说：“鄱阳山在鄱阳县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阳湖中……初名士力山，亦名石印山，唐改今名。”另一方面又说：“鄱阳湖即《禹贡》彭蠡，隋时始曰鄱阳，以接鄱阳山也。”按此逻辑，应该是先有鄱阳湖再有鄱阳山，而不是鄱阳湖以接鄱阳山始曰鄱阳湖了。

    其实，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学者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记要》说得非常清楚：“鄱阳湖即彭蠡湖，在南昌府东北一百五十里，饶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东五里，九江府东南九十里，周边四百五十里……自隋以前概谓之彭蠡，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顾祖禹不但以府治为坐标，将鄱阳湖的轮廓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交待了鄱阳湖得名鄱阳山的时间。至于去县城一百五十里，我想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冬枯时绕道的里程；另一种是以讹传讹，如果去了一百只剩五十，长山不正是鄱阳山。而且在鄱阳湖中，至今还没有比长山更为出名属鄱阳的山，何况色括唐以前的都昌都属鄱阳，长山能不是古代的鄱阳山？

    到过长山的人都知道，在这群湖岛上，不但有唐窑，而且还有洞穴待人探秘。2008年我有幸在长山，聆听到当地一位世居岛上的老者，讲述的一个传说——长山为什么叫犟山：据传，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要赶天下大山做城基，于是惊动了观音大士。观音菩萨体谅到，修长城的人中，有不少是书生参与赶山，于便给每个读书人两把花线拴山，免得这些人受苦。谁知这件事被秦始皇知道了，秦始皇将所有花线收集拢来，织成了一条赶山鞭，并派人赶天下大山。独独这座长山，打了九十九鞭都赶不动，从此叫人们便听它犟山。至今，长山仍留有当时鞭打的痕迹——九十九道洼。除此之外，岛上不但有唐时的窑址，还有一个叫野人外婆洞的洞穴。多悠久的历史，多美丽的传说，难道我们自己还不相信，长山就是鄱阳山吗！我之就长山饶舌，是想借此建议有关部门刻意打造一下长山，大书“鄱阳山”三个大字，并刻碑记录典籍所载，使之成为鄱阳湖的得名之源，以作为鄱阳湖湿地今公园的重要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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